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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约有80万至100万人惨死在胡图族士兵、民兵、平民的枪支、弯刀和削尖的木棒之下，绝大部分受害者是图西族人，也包括一些同情图西族的胡图族人，全国1/8的人口消失。大屠杀过去二十多年后，那些活下来的小孩长大了，他们过得怎么样
几个卢旺达孩孚在山上玩耍，背后是首都基加利的楼房
年轻的卢旺达人詹姆斯曾经对自己鼻梁的高度感到无比厌恶、甚至恐惧，因为在21世纪到来之前，这个又高又挺、雕塑一般的漂亮鼻子，一度是他身上最显著的耻辱标签。
1931年，统治卢旺达的比利时政府出台了“以外表划分种族”的条例，身高和鼻梁的长度就成了再难混淆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阵营的旗帜。此后的几十年间，詹姆斯的祖辈父辈以及他自己，便再没能越出过这个监牢。
詹姆斯说，他甚至在上中学的时候花钱请胡图族的同学揍过自己，巴望着鼻梁能够从此变得塌一些，但在流血忍痛过后，它却仍旧屹立不倒，丝毫没有缩减的痕迹。
“而现在呢，没有谁还在意什么图西人胡图人图瓦人，因为卢旺达只剩下一个族群，那就是卢旺达人。”
詹姆斯严肃、寡言，瘦高个儿，棱角分明的轮廓让他看起来更像掺了欧洲血统。
21岁那年，他从基加利大学旅游管理系毕业，开始当起环城一日游的向导，至今已经有3年多了。
他开面包车带我们3个女孩子在基加利的各个纪念馆和大街小巷之间转悠，一路上除了必要的讲解，别的话概不多说。
第一站是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在那儿，二楼的最后一个房间里悬挂满了被杀婴儿的照片，黑白灰，和明艳橙色的背景墙形成强烈对比，图说零零星星描述了肖像主人的年纪、生前喜欢吃的零食或喜欢玩的游戏。
看完出去后，其他人都已经在车里等了许久。詹姆斯扭过头来盯着我眉泡眼肿的脸，递过一张手帕。
接着车继续开往大屠杀重灾区之一的天主教堂，一路上，为了不让气氛显得过分僵硬，我们被迫寒暄起来。
“你看起来很年轻嘛。”
“24岁，也不小了。”
“所以你是基加利本地人？”
“对啊，在这里出生的，家也在这儿。”
“真好啊，可以经常见到家里人。”
“其实从3岁起我就搬到叔叔阿姨家里了。”
我刚想开口问为什么不和父母住，结果刚一张嘴，舌头却打了结，突然间，所有信息碎片拼到了一块儿。
“94年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家也在基加利么？”
“是的。”
詹姆斯一手掌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托着前额，肘关节撑在敞开的车窗沿上。窗外整齐划一的幢幢小楼不断掠过，素净而有度的银灰色，白领们穿着贴身剪裁的套裙或西装，戴着墨镜一边赶路一边微笑着打电话。确实像一个首都该有的样子。
他笑了笑，缓慢撕破尴尬：“你想问什么就问，没关系的，反正事实摆在那儿，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你的父母……”
“94年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在了，哥哥姐姐也是。”
我没有再接下去。
不久车就开到了教堂。嗅完满满一主堂堆积如山的残衣破布，又看遍满满一地下室的四肢和头骨，走出来再见到明晃晃的太阳光，让人不由觉得整座城市都老了几十岁。
詹姆斯靠车門站着，低头用脚踢地上的小石子。一般来说，其他向导都会陪自己带的游客进到各个点里面，只有他不。他每次都笑眯眯地说：别着急，慢慢逛，我在外面等你们。
之后我们在街边小馆子喝了点黑啤，吃了很多肉。一天下来，才发现原来他脸上的神色并不是严肃，而是与陌生人相处时有意无意拉开的距离感和羞涩，酒后话多，也就自然了不少。
我问他喜不喜欢这份工作，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喜欢。
基加利的向导詹姆斯
“有些东西我们太容易抛到脑后了，这样不好。我要是失掉了某一部分的记忆，忘记了曾经自以为终身无法抹去的事情，那么我还是我吗？1994年的时候我3岁，其实具体场景已经记不清了，最多也就模模糊糊还剩下个轮廓，可是在那之后，所有颠沛流离，以及现在我选择这份工作，其实都是因为那3个月。也就是说这一个时间点被无限延长了，甚至有可能被拉扯到我死的时候。无论如何，我知道我需要这个标签，不是贴在额头上让外人观摩，而是留给自己。也不晓得有益还是无益，我总是不自觉地用回忆自我提醒：要谨慎地活着。”
夜逐渐深了，年轻的人们开始从地底下浮出来，漆皮亮片香氛口红之外，大段大段裸露着目的明显的铜色肌肤。他们拥抱、互相亲吻面颊，用眼睛和气味调情。
这些人看上去似乎和詹姆斯年纪相当，会不会经历过的事情却大相径庭呢？
但看着他们，白天礼貌得那么得体，晚上转个化身，又狂欢得那么忘情，总觉得迷惑。当年事件发生时，这里新生的那一代人，去哪里了呢？总有一部分还在，他们都忘记了吗？
詹姆斯说，在思来想去并经过切身实践之后，他发现，于己而言，当向导是“不忘记”的最佳途径。可是这种自我提醒，存在一条既定的界限，就是他每逢带游客们去纪念馆，总是远远看着，从不进去，也从不和游客聊这个话题。
“你知道，现在就连卢旺达人，也极少为这往事伤感了。奇怪的是，明明才过去了20年多一点，但却显得那么久远，久远到几乎什么痕迹也看不到。的确，基加利如今这样好，谁还愿意揪着过去的阴影和耻辱不放？大概我也是时候换个工作，而不应该始终试图将自己拖回从前，你觉得呢？”
在基加利最后一站是个额外项目，詹姆斯问游客们：我好朋友开了间小画廊，都是本土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妇女做的手工艺品，卖的钱50%用来帮助街头流浪儿童，在TripAdvisor（某旅游攻略网站）上排名还挺靠前。愿意去看看吗？
画廊坐落在稍往城外一点的半山腰上，藏在拐角处，要不是墙上五颜六色的涂鸦，很容易便被人忽略了。
一幢四四方方的平房，墙上贴了斑斓的瓷砖画。门前嵌着一块不大的院子，正中间放着几只半人高兽皮鼓，有好些孩子靠着鼓坐在沙地上，用五颜六色的汽水瓶盖下跳棋。
听见按喇叭的声音，一个方脸寸头的青年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也是高个儿，光着一双长满老茧和灰尘的大脚走到院子里，露着一排白牙朝我们笑。
这是H，28岁，卢旺达裔外籍，画廊的创办人，喜欢画画、跳舞、打鼓，通过画廊的一点不固定收入和他四处筹来的不固定款项，资助着112个流浪儿童。
之前还专注于下棋的那群孩子瞥见他，通通涌了过来，有的叫他“爸爸”，有的叫他“哥哥”，有的叫他“哥们”，也有的直呼其名。
H一一和他们碰了拳头，转过来引我们进了画廊。
他边朝里走，边向我们介绍那些藏在一幅幅画背后的作者：年龄大致都介于25至30岁;卢旺达长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所学的专业与艺术有关。
墙上所挂的，确实好像与技法章法不大搭边。随意撞开的色块，有时还夹杂布条、木片、鸟羽和贝壳玻璃渣泥巴，不加勾饰，胡勒勒拼出街景、山川河流、各类动物和人脸，看不出什么流派什么风格，竟也让人觉出几丝生气来。
H说，这些青年画家大部分都曾经在没有了家人和住处的情况下流离失所过，但所幸得到了什么组织的帮助，在各种可能生存的缝隙里长大，再竭力变得阳光起来。
“其实这是最难的事，因为虽然我们不必挣扎着讨生活，却必须挣扎着学会如何去过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是真觉得自己得到了上天恩惠，所以真应该尽己所能给出去那么一点点，但总有些时候还是敌不过往事的缠累，偶尔旧画面无预兆袭过来的时候，是怎么都积极不起来的。
遗憾的是，你几乎在身边、在这座城市里找不到一个身心灵都完全的同龄人，当然，不包括21世纪后新生的那一代和迁居过来的移民了。大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1994年的那一百天，2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好像到了该翻篇的时候，确实每个人也都在努力翻着，只是这一页还是太重了一些，我们使足了劲，这页卡在了半空中，迟迟不落下，但所幸它不太可能倒回来再次压到我们身上，总有一天，是会被翻过去的。”
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报告，其中提到，据估测，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发生期间，80%以上本国儿童亲身经历过家中亲人的死亡，70%左右亲眼目睹过他人被杀或重伤，90%以上曾认为自己绝对不可能活下来。
所以H口中的“同龄人”，便极有可能属于这80%、70%、90%的其中之一、之二或之三。
听见这话的时候，是在初次见他的当晚，我外出夜跑，4公里之后居然到了那间画廊附近。我走进了临街一间露天café买了一罐苏打水，刚坐下，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正是H。
我问他为什么在叙述的时候用了“我们”而不是“他们”，毕竟他是外籍，白天在画廊又只专注于讲他人故事而对自己的身世只字不提。
他还是露着一排白牙笑，问：你会不会觉得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旁观者呢？
“其实我从来没见过亲生父母，在基加利街上游荡到6岁，直到94年事情发生。我东躲西藏，两个月后遇到了一对外国夫妇，他们跟一个NGO过来搞人道关怀，那时我正得了霍乱，病得快死。他们载着我到处找医生，所有医院都没有一丝空位，连地上都躺满人，他们就自己硬着头皮给我扎针打点滴。最后我活了下来，他们就成了我的父母。”
之后H随这对夫妇和他们所在的组织在卢旺达待到10岁，便跟他们出了国，直到7年前高中毕业，养父母问他有什么打算，他关上门想了四五天，最后决定回基加利。
飞机落地，他搭计程车去市区，沿途的一切，让他怀疑自己的记忆，也怀疑起自己选择回来的意图：这里真的需要所谓的帮助和贡献吗？眼所能见的一切好像都已经步入正轨且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能干什么呢？
车开进了市中心，等红灯的功夫，几只脏兮兮的小手从车窗的缝隙里伸了进来，配套的还有几对既不浑浊又不清澈的大眼睛，他们用另一只手拍了拍肚皮，又指了指张开的嘴巴。
H的畫廊和他所帮扶的流浪儿童
“从那一瞬间开始，我知道我确实在基加利，我回来了！同样的生活我曾经过了6年，大半个童年，每天都在重复着这几个动作，为的就是告诉别人我肚子饿能不能给点吃的。那一刻我也突然发现，不管大屠杀有没有发生，不管我在基加利、纽约、温哥华还是巴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部分底层人的生存状态，是相似的。所以我回来，试图用艺术，相较其他而言我惟一擅长也最喜欢的方式，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并不是因为我足够幸运且享受施舍与被施舍的优越感，也不是因为我需要重新回到这个环境之中来治疗自己的旧伤，而是我知道，想让一个国家变得好起来，关键点不在它看上去有多么辉煌，而在于穷人能不能活得有尊严。”
白天在画廊，我们一行人在室内逛完出来之后，H问：你们赶不赶时间？想看一段卢旺达传统的舞蹈吗？孩子们可喜欢给远方来的客人表演了。
和鼓一样高的男孩子们挥起两条细幼的手臂，掌握鼓槌奋力敲着切分节奏，随着他们大臂上小块肌肉和筋脉的凸起，这几只鼓竟也被击得如同战前崩雷。 “注意看哦，战士们要出场了。”H说。
十几二十个大小高矮不一的战士们抓着长矛，连衣服也没来得及统一，就这么蹦跶着上阵了。他们相互挑衅、对峙、战斗，平定统一之后一块儿高唱凯歌。
其中还有几个看上去手脚不太灵便的，也全力以赴跳着，有时被自己绊一跤，他们也不在意，爬起来哈哈笑着继续跟上团队的动作。
H站在一旁边笑边看着，有时按捺不住了便也跟着跳一段。他说：对我来说，跳舞啊画画啊打鼓啊，就应该是生动又鲜亮的，你看这些孩子们，平常我们也时不时一起出去收集汽水瓶和易拉罐，以补贴画廊的开支，但我们是有尊严的，没有谁是难民，也没有谁是孤儿。
告别了詹姆斯和H，我们离开基加利来到了位于卢旺达边境、基伍湖边的吉赛怡市。听闻这里背山面水、四季如春，对于度假来说，是胜地之中的胜地。
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却并不是这些，而是当地青年们的衣着。在除南非和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之外，我没有在东非、中非的任何一个地方看见这么西化和超前的风格。在坦桑尼亚，正经女性甚至不能够穿紧身裤，只能选择过膝且不包臀的裙子。
可在吉赛怡，姑娘们的装扮则短得让人恍惚感觉自己到了兰桂坊或三里屯。
她们还化着精致而夸张的眼妆，唇色竭尽妩媚，手挽皮包、脚踩看上去更像某致命利器的鞋子，穿行在缀满红橙紫粉大朵野花的街上，年轻、艳丽，塑料感十足。Kim正是其中之一。
她是我所住酒店老板的表妹。那个下午我到后院的基伍湖岸去游泳，她正趴在沙滩椅上晒太阳，头一扭见来了个人，伸手就递过来防晒霜，再揭开比基尼的细带让我帮她涂后背。
24岁，小脸长腿，身材比例完美，基加利银行的白领，这两个礼拜在吉赛怡休假。口头禅：Seriously？！（你开玩笑吧？！）
“今晚湖边有丛林音乐节，你和我一起去，一个人呆着多无聊呀。”Kim不由分说地递过了手机，让我输电话号码。
她漫不经心地啄了口香槟，像是自言自语：你在基加利绝对找不到这么好玩的事情，文明的基加利，小心翼翼的基加利，让我在那呆一辈子，Seriously？So damn boring（太无聊了）。
于是，为了“摆脱无聊”，当晚10点我们到了湖边那个“不到天亮不准离场”的音乐节现场。一支支来自不同国家的非洲乐队轮流登场，不外乎Rap和雷鬼，最初还有新鲜感，但一个多小时之后，震破耳膜的鼓点声便开始锤得人阵阵反胃。
Kim却仿佛乐在其中。她手里举了一樽啤酒，随着节拍摇晃着腰肢和步子，洒满金色闪粉的眼睑半开半合，眉头轻微皱起。
这时走上来一支卢旺达本土乐队，唱了一首安静的英文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是这么写的：
谁的鼻梁谁的颧骨？
谁的弯刀谁的烈火？
谁的父亲母亲都死了？
谁难道不想快乐地活着？
Kim咕哝着：什么鬼东西，搞得这么凄惨。
说完便转身，也不顾人潮拥堵，头也不回就开始往外挤。出去之后在小贩那儿买了一瓶矿泉水，走到堤岸边。
台上的歌手唱完了这一曲，群众爆发出了空前的口哨和欢呼声，久久不消散，有人甚至高喊着：我们都是卢旺达人！
Kim更郁闷了。她低头朝躺在地上孤零零的空瓶子“shit”了一声，“有意思么，好像谁家里没死过人似的。”
她望着基伍湖的深处，水黑漆漆一片，但被清淡月亮笼着，反倒像是从湖底映出一丝光来。远处还有发电站，点着零落的橘黄色。
我问Kim相 ：“那天发生的事情，你还有记忆吗？”
基加利一家电影院内，观众正在观看3D电影
她没有张口，没有表现出一丝惊讶，甚至没有看我一眼。
湖面起了风，吹来了浪拍沙的声音。夜已深，乐队已经换了好几支，有一小群人直接褪掉了上衣，跳进水里。
过了许久，Kim才开了腔。
“你期望得到什么样的回答？无非不就是‘那一天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他们闯进我家杀死了我的家人，我躲进壁橱里才没有被发现，之后他们又放火烧了房子，我逃到了亲戚家，生病、挨饿，好不容易才活下来’，你想听的不就是这种被报道、小说、纪录片和电影都用烂了的情節吗？我可以告诉你，你问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听到的故事都不会有什么新意。惟一的不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身边人的遇害方式可能有所不同，除此之外连大家得的病几乎都是一样的，霍乱霍乱霍乱……”
的确，我们这些外人究竟期望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好像确实设想过，套路难道真是这样吗？
“都过去超过二十年了，每一年快到我们稍稍忘记的时候，大家便忽然想起：哦，再过几天就是卢旺达大屠杀XX年祭，然后媒体啊人道关怀机构啊又开始大张旗鼓地嚷嚷：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Seriously？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就该成为全世界闲着没事拿出来悼念、安抚和借机抒发爱心的活化石？但事实是，不该打的仗还是在打着，我并没有觉得人们从中学会了多少。”
Kim始终还是释怀不了，这也是她讨厌呆在基加利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多的纪念馆，人们在进入这个国家之前就已经擅自给这里的人事物贴好了标签，有时候她甚至在不经意和某些游人对视的时候，都能读得出他们心里的猜测：她个子又高鼻梁又高，该是图西族的吧，看着年纪也差不多那么回事，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大屠杀呢？
她有一圈朋友，男男女女，背景大多相似，都是劫后重生又发奋图强，可以称得上是“熬出来”的一拨。他们不用为日用饮食忧愁，喜欢来吉赛怡，参加派对、音乐节，狂欢到天亮，不需绑手绑脚也不必心怀任何对前尘往事的歉疚和困惑。 “在基加利，玩起来还是放不开，老觉得身边有什么人在观察着你，不自由。加上大环境摆在那，总会不经意看见一个熟悉的场景，想起当年的一些画面，就开始觉得于心有愧。也有人完全不在乎的，但我做不到。”
她依旧凝视着基伍湖，两公里外就是国境线，跨过去是刚果金，中间隔着活火山尼拉贡戈。每天一到深夜，火山顶上的熔岩湖里流淌着的岩浆就会把其上的那一方天空染成暗紫红色。
音乐声仍然在继续，年轻的人们仍然不显得疲倦，他们跳啊笑啊，仿佛这看起来摧枯拉朽的狂欢能够碾平一切症结。
“多想当一个没有身世的人啊。”Kim喃喃自语道。
音乐节果真延续到了隔天早上6点。
一觉睡醒之后，我外出吃午饭，半路上却下起了过云雨。我没带伞，被浇了个正着。不巧周围完全没有可以躲雨的地方，甚至连行人都没有一个。
几步之后脚上的人字拖分了家，我便也失去了跑的欲望，惟有闷声不响地朝前走。
这时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身后似乎有轻微的脚步，零碎而小心地和在雨声里。扭头一看，一只干巴巴的手正搭在我所挎的环保袋上，顺着望过去，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男人，身材短小，顶着黏乎乎的乱发，一张同样枯干的脸，瞪圆的眼睛，看不出凶狠，倒更像是惊慌失措。
我自然把包用力往回扯，他却也不死心，不甘示弱地使着劲。我们就这么拔着河，僵在两端。被无限拉长的两秒钟过去，就在我准备伸腿给他一记狠踹的同时，环保袋的两根布带子却率先投降，断成两截。
对方趁机一龇牙一使劲，把包抢到手，撒腿逃离案发现场。我试着光脚往前追，无奈遍地碎石，实在跟不了两步。他奔到马路那头，转过一个街区进了村，不见了。街的那头冒出来几个人影，我赶紧大喊让他们抓小偷，他们却怔怔看着，不知道是听不懂还是不想动。手机、单反相机、钱包以及所有现金和银行卡，也都随之没了踪迹。
太掉以轻心了。
但这种“大意”并非毫无出处。之前在非洲的任何一个国家，我总是十二分的谨慎，从不曾背单肩包出门。但在进入卢旺达之前，每个人都说：那是非洲治安最好的国家，你大可放心……
我朝大盜先生消失的方向走去，琢磨着到警局报个案。
这时转角跑过来几个村民，他们拽着我跑，用卢旺达语交杂着英文大吼着：快来！人给你抓到了！
一个街区之后，老远便看见乌泱泱一大群人，正拉拉扯扯着什么。近了一看，正是那强盗。
在二十多个牛高马大的年轻人的包围下，他显得那么矮小可怜。他捂着头，眼角和鼻孔溢着血，试图躲开迎面袭来的一下又一下的拳头和耳光。
“怎么又是你，该死的胡图寄生虫！”
“就会抢外国人东西，你丢不丢我们卢旺达的脸！”
其中一个村民把环保袋递了过来，我快速检查了一下，只有相机在，却少了手机和钱包。
于是村民们开始搜他的身。结果在他的夹克里层找到了钱包，手机则在牛仔裤后袋。
他们便更加来气，其中一个人捡来一根类似扁担的大棍子，另两个人开始抽皮带。我一看一双双因为暴怒而发红的眼睛，觉得大事不好，赶紧伸手阻拦。
他们不解地盯着这个外国人，大概在想你脑子进水了吧，我们把人给逮到、东西找回来了，你现在却临时倒戈？
强盗一看有机，连忙拼了命地往外逃，外围的两个人继续向小巷子里追过去。
把包递给我的那个青年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说：这LOSER，过去造的孽还不够，现在还想继续为非作歹？没门！
随即转过来，手一伸，向我要成功抓到人的报酬。我没有零钱，只好给了最大面值的5000卢旺达法郎（约等于6.3美元），他眼睛发亮，心满意足，对我说：不要怕，有我们在，这些胡图人什么也做不成。
游客参观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
在基加利夜跑完碰见H的那一晚，他的养父也在场，老先生已经退休很久了，这几年在基加利大学的国际关系学系当客座教授。
我们聊到卢旺达如今80后、尤其是85后的这一代人。他说，现在卢旺达的新生力量，主要都是当年事件的受害者，无论是图西还是胡图，无论生活过得好或不好，他们多少还是有阴影的。但另一方面，卢旺达接受了发达国家的许多帮助，城市重建做得比较成功，与此同时，政府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采取了很多硬性措施。这让这些年轻人被城市发展的节奏拖着跑，条条框框让他们觉得不自由，内心深处的创伤又尚未愈合，所以可以说，对他们这一代人而言，是很难的。
“所幸这22年来，框架已经搭成大半，漂亮的街道和楼房、安全保障、文明的意识……我可以告诉你，几乎在非洲的其他任何国家，一个外国年轻女性都不可能在晚上9点出去慢跑，你在基加利做到了，这已经很不容易。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往里头慢慢填东西，这就需要时间了，可能是一代人，也可能更多。”
此时老先生扭头看了看H，接着说：“但至少这里有一批既不沉湎过去、又不抛弃过去的年轻人，有他们在，卢旺达还是有未来的。”
说完他拍了拍这个养子的肩膀，一脸欣慰。
年轻的卢旺达人詹姆斯曾经对自己鼻梁的高度感到无比厌恶、甚至恐惧，因为在21世纪到来之前，这个又高又挺、雕塑一般的漂亮鼻子，一度是他身上最显著的耻辱标签。
1931年，统治卢旺达的比利时政府出台了“以外表划分种族”的条例，身高和鼻梁的长度就成了再难混淆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阵营的旗帜。此后的几十年间，詹姆斯的祖辈父辈以及他自己，便再没能越出过这个监牢。
詹姆斯说，他甚至在上中学的时候花钱请胡图族的同学揍过自己，巴望着鼻梁能够从此变得塌一些，但在流血忍痛过后，它却仍旧屹立不倒，丝毫没有缩减的痕迹。
“而现在呢，没有谁还在意什么图西人胡图人图瓦人，因为卢旺达只剩下一个族群，那就是卢旺达人。”
向导
詹姆斯严肃、寡言，瘦高个儿，棱角分明的轮廓让他看起来更像掺了欧洲血统。
21岁那年，他从基加利大学旅游管理系毕业，开始当起环城一日游的向导，至今已经有3年多了。
他开面包车带我们3个女孩子在基加利的各个纪念馆和大街小巷之间转悠，一路上除了必要的讲解，别的话概不多说。
第一站是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在那儿，二楼的最后一个房间里悬挂满了被杀婴儿的照片，黑白灰，和明艳橙色的背景墙形成强烈对比，图说零零星星描述了肖像主人的年纪、生前喜欢吃的零食或喜欢玩的游戏。
看完出去后，其他人都已经在车里等了许久。詹姆斯扭过头来盯着我眉泡眼肿的脸，递过一张手帕。
接着车继续开往大屠杀重灾区之一的天主教堂，一路上，为了不让气氛显得过分僵硬，我们被迫寒暄起来。
“你看起来很年轻嘛。”
“24岁，也不小了。”
“所以你是基加利本地人？”
“对啊，在这里出生的，家也在这儿。”
“真好啊，可以经常见到家里人。”
“其实从3岁起我就搬到叔叔阿姨家里了。”
我刚想开口问为什么不和父母住，结果刚一张嘴，舌头却打了结，突然间，所有信息碎片拼到了一块儿。
“94年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家也在基加利么？”
“是的。”
詹姆斯一手掌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托着前额，肘关节撑在敞开的车窗沿上。窗外整齐划一的幢幢小楼不断掠过，素净而有度的银灰色，白领们穿着贴身剪裁的套裙或西装，戴着墨镜一边赶路一边微笑着打电话。确实像一个首都该有的样子。
他笑了笑，缓慢撕破尴尬：“你想问什么就问，没关系的，反正事实摆在那儿，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你的父母……”
“94年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在了，哥哥姐姐也是。”
我没有再接下去。
不久车就开到了教堂。嗅完满满一主堂堆积如山的残衣破布，又看遍满满一地下室的四肢和头骨，走出来再见到明晃晃的太阳光，让人不由觉得整座城市都老了几十岁。
詹姆斯靠车門站着，低头用脚踢地上的小石子。一般来说，其他向导都会陪自己带的游客进到各个点里面，只有他不。他每次都笑眯眯地说：别着急，慢慢逛，我在外面等你们。
之后我们在街边小馆子喝了点黑啤，吃了很多肉。一天下来，才发现原来他脸上的神色并不是严肃，而是与陌生人相处时有意无意拉开的距离感和羞涩，酒后话多，也就自然了不少。
我问他喜不喜欢这份工作，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喜欢。
“有些东西我们太容易抛到脑后了，这样不好。我要是失掉了某一部分的记忆，忘记了曾经自以为终身无法抹去的事情，那么我还是我吗？1994年的时候我3岁，其实具体场景已经记不清了，最多也就模模糊糊还剩下个轮廓，可是在那之后，所有颠沛流离，以及现在我选择这份工作，其实都是因为那3个月。也就是说这一个时间点被无限延长了，甚至有可能被拉扯到我死的时候。无论如何，我知道我需要这个标签，不是贴在额头上让外人观摩，而是留给自己。也不晓得有益还是无益，我总是不自觉地用回忆自我提醒：要谨慎地活着。”
夜逐渐深了，年轻的人们开始从地底下浮出来，漆皮亮片香氛口红之外，大段大段裸露着目的明显的铜色肌肤。他们拥抱、互相亲吻面颊，用眼睛和气味调情。
这些人看上去似乎和詹姆斯年纪相当，会不会经历过的事情却大相径庭呢？
但看着他们，白天礼貌得那么得体，晚上转个化身，又狂欢得那么忘情，总觉得迷惑。当年事件发生时，这里新生的那一代人，去哪里了呢？总有一部分还在，他们都忘记了吗？
詹姆斯说，在思来想去并经过切身实践之后，他发现，于己而言，当向导是“不忘记”的最佳途径。可是这种自我提醒，存在一条既定的界限，就是他每逢带游客们去纪念馆，总是远远看着，从不进去，也从不和游客聊这个话题。
“你知道，现在就连卢旺达人，也极少为这往事伤感了。奇怪的是，明明才过去了20年多一点，但却显得那么久远，久远到几乎什么痕迹也看不到。的确，基加利如今这样好，谁还愿意揪着过去的阴影和耻辱不放？大概我也是时候换个工作，而不应该始终试图将自己拖回从前，你觉得呢？”
艺术家
在基加利最后一站是个额外项目，詹姆斯问游客们：我好朋友开了间小画廊，都是本土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妇女做的手工艺品，卖的钱50%用来帮助街头流浪儿童，在TripAdvisor（某旅游攻略网站）上排名还挺靠前。愿意去看看吗？
画廊坐落在稍往城外一点的半山腰上，藏在拐角处，要不是墙上五颜六色的涂鸦，很容易便被人忽略了。
一幢四四方方的平房，墙上贴了斑斓的瓷砖画。门前嵌着一块不大的院子，正中间放着几只半人高兽皮鼓，有好些孩子靠着鼓坐在沙地上，用五颜六色的汽水瓶盖下跳棋。
听见按喇叭的声音，一个方脸寸头的青年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也是高个儿，光着一双长满老茧和灰尘的大脚走到院子里，露着一排白牙朝我们笑。
这是H，28岁，卢旺达裔外籍，画廊的创办人，喜欢画画、跳舞、打鼓，通过画廊的一点不固定收入和他四处筹来的不固定款项，资助着112个流浪儿童。
之前还专注于下棋的那群孩子瞥见他，通通涌了过来，有的叫他“爸爸”，有的叫他“哥哥”，有的叫他“哥们”，也有的直呼其名。
H一一和他们碰了拳头，转过来引我们进了画廊。
他边朝里走，边向我们介绍那些藏在一幅幅画背后的作者：年龄大致都介于25至30岁;卢旺达长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所学的专业与艺术有关。
墙上所挂的，确实好像与技法章法不大搭边。随意撞开的色块，有时还夹杂布条、木片、鸟羽和贝壳玻璃渣泥巴，不加勾饰，胡勒勒拼出街景、山川河流、各类动物和人脸，看不出什么流派什么风格，竟也让人觉出几丝生气来。
H说，这些青年画家大部分都曾经在没有了家人和住处的情况下流离失所过，但所幸得到了什么组织的帮助，在各种可能生存的缝隙里长大，再竭力变得阳光起来。
“其实这是最难的事，因为虽然我们不必挣扎着讨生活，却必须挣扎着学会如何去过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是真觉得自己得到了上天恩惠，所以真应该尽己所能给出去那么一点点，但总有些时候还是敌不过往事的缠累，偶尔旧画面无预兆袭过来的时候，是怎么都积极不起来的。
遗憾的是，你几乎在身边、在这座城市里找不到一个身心灵都完全的同龄人，当然，不包括21世纪后新生的那一代和迁居过来的移民了。大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1994年的那一百天，2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好像到了该翻篇的时候，确实每个人也都在努力翻着，只是这一页还是太重了一些，我们使足了劲，这页卡在了半空中，迟迟不落下，但所幸它不太可能倒回来再次压到我们身上，总有一天，是会被翻过去的。”
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报告，其中提到，据估测，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发生期间，80%以上本国儿童亲身经历过家中亲人的死亡，70%左右亲眼目睹过他人被杀或重伤，90%以上曾认为自己绝对不可能活下来。
所以H口中的“同龄人”，便极有可能属于这80%、70%、90%的其中之一、之二或之三。
听见这话的时候，是在初次见他的当晚，我外出夜跑，4公里之后居然到了那间画廊附近。我走进了临街一间露天café买了一罐苏打水，刚坐下，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正是H。
我问他为什么在叙述的时候用了“我们”而不是“他们”，毕竟他是外籍，白天在画廊又只专注于讲他人故事而对自己的身世只字不提。
他还是露着一排白牙笑，问：你会不会觉得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旁观者呢？
“其实我从来没见过亲生父母，在基加利街上游荡到6岁，直到94年事情发生。我东躲西藏，两个月后遇到了一对外国夫妇，他们跟一个NGO过来搞人道关怀，那时我正得了霍乱，病得快死。他们载着我到处找医生，所有医院都没有一丝空位，连地上都躺满人，他们就自己硬着头皮给我扎针打点滴。最后我活了下来，他们就成了我的父母。”
之后H随这对夫妇和他们所在的组织在卢旺达待到10岁，便跟他们出了国，直到7年前高中毕业，养父母问他有什么打算，他关上门想了四五天，最后决定回基加利。
飞机落地，他搭计程车去市区，沿途的一切，让他怀疑自己的记忆，也怀疑起自己选择回来的意图：这里真的需要所谓的帮助和贡献吗？眼所能见的一切好像都已经步入正轨且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能干什么呢？
车开进了市中心，等红灯的功夫，几只脏兮兮的小手从车窗的缝隙里伸了进来，配套的还有几对既不浑浊又不清澈的大眼睛，他们用另一只手拍了拍肚皮，又指了指张开的嘴巴。
“从那一瞬间开始，我知道我确实在基加利，我回来了！同样的生活我曾经过了6年，大半个童年，每天都在重复着这几个动作，为的就是告诉别人我肚子饿能不能给点吃的。那一刻我也突然发现，不管大屠杀有没有发生，不管我在基加利、纽约、温哥华还是巴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部分底层人的生存状态，是相似的。所以我回来，试图用艺术，相较其他而言我惟一擅长也最喜欢的方式，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并不是因为我足够幸运且享受施舍与被施舍的优越感，也不是因为我需要重新回到这个环境之中来治疗自己的旧伤，而是我知道，想让一个国家变得好起来，关键点不在它看上去有多么辉煌，而在于穷人能不能活得有尊严。”
白天在画廊，我们一行人在室内逛完出来之后，H问：你们赶不赶时间？想看一段卢旺达传统的舞蹈吗？孩子们可喜欢给远方来的客人表演了。
和鼓一样高的男孩子们挥起两条细幼的手臂，掌握鼓槌奋力敲着切分节奏，随着他们大臂上小块肌肉和筋脉的凸起，这几只鼓竟也被击得如同战前崩雷。 “注意看哦，战士们要出场了。”H说。
十几二十个大小高矮不一的战士们抓着长矛，连衣服也没来得及统一，就这么蹦跶着上阵了。他们相互挑衅、对峙、战斗，平定统一之后一块儿高唱凯歌。
其中还有几个看上去手脚不太灵便的，也全力以赴跳着，有时被自己绊一跤，他们也不在意，爬起来哈哈笑着继续跟上团队的动作。
H站在一旁边笑边看着，有时按捺不住了便也跟着跳一段。他说：对我来说，跳舞啊画画啊打鼓啊，就应该是生动又鲜亮的，你看这些孩子们，平常我们也时不时一起出去收集汽水瓶和易拉罐，以补贴画廊的开支，但我们是有尊严的，没有谁是难民，也没有谁是孤儿。
派对女王
告别了詹姆斯和H，我们离开基加利来到了位于卢旺达边境、基伍湖边的吉赛怡市。听闻这里背山面水、四季如春，对于度假来说，是胜地之中的胜地。
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却并不是这些，而是当地青年们的衣着。在除南非和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之外，我没有在东非、中非的任何一个地方看见这么西化和超前的风格。在坦桑尼亚，正经女性甚至不能够穿紧身裤，只能选择过膝且不包臀的裙子。
可在吉赛怡，姑娘们的装扮则短得让人恍惚感觉自己到了兰桂坊或三里屯。
她们还化着精致而夸张的眼妆，唇色竭尽妩媚，手挽皮包、脚踩看上去更像某致命利器的鞋子，穿行在缀满红橙紫粉大朵野花的街上，年轻、艳丽，塑料感十足。Kim正是其中之一。
她是我所住酒店老板的表妹。那个下午我到后院的基伍湖岸去游泳，她正趴在沙滩椅上晒太阳，头一扭见来了个人，伸手就递过来防晒霜，再揭开比基尼的细带让我帮她涂后背。
24岁，小脸长腿，身材比例完美，基加利银行的白领，这两个礼拜在吉赛怡休假。口头禅：Seriously？！（你开玩笑吧？！）
“今晚湖边有丛林音乐节，你和我一起去，一个人呆着多无聊呀。”Kim不由分说地递过了手机，让我输电话号码。
她漫不经心地啄了口香槟，像是自言自语：你在基加利绝对找不到这么好玩的事情，文明的基加利，小心翼翼的基加利，让我在那呆一辈子，Seriously？So damn boring（太无聊了）。
于是，为了“摆脱无聊”，当晚10点我们到了湖边那个“不到天亮不准离场”的音乐节现场。一支支来自不同国家的非洲乐队轮流登场，不外乎Rap和雷鬼，最初还有新鲜感，但一个多小时之后，震破耳膜的鼓点声便开始锤得人阵阵反胃。
Kim却仿佛乐在其中。她手里举了一樽啤酒，随着节拍摇晃着腰肢和步子，洒满金色闪粉的眼睑半开半合，眉头轻微皱起。
这时走上来一支卢旺达本土乐队，唱了一首安静的英文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是这么写的：
谁的鼻梁谁的颧骨？
谁的弯刀谁的烈火？
谁的父亲母亲都死了？
谁难道不想快乐地活着？
Kim咕哝着：什么鬼东西，搞得这么凄惨。
说完便转身，也不顾人潮拥堵，头也不回就开始往外挤。出去之后在小贩那儿买了一瓶矿泉水，走到堤岸边。
台上的歌手唱完了这一曲，群众爆发出了空前的口哨和欢呼声，久久不消散，有人甚至高喊着：我们都是卢旺达人！
Kim更郁闷了。她低头朝躺在地上孤零零的空瓶子“shit”了一声，“有意思么，好像谁家里没死过人似的。”
她望着基伍湖的深处，水黑漆漆一片，但被清淡月亮笼着，反倒像是从湖底映出一丝光来。远处还有发电站，点着零落的橘黄色。
我问Kim相 ：“那天发生的事情，你还有记忆吗？”
她没有张口，没有表现出一丝惊讶，甚至没有看我一眼。
湖面起了风，吹来了浪拍沙的声音。夜已深，乐队已经换了好几支，有一小群人直接褪掉了上衣，跳进水里。
过了许久，Kim才开了腔。
“你期望得到什么样的回答？无非不就是‘那一天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他们闯进我家杀死了我的家人，我躲进壁橱里才没有被发现，之后他们又放火烧了房子，我逃到了亲戚家，生病、挨饿，好不容易才活下来’，你想听的不就是这种被报道、小说、纪录片和电影都用烂了的情節吗？我可以告诉你，你问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听到的故事都不会有什么新意。惟一的不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身边人的遇害方式可能有所不同，除此之外连大家得的病几乎都是一样的，霍乱霍乱霍乱……”
的确，我们这些外人究竟期望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好像确实设想过，套路难道真是这样吗？
“都过去超过二十年了，每一年快到我们稍稍忘记的时候，大家便忽然想起：哦，再过几天就是卢旺达大屠杀XX年祭，然后媒体啊人道关怀机构啊又开始大张旗鼓地嚷嚷：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Seriously？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就该成为全世界闲着没事拿出来悼念、安抚和借机抒发爱心的活化石？但事实是，不该打的仗还是在打着，我并没有觉得人们从中学会了多少。”
Kim始终还是释怀不了，这也是她讨厌呆在基加利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多的纪念馆，人们在进入这个国家之前就已经擅自给这里的人事物贴好了标签，有时候她甚至在不经意和某些游人对视的时候，都能读得出他们心里的猜测：她个子又高鼻梁又高，该是图西族的吧，看着年纪也差不多那么回事，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大屠杀呢？
她有一圈朋友，男男女女，背景大多相似，都是劫后重生又发奋图强，可以称得上是“熬出来”的一拨。他们不用为日用饮食忧愁，喜欢来吉赛怡，参加派对、音乐节，狂欢到天亮，不需绑手绑脚也不必心怀任何对前尘往事的歉疚和困惑。 “在基加利，玩起来还是放不开，老觉得身边有什么人在观察着你，不自由。加上大环境摆在那，总会不经意看见一个熟悉的场景，想起当年的一些画面，就开始觉得于心有愧。也有人完全不在乎的，但我做不到。”
她依旧凝视着基伍湖，两公里外就是国境线，跨过去是刚果金，中间隔着活火山尼拉贡戈。每天一到深夜，火山顶上的熔岩湖里流淌着的岩浆就会把其上的那一方天空染成暗紫红色。
音乐声仍然在继续，年轻的人们仍然不显得疲倦，他们跳啊笑啊，仿佛这看起来摧枯拉朽的狂欢能够碾平一切症结。
“多想当一个没有身世的人啊。”Kim喃喃自语道。
LOSER
音乐节果真延续到了隔天早上6点。
一觉睡醒之后，我外出吃午饭，半路上却下起了过云雨。我没带伞，被浇了个正着。不巧周围完全没有可以躲雨的地方，甚至连行人都没有一个。
几步之后脚上的人字拖分了家，我便也失去了跑的欲望，惟有闷声不响地朝前走。
这时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身后似乎有轻微的脚步，零碎而小心地和在雨声里。扭头一看，一只干巴巴的手正搭在我所挎的环保袋上，顺着望过去，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男人，身材短小，顶着黏乎乎的乱发，一张同样枯干的脸，瞪圆的眼睛，看不出凶狠，倒更像是惊慌失措。
我自然把包用力往回扯，他却也不死心，不甘示弱地使着劲。我们就这么拔着河，僵在两端。被无限拉长的两秒钟过去，就在我准备伸腿给他一记狠踹的同时，环保袋的两根布带子却率先投降，断成两截。
对方趁机一龇牙一使劲，把包抢到手，撒腿逃离案发现场。我试着光脚往前追，无奈遍地碎石，实在跟不了两步。他奔到马路那头，转过一个街区进了村，不见了。街的那头冒出来几个人影，我赶紧大喊让他们抓小偷，他们却怔怔看着，不知道是听不懂还是不想动。手机、单反相机、钱包以及所有现金和银行卡，也都随之没了踪迹。
太掉以轻心了。
但这种“大意”并非毫无出处。之前在非洲的任何一个国家，我总是十二分的谨慎，从不曾背单肩包出门。但在进入卢旺达之前，每个人都说：那是非洲治安最好的国家，你大可放心……
我朝大盜先生消失的方向走去，琢磨着到警局报个案。
这时转角跑过来几个村民，他们拽着我跑，用卢旺达语交杂着英文大吼着：快来！人给你抓到了！
一个街区之后，老远便看见乌泱泱一大群人，正拉拉扯扯着什么。近了一看，正是那强盗。
在二十多个牛高马大的年轻人的包围下，他显得那么矮小可怜。他捂着头，眼角和鼻孔溢着血，试图躲开迎面袭来的一下又一下的拳头和耳光。
“怎么又是你，该死的胡图寄生虫！”
“就会抢外国人东西，你丢不丢我们卢旺达的脸！”
其中一个村民把环保袋递了过来，我快速检查了一下，只有相机在，却少了手机和钱包。
于是村民们开始搜他的身。结果在他的夹克里层找到了钱包，手机则在牛仔裤后袋。
他们便更加来气，其中一个人捡来一根类似扁担的大棍子，另两个人开始抽皮带。我一看一双双因为暴怒而发红的眼睛，觉得大事不好，赶紧伸手阻拦。
他们不解地盯着这个外国人，大概在想你脑子进水了吧，我们把人给逮到、东西找回来了，你现在却临时倒戈？
强盗一看有机，连忙拼了命地往外逃，外围的两个人继续向小巷子里追过去。
把包递给我的那个青年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说：这LOSER，过去造的孽还不够，现在还想继续为非作歹？没门！
随即转过来，手一伸，向我要成功抓到人的报酬。我没有零钱，只好给了最大面值的5000卢旺达法郎（约等于6.3美元），他眼睛发亮，心满意足，对我说：不要怕，有我们在，这些胡图人什么也做不成。
在基加利夜跑完碰见H的那一晚，他的养父也在场，老先生已经退休很久了，这几年在基加利大学的国际关系学系当客座教授。
我们聊到卢旺达如今80后、尤其是85后的这一代人。他说，现在卢旺达的新生力量，主要都是当年事件的受害者，无论是图西还是胡图，无论生活过得好或不好，他们多少还是有阴影的。但另一方面，卢旺达接受了发达国家的许多帮助，城市重建做得比较成功，与此同时，政府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采取了很多硬性措施。这让这些年轻人被城市发展的节奏拖着跑，条条框框让他们觉得不自由，内心深处的创伤又尚未愈合，所以可以说，对他们这一代人而言，是很难的。
“所幸这22年来，框架已经搭成大半，漂亮的街道和楼房、安全保障、文明的意识……我可以告诉你，几乎在非洲的其他任何国家，一个外国年轻女性都不可能在晚上9点出去慢跑，你在基加利做到了，这已经很不容易。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往里头慢慢填东西，这就需要时间了，可能是一代人，也可能更多。”
此时老先生扭头看了看H，接着说：“但至少这里有一批既不沉湎过去、又不抛弃过去的年轻人，有他们在，卢旺达还是有未来的。”
说完他拍了拍这个养子的肩膀，一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