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话语风格的大变是所有读报人都感觉到的。同昨一日迥然不同，同过去三年大跃进迥然不同，现在是用一种与困难的现实相吻合的低调，说着比较实事求是的话题。社论谈国内形势的部分第一次承认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而且全部是谈困难。其实这正是群众在过去的一年多亲身体验着的严峻事实。
社论说，过去的一年是持续大跃进的第三年，也是我国人民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一年。整个工业战线受农业连续两年歉收的影响，除了钢预计可按计划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外，其余仰赖农业原料的轻工业计划和农业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是一九六○年我国遭受特大自然灾害，有九亿亩农田受灾，这是百年不遇的。社论还追报了一九五九年也遭受了六亿亩农田受灾的“旧新闻”。社论号召各条战线支援农业，为渡过农业歉收造成的困难所要采取的措施是：计划用粮，大种蔬菜，大搞其他副食，生产度荒。
可是这篇社论之后，又有九个月之久，新闻媒体不再谈国内形势和经济困难。
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学家何其芳序《不怕鬼的故事》的文章。两年前文事倡议者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谈话中建议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当时只是说说而已，是心气未减时的一点雅兴，用不着真的布置学士们编一本鬼书，因为当时“鬼”之为患尚不足忧。两年后完全不同了，此时不仅不是抒发雅兴的时候，而是需要认真大张旗鼓来讨“鬼”了。建议者在文章末尾亲自加上一段文字说：“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夏季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还特意说明这是追述“一九五九年春季（形势）”。其实明眼人都知这是对一九六一年政治困难的概括。两年前的挑战尚不足虑，现在真可以感觉到“高天滚滚寒流急”的“猖狂进攻”形势。一九五九年的困难之成因，是因缺乏经验而盲目进行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现在一九六一年的困难，则是来自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拗的一九六○年继续大跃进。比起前两年和前一年来，政治、经济的双重困难都更加严重。古代许多“不怕鬼”的故事之能用于今天，说明仍是士气可用之时。诗人何其芳对故事的解说达到哲学家的深度：鬼本无，人之怕鬼是因为心里有鬼。
可是老百姓感到最艰难的还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经济困难。农村的困难向城市蔓延，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打一九五九年年初起就紧张起来，到四月粮食也减少供应。国民中最受优待的大学生，由放开肚皮吃忽然减为月定量二十八斤，但肉还能保证月定量一点五斤，油仍能月供半斤。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困难还没有跌入谷底，所以一九六○年仍然有力气“反右倾”和“继续跃进”，仍能进行这样不计经济成本的政治战役。
用“反右倾”和“继续跃进”来应对一九五九年的政治困难，其代价极其昂贵而沉重，最终是陷于更为严重的政治、经济的双重困难。一九六○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只完成四百一十五亿元，比已经大幅度下降的一九五九年又下降12.6%。粮食产量仅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减产五百三十亿斤，下降15.6%。棉花产量二千一百二十六万担，减产一千二百九十二万担，下降37.8%。油料产量三千四百零五万担，下降50.9%。粮棉产量降到了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一九四九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五百五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下降9%。一九六○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一九五七年下降13.6%。全年人均消费量粮食由四百零六点一二斤降到三百二十七点二四斤，下降19.4%，其中农村由四百零九斤降到三百一十二斤，下降达23.7%。全年猪肉供应由人均十点一五斤降到三点零六斤，下降69.9%，其中农村由八点七斤降到二点四四斤，下降72%。食油下降到三点七斤，比一九五九年减少18%（《大跃进狂澜》，谢春涛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201—204页）。
到一九六一年初经济困难到了人心恐慌的程度，就连不算困难的广州市也只能向市民供应：月均粮食二十斤，食油二两，煤油一两，年供布票二点一尺。肉类基本没有供应。
正是这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得一九六一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开始承认它并正视它。但此次之后，新闻媒体又都不再公开谈论它，又一次集体失语九个月之久。直到《人民日报》当年的国庆社论，才第二次谈到经济困难，与九个月前的元旦社论内容是一样的，只有一点不同，就是把“两年自然灾害”的提法改为“三年自然灾害”。社论说：我国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的减产，影响到轻工业、重工业、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
困难终于迫使大跃进停下来，并使经济调整得以顺利进行。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调低工业发展速度，全党全国，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积极开发其他替代食品的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其次是调整农村各项政策，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推广包工、包成本、包产、超额有奖的“三包一奖”，反对大跃进以来的“高指标”动员法。全年宣传主题之一，就是提倡领导者下去调查研究，因为主观主义是来自于不了解下情。其实这恰恰反映了自反右派和反右倾以后，言路和民情上达渠道的堵塞，而自下而上的开放言路比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更为重要。至于本来就生活在生产实际之中的基层领导，是了解情况的，所以他们提出“高指标”就不是主观主义的问题，而是邀宠哗众的机会主义。只要机会主义受赏、说真话办实事遭罚的局势没变，调查研究又能了解到多少真情呢？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不少地方出现了后来被批判为“三自一包”的自发的经济调整活动。安徽等省区不少地方的农村，在受到鼓励或默许之下，实行了自发的“包产到户”的改革试验。不少公社自发扩大了社员的“自留地”耕种，不少厂矿企业自发实行了“自负盈亏”的经营责任制。而全国各地开放“自由市场”，则都是奉到公开政策指示的。到一九六二年，沈阳市举办了十八省市一千七百多个单位参加的“物质交流大会”，交易额达四千六百多万元，交易品主要是土产杂品、小百货、小五金和小机具。“物质交流大会”是一个特撰的新名词，是显示要与“自由市场”划清界限的。“物质交流大会”这个词，中经“文革”十年，一直沿用到新时期最初几年。其实参加“物质交流大会”的主体，与“自由市场”的主体是一样的，既有公法人，也有私人小生产者。湖南省浏阳县普迹镇恢复传统八月庙会，在农历八月七日到十六日（公历九月五日到十四日）举办了全省规模最大的集市贸易，参加者有公社、生产队、手工业合作社、农村供销社和农民社员（《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二版）。
一九六一年一种名为“神仙会”的、温和的、带有平等讨论性质的思想交流方式大为兴行，并扩大运用于政策时事、学术问题的讨论。“神仙会”实行“三自”方针，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九三学社和天津市民盟试行了几次“神仙会”，给了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一起自由表达思想的机会，效果良好（《人民日报》一九六○年五月十六日七版）。
继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根据国庆特赦令释放第一批战犯三十三人之后，一九六○年十一月又释放第二批战犯五十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三次特赦六十八人。各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根据上级指示，这次也给三百七十多名右派摘帽（《人民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一版。以下一九六一年内容只注明月、日、版面）。这些重获政治权利的前敌对分子，全部安排工作，不少人还当了政协委员，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对在反右倾斗争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政治气氛趋向于宽松，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渐渐活跃起来。
聂荣臻于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主持写出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对大跃进以来的种种做法提出了批评。“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是走‘白专道路’。”要求他们“用很多的时间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在日常工作中，也经常地频繁地进行政治排队”，如同反右运动中一样。
对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在政策上的网开一面，引发了对全体知识分子的政策调整。广东这一次是走在全国前列的，省委书记陶铸自九月底起，连续五次召开了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广东省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和中南地区五省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代表省委和中南局向一九五八年思想批判运动以来错批的知识分子赔礼道歉，主张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白专道路”的帽子。十月上旬，他还对省文教领导小组做了一个“口惠实至”的指示：确定一个两千人的高级知识分子名单，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起，每月补助食油一斤、粮十斤。再选出一个两百人名单，享受厅局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待遇。明年一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争鸣园地等等。
陶铸的“脱帽”之举，是恢复这些年来被打入另类的知识分子享有同志的平等政治地位与权利。那“口惠实至”的指示，则是高于同志的“特权”了。这虽不是法治所为，但有如此一个开明的人治，就足以令“许多与会者痛哭流涕”。陶铸的举措引起两种反应，这为日后的反复埋下了伏笔。
正面的反应是：“众教授表示是枯木逢春。”“表示今后对党要鞠躬尽瘁。”“知识分子也要检查自身的不足，要更好地改造自己，才能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党给足了知识分子面子，我们也该想想自己是否称得上是国家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脱不去“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味。
负面的反馈同样有力：这是“过高估计了知识分子的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提法应该是一顶帽子，平时就装在我们的衣袋里，需要时就给他们戴上”。不再提它，这“是否牺牲了原则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又翘尾巴了，又讲怎样对待我们的学术地位等等，什么狗屁都放出来。”这是左派的反应，出自对知识分子的偏见，道理不多。还有来自工农大众的反应，“知识分子凭什么特殊化？”他们的平等主义情绪是谁也不能漠视的，而且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毕竟，南国的春天挡不住地来了。次年春意更浓，二三月间，两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全国性会议在广州开幕。一个是“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一个是“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会上的话语，人们津津乐道几十年。七月，中山大学名教授陈寅恪摔断腿。陶铸让他享受了省级干部的待遇，配三个半护士护理，再配每月鸡鱼蛋油水果价值一百多元的免费特供。后勤人员早就对陈教授的特殊化有意见，甚至为之拍过桌子。这一次是在困难岁月，群众议论更多：“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时当一九六三年七月，此时已经开始讲阶级斗争了。中山大学副书记向陶铸反映了群情群议。陶铸顶住了群议，说：“陈先生，七十四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也不去，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才华，一定给你三个护士。”工农干部不懂陈寅恪的学术价值，而作为也能飞笔走墨的散文作者的陶铸懂。当然作为高级干部，他更懂陈寅恪对于统一战线的政治价值，所以他几次讲“千金市骨”的典故。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开春，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一个难得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宽松期，许多人焕发了新的创造力。连一向不问政治、闭门谢客的陈寅恪，也为两位政要（胡乔木、陶铸）的过访而写下难有的好心境：
南国有情花处处，
东风无恙月年年。（《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
社论说，过去的一年是持续大跃进的第三年，也是我国人民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一年。整个工业战线受农业连续两年歉收的影响，除了钢预计可按计划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外，其余仰赖农业原料的轻工业计划和农业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是一九六○年我国遭受特大自然灾害，有九亿亩农田受灾，这是百年不遇的。社论还追报了一九五九年也遭受了六亿亩农田受灾的“旧新闻”。社论号召各条战线支援农业，为渡过农业歉收造成的困难所要采取的措施是：计划用粮，大种蔬菜，大搞其他副食，生产度荒。
可是这篇社论之后，又有九个月之久，新闻媒体不再谈国内形势和经济困难。
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学家何其芳序《不怕鬼的故事》的文章。两年前文事倡议者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谈话中建议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当时只是说说而已，是心气未减时的一点雅兴，用不着真的布置学士们编一本鬼书，因为当时“鬼”之为患尚不足忧。两年后完全不同了，此时不仅不是抒发雅兴的时候，而是需要认真大张旗鼓来讨“鬼”了。建议者在文章末尾亲自加上一段文字说：“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夏季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还特意说明这是追述“一九五九年春季（形势）”。其实明眼人都知这是对一九六一年政治困难的概括。两年前的挑战尚不足虑，现在真可以感觉到“高天滚滚寒流急”的“猖狂进攻”形势。一九五九年的困难之成因，是因缺乏经验而盲目进行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现在一九六一年的困难，则是来自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拗的一九六○年继续大跃进。比起前两年和前一年来，政治、经济的双重困难都更加严重。古代许多“不怕鬼”的故事之能用于今天，说明仍是士气可用之时。诗人何其芳对故事的解说达到哲学家的深度：鬼本无，人之怕鬼是因为心里有鬼。
可是老百姓感到最艰难的还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经济困难。农村的困难向城市蔓延，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打一九五九年年初起就紧张起来，到四月粮食也减少供应。国民中最受优待的大学生，由放开肚皮吃忽然减为月定量二十八斤，但肉还能保证月定量一点五斤，油仍能月供半斤。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困难还没有跌入谷底，所以一九六○年仍然有力气“反右倾”和“继续跃进”，仍能进行这样不计经济成本的政治战役。
用“反右倾”和“继续跃进”来应对一九五九年的政治困难，其代价极其昂贵而沉重，最终是陷于更为严重的政治、经济的双重困难。一九六○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只完成四百一十五亿元，比已经大幅度下降的一九五九年又下降12.6%。粮食产量仅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减产五百三十亿斤，下降15.6%。棉花产量二千一百二十六万担，减产一千二百九十二万担，下降37.8%。油料产量三千四百零五万担，下降50.9%。粮棉产量降到了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一九四九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五百五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下降9%。一九六○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一九五七年下降13.6%。全年人均消费量粮食由四百零六点一二斤降到三百二十七点二四斤，下降19.4%，其中农村由四百零九斤降到三百一十二斤，下降达23.7%。全年猪肉供应由人均十点一五斤降到三点零六斤，下降69.9%，其中农村由八点七斤降到二点四四斤，下降72%。食油下降到三点七斤，比一九五九年减少18%（《大跃进狂澜》，谢春涛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201—204页）。
到一九六一年初经济困难到了人心恐慌的程度，就连不算困难的广州市也只能向市民供应：月均粮食二十斤，食油二两，煤油一两，年供布票二点一尺。肉类基本没有供应。
正是这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得一九六一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开始承认它并正视它。但此次之后，新闻媒体又都不再公开谈论它，又一次集体失语九个月之久。直到《人民日报》当年的国庆社论，才第二次谈到经济困难，与九个月前的元旦社论内容是一样的，只有一点不同，就是把“两年自然灾害”的提法改为“三年自然灾害”。社论说：我国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的减产，影响到轻工业、重工业、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
困难终于迫使大跃进停下来，并使经济调整得以顺利进行。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调低工业发展速度，全党全国，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积极开发其他替代食品的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其次是调整农村各项政策，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推广包工、包成本、包产、超额有奖的“三包一奖”，反对大跃进以来的“高指标”动员法。全年宣传主题之一，就是提倡领导者下去调查研究，因为主观主义是来自于不了解下情。其实这恰恰反映了自反右派和反右倾以后，言路和民情上达渠道的堵塞，而自下而上的开放言路比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更为重要。至于本来就生活在生产实际之中的基层领导，是了解情况的，所以他们提出“高指标”就不是主观主义的问题，而是邀宠哗众的机会主义。只要机会主义受赏、说真话办实事遭罚的局势没变，调查研究又能了解到多少真情呢？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不少地方出现了后来被批判为“三自一包”的自发的经济调整活动。安徽等省区不少地方的农村，在受到鼓励或默许之下，实行了自发的“包产到户”的改革试验。不少公社自发扩大了社员的“自留地”耕种，不少厂矿企业自发实行了“自负盈亏”的经营责任制。而全国各地开放“自由市场”，则都是奉到公开政策指示的。到一九六二年，沈阳市举办了十八省市一千七百多个单位参加的“物质交流大会”，交易额达四千六百多万元，交易品主要是土产杂品、小百货、小五金和小机具。“物质交流大会”是一个特撰的新名词，是显示要与“自由市场”划清界限的。“物质交流大会”这个词，中经“文革”十年，一直沿用到新时期最初几年。其实参加“物质交流大会”的主体，与“自由市场”的主体是一样的，既有公法人，也有私人小生产者。湖南省浏阳县普迹镇恢复传统八月庙会，在农历八月七日到十六日（公历九月五日到十四日）举办了全省规模最大的集市贸易，参加者有公社、生产队、手工业合作社、农村供销社和农民社员（《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二版）。
一九六一年一种名为“神仙会”的、温和的、带有平等讨论性质的思想交流方式大为兴行，并扩大运用于政策时事、学术问题的讨论。“神仙会”实行“三自”方针，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九三学社和天津市民盟试行了几次“神仙会”，给了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一起自由表达思想的机会，效果良好（《人民日报》一九六○年五月十六日七版）。
继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根据国庆特赦令释放第一批战犯三十三人之后，一九六○年十一月又释放第二批战犯五十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三次特赦六十八人。各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根据上级指示，这次也给三百七十多名右派摘帽（《人民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一版。以下一九六一年内容只注明月、日、版面）。这些重获政治权利的前敌对分子，全部安排工作，不少人还当了政协委员，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对在反右倾斗争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政治气氛趋向于宽松，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渐渐活跃起来。
聂荣臻于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主持写出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对大跃进以来的种种做法提出了批评。“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是走‘白专道路’。”要求他们“用很多的时间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在日常工作中，也经常地频繁地进行政治排队”，如同反右运动中一样。
对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在政策上的网开一面，引发了对全体知识分子的政策调整。广东这一次是走在全国前列的，省委书记陶铸自九月底起，连续五次召开了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广东省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和中南地区五省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代表省委和中南局向一九五八年思想批判运动以来错批的知识分子赔礼道歉，主张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白专道路”的帽子。十月上旬，他还对省文教领导小组做了一个“口惠实至”的指示：确定一个两千人的高级知识分子名单，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起，每月补助食油一斤、粮十斤。再选出一个两百人名单，享受厅局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待遇。明年一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争鸣园地等等。
陶铸的“脱帽”之举，是恢复这些年来被打入另类的知识分子享有同志的平等政治地位与权利。那“口惠实至”的指示，则是高于同志的“特权”了。这虽不是法治所为，但有如此一个开明的人治，就足以令“许多与会者痛哭流涕”。陶铸的举措引起两种反应，这为日后的反复埋下了伏笔。
正面的反应是：“众教授表示是枯木逢春。”“表示今后对党要鞠躬尽瘁。”“知识分子也要检查自身的不足，要更好地改造自己，才能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党给足了知识分子面子，我们也该想想自己是否称得上是国家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脱不去“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味。
负面的反馈同样有力：这是“过高估计了知识分子的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提法应该是一顶帽子，平时就装在我们的衣袋里，需要时就给他们戴上”。不再提它，这“是否牺牲了原则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又翘尾巴了，又讲怎样对待我们的学术地位等等，什么狗屁都放出来。”这是左派的反应，出自对知识分子的偏见，道理不多。还有来自工农大众的反应，“知识分子凭什么特殊化？”他们的平等主义情绪是谁也不能漠视的，而且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毕竟，南国的春天挡不住地来了。次年春意更浓，二三月间，两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全国性会议在广州开幕。一个是“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一个是“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会上的话语，人们津津乐道几十年。七月，中山大学名教授陈寅恪摔断腿。陶铸让他享受了省级干部的待遇，配三个半护士护理，再配每月鸡鱼蛋油水果价值一百多元的免费特供。后勤人员早就对陈教授的特殊化有意见，甚至为之拍过桌子。这一次是在困难岁月，群众议论更多：“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时当一九六三年七月，此时已经开始讲阶级斗争了。中山大学副书记向陶铸反映了群情群议。陶铸顶住了群议，说：“陈先生，七十四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也不去，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才华，一定给你三个护士。”工农干部不懂陈寅恪的学术价值，而作为也能飞笔走墨的散文作者的陶铸懂。当然作为高级干部，他更懂陈寅恪对于统一战线的政治价值，所以他几次讲“千金市骨”的典故。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开春，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一个难得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宽松期，许多人焕发了新的创造力。连一向不问政治、闭门谢客的陈寅恪，也为两位政要（胡乔木、陶铸）的过访而写下难有的好心境：
南国有情花处处，
东风无恙月年年。（《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