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C-1号系列文件与美国对意大利政治的强势干预

来源 :史学月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ctk0836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8年4月意大利大选是意大利共产党通过议会民主途径重返政府的一个重要契机。为了阻止意大利共产党再次入阁,在意大利建立并维持一个反共、亲美和所谓的民主政府,美国政府第一次动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出台了NSC-1号系列文件,确立了美国对意大利政治干预的政策目标、指导方针和具体手段,最终在意大利建立了亲美的中右翼政权。在这次干预行动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扮演了独特而至关重要的角色。
其他文献
晚清史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断代史清史研究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和清史研究的共同推动下,晚清史研究业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推动晚清史研究进一步深入,进而建立一个与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史学科体系,这是有待国内学界共同探讨的问题。笔谈作者有的从学科史角度,对清亡百余年来国内学界在晚清史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学科关系上的认识,及晚清史研究中的各个研究范式和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关系问题,作宏观回顾和反思,呼吁
近代以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牵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从以屈辱的方式被拖进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到试图通过各种努力逐渐在这一体系中拯救自己,从冷战时代以重大代价坚持在两大对垒国际阵营中独立自主,到后冷战时代在全球化浪潮中谨慎韬晦,把握机遇而重塑国运,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写下一部充满曲折艰辛的近现代史。这个史诗般的过程至今仍未结束,而中国如何与外部世界相处,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依然是我们需要时刻面对的问题。近代中外关系演变的历史给予当代中国以什么样的教诲?可以运用哪些新近发展的研究方法深化关于这段历史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借助武丁与彭祖的对话阐述了特定的政治理念,其中重点讨论了祥、义、德、音、仁、圣、智、利、信等概念,由此可判断其主体思想属于儒家,且与《荀子》相似。《殷高宗问于三寿》两次提出“揆中”,这里的“中”是一个关联“仁”的礼义之“中”。如果孔子“仁礼一体”的“中”与荀子的礼义之“中”一脉相承的话,那么《殷高宗问于三寿》里的“中”应该是处于两者之间。孔子到荀子之间应该存在一条“孔子→商瞿子木→馯臂子弓→……→荀子”的学术传承线索,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可能与楚人馯臂子弓或其门人弟子存在某种关
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纪念日通常承载着塑造国民意识、培养民族国家认同以及创造或增强政权合法性的强大功能。然而,抗战时期华东沦陷区日伪政权展开的“七七”纪念活动却并非如此,它一方面被赋予针对抗日宣传的反宣传功能,同时又因日本居留民群体以“七七圣战”纪念活动展示日本战胜的意味而极度尴尬。由于华东沦陷区特殊的社会环境、日军占领者与汪伪政权间围绕纪念日资源的明暗博弈,这一纪念活动的进程错综交织、乱象丛生。当双方以“七七”纪念为体、以“中日和平”为交叉点重构“七七”的政治意蕴时,双方的政治分歧也清晰可见。亲日政权本
抗战胜利前夕,重庆又发惊天要案。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以贪污罪被起诉,初审被处死刑,复审改判无期。高为直接税之创办人,有功于战时财政,但又为孔祥熙之亲信,夹身于CC系、军统及孔派之间,案件审理扑朔迷离。高案起诉后,法院直指其随意提拨所得税“一丙保证金”,牟取私利,依贪污惩罚条例,应予重判。章士钊担任辩护律师,指其虽有挪用事实,但并未贪污自肥,且高为税政革新之功臣,应予轻处。高案发生,实祸起于派系夹缝下的税政革新。CC系将高视为防止孔祥熙东山再起的打击点,高在推行直接税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训练税务人员,排斥
1960年冬至1961年春,为解决当时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共产风”等问题,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指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文件,各地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其中退赔是整风整社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封专区此阶段的退赔工作是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河南省委的总体部署下进行的,尽管初期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但经过政策调整,最后还是取得了相当成效。通过退赔,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大跃进”中受到不利影响的党和政府的形象,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缓和干群矛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理论,缓和了毛泽东在联美抗苏战略和他依旧部分坚持的革命外交之间的内在矛盾,是对联美抗苏战略的间接和巧妙的辩护,是对革命外交的局部抛弃,是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回归。它的提出和实施是6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外交和80年代以来的和平发展外交之间的必要过渡,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革命与建设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孙中山提出了“建设告竣时,革命成功日”,毛泽东也强调“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都谈到革命与建设两者的关系。革命的发生决不是革命领导者呼风唤雨的结果,须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迫急的现实条件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革命本身当然不应是革命者的追求目标,革命的动机也不能从革命本身获得真正的诠释。革命虽然是战胜堕落、邪恶、压迫和侵略的迫不得已的苦难的正义武力反抗,但它并不仅仅为了这个神圣的过程——为了革命而革命,而是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是为了开辟
所谓孙中山的"革命破立观",是基于他明确表述和阐释的"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概念,将此两者合并概括的特指性称谓。回想1999年笔者赴台湾参加首届"海峡两岸孙中山思想之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提交并发表拙文《〈建国方略〉著述时期孙中山的"革命之建设"观述论》(随后以《孙中山的"革命之建设"观》为题,辑入个人论集《晚清政事探研》,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一晃十几年过去,重新检视该文,在此基础上进而作扩展性思考,综合审视其"革命破立观",就此略陈刍荛之见,概以“四性”言之。
乾隆初年的许王猷、仲永檀系列事件,展现了盛清时期大大小小的京官与商人、平民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以京城为舞台,通过社交网络相联系,互相谋求经济、文化生活便利,乃至政治利益的复杂图景。政治信息的传递,是京官社交网络政治属性的基础。一些围绕朝廷重臣如鄂尔泰形成的社交圈子,具有较强的内部凝聚力,政治属性较为明显,孕育着皇帝眼中的"朋党"。仲永檀等部分科道官员试图利用朝廷权力整肃社交活动,但他们自己同样身处社交网络之中,并深受其政治属性的影响。皇帝一方面希望整顿官场风纪、肃清朋党,另一方面又要控制打击范围,维系朝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