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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莫斯科对华政策，分取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两途。尽管就立场而言，应有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别，但由于二者领导人多有重合，且苏俄及俄共在共产国际中地位超然，苏俄更为共产国际重要利益之所在，以致苏俄和共产国际在对华政策上， 虽具体有别， 但根本无异， 即推动中国赤色共产主义革命及实现“东进”外交， 共同服务于固己削敌之根本原则。
【关键词】共产国际;两个中心;苏俄政府;利益;莫斯科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2-0067-07
共产国际、联共（布），包括之前的俄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开放以来，便是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尽管众多的研究多将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及其背后主导者联共（布）视为影响中国革命的同一因素，甚至将这几者笼统以莫斯科指代，①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在中共成立前后分持世界主义、民族主义的截然立场。②不同观点意味着研究的空间。实际上，不仅后一观点值得商榷，而且将共产国际、苏俄政府、联共（布）作为整体似乎从一开始便是作为不言自明和理所当然的事实存在。③至于这一观点何以存在，却并无具体的研究和考证。本文即拟就中共成立前后莫斯科对华的两条渠道——共产国际、联共（布）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认为共产国际、苏俄政府二者泾渭分明的观点表达个人的看法。
据《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中言，由于第二国际破产，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联盟”旗帜下勾结起来，背叛社会主义的政党企图联合“释怨”，随着革命经验的丰富和革命运动的国际化，以俄国为首的数国共产党遂“倡议将讨论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提上日程。④从第三国际成立初衷看，显然带有鲜明的国际主义色彩。然而，从共产国际成立时机看，难免又寄托了苏俄国家利益之需要。尽管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主张“同时胜利论”方面存在争议，⑤但共产主义革命将至少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的观点，⑥直接影响着俄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看法。嗣后，尽管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俄共开始执掌政权，但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共领导人均承认，在一个国家内，不可能“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而“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①显然，在苏维埃俄国已经成立的背景下，共产国际具有特殊的保障性意义。
与此同时，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百业待举和“其余世界都是资产阶级国家”②的战争潜因，让俄共领导人“切身感到需要和平，同所有国家建立正常的睦邻关系和具有成果的合作”。③保障国内建设需要和平，争取最终胜利离不开革命，互相冲突的条件落实于既争取和平，又运动革命的现实取径，共产国际、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遂各有所司，并形成苏俄对外交涉的两个主要渠道。
苏俄政府之外交人民委员部致力于谋求和平，共产国际专注于运动革命。外交以促成各国承认为要務，意味着苏俄必须适应“现存的世界关系”，④而共产国际则以在世界范围内运动革命为己任，意味着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此间二者直接目标显然相互冲突，这一冲突，甚至被认为是“造成苏联外交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的根源之一”，⑤但将此种冲突归结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对立，似有武断嫌疑。
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对华交涉采取不同渠道，此点俄共并不讳言。1923年1月4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决定资助国民党问题时，即提出“资助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因为工作是按共产国际的渠道进行的”。⑥有论者指出，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明显有别，体现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并认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将此概括为莫斯科对华政策上的“两个中心”：俄国利益中心和世界革命中心。⑦这种论述明显体现出“两个中心”与“两条渠道”的对应，但此种对应，既曲解了马林的本意，也未必符合史迹。
1922年9月，马林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特别是向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拉狄克”报告工作，在与拉狄克言谈之中，马林看出“他们对那里的军事问题比对宣传工作更感兴趣，那时，我心中已经怀疑有两条路线，两个中心（正在形成），即俄国利益中心和革命中心”。⑧不难看出，所谓“两个中心”，在马林原意，或是共产国际内部存在“两个中心”，或是莫斯科存在“两个中心”，但勿论何者，与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均不构成对应。
实际上，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俄政府，其对华政策之立场，为其组成人员或言领导者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价值取向之体现，且其领导者有重合，价值取向不一，虽有囿于职能各异而形成的倾向，但难言存在以渠道不同为划分的立场。就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固然提倡国际主义，但其思想体系过于丰富，而时势又太过复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很少能达成一致”。⑨故俄共党内，长期存在左、中、右各翼之理论纷争，立场难以统一，共产国际包含各国成员党，更兼有俄共不同主张之人员掺杂其间，立场主张之差异犹有过之。
不仅如此，即便同一人之主张，在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眼中，亦呈现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差别。以象征国际主义而著称并曾提出“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连续的、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方程式”①的列宁，在1918年与同盟国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因态度坚决，以致在会上无法得到多数人支持，更被乌里茨基指责是从“俄国的观点而不是国际主义的观点”来考虑问题。②甚至列宁在是否需要以战争推动国际革命的问题上公开声称：“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已经推翻国内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给予援助，不过援助的方式应该量力而定。”③在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面前给予援助需要量力而行，尽管现在看来合情合理，但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时所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④相较而论，显然意味着在国际利益与苏俄利益的博弈中有所保留，其中或多或少体现出民族主义倾向，而列宁无论在俄共党内或是在共产国际内，均极具威信，某些意见更是能一锤定音。 故国际主义、民族主义之矛盾，或者说俄国利益中心、世界革命中心之对立，或仅与时人个别观点相关，而与莫斯科对华外交的两条渠道：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并不构成对应关系。
由于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长期身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在对华渠道上的混淆。尽管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其他领导似并无逾越之举，甚至意图与苏俄有所区分，⑤但俄共在共产国际任职之党员，对此界限并不看重。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在1923年1月13日和26日，⑥就曾分别以一信同致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俄共中央委员拉狄克、外交人民委员部契切林、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等;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在4月4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的同时，又以报告主要内容致信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利金更是在其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的报告中，指责共产国际书记处建立“中心联络站”的组织前提——“独立于所有苏联驻外机构”是错误的。⑦
既然俄共与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多有重合，且共产国际执委会设在莫斯科，则二者自难以形成楚河汉界之分。俄共、共产国际内部理论之争不胜其烦，更难言各自表现出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的单一趋向。实际上，对于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交缠及其对华政策实际中的迂绕，“两条渠道”的说法恐更能反映实情。
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前者运动革命，后者谋求和平，意图根本对立，取径互相矛盾，本应壁垒分明，实则关系密切，美国学者赫尔穆特·格鲁伯甚至认为，二者“合而为一”，⑧但是，无论是将之彼此割裂，或是认为二者不分彼此，均与历史不符，甚至相去甚远。实际上，分析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之政策，必须考量苏俄政府及俄共自共产国际成立起，便在其中所具有的某种超然地位。
从表面上看，尽管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国际共产党人集体组织，但实际上，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政治局讨论批准”，①西班牙学者费尔南多·克劳丁亦认为，执行委员会设在莫斯科，“这个机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资金主要依靠苏联提供”，②在苏联成立之前，自然由苏俄提供。在张国焘回忆中，维经斯基曾言：“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尽管需经多数通过才算有效，但维经斯基亦明言俄共具有领导地位，尽管维经斯基尚指出，俄共“绝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③但此种保证显然毫无实效。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以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威望，“包揽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职位，掌握了执行委员会所具有的非凡的权力”，④对此，各国共产党代表虽多视而不见，但多少有所察觉。季诺维也夫坦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实际上“曾是一个俄国组织”。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共产国际章程时，荷兰代表怀恩科普对章程第8条发表意见，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中的主要部分，由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那个国家的共产党承担”的规定，会造成执行委员会事实上变成俄国执行委员会而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因为他国代表“只能从俄国得到一些情报”，遂不得不“追随俄国执行委员会”。德国代表莱维亦赞同道，其他国家代表从“来到俄国那天起，他就只能使用俄国同志所拥有的那些情报来源”。拉狄克对此则并不反驳，而仅指出在其他任何国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⑥显然，在拉狄克看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所在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系理所当然。有意思的是，尽管怀恩科普、莱维等人认为执行委员会设在苏俄，便不得不追随俄共，但对执委会变成“俄国执行委员会”一事，却并无原则性反对，甚至明表赞成之意。
不久，曾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了一本题为《莱维博士的道理——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道路》的小册子，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西方革命任務一窍不通和过分关心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特殊权益”，并认为“设法使第三国际在政治上摆脱俄国国家政策体系，乃是我们为实现西欧革命前提而必须达到的目标”。面对此种责难，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做了耐人寻味的回应：“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或者在别的任何地方）取得胜利，我们把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转到柏林去的时候，我们就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⑦不难看出，季诺维也夫不但未曾否认第三国际在政治上带有俄国国家政策体系这一观点，甚至与拉狄克一样，流露出理所当然的态度。在随后的讨论中，除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赫姆佩尔依然坚持小册子中的观点外，其他人员对于共产国际所具有的“苏俄烙印”，或视而不见，或不以为意，波兰共产党代表米哈拉克更直接指出，“俄国苏维埃政权就是我们的政权。在苏维埃俄国及其任务与国际的任务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区别和任何矛盾。谁不这样认为，谁就不是共产党人。”①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时，对共产国际是苏俄工具的指责，仅驳论称，共产国际和苏俄难分主副，“好比一个楼房的地基和屋顶”，相辅相成。②以前情度之，此一观点，在共产国际中相当普遍。
从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实际情况来看，究竟有多少决议由俄共党人起着决定性作用、有多少分歧最终以俄共领导人观点为准，在数量上自然难以统计。但此时在国际共运中最具威信的列宁、托洛茨基等，均为俄共党人，此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明确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中的主要部分，由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那个国家的共产党承担”，由此可知，俄共在共产国际中影响显然不小。从人员构成上来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由所在地国家指派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五人参加，“10-13个最重要的共产党，各派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③即便不论领袖权威的因素，俄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表决权已占1/3。而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委员会五人小组，其中主席、副主席、书记，均为俄共代表，且人数居多，显然“包揽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职位”。 在研究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的关系上，某个一点即明的关键能让人对苏俄在共产国际中的超然地位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体悟：根据《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包括“向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下达具有约束力的指示”，④换句话说，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具有直接干涉各成员党的权力，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致已加入和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无产阶级组织的信》中，即明言“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九个月以来，执行委员会直接干预了若干国家政党的斗争与分裂”，并言称“在大会闭幕期间，执行委员会有权处理一切事务，它的决定必须得到执行”。⑤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更控告布兰德勒、塔尔海默、拉狄克等俄共党员在其党组织内部“从事派别活动”。⑥从理论上而言，共产国际具有控制苏俄的合法性权力，但苏俄政府之政策，向为他国共产党员难以插手之“禁地”。其原因，即因苏俄政府和俄共在共产国际内地位超然，仅有政策输出而他人难以染指其内。
俄共在共产国际能有此超然地位，原因自然极其复杂，但起码包括心理和利益两方面的因素。具体而言，俄国革命所具有的“共产国际大钟”⑦作用带来的情感震服功不可没，而苏俄利益与共产国际利益的一致性，更为打消其他国家疑虑的决定性因素，也正因此，共产国际“从成立开始，自然而然地就处于俄国共产党”领导之下。⑧
共产国际试图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俄国作为第一个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二者之利益，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捆绑而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拉狄克指出，苏俄作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其对外政策，“是共产国际纲领的一部分”。意大利代表格拉齐亚德伊进一步强调，“不能把第三国际与俄国苏维埃政府分开，只有苏维埃政府的胜利，才能给第三国际打下基础，才能使第三国际取得成就。”①不难看出，不仅苏俄政府之政策与共产国际政策立场趋同，共产国际与苏俄，在部分国家共产党人心中，更是成败偕同，密不可分。或许正是因此，才有了各国共产党人明知共产国际执委会具有苏俄色彩却彼此心照不宣，甚至不以为然。
共产国际、苏俄政府的对外政策手段固然矛盾，目的并无二致，苏俄的巩固和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处于同一利益天平之上，甚至苏俄的存在，是共产国际的基础和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动力”。尽管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究竟是否源自列宁的问题上，不仅斯大林、 托洛茨基等人各执一词，学界亦观点不一。②但从列宁的论著来看，在其晚年，确实对共产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进行了反思，能否建成暂且不论，可以建设却已被肯定，苏俄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当然，造成共产国际主要政策立场在国际主义本位和苏俄利益本位两者之间无法定论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缺乏一种在重要程度上能够与苏维埃俄国对共产国际的意义相抗衡，并需要取其一者的矛盾因素。利益一致且缺乏取舍，单言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取国际主义或民族主义立场，自然仁智各见。
也正因苏维埃俄国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其存在本身即与共产国际利益相符，可谓苏俄政府领导人和各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心理支柱。所以，在1924年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既没有从经验方面也没有从理论方面论证”过的“不容置辩的真理”时，③才会较为顺利地得到各国共产党的支持。
共产国际与苏俄利益的重合，既决定了难以用俄国利益中心、世界革命中心与之对应，更决定了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对外政策的看似对立，实则统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告世界工人书》中，曾号召各国无产阶级采取各种手段，达到“协约国不干涉苏维埃俄国内政”“承认苏维埃政权”“恢复外交关系”④等要求。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同样要求“各国工人、受剥削和受奴役的人们”，“在道义上、经济上和政治上表现出对苏维埃俄国最积极的声援”。⑤以国际共运促进苏俄外交，为后者创造建设所需的和平国际环境，此间无疑反映出共产国际对苏俄外交政策的配合，在对华问题上亦是如此。1922年12月，马林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汇报中国问题时指出，中共同志在“最近四个月”的活动之一包括：在汉口和北京“成立了旨在加强中俄两国紧密联系的机构。这两个中心城市向全国散发了传单和宣言，以求建立同俄國的正式友好关系”。1923年1月4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则不仅讨论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问题”，亦决定“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工作。⑥在体现越飞、马林关于中国问题共同看法的一份文件中亦提到，“如果没有俄国外交政策的配合，仅仅让共产国际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够有力的”。⑦
在利益一致和俄共对共产国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革命与外交不断趋近乃至相互配合，无疑是最佳且不可避免的选择，由此也直接导致共产国际历史上的转折点与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转折点，总是“同时出现”⑧这一现象。实际上，共产国际成立初期，“俄国观点”便大大影响了共产国际的政策，1919—1920年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即根据“十月革命要存在下去就得把革命迅速扩展到西方”而来，1921年共产国际的“全面退却”，也是“俄国革命面临新的国际形势这一事实的强烈影响下决定的”。①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出于维护苏俄同凯末尔的盟约、俄英贸易协定等原因，大会避而不谈殖民地问题，更充分体现了共产国际策略本质上对苏俄政府的支援作用。②对中国而言，“推动中国赤色共产主义革命及实现‘东进’外交”，实为莫斯科对华政策之“双翼”。③共产国际与外交人民委员虽因分工不同而有所侧重，但难言存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价值取向。
莫斯科对华政策，分取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两条渠道，一主革命，一求和平，貌似存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对立。但是，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不仅利益上重合，组织上人员构成亦是如此，故其渠道虽分，但目的无二。其对华政策之“双翼”，本质即“固己削敌”：以反对资本主义，维护苏俄利益为旨归。由此，本应强调“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④的共产国际，才会致力于扶持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运动，而不论殖民地民族“是否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自己的宗教信仰”。⑤布哈林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曾言，如果魔鬼站出来反对帝国主义这个“瘟神”，“那我们就应该感谢魔鬼”。⑥职是之故，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甚至有穆斯林革命组织的代表参与发言。⑦ 不难看出，只要反对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对于民族革命的“阶级内容并不是很关心”。⑧民族与殖民地问题，遂被纳入帝国主义问题之中，“直接属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内容之一，⑨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一般理论问题，亦形成具体内容：“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⑩故所谓莫斯科对华政策所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分野，其实仅为固己削敌双管齐下之要求。
对于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之关系，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雅各布斯认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有迹象表明：新组成的共产国际不仅将成为一个传播革命的机构，而且要维护俄国对这场国际运动的控
制”。西班牙学者费尔南多·克劳丁则指出，尽管陶里亚蒂以列宁一战初期即提出建立第三国际的事实，打击“说共产国际只不过是苏维埃国家的工具的恶意中伤”，但列宁生前已经创造了将共产国际变成苏联工具的条件。当然，这种条件，并非列宁刻意而为，而是苏俄与共产国际利益一致及俄共在共产国际内的超然地位所致。
①如《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指出：苏联外交机制虽由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共同运行，然而后者实际上在思想、政治、组织及财政等方面均处于联共（布）中央的严密控制之下，并且“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决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玉贞研究员直接指出共产国际“从来没有站在违背苏俄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②卢刚：《1919—1923年莫斯科对华政策“两个中心”的形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
③楊泰龙：《莫斯科与中国农民运动（1921—1927）》，中山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7年。
④戴隆斌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⑤周作芳：《“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研究述评》，《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9页。
①《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319页。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李可夫文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
③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部分教师译：《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④《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页。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87页。
⑦卢刚：《1919—1923年莫斯科对华政策“两个中心”的形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⑨〔美〕斯蒂芬·F·科恩著，徐葵、倪孝铨等合译：《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①《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41页。
② 〔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著，高德平译：《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
③〔苏〕索波列夫等著，吴道弘等译：《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0页。
④戴隆斌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⑤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84页。
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92、206页。
⑦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39、242、84页。
⑧〔美〕赫尔穆特·格鲁伯著，达洋译：《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页。
②〔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120页。
④《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第105页。
⑤戴隆斌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6页。
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 第526、528页。
⑦戴隆斌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1卷，第185、196页。
②童建挺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4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第30卷，第681页。
④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第30卷，第681页。 ⑤ 《国际共产主义历史运动文献》 第31卷， 第6页。
⑥戴隆斌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页。
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第 31卷， 第399页。
⑧〔奥地利〕尤里乌斯·布劳恩塔尔著，杨寿国等译：《国际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
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第215、222页。
②周作芳：《“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研究述评》，《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③ 《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第55页。
④戴隆斌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獻》第29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页。
⑤童建挺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1～602页。
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83、186～187页。
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404页。
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1页。
①《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第102页。
②《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第228～229页。
③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国民党与中俄交涉（1922—192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页。
⑤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 第107页。
⑥《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85～386页。
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第32卷， 第294页。
⑧《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80页。
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⑩徐正明、许俊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美〕丹尼尔·雅各布斯著，殷罡译：《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第84页。
【关键词】共产国际;两个中心;苏俄政府;利益;莫斯科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2-0067-07
共产国际、联共（布），包括之前的俄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开放以来，便是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尽管众多的研究多将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及其背后主导者联共（布）视为影响中国革命的同一因素，甚至将这几者笼统以莫斯科指代，①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在中共成立前后分持世界主义、民族主义的截然立场。②不同观点意味着研究的空间。实际上，不仅后一观点值得商榷，而且将共产国际、苏俄政府、联共（布）作为整体似乎从一开始便是作为不言自明和理所当然的事实存在。③至于这一观点何以存在，却并无具体的研究和考证。本文即拟就中共成立前后莫斯科对华的两条渠道——共产国际、联共（布）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认为共产国际、苏俄政府二者泾渭分明的观点表达个人的看法。
一、两个中心还是两条渠道
据《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中言，由于第二国际破产，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联盟”旗帜下勾结起来，背叛社会主义的政党企图联合“释怨”，随着革命经验的丰富和革命运动的国际化，以俄国为首的数国共产党遂“倡议将讨论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提上日程。④从第三国际成立初衷看，显然带有鲜明的国际主义色彩。然而，从共产国际成立时机看，难免又寄托了苏俄国家利益之需要。尽管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主张“同时胜利论”方面存在争议，⑤但共产主义革命将至少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的观点，⑥直接影响着俄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看法。嗣后，尽管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俄共开始执掌政权，但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共领导人均承认，在一个国家内，不可能“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而“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①显然，在苏维埃俄国已经成立的背景下，共产国际具有特殊的保障性意义。
与此同时，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百业待举和“其余世界都是资产阶级国家”②的战争潜因，让俄共领导人“切身感到需要和平，同所有国家建立正常的睦邻关系和具有成果的合作”。③保障国内建设需要和平，争取最终胜利离不开革命，互相冲突的条件落实于既争取和平，又运动革命的现实取径，共产国际、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遂各有所司，并形成苏俄对外交涉的两个主要渠道。
苏俄政府之外交人民委员部致力于谋求和平，共产国际专注于运动革命。外交以促成各国承认为要務，意味着苏俄必须适应“现存的世界关系”，④而共产国际则以在世界范围内运动革命为己任，意味着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此间二者直接目标显然相互冲突，这一冲突，甚至被认为是“造成苏联外交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的根源之一”，⑤但将此种冲突归结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对立，似有武断嫌疑。
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对华交涉采取不同渠道，此点俄共并不讳言。1923年1月4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决定资助国民党问题时，即提出“资助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因为工作是按共产国际的渠道进行的”。⑥有论者指出，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明显有别，体现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并认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将此概括为莫斯科对华政策上的“两个中心”：俄国利益中心和世界革命中心。⑦这种论述明显体现出“两个中心”与“两条渠道”的对应，但此种对应，既曲解了马林的本意，也未必符合史迹。
1922年9月，马林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特别是向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拉狄克”报告工作，在与拉狄克言谈之中，马林看出“他们对那里的军事问题比对宣传工作更感兴趣，那时，我心中已经怀疑有两条路线，两个中心（正在形成），即俄国利益中心和革命中心”。⑧不难看出，所谓“两个中心”，在马林原意，或是共产国际内部存在“两个中心”，或是莫斯科存在“两个中心”，但勿论何者，与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均不构成对应。
实际上，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俄政府，其对华政策之立场，为其组成人员或言领导者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价值取向之体现，且其领导者有重合，价值取向不一，虽有囿于职能各异而形成的倾向，但难言存在以渠道不同为划分的立场。就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固然提倡国际主义，但其思想体系过于丰富，而时势又太过复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很少能达成一致”。⑨故俄共党内，长期存在左、中、右各翼之理论纷争，立场难以统一，共产国际包含各国成员党，更兼有俄共不同主张之人员掺杂其间，立场主张之差异犹有过之。
不仅如此，即便同一人之主张，在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眼中，亦呈现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差别。以象征国际主义而著称并曾提出“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连续的、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方程式”①的列宁，在1918年与同盟国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因态度坚决，以致在会上无法得到多数人支持，更被乌里茨基指责是从“俄国的观点而不是国际主义的观点”来考虑问题。②甚至列宁在是否需要以战争推动国际革命的问题上公开声称：“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已经推翻国内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给予援助，不过援助的方式应该量力而定。”③在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面前给予援助需要量力而行，尽管现在看来合情合理，但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时所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④相较而论，显然意味着在国际利益与苏俄利益的博弈中有所保留，其中或多或少体现出民族主义倾向，而列宁无论在俄共党内或是在共产国际内，均极具威信，某些意见更是能一锤定音。 故国际主义、民族主义之矛盾，或者说俄国利益中心、世界革命中心之对立，或仅与时人个别观点相关，而与莫斯科对华外交的两条渠道：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并不构成对应关系。
由于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长期身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在对华渠道上的混淆。尽管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其他领导似并无逾越之举，甚至意图与苏俄有所区分，⑤但俄共在共产国际任职之党员，对此界限并不看重。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在1923年1月13日和26日，⑥就曾分别以一信同致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俄共中央委员拉狄克、外交人民委员部契切林、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等;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在4月4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的同时，又以报告主要内容致信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利金更是在其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的报告中，指责共产国际书记处建立“中心联络站”的组织前提——“独立于所有苏联驻外机构”是错误的。⑦
既然俄共与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多有重合，且共产国际执委会设在莫斯科，则二者自难以形成楚河汉界之分。俄共、共产国际内部理论之争不胜其烦，更难言各自表现出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的单一趋向。实际上，对于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交缠及其对华政策实际中的迂绕，“两条渠道”的说法恐更能反映实情。
二、“俄国执行委员会”
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前者运动革命，后者谋求和平，意图根本对立，取径互相矛盾，本应壁垒分明，实则关系密切，美国学者赫尔穆特·格鲁伯甚至认为，二者“合而为一”，⑧但是，无论是将之彼此割裂，或是认为二者不分彼此，均与历史不符，甚至相去甚远。实际上，分析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之政策，必须考量苏俄政府及俄共自共产国际成立起，便在其中所具有的某种超然地位。
从表面上看，尽管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国际共产党人集体组织，但实际上，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政治局讨论批准”，①西班牙学者费尔南多·克劳丁亦认为，执行委员会设在莫斯科，“这个机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资金主要依靠苏联提供”，②在苏联成立之前，自然由苏俄提供。在张国焘回忆中，维经斯基曾言：“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尽管需经多数通过才算有效，但维经斯基亦明言俄共具有领导地位，尽管维经斯基尚指出，俄共“绝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③但此种保证显然毫无实效。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以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威望，“包揽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职位，掌握了执行委员会所具有的非凡的权力”，④对此，各国共产党代表虽多视而不见，但多少有所察觉。季诺维也夫坦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实际上“曾是一个俄国组织”。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共产国际章程时，荷兰代表怀恩科普对章程第8条发表意见，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中的主要部分，由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那个国家的共产党承担”的规定，会造成执行委员会事实上变成俄国执行委员会而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因为他国代表“只能从俄国得到一些情报”，遂不得不“追随俄国执行委员会”。德国代表莱维亦赞同道，其他国家代表从“来到俄国那天起，他就只能使用俄国同志所拥有的那些情报来源”。拉狄克对此则并不反驳，而仅指出在其他任何国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⑥显然，在拉狄克看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所在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系理所当然。有意思的是，尽管怀恩科普、莱维等人认为执行委员会设在苏俄，便不得不追随俄共，但对执委会变成“俄国执行委员会”一事，却并无原则性反对，甚至明表赞成之意。
不久，曾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出版了一本题为《莱维博士的道理——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道路》的小册子，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西方革命任務一窍不通和过分关心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特殊权益”，并认为“设法使第三国际在政治上摆脱俄国国家政策体系，乃是我们为实现西欧革命前提而必须达到的目标”。面对此种责难，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做了耐人寻味的回应：“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或者在别的任何地方）取得胜利，我们把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转到柏林去的时候，我们就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⑦不难看出，季诺维也夫不但未曾否认第三国际在政治上带有俄国国家政策体系这一观点，甚至与拉狄克一样，流露出理所当然的态度。在随后的讨论中，除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赫姆佩尔依然坚持小册子中的观点外，其他人员对于共产国际所具有的“苏俄烙印”，或视而不见，或不以为意，波兰共产党代表米哈拉克更直接指出，“俄国苏维埃政权就是我们的政权。在苏维埃俄国及其任务与国际的任务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区别和任何矛盾。谁不这样认为，谁就不是共产党人。”①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时，对共产国际是苏俄工具的指责，仅驳论称，共产国际和苏俄难分主副，“好比一个楼房的地基和屋顶”，相辅相成。②以前情度之，此一观点，在共产国际中相当普遍。
从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实际情况来看，究竟有多少决议由俄共党人起着决定性作用、有多少分歧最终以俄共领导人观点为准，在数量上自然难以统计。但此时在国际共运中最具威信的列宁、托洛茨基等，均为俄共党人，此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明确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中的主要部分，由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那个国家的共产党承担”，由此可知，俄共在共产国际中影响显然不小。从人员构成上来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由所在地国家指派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五人参加，“10-13个最重要的共产党，各派享有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③即便不论领袖权威的因素，俄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表决权已占1/3。而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委员会五人小组，其中主席、副主席、书记，均为俄共代表，且人数居多，显然“包揽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职位”。 在研究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的关系上，某个一点即明的关键能让人对苏俄在共产国际中的超然地位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体悟：根据《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包括“向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下达具有约束力的指示”，④换句话说，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具有直接干涉各成员党的权力，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致已加入和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无产阶级组织的信》中，即明言“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九个月以来，执行委员会直接干预了若干国家政党的斗争与分裂”，并言称“在大会闭幕期间，执行委员会有权处理一切事务，它的决定必须得到执行”。⑤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更控告布兰德勒、塔尔海默、拉狄克等俄共党员在其党组织内部“从事派别活动”。⑥从理论上而言，共产国际具有控制苏俄的合法性权力，但苏俄政府之政策，向为他国共产党员难以插手之“禁地”。其原因，即因苏俄政府和俄共在共产国际内地位超然，仅有政策输出而他人难以染指其内。
三、利益重合与对华“双翼”
俄共在共产国际能有此超然地位，原因自然极其复杂，但起码包括心理和利益两方面的因素。具体而言，俄国革命所具有的“共产国际大钟”⑦作用带来的情感震服功不可没，而苏俄利益与共产国际利益的一致性，更为打消其他国家疑虑的决定性因素，也正因此，共产国际“从成立开始，自然而然地就处于俄国共产党”领导之下。⑧
共产国际试图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俄国作为第一个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二者之利益，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捆绑而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拉狄克指出，苏俄作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其对外政策，“是共产国际纲领的一部分”。意大利代表格拉齐亚德伊进一步强调，“不能把第三国际与俄国苏维埃政府分开，只有苏维埃政府的胜利，才能给第三国际打下基础，才能使第三国际取得成就。”①不难看出，不仅苏俄政府之政策与共产国际政策立场趋同，共产国际与苏俄，在部分国家共产党人心中，更是成败偕同，密不可分。或许正是因此，才有了各国共产党人明知共产国际执委会具有苏俄色彩却彼此心照不宣，甚至不以为然。
共产国际、苏俄政府的对外政策手段固然矛盾，目的并无二致，苏俄的巩固和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处于同一利益天平之上，甚至苏俄的存在，是共产国际的基础和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动力”。尽管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究竟是否源自列宁的问题上，不仅斯大林、 托洛茨基等人各执一词，学界亦观点不一。②但从列宁的论著来看，在其晚年，确实对共产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进行了反思，能否建成暂且不论，可以建设却已被肯定，苏俄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当然，造成共产国际主要政策立场在国际主义本位和苏俄利益本位两者之间无法定论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缺乏一种在重要程度上能够与苏维埃俄国对共产国际的意义相抗衡，并需要取其一者的矛盾因素。利益一致且缺乏取舍，单言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取国际主义或民族主义立场，自然仁智各见。
也正因苏维埃俄国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其存在本身即与共产国际利益相符，可谓苏俄政府领导人和各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心理支柱。所以，在1924年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既没有从经验方面也没有从理论方面论证”过的“不容置辩的真理”时，③才会较为顺利地得到各国共产党的支持。
共产国际与苏俄利益的重合，既决定了难以用俄国利益中心、世界革命中心与之对应，更决定了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对外政策的看似对立，实则统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告世界工人书》中，曾号召各国无产阶级采取各种手段，达到“协约国不干涉苏维埃俄国内政”“承认苏维埃政权”“恢复外交关系”④等要求。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同样要求“各国工人、受剥削和受奴役的人们”，“在道义上、经济上和政治上表现出对苏维埃俄国最积极的声援”。⑤以国际共运促进苏俄外交，为后者创造建设所需的和平国际环境，此间无疑反映出共产国际对苏俄外交政策的配合，在对华问题上亦是如此。1922年12月，马林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汇报中国问题时指出，中共同志在“最近四个月”的活动之一包括：在汉口和北京“成立了旨在加强中俄两国紧密联系的机构。这两个中心城市向全国散发了传单和宣言，以求建立同俄國的正式友好关系”。1923年1月4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则不仅讨论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问题”，亦决定“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工作。⑥在体现越飞、马林关于中国问题共同看法的一份文件中亦提到，“如果没有俄国外交政策的配合，仅仅让共产国际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够有力的”。⑦
在利益一致和俄共对共产国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革命与外交不断趋近乃至相互配合，无疑是最佳且不可避免的选择，由此也直接导致共产国际历史上的转折点与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转折点，总是“同时出现”⑧这一现象。实际上，共产国际成立初期，“俄国观点”便大大影响了共产国际的政策，1919—1920年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即根据“十月革命要存在下去就得把革命迅速扩展到西方”而来，1921年共产国际的“全面退却”，也是“俄国革命面临新的国际形势这一事实的强烈影响下决定的”。①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出于维护苏俄同凯末尔的盟约、俄英贸易协定等原因，大会避而不谈殖民地问题，更充分体现了共产国际策略本质上对苏俄政府的支援作用。②对中国而言，“推动中国赤色共产主义革命及实现‘东进’外交”，实为莫斯科对华政策之“双翼”。③共产国际与外交人民委员虽因分工不同而有所侧重，但难言存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价值取向。
四、结语
莫斯科对华政策，分取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两条渠道，一主革命，一求和平，貌似存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对立。但是，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不仅利益上重合，组织上人员构成亦是如此，故其渠道虽分，但目的无二。其对华政策之“双翼”，本质即“固己削敌”：以反对资本主义，维护苏俄利益为旨归。由此，本应强调“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④的共产国际，才会致力于扶持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运动，而不论殖民地民族“是否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自己的宗教信仰”。⑤布哈林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曾言，如果魔鬼站出来反对帝国主义这个“瘟神”，“那我们就应该感谢魔鬼”。⑥职是之故，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甚至有穆斯林革命组织的代表参与发言。⑦ 不难看出，只要反对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对于民族革命的“阶级内容并不是很关心”。⑧民族与殖民地问题，遂被纳入帝国主义问题之中，“直接属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内容之一，⑨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一般理论问题，亦形成具体内容：“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⑩故所谓莫斯科对华政策所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分野，其实仅为固己削敌双管齐下之要求。
对于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之关系，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雅各布斯认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有迹象表明：新组成的共产国际不仅将成为一个传播革命的机构，而且要维护俄国对这场国际运动的控
制”。西班牙学者费尔南多·克劳丁则指出，尽管陶里亚蒂以列宁一战初期即提出建立第三国际的事实，打击“说共产国际只不过是苏维埃国家的工具的恶意中伤”，但列宁生前已经创造了将共产国际变成苏联工具的条件。当然，这种条件，并非列宁刻意而为，而是苏俄与共产国际利益一致及俄共在共产国际内的超然地位所致。
①如《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指出：苏联外交机制虽由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共同运行，然而后者实际上在思想、政治、组织及财政等方面均处于联共（布）中央的严密控制之下，并且“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决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玉贞研究员直接指出共产国际“从来没有站在违背苏俄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②卢刚：《1919—1923年莫斯科对华政策“两个中心”的形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
③楊泰龙：《莫斯科与中国农民运动（1921—1927）》，中山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7年。
④戴隆斌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⑤周作芳：《“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研究述评》，《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9页。
①《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319页。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李可夫文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
③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部分教师译：《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④《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页。
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87页。
⑦卢刚：《1919—1923年莫斯科对华政策“两个中心”的形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⑨〔美〕斯蒂芬·F·科恩著，徐葵、倪孝铨等合译：《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①《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41页。
② 〔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著，高德平译：《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
③〔苏〕索波列夫等著，吴道弘等译：《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0页。
④戴隆斌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⑤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84页。
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92、206页。
⑦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39、242、84页。
⑧〔美〕赫尔穆特·格鲁伯著，达洋译：《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页。
②〔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120页。
④《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第105页。
⑤戴隆斌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6页。
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 第526、528页。
⑦戴隆斌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1卷，第185、196页。
②童建挺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4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第30卷，第681页。
④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第30卷，第681页。 ⑤ 《国际共产主义历史运动文献》 第31卷， 第6页。
⑥戴隆斌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页。
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第 31卷， 第399页。
⑧〔奥地利〕尤里乌斯·布劳恩塔尔著，杨寿国等译：《国际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
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第215、222页。
②周作芳：《“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研究述评》，《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③ 《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第55页。
④戴隆斌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獻》第29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页。
⑤童建挺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1～602页。
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83、186～187页。
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404页。
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1页。
①《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第102页。
②《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第228～229页。
③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国民党与中俄交涉（1922—192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页。
⑤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 第107页。
⑥《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85～386页。
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第32卷， 第294页。
⑧《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80页。
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⑩徐正明、许俊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美〕丹尼尔·雅各布斯著，殷罡译：《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册，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