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要通过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对建设更高水平開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进展、意义和趋势进行总结与展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取得重大进展
历史地看，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总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的积极探索阶段（1978年—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加快发展阶段（2002年—2012年）和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阶段（2013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十三五”时期，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扩大开放，不断完善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成效显著。2015年出台的《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为“十三五”时期有关政策设计提供了重要指导，具有标志性意义。
（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区域全面开放初步形成
“十三五”时期，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国家先后正式出台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持续推进自贸试验区试点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协同推进东中西部对外开放，特别是推动沿边开发开放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区域对外开放布局持续优化。从开放平台看，国家在中西部布局了10个国家级新区、28个综合保税区、7个自贸试验区、100多个国家级口岸。全国范围内已批复设立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东西南北中全面覆盖。2018年设立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成为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标志。从开放通道看，中欧班列经过十年发展，已经实现常态化、规模化运行，2020年开行超过1.2万列，疫情下同比增长50%，通达境外21个国家的92个城市，辐射范围快速扩大。西部陆海新通道2019年正式获批通过，先后有9个西部省份加入，实现陆海联通，协同连接长江经济带，重塑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格局。
（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改善，国际贸易竞争力显著提升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拓展对外贸易，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商务部2017年提出努力建成经贸强国“三步走”时间表，2019年出台《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货物贸易转型升级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商务部还联合海关总署等部门出台了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口岸管理体制改革、通关便利化、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等一系列支持性政策，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十三五”时期，我国货物贸易规模稳步扩大，多年稳居第一，出口结构持续优化，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市场布局更加平衡;服务贸易加速发展，新兴服务亮点纷呈。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2.2万亿元，增长1.9%，成为疫情下全球唯一实现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且贸易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均创历史新高，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成为增长新引擎。我国跨境电商贸易交易额从2008年的0.7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7.5%。其中2020年出口交易额为9.8万亿元，占总额的75%。
（三）利用外资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对外投资稳步发展
“十三五”时期，通过不断完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持续完善利用外资法律法规体系，深化利用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利用外资结构持续优化。2015年商务部公布《外国投资法》（征求意见稿），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2019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外商投资法》，我国外商投资进入法治化建设新时代。2020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999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并实现了引资总量、增长幅度、全球占比“三提升”。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我国排名从2015年的第91名跃升到2020年的第31名，2018年首次进入排名前50的经济体之列。
同期，随着国内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中国对外投资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已经跻身全球对外投资大国行列。2015年先后出台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和《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为后续企业“走出去”的方向选择提供了重要指引。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一度达到将近2000亿美元，此后几年出现理性回调，但结构趋向优化，效益稳步提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329.4亿美元，同比增长3.3%。同时，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一大批境外项目克服疫情影响顺利实施，中老铁路、雅万铁路等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0年底，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意义
实践证明，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入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保障。
（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如同破茧成蝶，虽会经历一时阵痛，但将换来新生;开放才能充分利用外部有利条件，妥善调动国内外生产要素和资源，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分工协作，互通有无。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形成的，符合国家根本利益。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使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是承前启后，既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二）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要求
当今世界正处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球化大发展时期，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同时，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要积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更好利用世界的机遇，又要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让世界更好分享中国的机遇。尤其面对全球气候变暖、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更需要中国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三）是“十四五”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当前国内外环境纷繁复杂，机遇和挑战之大前所未有，尤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下，世界经济遭受重创深度下行，中美合作前景也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空前严峻的外部风险挑战。同时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新特征新要求，只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支点，才能增强自身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核心是通过开放促进我们自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推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十四五”时期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趋势展望
“十四五”时期及至2035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更大范围高水平开放
从国内来看，要坚持陆海统筹，推动形成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区域开放格局。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上来，更好发挥地方在扩大开放方面的積极作用。要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抓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发挥重大区域性战略的协同联动效应，以开放合作促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创新，支持长三角地区联动开放。
从国际来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更加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更宽领域双向协调开放
推动内需与外需、进口与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立足国内大循环，依托营商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等比较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要素资源，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
实践中，要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完善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积极主动扩大进口，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更加积极利用外资，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提升境外投资质量效益。提升金融双向开放水平，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挥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作用。
（三）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推动更深层次制度性开放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系，是推动我涉外经贸规则体系与国际规则体系的协调、对接和融合的内在要求。近期，RCEP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完成谈判，中央表态积极考虑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欧投资协定代表了当前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投资协定的最高水平，CPTPP则被认为是代表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方向的标杆性协定。制定新的规则体系是当前高水平国际经贸协定的突出特征，且许多规则以边界内议题的方式，对参与国家的国内法规或政策调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CPTPP用30章的篇幅，构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新规则体系，内容涵盖劳工、国有企业、跨境电商等敏感议题。这些新的规则体系，总体符合我国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大趋势，可为推动深层次制度性开放提供重要参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坚持统筹开放与安全，把国家安全观贯穿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全领域和全过程，提高涉外经济安全风险防范能力。要借鉴国际规则，通过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出口管制、国际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健全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防范体系，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健全开放条件下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提升抵御外部风险能力。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办主任）
一、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取得重大进展
历史地看，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总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的积极探索阶段（1978年—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加快发展阶段（2002年—2012年）和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阶段（2013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十三五”时期，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扩大开放，不断完善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成效显著。2015年出台的《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为“十三五”时期有关政策设计提供了重要指导，具有标志性意义。
（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区域全面开放初步形成
“十三五”时期，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国家先后正式出台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持续推进自贸试验区试点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协同推进东中西部对外开放，特别是推动沿边开发开放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区域对外开放布局持续优化。从开放平台看，国家在中西部布局了10个国家级新区、28个综合保税区、7个自贸试验区、100多个国家级口岸。全国范围内已批复设立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东西南北中全面覆盖。2018年设立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成为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标志。从开放通道看，中欧班列经过十年发展，已经实现常态化、规模化运行，2020年开行超过1.2万列，疫情下同比增长50%，通达境外21个国家的92个城市，辐射范围快速扩大。西部陆海新通道2019年正式获批通过，先后有9个西部省份加入，实现陆海联通，协同连接长江经济带，重塑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格局。
（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改善，国际贸易竞争力显著提升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拓展对外贸易，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商务部2017年提出努力建成经贸强国“三步走”时间表，2019年出台《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货物贸易转型升级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商务部还联合海关总署等部门出台了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口岸管理体制改革、通关便利化、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等一系列支持性政策，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十三五”时期，我国货物贸易规模稳步扩大，多年稳居第一，出口结构持续优化，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市场布局更加平衡;服务贸易加速发展，新兴服务亮点纷呈。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2.2万亿元，增长1.9%，成为疫情下全球唯一实现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且贸易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均创历史新高，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成为增长新引擎。我国跨境电商贸易交易额从2008年的0.7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7.5%。其中2020年出口交易额为9.8万亿元，占总额的75%。
（三）利用外资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对外投资稳步发展
“十三五”时期，通过不断完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持续完善利用外资法律法规体系，深化利用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利用外资结构持续优化。2015年商务部公布《外国投资法》（征求意见稿），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2019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外商投资法》，我国外商投资进入法治化建设新时代。2020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999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并实现了引资总量、增长幅度、全球占比“三提升”。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我国排名从2015年的第91名跃升到2020年的第31名，2018年首次进入排名前50的经济体之列。
同期，随着国内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中国对外投资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已经跻身全球对外投资大国行列。2015年先后出台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和《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为后续企业“走出去”的方向选择提供了重要指引。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一度达到将近2000亿美元，此后几年出现理性回调，但结构趋向优化，效益稳步提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329.4亿美元，同比增长3.3%。同时，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一大批境外项目克服疫情影响顺利实施，中老铁路、雅万铁路等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20年底，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意义
实践证明，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入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保障。
（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如同破茧成蝶，虽会经历一时阵痛，但将换来新生;开放才能充分利用外部有利条件，妥善调动国内外生产要素和资源，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分工协作，互通有无。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形成的，符合国家根本利益。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使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是承前启后，既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二）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要求
当今世界正处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球化大发展时期，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同时，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要积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更好利用世界的机遇，又要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让世界更好分享中国的机遇。尤其面对全球气候变暖、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更需要中国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三）是“十四五”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当前国内外环境纷繁复杂，机遇和挑战之大前所未有，尤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下，世界经济遭受重创深度下行，中美合作前景也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空前严峻的外部风险挑战。同时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新特征新要求，只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支点，才能增强自身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核心是通过开放促进我们自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推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十四五”时期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趋势展望
“十四五”时期及至2035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更大范围高水平开放
从国内来看，要坚持陆海统筹，推动形成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区域开放格局。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上来，更好发挥地方在扩大开放方面的積极作用。要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抓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发挥重大区域性战略的协同联动效应，以开放合作促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创新，支持长三角地区联动开放。
从国际来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更加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更宽领域双向协调开放
推动内需与外需、进口与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立足国内大循环，依托营商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等比较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要素资源，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
实践中，要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完善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积极主动扩大进口，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更加积极利用外资，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提升境外投资质量效益。提升金融双向开放水平，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挥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作用。
（三）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推动更深层次制度性开放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系，是推动我涉外经贸规则体系与国际规则体系的协调、对接和融合的内在要求。近期，RCEP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完成谈判，中央表态积极考虑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欧投资协定代表了当前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投资协定的最高水平，CPTPP则被认为是代表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方向的标杆性协定。制定新的规则体系是当前高水平国际经贸协定的突出特征，且许多规则以边界内议题的方式，对参与国家的国内法规或政策调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CPTPP用30章的篇幅，构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新规则体系，内容涵盖劳工、国有企业、跨境电商等敏感议题。这些新的规则体系，总体符合我国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大趋势，可为推动深层次制度性开放提供重要参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坚持统筹开放与安全，把国家安全观贯穿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全领域和全过程，提高涉外经济安全风险防范能力。要借鉴国际规则，通过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出口管制、国际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健全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防范体系，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健全开放条件下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提升抵御外部风险能力。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