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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不论是“打黑”，还是“唱红”，重庆这座西部之城似乎得到大家前所未有的关注。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到发生在重庆的话题和事件的同时，也在不经意中记住了一个市委新闻发言人的名字：周勇。
学者型官员、专业精深、对媒体态度开放……这是媒体对周勇的一贯印象。
周勇身兼重庆市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记者问及他是否会分身乏术？他回答：不仅不会，而且两者相得益彰。“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我还是坚持做学问，努力保持学术水准。这不大容易，但关键在于要有追求。在这样行政与学术双重挑战的过程中，你会体验一种成功的快乐，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对国家对民族对重庆都是有意义的。”
周勇这样要求自己：“做学者，就要求新求异，一定要写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必须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当干部，则要求同求和，把大家思想统一起来，拧成一股绳去共同奋斗，这样才能把事做好。”
努力揭开中共党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
在中国共产党历经的90年风雨征程中，有一个“谜”让党史研究者多少年来踟蹰莫展。周勇即是诸多研究者中之一。为此他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执着地追寻，潜心地探究。其间的艰辛和快乐周勇用七个字来概括：“给历史一个交代”。今年，中央档案馆终于正式公布了一份珍贵档案《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重庆报告”），为解开中共党史上的这个“斯芬克斯之谜”提供了可能，周勇据此首次提出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在重庆”的观点，这一研究成果引起社会不小的震动。
周勇1953年出生在重庆，不到16岁便到农村插队，那时，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会与“历史”问题打上一辈子的交道，他也没有料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会掀起阵阵旋风。十多年前，周勇就是重庆市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带头人，是重庆市最早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至今他仍然处在学术带头人这个位置上，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他的学术成果丰硕，许多都成为本领域历史研究的重点参考资料；除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外，他还担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红岩春秋》杂志社社长。身为党的干部，他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又有独立的研究精神，他把深刻的思想融入到党的宣传文化工作中，不仅带去了清新的理念和氛围，还有效地提升了宣传文化系统的活力和专业性。
谈及研究这个项目的初衷，周勇说，“这不是上级下达的任务，也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衡量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要看我们在前任的基础上回答了多少时代的课题，做了哪些新的贡献？今年，我们党成立已经90年了，我们的先辈在重庆创立共产主义组织已经91年了，此时此刻，作为一个思想理论工作者，尤其是担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职务，主动提出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并尽其所能地回答和破解这一历史课题是我的责任，就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给历史一个负责任的交待。如果对此漠然视之，无所作为，在91年后的今天，我们对革命先烈创造的辉煌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说法，就是失职，就会愧对先辈，愧对历史。”
《重庆报告》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从苏联回到中国，一直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那时，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档案没有公开，也就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周勇称之为历史性的遗憾。为了不再延续这个历史的遗憾，他努力把学者个人的研究提升为组织的行为，把对《重庆报告》的研究，列为重庆市社科规划重大项目，和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北京、四川的党史部门联合起来，集中了全国最优秀、最强大的研究团队，共同攻关，大大地推进了此项研究的进展。他为此还去到俄罗斯档案馆考核，费尽周折寻访更多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他提出，据中央档案馆公布的档案显示：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创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提供了时间新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地处中国内陆，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提供了空间新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由自发产生，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提供了创建新证，从而形成了有别于由北而南，集中于东部沿海的传统区域性类型的，地处内陆自发创立的又一个区域性类型，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提供了新的证据，从而丰富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的一代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渐渐淡漠，所以在阐述此项研究成果重大意义的同时，周勇不忘强调它更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是通过所谓‘重新评价’历史来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如果对各种污蔑之词不做旗帜鲜明的回答，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党的领导的不可代替性产生疑惑。这就需要我们组织力量，有计划地开展对重大党史问题的研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批驳污蔑攻击，同时以富有说服力的成果来武装人们头脑，占领党史舆论阵地。”
富有智慧的新闻发言人
先提出一个观点，再就此观点进行阐述，严谨的表述是周勇习惯的表达方式。
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在新闻发布会上时常妙语连珠的周勇是一个极具智慧的党委新闻发言人。他的话媒体爱听，官员爱听，各地学界也乐意请他做演讲。他实际上在扮演沟通官民、凝聚共识的角色，这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极为重要。
在一次市委新闻发布会现场，有一位西方媒体人突然发问，问题之尖锐令人始料不及。“你们重庆一直在宣扬和推广红色文化，可你们又一边搞IT、金融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这不矛盾吗？”
周勇扶了扶话筒，指着自己使用的笔记本电脑从容地说，“不矛盾。我这个电脑是日本的，里边装的是红色文化，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导意识形态。今天的中国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或者今天的美国像今天的中国一样，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互联网产业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潮流，我们把全世界笔记本电脑三分之一的产能都引到重庆来了，这说明我们是开放的。我们把电脑与红色文化结合起来就是一个有特色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个生动而形象的回答赢得在场记者一片喝彩。
周勇能够做到灵活、智慧地回答和应对各种问题和情况，离不开多年的积累。周勇很乐于接受新事物，并善于学习。互联网在中国落地不久，1997年他就使用上了，并开始对网络进行研究，一年后，他就提出要加强对“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随后就发表了《建设因特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一文。他所分析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建议，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这篇文章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周勇对网络有自己的看法，“网络上的言论是否真正地代表民意是需要管理人员准确判断的。不是传得广、说得多的就是民意。”而新闻发言人的责任就是挖掘真正的民意，沟通官民，促进问题的解决。
“作为重庆市委的新闻发言人，我既荣幸又倍感责任重大，需要大家的批评与监督”。信息时代，形式多样的传播方式兴起，这对新闻发言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周勇说深感肩负重任，时刻不断地完善自己，成为一位连接公众与党委政府的有作为的新闻发言人。
“我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中国人”
从周勇丰富的人生阅历中，人们不难发现，向来不甘于平庸的他不管处在人生哪一个站点，总是能够出奇制胜。他的教育与职业背景，决定了他看问题的视野、深度，以及前瞻性。
和大部分的同龄人一样，他经历过上山下乡，他说，那四年，他尝尽了世间所有的苦。“什么活都干过”，周勇笑着说，“现在听起来又脏又累，那时候可不觉得，背粪上山浇灌玉米，那一个桶大概三尺多高，椭圆形的，上大下小。”说着周勇站了起来，比划着木桶的形状和当时的动作，“那是我四年来每天都要重复做的事，既背粪，又背水”。一个人背一桶清粪上山，一桶粪一百四五十斤，一个来回至少需要两小时。刚开始时，背起来直晃荡，粪水从头到脚淋了个透。个中滋味，一言难尽。但是周勇没有退缩，坚持了下来。后来，不仅背清粪不晃荡了，背干粪一次能背200多斤。除了劳动，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读书上，仿佛只有从书本里，他能看到对未来的希望。周勇回忆说，其实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能忘记父亲对他给予的厚望。
周勇出身革命家庭，父亲时常提醒他：“一个人要有点真本事，要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文革”中父亲被关押之前，送给了年少的周勇三件东西：一本《唐诗三百首》、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个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没有过多的话语，但儿子能体悟到父亲的良苦用心，他立志要成为像父亲一样学识渊博，心系国家，能干大事的人。
所以不论是上山下乡干农活，还是后来当兵入伍开汽车，“有点真本事，为国家民族做点事情”是他始终没有放弃的追求。岁月的磨砺，周勇逐渐成长为一个思想深刻、见解独特的人，而正是他丰富的学识，宽广的视野和练就的口才使得他常常脱颖而出。所以，周勇讲述他“新兵入伍就当了班长、备考三个月就以四川省单科第一和第四名的成绩金榜题名、大学未毕业就成了四川大学在校本科生出版专著的学生”时，就不足为奇了。
周勇下过乡、当过兵、当过工人、上过学，后来当了领导干部、大学老师。回忆这些经历，周勇无限感慨，“现在看来，曾经的经历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当你真正经过了那种艰难困苦还怕什么呢？我从心里，把自己当成中国一个最普通的人，这为我日后的从政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因为了解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现在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周勇希望把这种本质上的淳朴延续到下一代，所以在他的儿子上大学之前，特意带他回到了当年自己下乡插队的地方，就住在当地老百姓的家里。“我告诉他，你不了解中国的实情，不知道天高地厚，就干不了大事。”
周勇回忆自己15岁下乡的情景，那时他的梦想就是能通过勤奋努力走出农村。现在的他走上了领导岗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好公仆，为普通的老百姓谋点福利、办点事情。
责任编辑 张小华
学者型官员、专业精深、对媒体态度开放……这是媒体对周勇的一贯印象。
周勇身兼重庆市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记者问及他是否会分身乏术？他回答：不仅不会，而且两者相得益彰。“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我还是坚持做学问，努力保持学术水准。这不大容易，但关键在于要有追求。在这样行政与学术双重挑战的过程中，你会体验一种成功的快乐，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对国家对民族对重庆都是有意义的。”
周勇这样要求自己：“做学者，就要求新求异，一定要写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必须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当干部，则要求同求和，把大家思想统一起来，拧成一股绳去共同奋斗，这样才能把事做好。”
努力揭开中共党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
在中国共产党历经的90年风雨征程中，有一个“谜”让党史研究者多少年来踟蹰莫展。周勇即是诸多研究者中之一。为此他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执着地追寻，潜心地探究。其间的艰辛和快乐周勇用七个字来概括：“给历史一个交代”。今年，中央档案馆终于正式公布了一份珍贵档案《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重庆报告”），为解开中共党史上的这个“斯芬克斯之谜”提供了可能，周勇据此首次提出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在重庆”的观点，这一研究成果引起社会不小的震动。
周勇1953年出生在重庆，不到16岁便到农村插队，那时，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会与“历史”问题打上一辈子的交道，他也没有料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会掀起阵阵旋风。十多年前，周勇就是重庆市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带头人，是重庆市最早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至今他仍然处在学术带头人这个位置上，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他的学术成果丰硕，许多都成为本领域历史研究的重点参考资料；除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外，他还担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红岩春秋》杂志社社长。身为党的干部，他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又有独立的研究精神，他把深刻的思想融入到党的宣传文化工作中，不仅带去了清新的理念和氛围，还有效地提升了宣传文化系统的活力和专业性。
谈及研究这个项目的初衷，周勇说，“这不是上级下达的任务，也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衡量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要看我们在前任的基础上回答了多少时代的课题，做了哪些新的贡献？今年，我们党成立已经90年了，我们的先辈在重庆创立共产主义组织已经91年了，此时此刻，作为一个思想理论工作者，尤其是担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职务，主动提出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并尽其所能地回答和破解这一历史课题是我的责任，就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给历史一个负责任的交待。如果对此漠然视之，无所作为，在91年后的今天，我们对革命先烈创造的辉煌历史仍然没有一个说法，就是失职，就会愧对先辈，愧对历史。”
《重庆报告》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从苏联回到中国，一直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那时，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档案没有公开，也就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周勇称之为历史性的遗憾。为了不再延续这个历史的遗憾，他努力把学者个人的研究提升为组织的行为，把对《重庆报告》的研究，列为重庆市社科规划重大项目，和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北京、四川的党史部门联合起来，集中了全国最优秀、最强大的研究团队，共同攻关，大大地推进了此项研究的进展。他为此还去到俄罗斯档案馆考核，费尽周折寻访更多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他提出，据中央档案馆公布的档案显示：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创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提供了时间新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地处中国内陆，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提供了空间新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由自发产生，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提供了创建新证，从而形成了有别于由北而南，集中于东部沿海的传统区域性类型的，地处内陆自发创立的又一个区域性类型，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提供了新的证据，从而丰富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的一代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渐渐淡漠，所以在阐述此项研究成果重大意义的同时，周勇不忘强调它更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是通过所谓‘重新评价’历史来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如果对各种污蔑之词不做旗帜鲜明的回答，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党的领导的不可代替性产生疑惑。这就需要我们组织力量，有计划地开展对重大党史问题的研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批驳污蔑攻击，同时以富有说服力的成果来武装人们头脑，占领党史舆论阵地。”
富有智慧的新闻发言人
先提出一个观点，再就此观点进行阐述，严谨的表述是周勇习惯的表达方式。
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在新闻发布会上时常妙语连珠的周勇是一个极具智慧的党委新闻发言人。他的话媒体爱听，官员爱听，各地学界也乐意请他做演讲。他实际上在扮演沟通官民、凝聚共识的角色，这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极为重要。
在一次市委新闻发布会现场，有一位西方媒体人突然发问，问题之尖锐令人始料不及。“你们重庆一直在宣扬和推广红色文化，可你们又一边搞IT、金融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这不矛盾吗？”
周勇扶了扶话筒，指着自己使用的笔记本电脑从容地说，“不矛盾。我这个电脑是日本的，里边装的是红色文化，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导意识形态。今天的中国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或者今天的美国像今天的中国一样，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互联网产业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潮流，我们把全世界笔记本电脑三分之一的产能都引到重庆来了，这说明我们是开放的。我们把电脑与红色文化结合起来就是一个有特色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个生动而形象的回答赢得在场记者一片喝彩。
周勇能够做到灵活、智慧地回答和应对各种问题和情况，离不开多年的积累。周勇很乐于接受新事物，并善于学习。互联网在中国落地不久，1997年他就使用上了，并开始对网络进行研究，一年后，他就提出要加强对“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随后就发表了《建设因特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一文。他所分析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建议，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这篇文章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周勇对网络有自己的看法，“网络上的言论是否真正地代表民意是需要管理人员准确判断的。不是传得广、说得多的就是民意。”而新闻发言人的责任就是挖掘真正的民意，沟通官民，促进问题的解决。
“作为重庆市委的新闻发言人，我既荣幸又倍感责任重大，需要大家的批评与监督”。信息时代，形式多样的传播方式兴起，这对新闻发言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周勇说深感肩负重任，时刻不断地完善自己，成为一位连接公众与党委政府的有作为的新闻发言人。
“我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中国人”
从周勇丰富的人生阅历中，人们不难发现，向来不甘于平庸的他不管处在人生哪一个站点，总是能够出奇制胜。他的教育与职业背景，决定了他看问题的视野、深度，以及前瞻性。
和大部分的同龄人一样，他经历过上山下乡，他说，那四年，他尝尽了世间所有的苦。“什么活都干过”，周勇笑着说，“现在听起来又脏又累，那时候可不觉得，背粪上山浇灌玉米，那一个桶大概三尺多高，椭圆形的，上大下小。”说着周勇站了起来，比划着木桶的形状和当时的动作，“那是我四年来每天都要重复做的事，既背粪，又背水”。一个人背一桶清粪上山，一桶粪一百四五十斤，一个来回至少需要两小时。刚开始时，背起来直晃荡，粪水从头到脚淋了个透。个中滋味，一言难尽。但是周勇没有退缩，坚持了下来。后来，不仅背清粪不晃荡了，背干粪一次能背200多斤。除了劳动，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读书上，仿佛只有从书本里，他能看到对未来的希望。周勇回忆说，其实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能忘记父亲对他给予的厚望。
周勇出身革命家庭，父亲时常提醒他：“一个人要有点真本事，要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文革”中父亲被关押之前，送给了年少的周勇三件东西：一本《唐诗三百首》、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个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没有过多的话语，但儿子能体悟到父亲的良苦用心，他立志要成为像父亲一样学识渊博，心系国家，能干大事的人。
所以不论是上山下乡干农活，还是后来当兵入伍开汽车，“有点真本事，为国家民族做点事情”是他始终没有放弃的追求。岁月的磨砺，周勇逐渐成长为一个思想深刻、见解独特的人，而正是他丰富的学识，宽广的视野和练就的口才使得他常常脱颖而出。所以，周勇讲述他“新兵入伍就当了班长、备考三个月就以四川省单科第一和第四名的成绩金榜题名、大学未毕业就成了四川大学在校本科生出版专著的学生”时，就不足为奇了。
周勇下过乡、当过兵、当过工人、上过学，后来当了领导干部、大学老师。回忆这些经历，周勇无限感慨，“现在看来，曾经的经历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当你真正经过了那种艰难困苦还怕什么呢？我从心里，把自己当成中国一个最普通的人，这为我日后的从政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因为了解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现在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周勇希望把这种本质上的淳朴延续到下一代，所以在他的儿子上大学之前，特意带他回到了当年自己下乡插队的地方，就住在当地老百姓的家里。“我告诉他，你不了解中国的实情，不知道天高地厚，就干不了大事。”
周勇回忆自己15岁下乡的情景，那时他的梦想就是能通过勤奋努力走出农村。现在的他走上了领导岗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好公仆，为普通的老百姓谋点福利、办点事情。
责任编辑 张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