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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通过表演表达公益可以很快乐，很摇滚，对现有体制和社会带有改造性。我们需要公益具有摇滚精神。摇滚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公益跟摇滚的结合可以打破人们内心坚冰。社会很多问题，冷漠、怀疑、不信任、犹豫不决，我们就用摇滚颠覆这些东西。”
2012年10月28日晚，广州雕塑公园TU凸酒吧。每个周末，这里是广州独立音乐的演出重点，然而，这一天，舞台的主角是两个大学教授。
朱健刚，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一位在大学和民间公益间游走的行者。因为女儿小名叫麦兜，他自称“老麦”。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为人亲和，学生尊称他为“大唐”。
“老麦”和“大唐”共组了一个“麦昊组合”，决定举办演唱会，为11月16日在香港举办的乐施会毅行者活动募集公益款项。
只能唱歌了
1990年，老麦从长沙市第六中学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大学期间，他曾和同学组建过一支“尴尬乐队”。回忆起这段时光，老麦记忆犹新：“当时感觉生活太平淡太压抑了，我们需要表达，想做点有趣的事情。当时摇滚十分流行，我们就找了间破房子，自带乐器在里面练习。后来被房东投诉太吵了，差点被赶走。”
“可以想象吗，我唱摇滚的时候嗓音跟平时完全不一样。”老麦笑着眨眼。他们唱着《光辉岁月》、唱着《一无所有》……未名湖畔的夜晚，尴尬乐队就这样怀抱着吉他和理想歌唱，吸引路人和漂亮女生的目光。
大唐在东北师范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是一支学校乐队的贝斯手，这是他无限怀念的一段时光，“当时课程轻松，大学环境宽松。我就联合寝室和同年级的音乐爱好者组成乐队。我们从学校工会拿到架子鼓，在我们宿舍的顶楼有个专门的排练室，架子鼓电子琴吉他贝斯一应俱全，有大型演出就去排练。那个时候我们主要都是唱摇滚，崔健、唐朝，都是非常喜欢的歌手。最拿手是唐朝版的《国际歌》。”
在大唐的摇滚生涯巅峰，他曾率领这支乐队，在全校几千人的校园晚会上高唱崔健的歌。但走上高校讲坛后，他们就告别了这段摇滚岁月，两人都有十来年没碰过吉他，各自的工作都很忙，在决定开演唱会后，甚至连排练都很难约到一起。
老麦只能一周抽出一天，在晚上9点钟上完课后，匆匆赶到“191space”酒吧，吼上两曲又继续回去备课。而大唐则拍胸脯表示，“给我一把吉他，我在哪都能练。”为了这次演出，大唐还专门写了一首歌，他本来想保密到演出当天，不料不小心被嘴快的老麦曝光了：“我们写了一首歌叫《永不停止》，以表示对毅行者‘永不停止队’的支持。”
重拾摇滚，是他们向青春岁月的致敬。“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唱过歌，多年来也想借个机会，寻找激情和梦想以及摇滚愿望。我们除了学术，其他的都不会，只能唱歌了。”
抱怨不改变任何东西
1995年，老麦转战上海，来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读研究生，2002年又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拿到博士学位。这一时期，除了学术研究，他成为一位具有浓厚社会关怀的行动者，将学术兴趣和行动实践结合起来。
1997年秋天，当时还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的他，在校园的广告栏上，看到关于复旦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报道，“它的‘让人人享有正义’的口号一下子打动了我”，他参加了这个团队。
这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志愿组织，由一群法律系的大学生曲栋、石发勇、张帆、刘永龙等组成。他们在居民区里设点值班，代理诉讼，“居然还赢了几起官司”。
老麦回忆起当时，“从那时起，我开始相信，在中国是有真正独立的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在行动的，他们独立地开展活动，虽然对社会的宏观影响甚微，但却悄悄地影响着基层社区，并能够通过媒体影响更广泛的大众。也是从那时起，我慢慢从一个调查者转变成一个实践者。”
2000年，他们毕业后，成立了一个以社区发展为方向的志愿者组织——“热爱家园”，今天已经注册成为上海最大的民间志愿组织之一。
2004年，博士毕业的老麦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职，同时筹办了中山大学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担任中心主任。2006年，中心挂靠人类学系，更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这就是后来在公益圈内知名的“ICS（The Institute for Civil Society ）”。作为NGO支持网络，老麦希望它能够成为“中国NGO的黄埔军校” 。
近年来，作为学者的朱建刚教授和作为行动者的老麦都渐渐“红”了。他开设的公选课《公民、社会与发展》，成为中大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在课堂上，他会邀请灯塔计划、拜客广州、麦田计划、无国界医生、狮子会等本土或国际社会组织来分享组织经验，也会邀请梁晓燕、陈健民、梁树新、巴索风云等活跃在公民社会建设领域的知识分子和行动者，分享个人心路历程。课下更安排同学们以主题小组的形式，让学生带着对教育、农民工、性别与健康、环境等议题的关注到NGO去走访、到服务群体中调研。
这个课堂上聚集了很多青年公益人，他们的公益热情被点燃并行动起来。包括发起黑橙投诉合唱团的小免、祥子，抗议广州市政府“光亮工程”的“光头哥”等人。
大唐也在自己的领域默默行动。他早年就坚持到敬老院做社会服务，近年来，坚持参与毅行者100公里昼夜暴走活动。
对于公益的“行动者”，他自有一套“反屌丝心态论”：“如果你只是抱怨，只是具有一种屌丝心态，觉得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改变任何东西，只有你行动起来，真正去做点贡献，才会有点变化。”
受到老麦的感召，他从华师跨界中大，走马上任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公益的摇滚精神
开演唱会筹款的主意是由ICS一帮90后学生提出来的，于是两位“大叔”就被推上舞台了。为了演唱会，他们准备了一个月，ICS的学生们帮忙策划组织张罗，大唐和老麦只要专心练歌就行了。
老麦欣然接受了，他去过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甚至还在一次大型研讨会之后，卖起了汉达（广东汉达麻风病康复协会）麻风病人的作品，还帮过一些农民工合唱团拍卖唱片。
对于演唱会，他们有很多期待，传递快乐公益，也传递助人的动力。一场摇滚演唱会，又是公益筹款、公益拍卖会，也成了公益人家庭活动日。老麦说：“我想，通过表演表达公益可以很快乐、很摇滚，对现有体制和社会带有改造性。我们需要公益具有摇滚精神。摇滚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公益跟摇滚的结合可以打破人们内心坚冰。社会很多问题，冷漠、怀疑、不信任、犹豫不决，我们就用摇滚颠覆这些东西。”
这是大唐第一次发起的活动，谈及这次演出，大唐说，自己完全是“被推着走”，不过，这就是公益研究的“接地气”，“做公益社会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必须接地气，只有在行动中，你才知道公民社会的力量来源在哪里。如果你做一个旁观者的话，那么对公益的感性的力量，你就会体会不深，所以我觉得做公民社会的研究，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参与式的研究。”
当天演唱会的最后，老麦和大唐合体变身“麦昊组合”登台。老麦穿上了闪亮的演出马甲，把一块红布缠在左手腕上；大唐则用一块红布遮住自己的眼睛，仍然娴熟地弹奏着吉他。他们唱着崔健的《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2012年10月28日晚，广州雕塑公园TU凸酒吧。每个周末，这里是广州独立音乐的演出重点，然而，这一天，舞台的主角是两个大学教授。
朱健刚，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一位在大学和民间公益间游走的行者。因为女儿小名叫麦兜，他自称“老麦”。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为人亲和，学生尊称他为“大唐”。
“老麦”和“大唐”共组了一个“麦昊组合”，决定举办演唱会，为11月16日在香港举办的乐施会毅行者活动募集公益款项。
只能唱歌了
1990年，老麦从长沙市第六中学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大学期间，他曾和同学组建过一支“尴尬乐队”。回忆起这段时光，老麦记忆犹新：“当时感觉生活太平淡太压抑了，我们需要表达，想做点有趣的事情。当时摇滚十分流行，我们就找了间破房子，自带乐器在里面练习。后来被房东投诉太吵了，差点被赶走。”
“可以想象吗，我唱摇滚的时候嗓音跟平时完全不一样。”老麦笑着眨眼。他们唱着《光辉岁月》、唱着《一无所有》……未名湖畔的夜晚，尴尬乐队就这样怀抱着吉他和理想歌唱，吸引路人和漂亮女生的目光。
大唐在东北师范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是一支学校乐队的贝斯手，这是他无限怀念的一段时光，“当时课程轻松，大学环境宽松。我就联合寝室和同年级的音乐爱好者组成乐队。我们从学校工会拿到架子鼓，在我们宿舍的顶楼有个专门的排练室，架子鼓电子琴吉他贝斯一应俱全，有大型演出就去排练。那个时候我们主要都是唱摇滚，崔健、唐朝，都是非常喜欢的歌手。最拿手是唐朝版的《国际歌》。”
在大唐的摇滚生涯巅峰，他曾率领这支乐队，在全校几千人的校园晚会上高唱崔健的歌。但走上高校讲坛后，他们就告别了这段摇滚岁月，两人都有十来年没碰过吉他，各自的工作都很忙，在决定开演唱会后，甚至连排练都很难约到一起。
老麦只能一周抽出一天，在晚上9点钟上完课后，匆匆赶到“191space”酒吧，吼上两曲又继续回去备课。而大唐则拍胸脯表示，“给我一把吉他，我在哪都能练。”为了这次演出，大唐还专门写了一首歌，他本来想保密到演出当天，不料不小心被嘴快的老麦曝光了：“我们写了一首歌叫《永不停止》，以表示对毅行者‘永不停止队’的支持。”
重拾摇滚，是他们向青春岁月的致敬。“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唱过歌，多年来也想借个机会，寻找激情和梦想以及摇滚愿望。我们除了学术，其他的都不会，只能唱歌了。”
抱怨不改变任何东西
1995年，老麦转战上海，来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读研究生，2002年又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拿到博士学位。这一时期，除了学术研究，他成为一位具有浓厚社会关怀的行动者，将学术兴趣和行动实践结合起来。
1997年秋天，当时还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的他，在校园的广告栏上，看到关于复旦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报道，“它的‘让人人享有正义’的口号一下子打动了我”，他参加了这个团队。
这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志愿组织，由一群法律系的大学生曲栋、石发勇、张帆、刘永龙等组成。他们在居民区里设点值班，代理诉讼，“居然还赢了几起官司”。
老麦回忆起当时，“从那时起，我开始相信，在中国是有真正独立的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在行动的，他们独立地开展活动，虽然对社会的宏观影响甚微，但却悄悄地影响着基层社区，并能够通过媒体影响更广泛的大众。也是从那时起，我慢慢从一个调查者转变成一个实践者。”
2000年，他们毕业后，成立了一个以社区发展为方向的志愿者组织——“热爱家园”，今天已经注册成为上海最大的民间志愿组织之一。
2004年，博士毕业的老麦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职，同时筹办了中山大学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担任中心主任。2006年，中心挂靠人类学系，更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这就是后来在公益圈内知名的“ICS（The Institute for Civil Society ）”。作为NGO支持网络，老麦希望它能够成为“中国NGO的黄埔军校” 。
近年来，作为学者的朱建刚教授和作为行动者的老麦都渐渐“红”了。他开设的公选课《公民、社会与发展》，成为中大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在课堂上，他会邀请灯塔计划、拜客广州、麦田计划、无国界医生、狮子会等本土或国际社会组织来分享组织经验，也会邀请梁晓燕、陈健民、梁树新、巴索风云等活跃在公民社会建设领域的知识分子和行动者，分享个人心路历程。课下更安排同学们以主题小组的形式，让学生带着对教育、农民工、性别与健康、环境等议题的关注到NGO去走访、到服务群体中调研。
这个课堂上聚集了很多青年公益人，他们的公益热情被点燃并行动起来。包括发起黑橙投诉合唱团的小免、祥子，抗议广州市政府“光亮工程”的“光头哥”等人。
大唐也在自己的领域默默行动。他早年就坚持到敬老院做社会服务，近年来，坚持参与毅行者100公里昼夜暴走活动。
对于公益的“行动者”，他自有一套“反屌丝心态论”：“如果你只是抱怨，只是具有一种屌丝心态，觉得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改变任何东西，只有你行动起来，真正去做点贡献，才会有点变化。”
受到老麦的感召，他从华师跨界中大，走马上任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公益的摇滚精神
开演唱会筹款的主意是由ICS一帮90后学生提出来的，于是两位“大叔”就被推上舞台了。为了演唱会，他们准备了一个月，ICS的学生们帮忙策划组织张罗，大唐和老麦只要专心练歌就行了。
老麦欣然接受了，他去过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甚至还在一次大型研讨会之后，卖起了汉达（广东汉达麻风病康复协会）麻风病人的作品，还帮过一些农民工合唱团拍卖唱片。
对于演唱会，他们有很多期待，传递快乐公益，也传递助人的动力。一场摇滚演唱会，又是公益筹款、公益拍卖会，也成了公益人家庭活动日。老麦说：“我想，通过表演表达公益可以很快乐、很摇滚，对现有体制和社会带有改造性。我们需要公益具有摇滚精神。摇滚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公益跟摇滚的结合可以打破人们内心坚冰。社会很多问题，冷漠、怀疑、不信任、犹豫不决，我们就用摇滚颠覆这些东西。”
这是大唐第一次发起的活动，谈及这次演出，大唐说，自己完全是“被推着走”，不过，这就是公益研究的“接地气”，“做公益社会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必须接地气，只有在行动中，你才知道公民社会的力量来源在哪里。如果你做一个旁观者的话，那么对公益的感性的力量，你就会体会不深，所以我觉得做公民社会的研究，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参与式的研究。”
当天演唱会的最后，老麦和大唐合体变身“麦昊组合”登台。老麦穿上了闪亮的演出马甲，把一块红布缠在左手腕上；大唐则用一块红布遮住自己的眼睛，仍然娴熟地弹奏着吉他。他们唱着崔健的《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