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姐姐，叫玲子，外婆和妈妈叫她“阿玲”。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在我出生之前，她就不在了。
　　外婆和妈妈常念叨她。
　　“阿玲要是不走，该有十岁了。”
　　她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回来看妈妈?我不知道。妈妈说，她去的地方很远很远。
　　“格小娘是来讨债的。”
　　绍兴话“小娘”就是小女孩子。外婆这么说，妈妈点点头。我更糊涂了，我看见过讨债的，坐在爸爸的店里讨债，姐姐怎么也讨债呢?
　　后来才知道，她在五岁那年死了。
　　姐姐什么模样?没有照片，也没有请街上画店里的人给她画张像。
　　我想她一定很好看，人家说我长得很秀气，姐姐一定更加秀气。她一定是个矮个子，因为爸爸和我都是矮个子——女孩子个儿矮不难看。
　　她一定也有小辫子，用红头绳扎得翘起来。跟我一样，有个尖下巴。穿的小褂裤，不是粉红色的，就是葱绿色的，钉着花边，我们那里的小姑娘，都是这么穿的。
　　她的脸皮一定很嫩很嫩，大人看到她，都会摸一摸，闻一闻：“香一个!”
　　她一定每天领着我玩，搀着我。我跌倒了，会拉我起来，给我拍拍灰，还用脚跺地：“都是你不好!把弟弟摔坏了!”我看人家的姐姐都是卫护弟弟的，我的姐姐当然也是。
　　姐姐一定知道我想什么，要什么，喜欢什么，妈妈就不知道，大人跟小孩子就是不一样。
　　我羡慕人家有个姐姐，我们住的那条巷子里，就有好几个姐姐，她们带着弟弟，我一看见，就会想起我的姐姐，我那没有见过的姐姐。
　　妈妈信观音菩萨，说她是“送子娘娘”，我也这么想：求观音菩萨再送我一个姐姐吧!
　　没有想到，我真的有了个姐姐，不过那不是菩萨给的。
　　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因为上学晚，大我两岁，个子比我高，高一个头哩，老里老气，一举一动像个大人。
　　“叫你姐姐好不好?”我说。
　　“要叫我大姐姐!知不知道?是大姐姐!”
　　大姐姐就大姐姐，只要认我这个弟弟就行。
　　每天到校，她总要盯着我左看右看，看我脸洗得干净不干净，有没有眼屎。
　　我的小皮球脏了，她给我洗得雪白雪白。姐姐爱干净。
　　我有个啃指甲的坏习惯，不知怎么一来，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手指头就进了嘴，姐姐看见了，就会说：
　　“哎呀!脏不脏呀!快给我拿出来，不然我就不要你了!”
　　她做功课就不如我了，说她有点笨也可以，再用功成绩也上不去。我常常帮她温习功课，我也挺愿意，她是我的姐姐嘛!
　　我们一起演话剧，她演妈妈，我演儿子。有时开玩笑我就叫她妈妈，她先大声答应：“唉!”接着捶我一拳：“坏坯子!你的妈妈在家里呢!再叫，就把你的嘴缝上!”
　　她也会绣花，跟别的女孩子一样。她绣了一条小手绢给我，是绣的十字线，我很喜欢，叠得方方正正收起来，有时拿出来看看，再收好。
　　这一年，日本人打来了。我一个人外出逃难，没想到她也上了同一条轮船。我快活得跳起来，我不孤单了!我们一起打饭，一起睡在甲板上，盖一条被子，一人睡一头。夜里，我醒过来，脚上暖和和的，姐姐把我的脚焐在怀里，怕我冻着。
　　有时，我想家，一个人发呆，姐姐就说：
　　“想什么!过两天就会回家的。”
　　然后，我们东一句西一句，谈我们的同学，谈周老师、沙老师，谈我们演话剧时闹的笑话，这样，我就不想家了。
　　“你还想念书吗?”姐姐问我。
　　“怎么不想，还想上大学哩。”
　　“唉，我只怕上不成了。”
　　为什么?她没有讲，我也不愿意想。
　　我们在船上过了四天四夜，说真的，如果不是碰上姐姐，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到了汉口，上了岸，她就去火车站，说是去长沙，从那里回老家。我不能送她上火车，她给我理理头发，抹抹平，捏捏我的手，说了一句“给我写信啊”，就坐黄包车走了。
　　我按照她留给我的地址写了三封信寄去，都不见回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搬了家，还是地址不对?她一定没有收到。我没有给她地址，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会住在哪里。
　　从此，我们断了线。
　　我在地图上找她的老家，是个叫做洪江的小地方，好不容易才找到，是在挨近贵州的边远地方。从长沙下火车，姐姐要走多少天才能到家啊!
　　她没有爸爸妈妈，有个舅舅，做桐油生意，不晓得她舅舅待她好不好。
　　她身体不好，得过肺病，脸总是白白的黄黄的，不知道她还在不在人世。
　　姐姐!姐姐!我常常打心里呼唤你。如果真有菩萨，愿菩萨保佑你，尽管我是不相信菩萨的。
　　她叫什么名字?叫蔡淑贞，顽皮的同学叫她“菜包子”。我从来不这么叫，也不准别人这么叫，我叫她姐姐。
　　
　　(选自《泥土脚印》，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