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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圣诞节，美国财经记者萨拉·邦乔妮突然发现，自己被无所不在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包围着，从电视到网球鞋，从圣诞树上的彩灯到地板上的洋娃娃，从DVD到自己脚上穿的袜子……她清点了一下自己收到的圣诞礼物，发现来自中国的占了25件，而非中国制造的则只有14件。如此众多的“中国制造”让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尝试过一年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
但她很快发现，要在生活中离开“中国制造”，会把自己搞得十分狼狈：一双意大利进口童鞋要68美元，而类似中国鞋只需10美元；跑遍小镇也买不到一盒非“中国制造”的生日蜡烛；如果不选择“中国制造”，孩子的几乎没有玩具……邦乔妮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中国你也可以活下去，但是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代价会越来越大。以后10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了。”
邦乔妮也许并不知道，在她开始实验的100年前，她的先辈们早已尝试过一种类似的“实验”，那就是“在十年之内，拒绝任何中国工人”。这项“实验”的发起者是美国国会，而实验的支持者，包括了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中国工人不应该与我们自己的工人竞争，“廉价的劳工也就意味着廉价的公民资格”，这位总统傲慢地说。
那时候，中国劳工显然没有如现在的“中国制造”一样对美国如此重要。普通美国人甚至不会感受到抵制华工带来的任何影响，反而为更多的工作机会而暗自高兴。但美国人依然为此付出了代价。1905年，记者们发回消息称，在中国的数个城市发生了激烈的抵制美货行动。这一次，美国人自己尝到了因“抵制”而引发的抵制滋味。
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将使其一年的损失达2000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也惊呼，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估计每月的损失可达25000美元；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50％；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买主。
这几乎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非暴力的经济行为抵抗外来者。抵货所带来的效果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更重要的，在缺乏其它有效手段的时刻，中国公众的不满情绪通过抵货得到了渲泄。
正因为如此，从1905年开始，中国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动用起“抵货”这个武器：1905年华工问题，1908年查处日本走私船，1915年“二十一条”，1919年“凡尔赛合约”，1925年“五卅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
凡是类似的历史关节点，每当民族主义情绪高潮，中国大小城市都会爆发猛烈的抵货浪潮。以至于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早在1931年就称，中国是“抵制活动的老手”。
但正如众多历史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抵货尽管成为中国人一种常用手段，但它从其效果来看，从来没有达到过发起者的初衷。
1905年抵制美货，虽然短暂的限制了美货的消费，但却让日本和德国厂商的市场得到对了扩大，而在抵制结束后，美货销量反而因前段时间的压制而成倍增长。
一份1909至1929年的日本对华出口的统计也表明，日货出口最高额反而发生在抵制日货最激烈的1919年和1925年。这一悖论表明，抵货行为引发的后果远远比公众想象中要复杂的多。
历次运动的模式往往是，学界和商界会短期内因民族主义情绪而在抵货问题上结盟，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商人们开始无法承受损失，而因货物短缺和物价上涨而引发的民众不满，也加剧了学生和商人们的矛盾，原本在于抵制帝国主义的抵货运动，大多最后演变为“爱国学生”与“奸商”，“国货拥护者”与“走狗”之间的内斗。
即便是抛开此种情绪化的矛盾，从抵货的实践操作中，也有种种无法化解的技术障碍。1928年，国民政府曾经颁发了“国货”标准，标准分为复杂的七等，“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工作”为第一等，是最纯正的国货。依次往下，到“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为外国原料，国人工作；或者是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外国原料，外国技师”则为第七等，是最低档次的国货，在第七等之外，则为外货。
标准制定后，困难接踵而至——对执行者来说，他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全国大小企业的资本股份、经营管理、原料来源、技术来源，劳动力组成，进行复杂的甄别和鉴定，而企业的状况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这样的工作似乎需要永无止境的持续下去，否则就无法区别国货和外货，从而抵制外货就成为一句空谈。而对企业来说，要想进行“国货”认证，就需要将企业的一切内部商业机密毫无保留地告知政府部门，而这样的认证过程不过是增加了政府认证部门“巧取豪夺”的机会而已。国货认证也正如大多数抵货运动一样，以不了了之而结束。
这样的结果，让长期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关系的牛津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葛凯不得不遗憾地说，“考虑到国货运动面临的巨大障碍，认为它是个失败的观点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当然，抵制活动也并非一无是处，它“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表达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的有弹性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获得表达自己情绪的权利。”而历次的抵货运动，也渗入到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当中，以至于当今的中国人消费行为，依然时常会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左右。
当然，这种抵制外来者的情绪和行为也并非中国独有。从美国早期的排斥华工，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控制美国财富地标洛克菲勒中心后引起的美国人抵制日货争论，再到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学生掰断日本铅笔以示爱护国货。抵制行为始终与民族主义情绪相生相伴，但正如历史上给出的那些结果一样，所有因抵制而生的行动，无不是以最后和解而收场。194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给国会的信中，提到“国家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的错误。”近40年后，他纠正了他叔叔西奥多·罗斯福的错误。
再回到开头那个美国记者萨拉·邦乔妮的故事，她做这个实验的目的并不是要抵制中国货。她想说的是，“在一个全球紧密联系的时代，友好而没有偏见的生活是多么重要”。
但她很快发现，要在生活中离开“中国制造”，会把自己搞得十分狼狈：一双意大利进口童鞋要68美元，而类似中国鞋只需10美元；跑遍小镇也买不到一盒非“中国制造”的生日蜡烛；如果不选择“中国制造”，孩子的几乎没有玩具……邦乔妮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中国你也可以活下去，但是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代价会越来越大。以后10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了。”
邦乔妮也许并不知道，在她开始实验的100年前，她的先辈们早已尝试过一种类似的“实验”，那就是“在十年之内，拒绝任何中国工人”。这项“实验”的发起者是美国国会，而实验的支持者，包括了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中国工人不应该与我们自己的工人竞争，“廉价的劳工也就意味着廉价的公民资格”，这位总统傲慢地说。
那时候，中国劳工显然没有如现在的“中国制造”一样对美国如此重要。普通美国人甚至不会感受到抵制华工带来的任何影响，反而为更多的工作机会而暗自高兴。但美国人依然为此付出了代价。1905年，记者们发回消息称，在中国的数个城市发生了激烈的抵制美货行动。这一次，美国人自己尝到了因“抵制”而引发的抵制滋味。
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将使其一年的损失达2000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也惊呼，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估计每月的损失可达25000美元；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50％；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买主。
这几乎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非暴力的经济行为抵抗外来者。抵货所带来的效果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更重要的，在缺乏其它有效手段的时刻，中国公众的不满情绪通过抵货得到了渲泄。
正因为如此，从1905年开始，中国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动用起“抵货”这个武器：1905年华工问题，1908年查处日本走私船，1915年“二十一条”，1919年“凡尔赛合约”，1925年“五卅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
凡是类似的历史关节点，每当民族主义情绪高潮，中国大小城市都会爆发猛烈的抵货浪潮。以至于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早在1931年就称，中国是“抵制活动的老手”。
但正如众多历史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抵货尽管成为中国人一种常用手段，但它从其效果来看，从来没有达到过发起者的初衷。
1905年抵制美货，虽然短暂的限制了美货的消费，但却让日本和德国厂商的市场得到对了扩大，而在抵制结束后，美货销量反而因前段时间的压制而成倍增长。
一份1909至1929年的日本对华出口的统计也表明，日货出口最高额反而发生在抵制日货最激烈的1919年和1925年。这一悖论表明，抵货行为引发的后果远远比公众想象中要复杂的多。
历次运动的模式往往是，学界和商界会短期内因民族主义情绪而在抵货问题上结盟，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商人们开始无法承受损失，而因货物短缺和物价上涨而引发的民众不满，也加剧了学生和商人们的矛盾，原本在于抵制帝国主义的抵货运动，大多最后演变为“爱国学生”与“奸商”，“国货拥护者”与“走狗”之间的内斗。
即便是抛开此种情绪化的矛盾，从抵货的实践操作中，也有种种无法化解的技术障碍。1928年，国民政府曾经颁发了“国货”标准，标准分为复杂的七等，“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工作”为第一等，是最纯正的国货。依次往下，到“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为外国原料，国人工作；或者是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外国原料，外国技师”则为第七等，是最低档次的国货，在第七等之外，则为外货。
标准制定后，困难接踵而至——对执行者来说，他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全国大小企业的资本股份、经营管理、原料来源、技术来源，劳动力组成，进行复杂的甄别和鉴定，而企业的状况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这样的工作似乎需要永无止境的持续下去，否则就无法区别国货和外货，从而抵制外货就成为一句空谈。而对企业来说，要想进行“国货”认证，就需要将企业的一切内部商业机密毫无保留地告知政府部门，而这样的认证过程不过是增加了政府认证部门“巧取豪夺”的机会而已。国货认证也正如大多数抵货运动一样，以不了了之而结束。
这样的结果，让长期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关系的牛津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葛凯不得不遗憾地说，“考虑到国货运动面临的巨大障碍，认为它是个失败的观点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当然，抵制活动也并非一无是处，它“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表达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的有弹性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获得表达自己情绪的权利。”而历次的抵货运动，也渗入到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当中，以至于当今的中国人消费行为，依然时常会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左右。
当然，这种抵制外来者的情绪和行为也并非中国独有。从美国早期的排斥华工，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控制美国财富地标洛克菲勒中心后引起的美国人抵制日货争论，再到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学生掰断日本铅笔以示爱护国货。抵制行为始终与民族主义情绪相生相伴，但正如历史上给出的那些结果一样，所有因抵制而生的行动，无不是以最后和解而收场。194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给国会的信中，提到“国家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的错误。”近40年后，他纠正了他叔叔西奥多·罗斯福的错误。
再回到开头那个美国记者萨拉·邦乔妮的故事，她做这个实验的目的并不是要抵制中国货。她想说的是，“在一个全球紧密联系的时代，友好而没有偏见的生活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