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大学新闻学系对师资要求较高,民国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教员准入资格亦有明确限制.大学新闻学系的筹办或运作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即大量聘请新闻业界人士到系兼课,导致兼职教员占比畸高现象.与此同时,为数不多的专职教员因开展新闻实践、缓解经济压力等需要,往往跨校兼课或到报馆兼差.由此衍生出新闻学系教员较其他系科教员具有更大的流动性,进而阻碍了民国时期高等新闻教育师资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进程.
【机 构】
：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基金项目】
：
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高校新闻学教师留学背景演变及对学科构建影响研究(1949—2019)"(项目编号:20YB014)的研究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学新闻学系对师资要求较高,民国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教员准入资格亦有明确限制.大学新闻学系的筹办或运作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即大量聘请新闻业界人士到系兼课,导致兼职教员占比畸高现象.与此同时,为数不多的专职教员因开展新闻实践、缓解经济压力等需要,往往跨校兼课或到报馆兼差.由此衍生出新闻学系教员较其他系科教员具有更大的流动性,进而阻碍了民国时期高等新闻教育师资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进程.
其他文献
话语互动是社会互动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也是形塑社会的重要手段,话语互动因而构成了批评话语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本文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下,在回顾有关话语互动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借鉴Wodak的话语历史分析方法和田海龙提出的双层五步分析框架,尝试提出了描述话语互动的七个步骤.文章最后以案例为基础,对本文提出的话语互动模式进行了展示,呈现了“腾讯”和“老干妈”双方关于合同纠纷这一话题所展开的话语互动的基本模式和运作机制.
通过分析互联网50年全球整体演进的共同特性和各国演进的基本规律,可以发现全球史视野的互联网史论研究与互联网全球化进程是相辅相成的.基于史实和现实两大脉络,参照以年代为阶段的互联网技术应用演进脉络,系统梳理和总结全球范围互联网史研究的成果和不同阶段的特点,考察不同区域互联网在人类新文明进程中扮演的独特角色.从1990年代及其之前的"美国中心",到2000年代欧美主导的"西方中心",到2010年代突破西方范畴的互联网全球史意识觉醒,研判2020年代将是真正全球史视野研究的重要拐点和范式转变,并预测2030年代
伴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中国开放进程,海外中国留学生近年来日渐发展为数量可观的群体.他们接触和使用海外社交媒体的便利为其母国国家认同提供了新的经验视域.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四个中国留学生人数居于前四国家的20所不同类型的高校中抽取中国留学生发放问卷,对中国留学生的海外社交媒体使用、其母国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调研.研究显示,海外中国留学生对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的使用都较少,对三者有关中国的信息信任度也都较低;中国留学生的母国国家认同程度普遍很高,一定程度上受留
新冠疫情加速了媒介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在防控精准化、常态化的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需要形成与之匹配的信息传播力、舆论引导力和社会服务力.智能媒体以其与社会生活的高度嵌入、信息与关系的深度融合、促进行业之间的渗透融合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将为智能社会生态的构建起到关键作用,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性不断增强.推动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需要从安全、信息、经济、生态和人性化五个维度考量智能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打造高度复杂、人机协同的智能社会结构系统,构建符合智能时代特点的社会关系、文化价值观和治理体系.
中国电视剧的国际传播离不开"中国故事"的讲述与国族符号的设定.从电视剧的"中国故事"和国族符号的关系来看,故事与中华文化互融,国族符号与中华文化形成良性互动,"中国故事"与国族符号在交织互映中共同构成了传播中华文化、塑造中国形象的电视剧审美文化内涵.从目前国际传播现状来看,国产电视剧有数量而缺质量,这与电视剧叙事的弱化、符号编码解码的误区以及对资本力量的屈从等因素有关.新时代语境下,有效推动内蕴着"中国故事"和国族符号的中国电视剧的国际传播,可以从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聚焦能引起全世界人民共鸣的题材
非遗传承人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回避的现实议题.非遗传承人既是非遗文化的创作者,也是非遗文化的传播者和生产者,其角色在传承方式、传播媒介的变化过程中得以重塑.非遗传承人的传播实践引发同属文化场域的传承人、受众、媒介、文化、经济等各要素之间产生关联,不断建构新的文化空间.由此可知,非遗文化的价值属性呈现"活态化":随着传承人的传播环境、传播手段、生存环境、文化观念的改变,非遗文化有着不断被移植、改造、创新的可能性.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主流媒体能否科学理性地报道不确定性议题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近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主流媒体在不确定性议题的报道上表现出权威信源主导地位,报道框架共鸣又竞争,不同性质媒体呈现理性价值取向差异化等特征.反思目前的报道,仍存在着科学话语在公共空间对话困难、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需要融合补充、在争议性与平衡性陷阱下易造成社会非理性解读等困境.不确定性议题报道的科学理性价值只有在一次次的传播实践中不断寻求与实现.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是"话语、权力与主体化"的主要论述者,其观点成了后现代理论的主要参照框架.福柯认为不存在本质主义的主体,主体是一个形式功能存在,是个变量,被各种过程、力量和运动所贯穿的主体是知识、话语和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主体化"是借助"作为权力关系和知识对象的客体化"和"与自身发生关系"两种形式来实现的,即人通过成为认识的对象、被区分的对象以及施加给自身的活动方式实现了主体化过程,构建了人的主体性.福柯的"主体化"思想为传播学的"主体与主体性建构"命题提供了借鉴意义,为借助传播构建新型主体提供了
人工智能技术对广告活动的全面介入一方面引发了"广告世界"效应,另一方面也重构了广告伦理问题的向度、维度和深度,产生了隐私泄露、信息奴役、精准强迫、数据人格等新的伦理风险,亟需加强对这一问题的规范化体系化研究.在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不断进发,广告传播与新闻传播、舆论传播等相互融合、边界模糊的背景下,技术伦理、身体伦理及技术哲学视角作为三个可能的研究方向,将会对智能广告伦理的系统化研究产生助益:技术伦理强调技术规约,协调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强调目的、手段与结果的统一;身体伦理从人本身出发回应人与技术的关系
《幻象集》是19世纪法国浪漫派诗人钱拉尔·德.奈瓦尔的代表诗集,其“幻象”诗学表现出一种“怪诞”性,但这种看似对诗学准则的违背却蕴含着内在的和谐.在疯癫与理性之间,诗人爆发出惊人的创作天赋.文章从心理幻象、诗学幻象、梦幻美学三个方面探讨诗人“幻象”创作的心理动因、“幻象”的诗歌呈现以及由此带给读者的美学体验,同时也通过分析看似不合逻辑的梦幻诗歌,挖掘这位“疯子诗人”的诗歌语言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