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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兜哲学与道家
按照人类世界的计岁方法，1995年6月22日诞生于香港九龙广华医院的麦兜到今日的《麦兜当当伴我心》里已经17岁。这个数字让麦兜的妈妈——“麦太”麦家碧吓了一跳，不由挺直了埋在巨大沙发中的瘦小身体。麦家碧戴一副黑框眼镜，乍看还是一副女学生的模样，羞涩、腼腆，说起话来内向迟疑。她说到自己是巨蟹座，她先生、“麦兜之父”谢立文也是，于是他们设定麦兜也是。“巨蟹座的人比较孩子气，死宅死宅的，也不知道怎么和外面的世界斗争，老觉得自己是彼得潘。”麦家碧说，这样麦兜才可以——顺理成章地，不必长大。
2009年 《麦兜响当当》上映，作为电影“麦兜系列”第四部，于谢立文、于麦兜都是个突破。小短腿很少踏出大角咀的麦兜居然要跑去武当山练武功，逼得家住港岛、“连九龙都很少去”的谢立文也不得不移步大陆，光实地考察就花了两年在路上。最初谢立文只知道说想让麦兜去学功夫，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三峡大坝，深被震撼，再得知近旁的武当山自古以来是道教圣地，即刻拍板把麦兜遣送来这里。在谢立文看来，麦兜这只小猪就挺“道家”的，虽然它八成连道字都不会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霎时之蛋挞”、“大难不死，必有锅粥”……这些麦兜语录包含的哲学，与道家主张的齐物逍遥、祸福焉知居然不谋而合。
《麦兜响当当》投资1500万，远超前几部《麦兜故事》和《麦兜与菠萝油王子》，请了内地的动画公司做清明上河图，最终电影里出现一分钟的场景做了一年。中间谢立文还有过3D的野心，“能把清明上河图做成三维的一定好有意思”，但最后由于成本和技术作罢。这部片子的新故事在于推出了麦兜的祖先，麦子，名兜，字仲肥，和孔子孔仲尼同时代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极次要极次要的思想家和发明家”。他曾发明电饭煲，但忘了发明电；他最终发明了电话，但却坐在电话机前苦等了很多年，因为要等苏格兰人贝尔发明出另一台电话才有人和他联系。就这样，麦仲肥到死都没有等到一通电话——麦子仲肥的所有发明，秉承的都是“吃饱了撑的”理念，用道家的说法就叫无用。谢立文就对这个无用感兴趣：就像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然后就钻研怎么做烟花，结果被别人拿来坚船利炮地打你。但让历史再来一次，这群发明了火药的人还是会做烟花玩，这就是“无用”的诱惑。
装载着这些想法的动画片显然轻松不起来，即使作为作者的谢立文和麦家碧始终认为麦兜是写给大人的童话。比如麦兜成绩不好，是因为他宁愿试卷很脏，也舍不得把橡皮擦弄脏，小孩子看到只会觉得它很笨，成年世界里呆久了的人才会感动，因为这里面有已经令他们陌生的单纯和退让。“第二部《麦兜与菠萝油王子》最离谱，整个气氛都很灰暗，而且时空错乱，票房不能接受它。”麦家碧说。在这个故事里，菠萝油王子麦炳失去了自己的王国，从高贵的王子变成落魄大叔，最后也没让儿子麦兜见上一面。谢立文则说，“陈可辛就跟我说过麦兜人文气太重，不是商业片，都搞成艺术片来拍。”
残酷让柔软更动人
2009年拍完《麦兜响当当》后，谢立文决定让下一个故事“不那么文艺”，他要它温柔、朴素，就像最初的《麦兜故事》那样，简简单单就能打动很多人，“但也要有些不一样”。于是有了现在的《麦兜当当伴我心》。麦兜又回到了香港，坐回了春田花花幼稚园的教室里。但好景不长，经济危机来袭，入不敷出的春田花花摇摇欲坠。无奈之下，麦兜和其他几位小朋友组成春田花花合唱团，由校长带去“卖唱救园”。春田花花哪里都唱，他们天使般的歌声打动了所有人，很快新开业的商场请他们，有钱人的派对请他们，有机蔬菜推广会请他们，最后还唱到了“华仔”的演唱会上。但由于缺乏商业头脑，始终没赚到钱，幼儿园还是如期倒闭了。一直念叨着“赚得到就吃虾，赚不到就回家”的校长终于卸甲归田，留麦兜一群小朋友们独自长大。
麦家碧相信这个故事里有谢立文的影子。谢立文中学时一直是乐队成员，他的音乐老师是现在香港合唱协会主席唐少伟，当年唐不过20岁出头，雄心勃勃地要把谢立文们训练出一副模样。谢立文后来去澳洲拿了教育和计算机的学位，编故事、做动画、拍电影，和音乐无关，但音乐已然成为他的终身爱好。“唐老师对我的影响，不在于他花了多大力气教我们练琴，而在音乐之中。就像这部电影中一样，不用讲伟大道理，讲的还是屎尿屁，但音乐征服一切。”
《麦兜当当伴我心》中，麦兜和“春田花花”的小朋友们一共唱了20多首歌，除了《热情的沙漠》等少数流行歌曲，大多是莫扎特、舒伯特等人的古典乐曲，被谢立文填上童稚柔软的歌词后重新演绎。
而“有些不一样”的部分来自和香港本土漫画家杨学德的合作。杨学德从小在蓝田屋邨长大，幽闭的童年令他“人到中年后还非常内向”，能量都只能在画笔下放肆。谢立文特别喜欢杨学德的处女漫画集《锦绣蓝天》，画的就是蓝田村的公共村屋，即兴大胆，核突（粤语，丑陋的意思）的人物穿行于残酷世界，非常风格化。谢立文用cult来形容杨学德的风格，“表面看上去很烂，特别南方、特别地痞。但他的作品里其实没有一个坏人，也毫无恶意。”他用最后这一点来说服麦家碧和杨学德合作，“我喜欢在每部作品里加点新意思。”
一开始麦家碧无法想象杨学德的画怎么能融进麦兜故事，“看上去他的公仔都可以吃了麦兜”。其实谢立文也担心水土不服，“担心到发疯，但我就是喜欢把不同元素塞进胃里哪怕塞到吐。”杨学德也是麦兜粉丝，他很想参与麦兜制作，但一开始大家见面时都很懵，“只会发梦”。但谢立文认定《麦兜当当伴我心》里需要强烈的对比，“本来就主题温情，再加上古典乐配小朋友的声音，”他就是要让这些柔软的东西和残酷世界形成对比，而不是整部片子都是森林白兔，才能让柔软愈柔软，愈动人。
谢立文与麦家碧大多数时候躲在麦兜背后，由这个角色替他们说话。麦家碧说，她是想保留一些东西的，到底是什么也说不清。麦兜还会有第六部，第七部，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总需要有一些单纯哪怕笨拙的画师为它画像。谢立文说他不排斥3D，只是担心“现在的观众被3D宠坏了眼睛，视觉那么丰富，看惯了3D再看麦兜这种线条色彩都简单的二维动画怎么能撑足90分钟”，也担心“麦兜的小线条放到大银幕上会不会显得粗糙”。但他还是认为，“用3D砌出个香港模型，虽然复杂但有人教就会。反而两三笔把香港的楼、街画出味道来越来越难，但也越显得坦率、纯真。”
谢立文和麦家碧都认为，创作一个角色到后来，角色本身就有了生命，比如麦兜——很多时候他们感觉是它牵着他们走而不是反过来。麦兜诞生之初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它会如此经久不衰地深入人心。谢立文不认为人们对麦兜的代入感来自于对失败的共鸣，春田花花幼稚园是没有保住，可是合唱团的歌声打动了那么多人——如果这也叫失败，那么也许是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太过狭窄。
按照人类世界的计岁方法，1995年6月22日诞生于香港九龙广华医院的麦兜到今日的《麦兜当当伴我心》里已经17岁。这个数字让麦兜的妈妈——“麦太”麦家碧吓了一跳，不由挺直了埋在巨大沙发中的瘦小身体。麦家碧戴一副黑框眼镜，乍看还是一副女学生的模样，羞涩、腼腆，说起话来内向迟疑。她说到自己是巨蟹座，她先生、“麦兜之父”谢立文也是，于是他们设定麦兜也是。“巨蟹座的人比较孩子气，死宅死宅的，也不知道怎么和外面的世界斗争，老觉得自己是彼得潘。”麦家碧说，这样麦兜才可以——顺理成章地，不必长大。
2009年 《麦兜响当当》上映，作为电影“麦兜系列”第四部，于谢立文、于麦兜都是个突破。小短腿很少踏出大角咀的麦兜居然要跑去武当山练武功，逼得家住港岛、“连九龙都很少去”的谢立文也不得不移步大陆，光实地考察就花了两年在路上。最初谢立文只知道说想让麦兜去学功夫，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三峡大坝，深被震撼，再得知近旁的武当山自古以来是道教圣地，即刻拍板把麦兜遣送来这里。在谢立文看来，麦兜这只小猪就挺“道家”的，虽然它八成连道字都不会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霎时之蛋挞”、“大难不死，必有锅粥”……这些麦兜语录包含的哲学，与道家主张的齐物逍遥、祸福焉知居然不谋而合。
《麦兜响当当》投资1500万，远超前几部《麦兜故事》和《麦兜与菠萝油王子》，请了内地的动画公司做清明上河图，最终电影里出现一分钟的场景做了一年。中间谢立文还有过3D的野心，“能把清明上河图做成三维的一定好有意思”，但最后由于成本和技术作罢。这部片子的新故事在于推出了麦兜的祖先，麦子，名兜，字仲肥，和孔子孔仲尼同时代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极次要极次要的思想家和发明家”。他曾发明电饭煲，但忘了发明电；他最终发明了电话，但却坐在电话机前苦等了很多年，因为要等苏格兰人贝尔发明出另一台电话才有人和他联系。就这样，麦仲肥到死都没有等到一通电话——麦子仲肥的所有发明，秉承的都是“吃饱了撑的”理念，用道家的说法就叫无用。谢立文就对这个无用感兴趣：就像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然后就钻研怎么做烟花，结果被别人拿来坚船利炮地打你。但让历史再来一次，这群发明了火药的人还是会做烟花玩，这就是“无用”的诱惑。
装载着这些想法的动画片显然轻松不起来，即使作为作者的谢立文和麦家碧始终认为麦兜是写给大人的童话。比如麦兜成绩不好，是因为他宁愿试卷很脏，也舍不得把橡皮擦弄脏，小孩子看到只会觉得它很笨，成年世界里呆久了的人才会感动，因为这里面有已经令他们陌生的单纯和退让。“第二部《麦兜与菠萝油王子》最离谱，整个气氛都很灰暗，而且时空错乱，票房不能接受它。”麦家碧说。在这个故事里，菠萝油王子麦炳失去了自己的王国，从高贵的王子变成落魄大叔，最后也没让儿子麦兜见上一面。谢立文则说，“陈可辛就跟我说过麦兜人文气太重，不是商业片，都搞成艺术片来拍。”
残酷让柔软更动人
2009年拍完《麦兜响当当》后，谢立文决定让下一个故事“不那么文艺”，他要它温柔、朴素，就像最初的《麦兜故事》那样，简简单单就能打动很多人，“但也要有些不一样”。于是有了现在的《麦兜当当伴我心》。麦兜又回到了香港，坐回了春田花花幼稚园的教室里。但好景不长，经济危机来袭，入不敷出的春田花花摇摇欲坠。无奈之下，麦兜和其他几位小朋友组成春田花花合唱团，由校长带去“卖唱救园”。春田花花哪里都唱，他们天使般的歌声打动了所有人，很快新开业的商场请他们，有钱人的派对请他们，有机蔬菜推广会请他们，最后还唱到了“华仔”的演唱会上。但由于缺乏商业头脑，始终没赚到钱，幼儿园还是如期倒闭了。一直念叨着“赚得到就吃虾，赚不到就回家”的校长终于卸甲归田，留麦兜一群小朋友们独自长大。
麦家碧相信这个故事里有谢立文的影子。谢立文中学时一直是乐队成员，他的音乐老师是现在香港合唱协会主席唐少伟，当年唐不过20岁出头，雄心勃勃地要把谢立文们训练出一副模样。谢立文后来去澳洲拿了教育和计算机的学位，编故事、做动画、拍电影，和音乐无关，但音乐已然成为他的终身爱好。“唐老师对我的影响，不在于他花了多大力气教我们练琴，而在音乐之中。就像这部电影中一样，不用讲伟大道理，讲的还是屎尿屁，但音乐征服一切。”
《麦兜当当伴我心》中，麦兜和“春田花花”的小朋友们一共唱了20多首歌，除了《热情的沙漠》等少数流行歌曲，大多是莫扎特、舒伯特等人的古典乐曲，被谢立文填上童稚柔软的歌词后重新演绎。
而“有些不一样”的部分来自和香港本土漫画家杨学德的合作。杨学德从小在蓝田屋邨长大，幽闭的童年令他“人到中年后还非常内向”，能量都只能在画笔下放肆。谢立文特别喜欢杨学德的处女漫画集《锦绣蓝天》，画的就是蓝田村的公共村屋，即兴大胆，核突（粤语，丑陋的意思）的人物穿行于残酷世界，非常风格化。谢立文用cult来形容杨学德的风格，“表面看上去很烂，特别南方、特别地痞。但他的作品里其实没有一个坏人，也毫无恶意。”他用最后这一点来说服麦家碧和杨学德合作，“我喜欢在每部作品里加点新意思。”
一开始麦家碧无法想象杨学德的画怎么能融进麦兜故事，“看上去他的公仔都可以吃了麦兜”。其实谢立文也担心水土不服，“担心到发疯，但我就是喜欢把不同元素塞进胃里哪怕塞到吐。”杨学德也是麦兜粉丝，他很想参与麦兜制作，但一开始大家见面时都很懵，“只会发梦”。但谢立文认定《麦兜当当伴我心》里需要强烈的对比，“本来就主题温情，再加上古典乐配小朋友的声音，”他就是要让这些柔软的东西和残酷世界形成对比，而不是整部片子都是森林白兔，才能让柔软愈柔软，愈动人。
谢立文与麦家碧大多数时候躲在麦兜背后，由这个角色替他们说话。麦家碧说，她是想保留一些东西的，到底是什么也说不清。麦兜还会有第六部，第七部，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总需要有一些单纯哪怕笨拙的画师为它画像。谢立文说他不排斥3D，只是担心“现在的观众被3D宠坏了眼睛，视觉那么丰富，看惯了3D再看麦兜这种线条色彩都简单的二维动画怎么能撑足90分钟”，也担心“麦兜的小线条放到大银幕上会不会显得粗糙”。但他还是认为，“用3D砌出个香港模型，虽然复杂但有人教就会。反而两三笔把香港的楼、街画出味道来越来越难，但也越显得坦率、纯真。”
谢立文和麦家碧都认为，创作一个角色到后来，角色本身就有了生命，比如麦兜——很多时候他们感觉是它牵着他们走而不是反过来。麦兜诞生之初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它会如此经久不衰地深入人心。谢立文不认为人们对麦兜的代入感来自于对失败的共鸣，春田花花幼稚园是没有保住，可是合唱团的歌声打动了那么多人——如果这也叫失败，那么也许是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太过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