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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的汤显祖《玉茗堂书经讲意》包含了不少乐论文字,汤氏的这些阐说既承认情为音乐的前提,又主张通过礼教对情进行约束,并呈现出明显的推崇理学的倾向,这明显与学界认定的汤显祖"至情观"或"情本体"哲学相抵牾。这一现象起因复杂。经过重新辨正,不难发现先前将"以情反理"作为汤显祖"言情"思想前提的阐释存在疏漏。《牡丹亭》"言情"的初衷实质上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仅可作为文艺观念的讨论范畴,并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