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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上有一种“现实的阿Q精神”，阿Q精神本来是特别不现实的，他琢磨的事儿都不靠谱。那什么叫现实的阿Q精神？就是我可以在现实中找到自己自得其乐的点。
比如我觉得我专业不如人家，我的声音条件不如人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但我努力在做事的过程中避免用我的软肋去跟别人竞争，不是说从来不正视软肋，或者不承认我比你差，我承认。但是OK，没关系，我会用另外一种方法让自己在别的方面得到一种骄傲感、自豪感，我懂得寻求差异化。
人所有的自信、快乐都是建立在差异化的基础上，你如果明明知道别人比你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要有很多优势，你却硬要跟别人在这个领域去抗衡，最后能收获的基本上就是惨痛的教训，甚至连教训都没有，只剩下惨痛和低落的士气，以及暗无天日的人生，所以要想办法避开，差异化才能求生存。
现实的阿Q精神
大学考上了浙江传媒学院，入学当晚，同住一个寝室的6个哥们儿到齐了，晚上睡觉时，我自卑了。怎么回事儿呢？那5个哥们儿，至少有4个躺在床上聊天，都可以共振床板，通过上下铺的钢架，传到别的床上。我寻思，这帮人的共鸣怎么这么好？我不行啊，我的声音是有点儿沙哑的，他们都是“罗京”那样的声音，我心想，天哪，这怎么办啊，这才一个寝室就这样了，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们班班风很好，每个人都在努力，我的努力就在于，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自己获得存在感。人有存在感的时候，做事儿都会很认真。当时，只有声音条件好，才有希望找到一份好工作。我的声音不属于条件好的，但我是这帮播音的同学里最关注体育动向的，所以，后来当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说球的人叫黄健翔，说话不算字正腔圆，但是很有特色。我想我以后可以干这个，只要懂球就行了。
大学头半年，我就跟自己说，我播不了新闻，也不做财经类节目，干脆以后我就做体育节目。于是，别的同学去练声，跟着新闻联播读，看焦点访谈的录像，我就到图书室去借那些足球杂志看。他们在那儿背什么播音吐字发声，气息通过哪里到哪里，声带的振动、口腔的共鸣这些播音理论，我就在那儿记1986年的世界杯在哪儿办的，冠军队是谁，成就了一个人叫马拉多纳，他跟英格兰队的一场比赛，一个人过了五六个人；还有1990年世界杯发生了什么事儿，1994年世界杯发生了什么事儿，哪个球队里谁跟谁是兄弟、谁跟谁是父子，就记这些内容，我觉得有一天会用得上。所以到大学毕业时，我已经做了满满6本的剪报，那个年代还没有互联网，没有百度，我就做剪报。
我大学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大一开始就决定以后要干什么了。每次小课录像，别人都录新闻播音，我就录足球解说，或者是体育新闻播报，所有的电视台来招人的时候，我都问人家，你们那儿有体育部吗？要人吗？我想，再怎么着儿，我都可以做体育记者或编辑，肯定能有份工作。
幼稚的城府不叫成熟
我不是什么职场专家，甚至连主流职场生活都没体验过，所以我说的话只能代表我自己的“成功经验”，如果你听着觉得靠谱，那不妨也这么试试。
我的电视生涯是从2000年的愚人节开始的，当时是在湖南文体频道播体育新闻，有时早上到了以后，不是闲着没事儿嘛，制作人问我英文行吗，我说还凑合，于是就把美联社传来的体育新闻，给我几篇翻译翻译，就自然而然地写起了稿。后来他们说你能去采访吗？反正我也没事儿，中午前就写完稿了，下午5点以后才开始配音，我就说能。出去采访，只带个摄像师，摄像只管拍。在回去的路上就要想好腹稿，这条新闻要哪些镜头，回办公室就写稿，审稿通过了再去配音，自己学着在编辑机上组接画面。
我的本职工作是主持人，同时还做了兼职的编辑、记者。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我跟一个同事，用15天时间走访了8位湖南籍奥运选手的家。熊倪、刘璇、李小鹏、杨云、凌洁、乐茂盛、杨霞、龚智超，8个人的家，分布在湖南省的6个城市，我们差不多围着湖南省的行政地区图走了一圈，我要出图像、采访、写稿，这期间我该做的主持一个都不能少。就这样，连着熬了几个通宵，我记得整整60个小时，我自己妆发都带着，连西装都没脱，边出镜边编片子，实在累到不行，就拿着稿子在配音间门口靠着墙站一会儿，最后出了8期纪录片，每位奥运湘军夺牌后，我们这边就立即播放他的那条片子，全国没有一家地方台做这件事。
后来这片子被央视要走了，看着自己做的纪录片在奏完国歌、升完国旗后被立即播出，甭提有多开心了。
这些事，没有任何人说你必须得做，不做也不会被扣工资，做了之后也没人多给一分钱。但是这些做电视的功夫全都学到手了，站在台上主持，脑子里住着的是一个编导，带着编导的思维做主持人，节目一定好看。而且，领导也会看在眼里，会认为这个人很好学，又主持、又采访，还做后期编辑，是个有心人，获得的机会自然也多。这种日子过了两年多，我现在所有的对电视的判断、敏感、积累，很多要归功于那个时候的锻炼。
再说一个细节，这是我后来一个领导告诉我的，当时我在文体频道实习，论能力我并不是里面最好的，可为什么最后把我留下了？在我刚实习两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值班，等着解说晚上9点半的英超比赛。我们的大办公室里，角落的位置坐的是我们的总制作人，我就坐她旁边的位置。全办公室只有一台电视，就在那个角落里，当时所有的记者都下班了，只有我跟总制作人在，我在等赛事，她在加班，电视里CCTV5正播着一场网球比赛，就我和她在那儿看。
看了一会儿，我想喝水，我拿了自己的杯子，特别自然的，也没问，直接把她的杯子一起拿出去，接满了开水回来，给她把杯子放桌上，就继续看，整个过程我都没有印象了。不是那个领导说起这个细节，我都忘了。
那个领导后来问总制作人，为什么当时决定留下我，让我正式入职。制作人就给他讲了这个细节，她觉得这个小孩儿特别细心，以后肯定能培养出来。没想到一杯水，为我赢得了一份工作。有时候细节特别吓人，现在想想，在我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期，其实真正让我赢得机会，或者有所蜕变的事儿，很多都不是我的“本职工作”。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爱讲“这事儿跟我的工作内容不相关”，算得很清，总觉得付出要跟收益成正比，你说他们这样的想法幼稚吗？也不幼稚，但你说他真的成熟吗？一点儿也不成熟，幼稚的城府不是成熟。其实来到你头上的事儿，那都是机会。
新人要有绝对的服从力
我觉得我这个人命特好，第一，总有好机会，在我需要的时候主动跑过来找我。第二，总有带我的人，他们不会捧着我，而会给我一种真实的压力，这种压力又会让我很快地成长。
在湖南台改革的大刀劈断了我的体育梦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转行做了娱乐，主持一个叫《音乐Y地带》的音乐节目，当时这个节目的制作人（他也是我主持的“超男”“超女”选秀节目的制作人）每次录影都给我挑刺儿，一年能夸我一次，我就简直跟旧社会穷人家过年吃饺子一样稀罕。他当时跟我说，别觉得主持人怎么样，主持人就是长得好、说得顺的编导。你不去干编导的活儿，就根本出不来。他跟我说的这些话我一直记着。
还有《星姐选举》这个选美比赛的节目，也让我收获良多。那是现场直播，总导演是夏青，就是后来超女的评委夏老师。每次直播我都有一个台本，一个字都不能错，因为要确保每一个设计好的精彩的点。A4的纸，20多页，小4号的字，非常厚的台本，提前3天才会拿到，可每天都会改，彩排试了不行的，改掉，重新写。 晚上8点钟直播，每次要直播的当天下午4点多才能拿到最终版本，夏老师说你把它背下来。当时我没有说这不可能，不敢反抗，就背，新人要有绝对的服从力。
更吓人的是，8点钟直播，7点钟进观众，6点钟一到，导播、摄像、音频、灯光、舞台、制片等所有的幕后人员到位，还有导演坐在观众席的前三排，夏老师也坐在边上说，别拿台本，你现在就是总导演，给大家讲解所有的流程。
那是什么概念？从8点钟进片头15秒钟，片头完了是开场舞，开场舞机位是从哪儿到哪儿，什么样的灯光，开场舞结束之后主持人从哪儿出，是追光还是全场变光，看几号机位，一直讲到最后结束。每次这样讲一遍，直播的时候，我不拿台本，所有流程全在脑子里了。
我承认，我确实有一点小优势，也许我并不努力，也许别人看100本书，我只看20本书，但别人记住了30%，而我能记住80%。我以前做过一个节目叫《白日梦工厂》，里面有十几期都是考记忆力的游戏。比如说8分钟背400多字的台词，还要一字不错；比如说大屏幕上两秒钟换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不同的颜色背景，连换20张，结束后我能从头到尾，把20个颜色按顺序说出来。结果这个环节就被取消了，因为做了12期，每期冠军都是我——但就算我有这样的优势，整整好几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无数细节、流程、台词，以及突发事件，这些如果没有当时主持季播活动时一次次不敢违抗命令的死记硬背，我仍然至多也只是个记性比较好的人而已，所以有时候，服从命令这件事对新人来说，尽管艰难，却也是可以受益终身的。
这就是我的菜鸟养成记，我很乐意把自己这点浅薄的经历跟更年轻的职场人分享，我总想，多一个人和你分享，就能多一分共鸣和力量，就能少一点难自己肩扛。
聊一聊现在，响一想未来
《职场》： 坊间流传你十几天时间就写出了一本《响聊聊职场》，太夸张了吧，近来“代笔”可是个热话题。
李响：我是一个特别没定力的人，所以男生所有的电脑游戏我都不会玩，因为我坐不住。于是，当我真心决定做这件事之后，我跟出版社的人说，你们能不能把我关起来，给我关在一间隐蔽的暗道一样的小会议室，哪儿也不让我去，没准儿我还真能写出来。
于是出版公司给了我一间很小的会议室，里面一个小长桌，每天下午我准时去报到，我的助理和编辑在里面待着，我手机关无声交给助理，所有电话他处理。就这样，他们一则陪我，一则监督我，一则帮我整理录音，然后我就写。我会把一个人所有的录音资料用大概两个小时看完，看完坐那儿想，哪些故事我有印象，值得写，然后根据这个印象把提纲拉出来，每个提纲下写一两千字，就这样一个人的故事就写出来了，我在出版公司的第一天写完了陈默的故事，下午三点到五点开始写第一个字，第二天早上四点离开，回到家又看了一遍，稍微改了改，就这样，一万四千字，一个通宵。
连着写了六七天，就慢慢感觉这事儿变成了一个习惯和生物钟，就这样，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我写了十几万字，这其中还录了三四天的《职来职往》——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但30岁后好像变了，估计跟我上升是摩羯有关系。以前看着别人做什么事很拼，我会自己衡量，觉得我做起来很难就不会逼自己去做，但现在不是，如果一个事儿到了我的手上，我一定会逼着自己做到最好。谁都没想到，我半个来月能写出一本书来，而且我可以跟所有人说，没有任何一个字是别人代劳的。但这事儿如果早个六七年发生，估计我100%会找人代笔，不知道为什么年纪大一点人突然转性了。
《职场》：你上升在摩羯，可太阳落在天秤，那早年上大学那会儿你上升的影响还不明显呢，天秤座多犹豫不决啊，你怎么能从大一就坚持自己以后要做体育方向，而且真的就再没动摇？
李响：关键是我在一帮同学里就体育方面最有优势，你不能说大家专业上都比我强，所以我弹钢琴吧，毕竟还是要找你现实里擅长的东西。
我高中是校篮球队的，上了大学机缘巧合，因为随脚踢回去一个师哥踢偏过来的足球后，我又进了校足球队。当时他问我，会踢球吗？我说会啊，守门守得很好。其实我不会，我高中一直是打篮球的，我哪会守门。不过打了几年篮球的人，对面扔过来一个烟灰缸都敢接。结果我成了全校唯一一个不用参加军训的新生，校团委特批的，因为要参加校足球队的训练，后来“拉我入伙”的师哥太忙，没精力做队长了，大家就推举我接任了校足球队的队长。
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当你有一天跟大家说你以后要做体育节目，而且你一直在学校做的事情又都跟体育有关，当你给自己贴了这个标签之后，周围会发生很奇妙的化学反应，久而久之，别人就不碰你这块的业务了，就连老师布置稿件的播送和朗读都会有倾向性，特意给你安排体育方面的内容，所以慢慢的，我就自己从内在到外在都武装成了一个痴狂的体育迷，它就变成了你血液里的一部分。
1998年世界杯，我带着十几个好友每天翻墙出去看，再翻墙回来，整个过程里，每一场都风雨无阻坚持下来的，其实最后就我一个，那时真的是每一场比赛都爱到那个份上吗？其实也不是，而是你已经有了这个标签，所以会在各种方面维护好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地位。到找工作的时候也是，我的长相跟传统意义上做体育的人其实相差挺远的，我长得比较清秀，所以很多要招我的电视台都不是要让我做体育节目，当时拿到的第一个Offer就是一个综艺节目，也有时政新闻……那个时候体育节目的需求很少，结果变成我一直拒绝，总觉得那么多同学看着你呢，你不是一直说自己要做体育吗，感觉无论从内在到外在，对体育付出的成本太高，已经放不下。
《职场》：我看你在书里写自己“私下里是一个很闷的人，喜欢思考多于爱说爱笑”。要真这样，做主持人不是挺“拧巴”的吗？
李响：真的是这样，我是一个特别怂的人，我站在台上可以怕到不敢讲话。到现在为止，我在跟陌生人讲话的前十几分钟，其实都是自己咬着牙顶着，心里是很怕的。所以我在任何陌生场合里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声音很弱很小，因为我心里紧张，心理学上好像管这个叫“陌生人恐惧症”。
其实我曾经想过转行，曾经有过这个念头，那时对电视工作失去了热情，想逃离摄像头、聚光灯的生活，当时特别盲目，就觉得做一个幕后的工作都好。可到了真正选择离开的时候，那种感情是很复杂的，夹杂着对自己过去的不满，对同事和团队的不舍和对自己未来人生选择的决绝。
辞职后，我来北京待了3个月，找了个临时的地儿住下，白天找朋友聊天，聊的话题都是别的行业，公关的、营销的、金融的；晚上就窝在住处安静地看书。那3个月我看的书，比过去工作10年看的书都要多。
可这样再过了一两个月，不行了，“电视”的毒瘾发作了。那种电视的诱惑会不断刺激你，会让人上瘾，想再来一下。我到这时才意识到，这种毒瘾可能已经到基因里去了，我消不去，在消不去之前，我就能因为这个“瘾”，刺激着我战胜“怂”的恐惧，站到镁光灯中，尽量真实的做我自己。
所以才会有了现在大家在《职来职往》不止一次看到我哭到失态，哭到像一个被丈夫抛弃的怨妇；会看到我在求职者一长串英文阐释职业特性的介绍后问他在讲什么，我敢打包票那段专业的介绍现场能听懂的不超过5人，我不要装，不要玩“国王的新衣”那一套，我来替大家和我自己发问。我不是一个有深度的人，只是希望我做的节目，可以让我，让观众扎进去享受思考、享受感动，享受舞台上让我瞬间汗毛直立的真实。
《职场》：我听你身边好些人都说你心特细，情商很高。
李响：我想的特别多，说心细对，说心重可能也对。比如今天看到一个同事来了，跟我打招呼，特别简单的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心里有事儿，就会想要拉着他聊聊。可能对对方而言，这种聊天也没什么实际的作用，但我就总希望让他感觉到有人在关心他。
不过跟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当别人都说你情商很高的时候，没准儿其实正是你情商不高的时候——你看我又想多了，因为我觉得真正高的情商都是润物细无声式的，要让人感觉不到痕迹，同时又觉得这个人很Nice。
我觉得人情味是一股很吓人的战斗力，但是可能真的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系，这么细想下来，我现在觉得记忆中特有人情味儿的工作环境里的人，平日都是龇牙咧嘴的，他们骂起人来很凶、很吓人，但是却是真心成就了现在的你，是为你好。相反，那些绷着情绪不发出来，笑面迎人，努力想关照别人的人，反而在记忆里淡了。所以到底怎么才是对人好，我现在自己也很矛盾，当我看到李静在我书的序里写我“他今后注定很累”时，我都快哭了，好像自己的宿命一下子被别人点中了要穴一样。 其实我只是很努力的想做一个好人。
《职场》： 你平时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李响：无论任何一个场，职场、情场，还是商场，大家都喜欢跟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什么是正能量，就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50%以上的时间听到的不是抱怨，不是勾心斗角的小九九，而是跟你说些有意思有意义的事儿，这就是正能量。
《职场》：做了那么久的职场类节目，天天看每个人都在想怎么成功，你自己觉得什么算成功？
李响：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是我60岁准点退休，有一儿一女，我是独生子女，我太太如果也是独生子女的话，就可以有两个孩子。然后60岁能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不用太大，能有一辆小车可以到处开着转悠，我不会为了吃饭发愁，我不会为了自己突然生病给儿女添负担发愁，每年还能去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旅旅游待上几天，这就算是我最大的成功。
曾经有一个特别成功的经纪人问我，李响，到你50岁的时候年收入1000万元你满足吗？我说多少？如果我以后在一个二线城市生活，我50岁的时候，一年有100万元我就觉得很满足很满足了，可能在北京100万元不算什么，但是在二线城市，我以前生活的长沙、南京就已经很好了，干什么都干得了，当然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想买什么，想吃什么都满足了，我不要那么多。我这个人可能对数字没什么概念，不会投资，喜欢买单（朋友之间能买得起的单），我对钱一直没什么概念，我卡上有2000块钱的时候挺开心的，卡上有20万的时候也挺开心的。所以我才敢这么大言不惭的说，可能我没赚过什么大钱吧，这样说出去可能让人笑话。
《职场》：如果没有生活的压力和所谓的职业光环什么的需要考虑，你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
李响：开一个报刊亭，或者开一个书店，这样可以免费看很多杂志和书。不过说实话，我现在越来越享受眼下的工作，以前做电视没那么享受，一录完就想走，现在不是，录完还想再找那些达人和求职者聊聊，总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影响更多需要被影响的人，有了意义，就有了存在的动力。
比如我觉得我专业不如人家，我的声音条件不如人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但我努力在做事的过程中避免用我的软肋去跟别人竞争，不是说从来不正视软肋，或者不承认我比你差，我承认。但是OK，没关系，我会用另外一种方法让自己在别的方面得到一种骄傲感、自豪感，我懂得寻求差异化。
人所有的自信、快乐都是建立在差异化的基础上，你如果明明知道别人比你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要有很多优势，你却硬要跟别人在这个领域去抗衡，最后能收获的基本上就是惨痛的教训，甚至连教训都没有，只剩下惨痛和低落的士气，以及暗无天日的人生，所以要想办法避开，差异化才能求生存。
现实的阿Q精神
大学考上了浙江传媒学院，入学当晚，同住一个寝室的6个哥们儿到齐了，晚上睡觉时，我自卑了。怎么回事儿呢？那5个哥们儿，至少有4个躺在床上聊天，都可以共振床板，通过上下铺的钢架，传到别的床上。我寻思，这帮人的共鸣怎么这么好？我不行啊，我的声音是有点儿沙哑的，他们都是“罗京”那样的声音，我心想，天哪，这怎么办啊，这才一个寝室就这样了，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们班班风很好，每个人都在努力，我的努力就在于，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自己获得存在感。人有存在感的时候，做事儿都会很认真。当时，只有声音条件好，才有希望找到一份好工作。我的声音不属于条件好的，但我是这帮播音的同学里最关注体育动向的，所以，后来当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说球的人叫黄健翔，说话不算字正腔圆，但是很有特色。我想我以后可以干这个，只要懂球就行了。
大学头半年，我就跟自己说，我播不了新闻，也不做财经类节目，干脆以后我就做体育节目。于是，别的同学去练声，跟着新闻联播读，看焦点访谈的录像，我就到图书室去借那些足球杂志看。他们在那儿背什么播音吐字发声，气息通过哪里到哪里，声带的振动、口腔的共鸣这些播音理论，我就在那儿记1986年的世界杯在哪儿办的，冠军队是谁，成就了一个人叫马拉多纳，他跟英格兰队的一场比赛，一个人过了五六个人；还有1990年世界杯发生了什么事儿，1994年世界杯发生了什么事儿，哪个球队里谁跟谁是兄弟、谁跟谁是父子，就记这些内容，我觉得有一天会用得上。所以到大学毕业时，我已经做了满满6本的剪报，那个年代还没有互联网，没有百度，我就做剪报。
我大学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大一开始就决定以后要干什么了。每次小课录像，别人都录新闻播音，我就录足球解说，或者是体育新闻播报，所有的电视台来招人的时候，我都问人家，你们那儿有体育部吗？要人吗？我想，再怎么着儿，我都可以做体育记者或编辑，肯定能有份工作。
幼稚的城府不叫成熟
我不是什么职场专家，甚至连主流职场生活都没体验过，所以我说的话只能代表我自己的“成功经验”，如果你听着觉得靠谱，那不妨也这么试试。
我的电视生涯是从2000年的愚人节开始的，当时是在湖南文体频道播体育新闻，有时早上到了以后，不是闲着没事儿嘛，制作人问我英文行吗，我说还凑合，于是就把美联社传来的体育新闻，给我几篇翻译翻译，就自然而然地写起了稿。后来他们说你能去采访吗？反正我也没事儿，中午前就写完稿了，下午5点以后才开始配音，我就说能。出去采访，只带个摄像师，摄像只管拍。在回去的路上就要想好腹稿，这条新闻要哪些镜头，回办公室就写稿，审稿通过了再去配音，自己学着在编辑机上组接画面。
我的本职工作是主持人，同时还做了兼职的编辑、记者。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我跟一个同事，用15天时间走访了8位湖南籍奥运选手的家。熊倪、刘璇、李小鹏、杨云、凌洁、乐茂盛、杨霞、龚智超，8个人的家，分布在湖南省的6个城市，我们差不多围着湖南省的行政地区图走了一圈，我要出图像、采访、写稿，这期间我该做的主持一个都不能少。就这样，连着熬了几个通宵，我记得整整60个小时，我自己妆发都带着，连西装都没脱，边出镜边编片子，实在累到不行，就拿着稿子在配音间门口靠着墙站一会儿，最后出了8期纪录片，每位奥运湘军夺牌后，我们这边就立即播放他的那条片子，全国没有一家地方台做这件事。
后来这片子被央视要走了，看着自己做的纪录片在奏完国歌、升完国旗后被立即播出，甭提有多开心了。
这些事，没有任何人说你必须得做，不做也不会被扣工资，做了之后也没人多给一分钱。但是这些做电视的功夫全都学到手了，站在台上主持，脑子里住着的是一个编导，带着编导的思维做主持人，节目一定好看。而且，领导也会看在眼里，会认为这个人很好学，又主持、又采访，还做后期编辑，是个有心人，获得的机会自然也多。这种日子过了两年多，我现在所有的对电视的判断、敏感、积累，很多要归功于那个时候的锻炼。
再说一个细节，这是我后来一个领导告诉我的，当时我在文体频道实习，论能力我并不是里面最好的，可为什么最后把我留下了？在我刚实习两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值班，等着解说晚上9点半的英超比赛。我们的大办公室里，角落的位置坐的是我们的总制作人，我就坐她旁边的位置。全办公室只有一台电视，就在那个角落里，当时所有的记者都下班了，只有我跟总制作人在，我在等赛事，她在加班，电视里CCTV5正播着一场网球比赛，就我和她在那儿看。
看了一会儿，我想喝水，我拿了自己的杯子，特别自然的，也没问，直接把她的杯子一起拿出去，接满了开水回来，给她把杯子放桌上，就继续看，整个过程我都没有印象了。不是那个领导说起这个细节，我都忘了。
那个领导后来问总制作人，为什么当时决定留下我，让我正式入职。制作人就给他讲了这个细节，她觉得这个小孩儿特别细心，以后肯定能培养出来。没想到一杯水，为我赢得了一份工作。有时候细节特别吓人，现在想想，在我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期，其实真正让我赢得机会，或者有所蜕变的事儿，很多都不是我的“本职工作”。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爱讲“这事儿跟我的工作内容不相关”，算得很清，总觉得付出要跟收益成正比，你说他们这样的想法幼稚吗？也不幼稚，但你说他真的成熟吗？一点儿也不成熟，幼稚的城府不是成熟。其实来到你头上的事儿，那都是机会。
新人要有绝对的服从力
我觉得我这个人命特好，第一，总有好机会，在我需要的时候主动跑过来找我。第二，总有带我的人，他们不会捧着我，而会给我一种真实的压力，这种压力又会让我很快地成长。
在湖南台改革的大刀劈断了我的体育梦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转行做了娱乐，主持一个叫《音乐Y地带》的音乐节目，当时这个节目的制作人（他也是我主持的“超男”“超女”选秀节目的制作人）每次录影都给我挑刺儿，一年能夸我一次，我就简直跟旧社会穷人家过年吃饺子一样稀罕。他当时跟我说，别觉得主持人怎么样，主持人就是长得好、说得顺的编导。你不去干编导的活儿，就根本出不来。他跟我说的这些话我一直记着。
还有《星姐选举》这个选美比赛的节目，也让我收获良多。那是现场直播，总导演是夏青，就是后来超女的评委夏老师。每次直播我都有一个台本，一个字都不能错，因为要确保每一个设计好的精彩的点。A4的纸，20多页，小4号的字，非常厚的台本，提前3天才会拿到，可每天都会改，彩排试了不行的，改掉，重新写。 晚上8点钟直播，每次要直播的当天下午4点多才能拿到最终版本，夏老师说你把它背下来。当时我没有说这不可能，不敢反抗，就背，新人要有绝对的服从力。
更吓人的是，8点钟直播，7点钟进观众，6点钟一到，导播、摄像、音频、灯光、舞台、制片等所有的幕后人员到位，还有导演坐在观众席的前三排，夏老师也坐在边上说，别拿台本，你现在就是总导演，给大家讲解所有的流程。
那是什么概念？从8点钟进片头15秒钟，片头完了是开场舞，开场舞机位是从哪儿到哪儿，什么样的灯光，开场舞结束之后主持人从哪儿出，是追光还是全场变光，看几号机位，一直讲到最后结束。每次这样讲一遍，直播的时候，我不拿台本，所有流程全在脑子里了。
我承认，我确实有一点小优势，也许我并不努力，也许别人看100本书，我只看20本书，但别人记住了30%，而我能记住80%。我以前做过一个节目叫《白日梦工厂》，里面有十几期都是考记忆力的游戏。比如说8分钟背400多字的台词，还要一字不错；比如说大屏幕上两秒钟换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不同的颜色背景，连换20张，结束后我能从头到尾，把20个颜色按顺序说出来。结果这个环节就被取消了，因为做了12期，每期冠军都是我——但就算我有这样的优势，整整好几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无数细节、流程、台词，以及突发事件，这些如果没有当时主持季播活动时一次次不敢违抗命令的死记硬背，我仍然至多也只是个记性比较好的人而已，所以有时候，服从命令这件事对新人来说，尽管艰难，却也是可以受益终身的。
这就是我的菜鸟养成记，我很乐意把自己这点浅薄的经历跟更年轻的职场人分享，我总想，多一个人和你分享，就能多一分共鸣和力量，就能少一点难自己肩扛。
聊一聊现在，响一想未来
《职场》： 坊间流传你十几天时间就写出了一本《响聊聊职场》，太夸张了吧，近来“代笔”可是个热话题。
李响：我是一个特别没定力的人，所以男生所有的电脑游戏我都不会玩，因为我坐不住。于是，当我真心决定做这件事之后，我跟出版社的人说，你们能不能把我关起来，给我关在一间隐蔽的暗道一样的小会议室，哪儿也不让我去，没准儿我还真能写出来。
于是出版公司给了我一间很小的会议室，里面一个小长桌，每天下午我准时去报到，我的助理和编辑在里面待着，我手机关无声交给助理，所有电话他处理。就这样，他们一则陪我，一则监督我，一则帮我整理录音，然后我就写。我会把一个人所有的录音资料用大概两个小时看完，看完坐那儿想，哪些故事我有印象，值得写，然后根据这个印象把提纲拉出来，每个提纲下写一两千字，就这样一个人的故事就写出来了，我在出版公司的第一天写完了陈默的故事，下午三点到五点开始写第一个字，第二天早上四点离开，回到家又看了一遍，稍微改了改，就这样，一万四千字，一个通宵。
连着写了六七天，就慢慢感觉这事儿变成了一个习惯和生物钟，就这样，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我写了十几万字，这其中还录了三四天的《职来职往》——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但30岁后好像变了，估计跟我上升是摩羯有关系。以前看着别人做什么事很拼，我会自己衡量，觉得我做起来很难就不会逼自己去做，但现在不是，如果一个事儿到了我的手上，我一定会逼着自己做到最好。谁都没想到，我半个来月能写出一本书来，而且我可以跟所有人说，没有任何一个字是别人代劳的。但这事儿如果早个六七年发生，估计我100%会找人代笔，不知道为什么年纪大一点人突然转性了。
《职场》：你上升在摩羯，可太阳落在天秤，那早年上大学那会儿你上升的影响还不明显呢，天秤座多犹豫不决啊，你怎么能从大一就坚持自己以后要做体育方向，而且真的就再没动摇？
李响：关键是我在一帮同学里就体育方面最有优势，你不能说大家专业上都比我强，所以我弹钢琴吧，毕竟还是要找你现实里擅长的东西。
我高中是校篮球队的，上了大学机缘巧合，因为随脚踢回去一个师哥踢偏过来的足球后，我又进了校足球队。当时他问我，会踢球吗？我说会啊，守门守得很好。其实我不会，我高中一直是打篮球的，我哪会守门。不过打了几年篮球的人，对面扔过来一个烟灰缸都敢接。结果我成了全校唯一一个不用参加军训的新生，校团委特批的，因为要参加校足球队的训练，后来“拉我入伙”的师哥太忙，没精力做队长了，大家就推举我接任了校足球队的队长。
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当你有一天跟大家说你以后要做体育节目，而且你一直在学校做的事情又都跟体育有关，当你给自己贴了这个标签之后，周围会发生很奇妙的化学反应，久而久之，别人就不碰你这块的业务了，就连老师布置稿件的播送和朗读都会有倾向性，特意给你安排体育方面的内容，所以慢慢的，我就自己从内在到外在都武装成了一个痴狂的体育迷，它就变成了你血液里的一部分。
1998年世界杯，我带着十几个好友每天翻墙出去看，再翻墙回来，整个过程里，每一场都风雨无阻坚持下来的，其实最后就我一个，那时真的是每一场比赛都爱到那个份上吗？其实也不是，而是你已经有了这个标签，所以会在各种方面维护好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地位。到找工作的时候也是，我的长相跟传统意义上做体育的人其实相差挺远的，我长得比较清秀，所以很多要招我的电视台都不是要让我做体育节目，当时拿到的第一个Offer就是一个综艺节目，也有时政新闻……那个时候体育节目的需求很少，结果变成我一直拒绝，总觉得那么多同学看着你呢，你不是一直说自己要做体育吗，感觉无论从内在到外在，对体育付出的成本太高，已经放不下。
《职场》：我看你在书里写自己“私下里是一个很闷的人，喜欢思考多于爱说爱笑”。要真这样，做主持人不是挺“拧巴”的吗？
李响：真的是这样，我是一个特别怂的人，我站在台上可以怕到不敢讲话。到现在为止，我在跟陌生人讲话的前十几分钟，其实都是自己咬着牙顶着，心里是很怕的。所以我在任何陌生场合里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声音很弱很小，因为我心里紧张，心理学上好像管这个叫“陌生人恐惧症”。
其实我曾经想过转行，曾经有过这个念头，那时对电视工作失去了热情，想逃离摄像头、聚光灯的生活，当时特别盲目，就觉得做一个幕后的工作都好。可到了真正选择离开的时候，那种感情是很复杂的，夹杂着对自己过去的不满，对同事和团队的不舍和对自己未来人生选择的决绝。
辞职后，我来北京待了3个月，找了个临时的地儿住下，白天找朋友聊天，聊的话题都是别的行业，公关的、营销的、金融的；晚上就窝在住处安静地看书。那3个月我看的书，比过去工作10年看的书都要多。
可这样再过了一两个月，不行了，“电视”的毒瘾发作了。那种电视的诱惑会不断刺激你，会让人上瘾，想再来一下。我到这时才意识到，这种毒瘾可能已经到基因里去了，我消不去，在消不去之前，我就能因为这个“瘾”，刺激着我战胜“怂”的恐惧，站到镁光灯中，尽量真实的做我自己。
所以才会有了现在大家在《职来职往》不止一次看到我哭到失态，哭到像一个被丈夫抛弃的怨妇；会看到我在求职者一长串英文阐释职业特性的介绍后问他在讲什么，我敢打包票那段专业的介绍现场能听懂的不超过5人，我不要装，不要玩“国王的新衣”那一套，我来替大家和我自己发问。我不是一个有深度的人，只是希望我做的节目，可以让我，让观众扎进去享受思考、享受感动，享受舞台上让我瞬间汗毛直立的真实。
《职场》：我听你身边好些人都说你心特细，情商很高。
李响：我想的特别多，说心细对，说心重可能也对。比如今天看到一个同事来了，跟我打招呼，特别简单的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心里有事儿，就会想要拉着他聊聊。可能对对方而言，这种聊天也没什么实际的作用，但我就总希望让他感觉到有人在关心他。
不过跟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当别人都说你情商很高的时候，没准儿其实正是你情商不高的时候——你看我又想多了，因为我觉得真正高的情商都是润物细无声式的，要让人感觉不到痕迹，同时又觉得这个人很Nice。
我觉得人情味是一股很吓人的战斗力，但是可能真的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系，这么细想下来，我现在觉得记忆中特有人情味儿的工作环境里的人，平日都是龇牙咧嘴的，他们骂起人来很凶、很吓人，但是却是真心成就了现在的你，是为你好。相反，那些绷着情绪不发出来，笑面迎人，努力想关照别人的人，反而在记忆里淡了。所以到底怎么才是对人好，我现在自己也很矛盾，当我看到李静在我书的序里写我“他今后注定很累”时，我都快哭了，好像自己的宿命一下子被别人点中了要穴一样。 其实我只是很努力的想做一个好人。
《职场》： 你平时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李响：无论任何一个场，职场、情场，还是商场，大家都喜欢跟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什么是正能量，就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50%以上的时间听到的不是抱怨，不是勾心斗角的小九九，而是跟你说些有意思有意义的事儿，这就是正能量。
《职场》：做了那么久的职场类节目，天天看每个人都在想怎么成功，你自己觉得什么算成功？
李响：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是我60岁准点退休，有一儿一女，我是独生子女，我太太如果也是独生子女的话，就可以有两个孩子。然后60岁能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不用太大，能有一辆小车可以到处开着转悠，我不会为了吃饭发愁，我不会为了自己突然生病给儿女添负担发愁，每年还能去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旅旅游待上几天，这就算是我最大的成功。
曾经有一个特别成功的经纪人问我，李响，到你50岁的时候年收入1000万元你满足吗？我说多少？如果我以后在一个二线城市生活，我50岁的时候，一年有100万元我就觉得很满足很满足了，可能在北京100万元不算什么，但是在二线城市，我以前生活的长沙、南京就已经很好了，干什么都干得了，当然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想买什么，想吃什么都满足了，我不要那么多。我这个人可能对数字没什么概念，不会投资，喜欢买单（朋友之间能买得起的单），我对钱一直没什么概念，我卡上有2000块钱的时候挺开心的，卡上有20万的时候也挺开心的。所以我才敢这么大言不惭的说，可能我没赚过什么大钱吧，这样说出去可能让人笑话。
《职场》：如果没有生活的压力和所谓的职业光环什么的需要考虑，你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
李响：开一个报刊亭，或者开一个书店，这样可以免费看很多杂志和书。不过说实话，我现在越来越享受眼下的工作，以前做电视没那么享受，一录完就想走，现在不是，录完还想再找那些达人和求职者聊聊，总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影响更多需要被影响的人，有了意义，就有了存在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