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恩来收到一封来自日本东京的信。信是一个17岁的女孩写来的。
　　尊敬的中国总理、伯伯、先生：
　　我是伪满罪犯爱新觉罗•溥杰的大女儿，名叫慧生。这封信是我背着所有的亲人写给您的，因为我太想念我的阿玛了。相信伯伯一定能理解一个17岁女孩的心情。
　　我的中文很不好，但我还是要用我在日本学的中文给您写信。阿玛久无音讯，我和妈妈都很担心。我不知给日夜想念的阿玛写过多少信，寄过多少照片，却从没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
　　虽然中日两国体制不同，人们的思想各异，但骨肉之情在中国和日本都是一样的。若周总理也有骨肉孩儿，自然能理解我和小妹思念父亲的情分，更会体察拉扯我们姊妹长大成人而又望眼欲穿想见到丈夫的我母亲的一颗心。您一定理解我此时急切而又痛苦的心情！
　　现在，日本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我的家庭却是由中国的阿玛和日本的妈妈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待中日友好，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力量！妈妈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阿玛身边，我也盼着早日团聚。正是为了这些，我现在拼命学习中文。我希望能为中日友好做点事情，能为架设中日友好的桥梁添砖加瓦。
　　谢谢，拜托了！请伯伯将这封信连同照片一起转交给我亲爱的阿玛，并衷心希望能允许我和阿玛通信……
　　周恩来的心被震撼了。他完全理解这个17岁女孩的思父之情。这时，慧生已經有11年没见到自己的父亲了。这封信，百忙中的周恩来竟然一连看了两遍。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我就喜欢这样的孩子！年轻人嘛，干什么都要有勇气。慧生这孩子，就有中国满族青年的血气。将来有机会，我愿见见她。”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将慧生的信和照片一并转交给了狱中的溥杰。周恩来还特别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允许溥杰与家属通信。他让秘书给慧生回信，告诉她：他已经允许她的阿玛与家人通信了。
　　接着，周恩来又想到溥仪和其他伪满洲国战犯，专门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这个问题。1955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允许伪满战犯跟他们的家属通信和见面。
　　最先接到狱中来信的自然是日本的嵯峨家。信由日本红十字会转交，是溥杰写给女儿慧生的：
　　……爸爸现在中国抚顺，一切尚好，勿念！……此信得以发出，还要感谢女儿慧生，因为是周恩来总理把慧生写给他的信读后转寄给我的，听说连总理都对慧生的中文水平赞赏不已……
　　直到这时，慧生的母亲嵯峨浩才知道女儿为什么那么刻苦地学习中文了。一家人都无比欢欣。慧生捧起阿玛的信，“扑通”一声跪倒，泣不成声：“总理伯伯，有朝一日回到中国，我一定要去拜访您！”说完，她取出一张自己的照片，用中文工工整整地写上：“赠给最尊敬、最信赖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伯伯。”
　　周恩来人性的光芒是感人至深的。同是在与家人通信这个问题上，溥仪的想法不仅与他无可比拟，与溥杰也相去甚远。溥仪一直反对溥杰与其日本爱妻通信，主张与嵯峨浩一刀两断。溥仪没法理解溥杰和嵯峨浩的情感。狱中，溥杰思念爱妻、思念爱女常常肝肠寸断。这种心情，溥仪哪里能体会呢！
　　后来，周恩来没能见到慧生，溥杰也没能见到慧生。就在慧生写这封信两年后，人们在日本伊豆半岛的天城山上发现了她与同班同学大久保武道的遗体。有人说他们死于殉情，但嵯峨浩一直拒绝使用这个字眼。
　　事实似乎是这样的。大久保武道的学习成绩较差，热情的慧生经常把自己的学习笔记借给他使用。慧生的这个举动，完全是出于一份善良，一份单纯，大久保武道却把她的好心理解为爱意，坠入情网。等慧生发现自己被人爱上，想解释时，大久保武道已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慧生想慢慢做大久保武道的工作，没想到两个人反而越陷越深。最后，大久保武道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支手枪。这个受日本武士道精神影响极深的学生，此前就有自杀倾向。这次，他不但赔上自己，还拉上了慧生。
　　身陷中国抚顺劳改营的溥杰，听闻女儿的噩耗，伤心欲绝。想起两年前，慧生羞涩地用中文写信给周恩来，请求准许父亲与日本妻女通信，诚挚感动周总理——如此体贴纯洁的女儿，竟然受到性格易走极端的悲观男友影响，葬送了宝贵青春，他号啕大哭，写下忏悔诗：
　　呜呼慧儿，吾为汝父，负汝实深。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有母飘零，有妹无告，罪咸在我。苦汝深矣，负汝深矣。呜呼慧儿，偏有此父。已矣已矣，恨何有极！
　　周恩来得知慧生身亡，除亲自安慰溥杰外，还跟他讨要了一张慧生的照片，作为纪念。
　　（摘自《溥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图/连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