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将二十世纪称为“极端的年代”，在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带来了古拉格;自由资本主义带来了周期性萧条;民族主义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
　　今天就像二十世纪那样，民族主义鼓吹与“他者”的对立，重提保护主义壁垒，从而撕裂社会，分裂昔日的联盟。世界主要力量基本上都恢复了冷战时期的姿态，从心理上甚至军事上为公开冲突做好了准备。
　　如霍布斯鲍姆所预测的，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成为民族主义、反全球化情绪乃至极权主义转向的主要原因。欧洲的长达十年的紧缩削弱了福利国家的根基，把数百万选民推向了民粹主义的怀抱，这证明坏经济学与政治极端主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正是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强调的。
　　讽刺的是，当今政治与二十世纪的发展趋势日益相似的主要原因，是对大萧条重新来临的恐惧——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恐惧看上去就和1929年股市大崩盘时的恐惧类似。比如，德国顽固地沉溺于紧缩，以确保失控的通胀导致独裁，就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
　　但緊缩走得太远了，让反建制政客利用了经济困难赢得支持。许多主流政党为了赢得选举，脱离了中间道路，导致整个政治领域日趋极化。
　　这一趋势可以在美国身上印证。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共和党实际上已经不再有温和派存在。英国也是如此，更加激进的工党在杰里米·科尔宾的领导下，与被亲退欧极端分子所绑架的保守党针锋相对。
　　在意大利，主流政治力量在选举中一败涂地，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和民族主义的联盟党联合组成了怪异的执政联盟。显然，作为欧盟和北约核心成员的意大利已经成为潜在的破坏性力量。
　　在西班牙，人民党在强硬派的帕博罗·卡萨多的领导下，已经公开成为民族主义政党。首相桑切斯的西班牙社会工人党是人民党的镜像，放弃了菲利普·冈萨雷斯的中间道路遗产，只为与极左翼民粹主义的我们可以党一争高下。
　　在德国，巴伐利亚和黑森选民集体抛弃了总理默克尔的中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绿党从更加温和的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选票，而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也取得了重大胜利。随着中间派一蹶不振，德国充当欧洲统一的中流砥柱的能力也受到了影响。某位激进——甚至新法西斯主义——领导人有一天再度统治德国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这些发展趋势所带来的风险绝不仅限于问题国家。保持相对全球和平，或者至少避免国家间战争，要依赖强大的联盟和领导人对其武器所能造成的杀伤力的认识。但如今，短视、激进和“菜鸟”人物正在掌权，这两大避免战争的屏障都被削弱了。
　　事实上，全球和平框架已经开始承受日益增加的压力。拜普京总统不知节制的复仇主义所赐，俄罗斯与北约的边界已成为冷战以来最长的军备竞赛战线。
　　没有收到充分监管的新技术则让世界所面临的风险变得更加复杂。网络战已经成为日常的现实;事实上，在任意时刻，北约国家都会受到网络攻击，有可能触发北约的共同防务担保机制。类似地，联合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就管制基于人工智能的致命武器的问题，达成共识。
　　随着气候变化效应的加剧，暴力冲突的风险将继续升高。中东和非洲的大面积荒漠化将带来比二十世纪规模更大的饥荒。移民将会激增，对资源的争夺也将加剧。尽管人们努力确保多边合作，但在当今霍布斯式的世界中，滑向气候混乱之势似乎已经不可阻挡。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放在二十世纪，是不可想象的。但其背后的政治动因我们都太熟悉了。我们应该仔细观察这些动态意味着什么，并认证汲取历史记忆中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