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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察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话语呈现，是全面深入开展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重要维度。论文以陶希圣为例，分析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国家、阶级与启蒙等场域的互动与交融。在这场民族救亡中，知识分子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素养显然已褪去了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而走向注重外在形式的显现。知识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形态，包裹着权力和意识形态，成为被压抑的知识，异化为工具理性的知识。知识分子游离于权力，被权力挤压和形塑，造成身份的认同危机。因此，重提知识分子“专业主义”，对平衡社会发展十分必要。
关键词：知识；知识分子；陶希圣；权力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3）04015605
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充当了“卡里斯马”的角色。他们以“神圣的天赋”操演、划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在民族危难之时，以其学识、价值和社会责任作用于社会。韦伯采用这个概念描述“某种人格特质，某些人因具有这个‘特质’而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1]。知识分子以一种超凡卓越的见识和勇气，成为中国社会前进、国人觉醒的引领者和启蒙者。
一、委以重任的知识分子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不论是在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以笔为戈投入这场战争，其中爱国主义是最强烈的意识形态。不管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皆以唤醒大众、抗日图存为主要诉求。但是，知识分子分别要担负所在党派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实践。所以说，知识分子是委以重任的群体，他们在国家、党派（阶级）、个人等话语中充满了规训、权力和启迪。这不仅从毛泽东对丁玲这位“昔日文小姐”的欢迎与赞赏，对萧军傲慢自大姿态的容忍，从何其芳、田间、艾青等人对解放区的向往；也可以从蒋介石对郭沫若不但解除通缉令，而且委以重任，对悬崖勒马的陶希圣捐弃前嫌，赏识有加可以看出，这些都可以窥见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嫌隙，直到最后的共谋。
知识分子之所以是委以重任的群体，缘于他们是知识的拥有者、生产者群体。任何权力的运作都离不开对一种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和贮存。在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社会与认识、政权与科学互相分离的各自孤立的形式，而只有权力/知识的基本形式。知识成为构成权力最基本的文化权力关系。
笔者选择陶希圣为个案分析，一方面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抗战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另一方面，陶希圣作为文艺政策的权威阐释者，曾引起了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政权之间的文艺论争。以此，通过陶希圣分析国民党、共产党抗战文艺政策，国民政府、边区政府是如何通过它来启发和规训战时文艺家、限定文学论争的政治立场、争夺和把控报刊杂志等舆论阵地，构建阶级话语，同时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定位、话语生成，以及由于各种权力的挤压造成的知识分子异化，并由此带来的身份焦虑和抗战时期的知识话语景观。
二、施魅的知识：游离于权力的知识分子
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深陷于民族救亡的时代漩涡，另一方面受到各方面权力的牵制或排斥。在这样一种时代境遇中，知识分子很难完全躲在书斋著书立说，不约而同地走向社会，为民族存亡而奔走呼号，从而引起角色的转变。就像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划分：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员；第二类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tic intellectuals），在葛兰西看来，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而这些阶级或企业运用知识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控制[2]。在抗日文艺政策的生产过程中，我们能清晰发现知识分子如何成为文学创作的官方组织者，主动参与社会，成为制度性的知识分子，完成从传统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变。
陶希圣便是知识分子与权力共谋的一个绝佳例子。他对权力的迎合，以及权力对他的施魅，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有一幅对联是这样形容的：“见冯言战，见汪言和，见蒋和战皆言；对国骂共，对共骂国，对日国共都骂。”[3]陶希圣既是重要的文化官员，又是著名学者；既是教授，又是党报主笔，深度参与了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及其前后几十年文艺政策的生产、传播与实践。在他投入政治之前，陶希圣的学术研究成果斐然。他的研究在学术界引起多次持久热烈的争鸣，在知识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直到“牯岭茶话会”后，这位曾引发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食货学派”创立者，对中国家族制度有过深入研究并编辑出版过《中国政治思想史》，与郭沫若并称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最早的两位大师之一，从大学者、名教授（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滑入“魂梦不堪的政治漩涡”[4]。
陶希圣因为专业知识的影响力卷入权力圈层，实现知识与权力的对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强调：“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5]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既是权力的运作方式，也是知识的创立规则。
陶希圣第一次见汪精卫是在1927年，并于1928年前后与其建立较亲密关系。直到“小西安事变”（即“高陶事件”）之前，他一直周旋于汪、蒋之间，虽汪蒋均十分赏识他，但他主要倾向于“拥汪”，还一度出任汪伪政权中常委兼中央党部宣传部长。1937年秋，针对中共以统一战线为指归的文艺方略，陶希圣、周佛海向汪精卫、蒋介石建议，在原“低调俱乐部”基础上搞一个反共媚日的“灰色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以“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该会于1938年初在武汉成立，实质是“国民党文化宣传上的一个别动队”，“以民间学术团体名义，执行国民党宣传部的任务”，由国民党政府军需署支付每月5万元的活动经费，所以有资本常以支付稿费的名义笼络文化人。陶希圣任该会副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受到蒋介石的“面命”和汪精卫的“指导”[6]。创办刊物、出版书籍也是他介入政治的主要方式。陶希圣参与编辑艺文丛书和《政论》、《民意》、《游击战》、《观察》、《前卫》等刊物，还亲自撰写了《宗教与科学》（《民意》创刊号）、《抗战建国纲领的性质与精神》等文，倡导所谓的“科学战争”，批驳中共和民主党派的进步主张。 汪精卫降日，陶希圣选择脱离汪伪政权，他辗转逃难到重庆。1942年2月，陶希圣经陈布雷引荐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蒋介石捐弃前嫌，并委陶代拟《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等八章，因对蒋介石的思想体系和政策策略作了绝妙阐释让其拍案叫绝。陶希圣与蒋介石站在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立场，鼓吹“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其矛头所向，主要是中共和共产主义思想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体系，暗示将尽快清除宣传“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者。该书流传极广，影响极大。陶希圣也因此成为蒋的文胆与心腹，于1943年10月起兼任《中央日报》总主笔。
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之后，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也感到不安，于是立即召集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大笔杆子”准备资料，由陈伯达执笔赶写了《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熬夜审读，将标题改为《评〈中国之命运〉》，并亲自加了开头一段，讽刺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之尊，居然把自己的作品交由“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圣校对”。 1943年7月21日，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刊于延安《解放日报》，并广播两次。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发出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运>》的通知，要求各地报纸转载，并立即印成小册子，“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陕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7]陶希圣代拟的《中国之命运》引起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执政方略方面的激烈论争。抗战胜利后，陶希圣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总体说来，陶希圣一生经过专心学术、对日主和、沦为汉奸、弃汪投蒋几个主要阶段。游离于各种文化场域和权力漩涡之中。
陶希圣只是卷入抗敌文艺政策的众多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大规模从政，最突出的就是抗战时期。国难发生后，国民党在党治和训政方面做了重大修正和调整，而且民族危机的加重也迫使知识分子无法置于政治之外，以专家的身份进入政治圈成为必然的选择”[8]。从这个意义来讲，知识分子从专业关怀进入政治关怀。而他们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素养显然已褪去了人文主义的核心精神，走向一种外在形式的显现。知识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形态，以各种话语包裹着权力、意识形态。此时，知识已不再是知识本身，而成为被压抑的知识，异化为功利性的知识。
当然，这种知识为依附权力提供了现实条件，在知识与权力媾和之前，还有一个知识向文化资本转化的过程。在布尔迪厄看来，人可以凭借文化资本获取权力和既定秩序。他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1）具体形态，以精神和身份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形态，以文化商品的形态（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3）体制形态，区别对待的客观化形式，例如教育文凭完全是以文化资本的形式由权威机构授予，并成为一种具有保证性的资历认证[9]。文化资本的获取与维持有利权力的贯彻。在一定程度上讲，陶希圣正是因为在专业知识领域的卓然不同，加上他的知名教授身份，引起巨大的影响力，尤其在广大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有很高的声誉。这种声誉转化为文化资本，进而将其圈入机制。从而引起权力阶层的关注，并最终将知识分子引入权力机制，为政治合法性提供证据。知识分子也就成为权力机器的“螺丝钉”或“制造者”。
三、知识的他者：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作为抗战文艺政策制定者，代表一定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传播和方案设计中，自我陷落，陷入他者的泥淖，引发自我认同与身份焦虑。自我/他者是意识形态、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建构的一对二元范畴。此范畴在精神分析学看来，是自我分裂的个体形象[10]。自我表征了完全居于主体地位的可能性，可是他者剥夺了这种自我实现的能力。拥有、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其自我身份体系中，知识是最重要的表征。可是知识沦为非知识时，知识分子便成了知识的他者。
中国历来有学术与政治联姻的传统。政治靠学术吸引人才，知识分子依靠政治做学术，“亦学亦官”。凭借知识打通走向权力之路，即政治实践。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整体登上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舞台[11]。他们从不同角度窥视权力圈层，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社会实践。
抗战文艺政策实践过程，知识分子贯穿于种种话语中，并要适应各种角色。这就让他们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12]。在这些人身上，还有着五四时代的自由、民主等精神，以及古代士子的“吾善养浩然之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这些话语在一定的阶段被压抑，也就是说社会（政治）关怀以绝对性的优势压倒文化（价值）和知识（专业）关怀，成为规训诸多社会活动的话语体系。
进入政治的陶希圣在政治实践中失去了对知识的关心，成为政治权力下的一个牺牲品。陶希圣虽说身居高位，但是共产党、国民党均将他视为汉奸，而汉奸也“誓当杀之”[13]。虽然他曾在《八十自序》中自谓，“人自称为讲学，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看似洒脱，但是，毕竟“书生论政，论政犹是书生”，在知识与权力的共谋与牵掣中，“几度生死系于一线，抛妻别子，死中逃生，忍辱负重，遍体鳞伤，所为何来”（沈宁语）。
陶希圣是一个集合了诸多矛盾性于一身的争议人物。陶是一个认同“士为知己者死”之古训的人，因为蒋介石对他的赏识和宽容，陶将自己的下半生献给了蒋家政府，“食其禄，忠其事”。他把持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其长女嫁给了政见相左的沈钧儒的幼弟（石剑峰《书与人：“书生论政”陶希圣》）；他与陈布雷、胡适等人均为至交，与陈独秀、周恩来的关系也不错；加入国民党改组派，却又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之一（李杨、范泓《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他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并与陈布雷、秦孝仪等人先后作为蒋介石的“文胆”而名世。 陶希圣本为文人，而非政治家，他“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何兹全语）。文人“现代公民意识不够健全”，“中国的政治土壤又非干净”，文人从政悲剧根源在于“中国的民主制距离成熟遥遥无期”。但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修补有助于加快民主宪政走向成熟的步伐[14]，“陶希圣一生无疑是一场悲剧，乃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正如他曾自叹的那样，“早岁尝怀经世志，暮年不倦说天心”，“参政不知政”以致身份迷失。从陶希圣的悲剧与传奇人生可以看到乱世的文人境遇，特定历史语境下知识与权力的冲突和消解。陶希圣的人生是抗战时期国民党迷失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和标本。
陶希圣在国党派身居显位，成为科层制度的一部分。他不可避免地从阶级利益出发，服从权力意志，“被命令和强迫了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它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15]。可见权力起着压抑作用，发挥一定的创造功能、生产功能，创造着知识、话语。正如福柯所说，权力的运作是一种策略，其统治效果不归因于自己占有，而是配置、操纵、策略、技术、功能。人们在权力中看出的，与其说是可以享有的特权，不如说是一直紧张的、总在进行的关系网。抗战时期，不遵守权力游戏的知识分子被压抑、批判，成为“不合时宜”的对象。并且这种“不合时宜”在一次次批判中沦为异类，甚至以一种无法摆脱的负疚感将主体卷入权力机制。知识界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充满了原罪感的知识在改造中走入政治合法性的论证体系，并且以政治的身份成为另一项工程的一份子，但是很显然，这种“份子”感不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初衷和最终归宿。
四、结语：知识分子角色转换的现代思考
陶希圣的知识与权力共谋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因为怀惴着对历史、民族、大众的责任，加入了政治，可最终在政治权力中无法自拔，成为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从“立法者”转换为“阐释者”[16]。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拥有立法冲动，借助各种权威话语，重估一切价值。而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这种信念被打破，他们不得不服从意志形态霸权，凭借专业知识成为阶级的代言人。
“五四”时期的文艺创作在三个“五四”话语秩序的领域（自由、民主、科学）有着无比优越的权力，到了抗战时期，随着战争的恶化，文学创作不再遵循文学的自律原则和五四话语秩序。五四话语作为主流文物古迹的统治被打断，让位于说话的（语义学范畴）、权力的（政治学范畴）、生存的（生物学范畴）的社会活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变得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文学的内在美学原则、知识意志为政治权力意志扑倒。
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17]。他们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可是，知识分子的权力“斯德哥尔摩”使得其身份的自律性缺失，在“抗战文艺政策”制定过程中，知识分子走出自娱自乐的文学创作，构筑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社会关系网络就是政治权力，进而知识分子被编织到权力机制之中。
正如有学者指出，虽然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此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因为这些都应超越生存的问题，而到达政治解放的层次，从而批判领导阶级或提供其他选择[18]。所以说，他们要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去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这也是现代知识在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现象所要反思的。
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并非仅仅完成知识的生产就可以。相反，随着新媒体技术更新发展，海量的信息能够通过搜索引擎轻易阅读。所以，知识分子的价值输出变得更加重要，立足于批判、清醒、自律的立场，是任何时代的共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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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话语呈现，是全面深入开展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重要维度。论文以陶希圣为例，分析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国家、阶级与启蒙等场域的互动与交融。在这场民族救亡中，知识分子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素养显然已褪去了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而走向注重外在形式的显现。知识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形态，包裹着权力和意识形态，成为被压抑的知识，异化为工具理性的知识。知识分子游离于权力，被权力挤压和形塑，造成身份的认同危机。因此，重提知识分子“专业主义”，对平衡社会发展十分必要。
关键词：知识；知识分子；陶希圣；权力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3）04015605
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充当了“卡里斯马”的角色。他们以“神圣的天赋”操演、划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在民族危难之时，以其学识、价值和社会责任作用于社会。韦伯采用这个概念描述“某种人格特质，某些人因具有这个‘特质’而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1]。知识分子以一种超凡卓越的见识和勇气，成为中国社会前进、国人觉醒的引领者和启蒙者。
一、委以重任的知识分子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不论是在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以笔为戈投入这场战争，其中爱国主义是最强烈的意识形态。不管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皆以唤醒大众、抗日图存为主要诉求。但是，知识分子分别要担负所在党派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实践。所以说，知识分子是委以重任的群体，他们在国家、党派（阶级）、个人等话语中充满了规训、权力和启迪。这不仅从毛泽东对丁玲这位“昔日文小姐”的欢迎与赞赏，对萧军傲慢自大姿态的容忍，从何其芳、田间、艾青等人对解放区的向往；也可以从蒋介石对郭沫若不但解除通缉令，而且委以重任，对悬崖勒马的陶希圣捐弃前嫌，赏识有加可以看出，这些都可以窥见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嫌隙，直到最后的共谋。
知识分子之所以是委以重任的群体，缘于他们是知识的拥有者、生产者群体。任何权力的运作都离不开对一种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和贮存。在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社会与认识、政权与科学互相分离的各自孤立的形式，而只有权力/知识的基本形式。知识成为构成权力最基本的文化权力关系。
笔者选择陶希圣为个案分析，一方面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抗战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另一方面，陶希圣作为文艺政策的权威阐释者，曾引起了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政权之间的文艺论争。以此，通过陶希圣分析国民党、共产党抗战文艺政策，国民政府、边区政府是如何通过它来启发和规训战时文艺家、限定文学论争的政治立场、争夺和把控报刊杂志等舆论阵地，构建阶级话语，同时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定位、话语生成，以及由于各种权力的挤压造成的知识分子异化，并由此带来的身份焦虑和抗战时期的知识话语景观。
二、施魅的知识：游离于权力的知识分子
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深陷于民族救亡的时代漩涡，另一方面受到各方面权力的牵制或排斥。在这样一种时代境遇中，知识分子很难完全躲在书斋著书立说，不约而同地走向社会，为民族存亡而奔走呼号，从而引起角色的转变。就像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划分：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员；第二类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tic intellectuals），在葛兰西看来，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而这些阶级或企业运用知识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控制[2]。在抗日文艺政策的生产过程中，我们能清晰发现知识分子如何成为文学创作的官方组织者，主动参与社会，成为制度性的知识分子，完成从传统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变。
陶希圣便是知识分子与权力共谋的一个绝佳例子。他对权力的迎合，以及权力对他的施魅，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有一幅对联是这样形容的：“见冯言战，见汪言和，见蒋和战皆言；对国骂共，对共骂国，对日国共都骂。”[3]陶希圣既是重要的文化官员，又是著名学者；既是教授，又是党报主笔，深度参与了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及其前后几十年文艺政策的生产、传播与实践。在他投入政治之前，陶希圣的学术研究成果斐然。他的研究在学术界引起多次持久热烈的争鸣，在知识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直到“牯岭茶话会”后，这位曾引发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食货学派”创立者，对中国家族制度有过深入研究并编辑出版过《中国政治思想史》，与郭沫若并称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最早的两位大师之一，从大学者、名教授（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滑入“魂梦不堪的政治漩涡”[4]。
陶希圣因为专业知识的影响力卷入权力圈层，实现知识与权力的对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强调：“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5]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既是权力的运作方式，也是知识的创立规则。
陶希圣第一次见汪精卫是在1927年，并于1928年前后与其建立较亲密关系。直到“小西安事变”（即“高陶事件”）之前，他一直周旋于汪、蒋之间，虽汪蒋均十分赏识他，但他主要倾向于“拥汪”，还一度出任汪伪政权中常委兼中央党部宣传部长。1937年秋，针对中共以统一战线为指归的文艺方略，陶希圣、周佛海向汪精卫、蒋介石建议，在原“低调俱乐部”基础上搞一个反共媚日的“灰色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以“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该会于1938年初在武汉成立，实质是“国民党文化宣传上的一个别动队”，“以民间学术团体名义，执行国民党宣传部的任务”，由国民党政府军需署支付每月5万元的活动经费，所以有资本常以支付稿费的名义笼络文化人。陶希圣任该会副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受到蒋介石的“面命”和汪精卫的“指导”[6]。创办刊物、出版书籍也是他介入政治的主要方式。陶希圣参与编辑艺文丛书和《政论》、《民意》、《游击战》、《观察》、《前卫》等刊物，还亲自撰写了《宗教与科学》（《民意》创刊号）、《抗战建国纲领的性质与精神》等文，倡导所谓的“科学战争”，批驳中共和民主党派的进步主张。 汪精卫降日，陶希圣选择脱离汪伪政权，他辗转逃难到重庆。1942年2月，陶希圣经陈布雷引荐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蒋介石捐弃前嫌，并委陶代拟《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等八章，因对蒋介石的思想体系和政策策略作了绝妙阐释让其拍案叫绝。陶希圣与蒋介石站在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立场，鼓吹“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其矛头所向，主要是中共和共产主义思想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体系，暗示将尽快清除宣传“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者。该书流传极广，影响极大。陶希圣也因此成为蒋的文胆与心腹，于1943年10月起兼任《中央日报》总主笔。
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之后，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也感到不安，于是立即召集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大笔杆子”准备资料，由陈伯达执笔赶写了《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熬夜审读，将标题改为《评〈中国之命运〉》，并亲自加了开头一段，讽刺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之尊，居然把自己的作品交由“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圣校对”。 1943年7月21日，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刊于延安《解放日报》，并广播两次。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发出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运>》的通知，要求各地报纸转载，并立即印成小册子，“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陕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7]陶希圣代拟的《中国之命运》引起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执政方略方面的激烈论争。抗战胜利后，陶希圣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总体说来，陶希圣一生经过专心学术、对日主和、沦为汉奸、弃汪投蒋几个主要阶段。游离于各种文化场域和权力漩涡之中。
陶希圣只是卷入抗敌文艺政策的众多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大规模从政，最突出的就是抗战时期。国难发生后，国民党在党治和训政方面做了重大修正和调整，而且民族危机的加重也迫使知识分子无法置于政治之外，以专家的身份进入政治圈成为必然的选择”[8]。从这个意义来讲，知识分子从专业关怀进入政治关怀。而他们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素养显然已褪去了人文主义的核心精神，走向一种外在形式的显现。知识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形态，以各种话语包裹着权力、意识形态。此时，知识已不再是知识本身，而成为被压抑的知识，异化为功利性的知识。
当然，这种知识为依附权力提供了现实条件，在知识与权力媾和之前，还有一个知识向文化资本转化的过程。在布尔迪厄看来，人可以凭借文化资本获取权力和既定秩序。他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1）具体形态，以精神和身份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形态，以文化商品的形态（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3）体制形态，区别对待的客观化形式，例如教育文凭完全是以文化资本的形式由权威机构授予，并成为一种具有保证性的资历认证[9]。文化资本的获取与维持有利权力的贯彻。在一定程度上讲，陶希圣正是因为在专业知识领域的卓然不同，加上他的知名教授身份，引起巨大的影响力，尤其在广大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有很高的声誉。这种声誉转化为文化资本，进而将其圈入机制。从而引起权力阶层的关注，并最终将知识分子引入权力机制，为政治合法性提供证据。知识分子也就成为权力机器的“螺丝钉”或“制造者”。
三、知识的他者：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作为抗战文艺政策制定者，代表一定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传播和方案设计中，自我陷落，陷入他者的泥淖，引发自我认同与身份焦虑。自我/他者是意识形态、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建构的一对二元范畴。此范畴在精神分析学看来，是自我分裂的个体形象[10]。自我表征了完全居于主体地位的可能性，可是他者剥夺了这种自我实现的能力。拥有、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其自我身份体系中，知识是最重要的表征。可是知识沦为非知识时，知识分子便成了知识的他者。
中国历来有学术与政治联姻的传统。政治靠学术吸引人才，知识分子依靠政治做学术，“亦学亦官”。凭借知识打通走向权力之路，即政治实践。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整体登上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舞台[11]。他们从不同角度窥视权力圈层，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社会实践。
抗战文艺政策实践过程，知识分子贯穿于种种话语中，并要适应各种角色。这就让他们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12]。在这些人身上，还有着五四时代的自由、民主等精神，以及古代士子的“吾善养浩然之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这些话语在一定的阶段被压抑，也就是说社会（政治）关怀以绝对性的优势压倒文化（价值）和知识（专业）关怀，成为规训诸多社会活动的话语体系。
进入政治的陶希圣在政治实践中失去了对知识的关心，成为政治权力下的一个牺牲品。陶希圣虽说身居高位，但是共产党、国民党均将他视为汉奸，而汉奸也“誓当杀之”[13]。虽然他曾在《八十自序》中自谓，“人自称为讲学，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看似洒脱，但是，毕竟“书生论政，论政犹是书生”，在知识与权力的共谋与牵掣中，“几度生死系于一线，抛妻别子，死中逃生，忍辱负重，遍体鳞伤，所为何来”（沈宁语）。
陶希圣是一个集合了诸多矛盾性于一身的争议人物。陶是一个认同“士为知己者死”之古训的人，因为蒋介石对他的赏识和宽容，陶将自己的下半生献给了蒋家政府，“食其禄，忠其事”。他把持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其长女嫁给了政见相左的沈钧儒的幼弟（石剑峰《书与人：“书生论政”陶希圣》）；他与陈布雷、胡适等人均为至交，与陈独秀、周恩来的关系也不错；加入国民党改组派，却又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之一（李杨、范泓《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他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并与陈布雷、秦孝仪等人先后作为蒋介石的“文胆”而名世。 陶希圣本为文人，而非政治家，他“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何兹全语）。文人“现代公民意识不够健全”，“中国的政治土壤又非干净”，文人从政悲剧根源在于“中国的民主制距离成熟遥遥无期”。但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修补有助于加快民主宪政走向成熟的步伐[14]，“陶希圣一生无疑是一场悲剧，乃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正如他曾自叹的那样，“早岁尝怀经世志，暮年不倦说天心”，“参政不知政”以致身份迷失。从陶希圣的悲剧与传奇人生可以看到乱世的文人境遇，特定历史语境下知识与权力的冲突和消解。陶希圣的人生是抗战时期国民党迷失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和标本。
陶希圣在国党派身居显位，成为科层制度的一部分。他不可避免地从阶级利益出发，服从权力意志，“被命令和强迫了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它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15]。可见权力起着压抑作用，发挥一定的创造功能、生产功能，创造着知识、话语。正如福柯所说，权力的运作是一种策略，其统治效果不归因于自己占有，而是配置、操纵、策略、技术、功能。人们在权力中看出的，与其说是可以享有的特权，不如说是一直紧张的、总在进行的关系网。抗战时期，不遵守权力游戏的知识分子被压抑、批判，成为“不合时宜”的对象。并且这种“不合时宜”在一次次批判中沦为异类，甚至以一种无法摆脱的负疚感将主体卷入权力机制。知识界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充满了原罪感的知识在改造中走入政治合法性的论证体系，并且以政治的身份成为另一项工程的一份子，但是很显然，这种“份子”感不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初衷和最终归宿。
四、结语：知识分子角色转换的现代思考
陶希圣的知识与权力共谋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因为怀惴着对历史、民族、大众的责任，加入了政治，可最终在政治权力中无法自拔，成为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从“立法者”转换为“阐释者”[16]。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拥有立法冲动，借助各种权威话语，重估一切价值。而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这种信念被打破，他们不得不服从意志形态霸权，凭借专业知识成为阶级的代言人。
“五四”时期的文艺创作在三个“五四”话语秩序的领域（自由、民主、科学）有着无比优越的权力，到了抗战时期，随着战争的恶化，文学创作不再遵循文学的自律原则和五四话语秩序。五四话语作为主流文物古迹的统治被打断，让位于说话的（语义学范畴）、权力的（政治学范畴）、生存的（生物学范畴）的社会活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变得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文学的内在美学原则、知识意志为政治权力意志扑倒。
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17]。他们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可是，知识分子的权力“斯德哥尔摩”使得其身份的自律性缺失，在“抗战文艺政策”制定过程中，知识分子走出自娱自乐的文学创作，构筑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社会关系网络就是政治权力，进而知识分子被编织到权力机制之中。
正如有学者指出，虽然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此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因为这些都应超越生存的问题，而到达政治解放的层次，从而批判领导阶级或提供其他选择[18]。所以说，他们要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去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这也是现代知识在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现象所要反思的。
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并非仅仅完成知识的生产就可以。相反，随着新媒体技术更新发展，海量的信息能够通过搜索引擎轻易阅读。所以，知识分子的价值输出变得更加重要，立足于批判、清醒、自律的立场，是任何时代的共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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