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晴朗的早上，在本乡校区大学医学部的校园里，我跟同年级的学生们一起，一边想着下一节课的内容，一边朝着附属医院的方向走去。当时有个学生拿着一份在本乡路上买来的报纸，在那儿宣读号外。然后，嘈杂声就像涟漪一般在我们中间扩散开来。不是因为谁说了句什么话，而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反应汇聚到一起，之后就变成了一声叹息。就在那一刻，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事实清晰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我感到周围的世界顷刻间面目全非。基础医学部的大楼、小树丛、同年级学生穿的衣服，这些是一年多来我每天都在看、早就已经习惯了的光景。在这个宁静的上午，初冬里的小阳春天气，和煦的日光下，我所熟悉的这片光景一切如常，但同时，它又如初见般在我心里唤起了一个不寻常的、鲜明的印象。大概就像是我和我所熟悉的世界之间的纽带突然断裂的感觉。这个说法顶多就算一个解释吧。那种感觉上的印象，就好比食物的味道，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但它又是那么鲜明，鲜明到当你再次拥有相同体验的那一刻，一定会在瞬间认出它来。后来，战争结束，母亲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周围的光景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还有，当我遇到那位命中注定的女性时，东京的街道看上去也完全不像东京的街道。但我也不会为此而特别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当我得知战争打响的时候，我也就是若无其事地穿过人群，朝着附属医院的方向继续走去。当时我也不是不知道战争在步步逼近，只是我不敢相信，这场战争居然真的会把英美两国作为对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结论会变成现实——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晴朗的冬天的早晨。
　　我跟同学们一起走进了附属医院的阶梯教室，诊断学——应该是这门课吧——一如往常地上课、下课，而我却茫然地坐着那里听课。课上的内容我根本就没听进去，脑子里走马灯似的在问各种问题：教授看着好淡定啊，他看了今天早上的号外吗？或者，他还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这么镇定自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接下来会怎样呢？”我一回家，母亲就问我。“必输无疑！”我像是要发泄什么似的说道。“真的吗？”“还有别的可能吗？”“你大伯倒是一直都说，那个海军大臣行事鲁莽，要照他的做法，可真让人放心不下……这下会不会出什么大事呀？”“肯定出大事！”“这事儿，你可跟谁都别说！”母亲说。
　　为了防备敌方来空袭，那天晚上就开始进行灯火管制，但我已经买好了票，打算去新桥演舞场看文乐。演舞场那天正好是大阪文乐剧团来东京新桥演舞场巡演。母亲说道：“你还是别去了吧。有可能會白跑一趟呢……”我当然知道她担心的不是我“白跑一趟”，但还是说了一句“不演的话我就马上回来”，之后就出门看戏去了。


　　地铁还是照常运营。我在银座四丁目下车，街上一片漆黑。新桥演舞场门口几乎没有行人，只有演舞场的建筑物像个黑色的大块头，静静地匍匐在微白的夜空下。原来如此，巡演看来是取消了。但我又转念一想，还是到入口看一眼去吧，没想到入口的门开着，问讯处也有人，就是不见观众的踪影。检了票，走进剧场里头一看，二楼观众席上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就往前走，找了个正中间的位子坐了下来。再往下一看，正面池座里三三两两地坐了四五个男人，还是没有一点要开演的迹象。我又琢磨，是不是一会儿该有个经理人之类的出来跟我们做个解释，说一下怎么给我们退票的事儿。就在那个时候，上来两个人，一个是义太夫（说书人），另一个拿着三弦琴，各自入席后，自报家门道：“今日为您说这段义太夫的是……”空荡荡的剧场里面，只有清脆的梆子声在回响。然后，大幕拉开，木偶活了起来。
　　我很快就被义太夫和三弦琴的世界给吸引住了，“现如今，半七他……”——说起来，这真的是一幅不同寻常的风景。古韧大夫，面对没有观众的剧场，穿越到遥远的江户时代，变身为商贾人家的女子，全部戏份就靠他一个人在那里扭动身体，用声嘶力竭的道白，叹息、控诉和哭泣。这里早就没有了战争，没有了灯火管制，没有了内阁情报局，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任何事物都难以撼动的、固若金汤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能表现女子恋爱时的叹息声，及其所有的微妙的阴影，又能将其升华为一种风格，通过三弦琴和古韧大夫的声音，二者严丝合缝的配合，得以完美演绎。唯有此刻，这个世界才无须通过密匝匝的观众，无遮无拦、毫无退让地展现出所有的自足性和自我目的性。它就这样色彩鲜明地、威风凛凛地存在着，宛如一出悲剧，与剧场外面的另一个世界——军国主义日本的概念和所有的一切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古韧大夫是在孤军奋战吗？大概也不是吧。江户文化的全部内容都浓缩在他的身体之中。这是化为肉体的文化……所有这一切不是作为语言，而是作为难以撼动的现实，展现在我的眼前。夫复何求？
　　炸弹没有立刻从我们的头顶掉下来。在听闻开战的“诏敕”后，又传来奇袭珍珠港的捷报，整个东京陷入狂喜的海洋，大家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而忘乎所以。
　　“我太高兴了！我要唱军歌！”某个大学教授说。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大快人心啊！”学生们说。报纸上，著名歌人写了首《珍珠港》的和歌，诗人为有生之年能亲眼见证这一盛事而感谢上苍。


　　第二个月，有识之士在杂志上发文写道，这才是真正的“近代的终结”，“大东亚共荣圈之路”畅通无阻，大日本帝国前途无量。作为舰政本部长，一直对开战持批评态度的大伯是这么说的：“不过，奇袭珍珠港在战略上的成功超过了预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并不是只有东京。虽然我当时啥都不知道，但恐怕除了柏林这个唯一的例外，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首都，都在为这个捷报而高兴不已。莫斯科得知日本军队不再向北、转而向南进军的时候，内心肯定是松了一口气的——看来佐尔格的情报是真的。伦敦看到日本用行动促使美国正式参战，内心应该是欣喜若狂的。听说流亡中的戴高乐将军得知此事后，马上就自言自语道：“胜负已定。”美国，克利夫兰，太平洋问题研究所的会议上，学者们正在为日本是否参战而进行激烈的辩论。就在此时，传来了珍珠港被袭的消息，学者们一时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又很快镇定下来，并终止了会议。 　　所有人都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谁都知道，这下“法西斯主义肯定要完蛋了”。东京市民不知道全世界都在为此事高兴，所以他们才会自顾自高兴。我怀着黯淡的心情注视着东京市民的狂喜，感觉自己跟他们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如此遥远过。东京被炸后，我就在伤者的身边，竭尽全力救治他们因燃烧弹而造成的皮肤灼伤。战争结束后，离开东京的时候，我在地球的另一边，感到很多东京人就在我身边。在海外漂泊的日子越长，就越会让我思考自己内心深处的东京。但是，“珍珠港”那天，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那欢呼雀跃的人群里，没有我。“珍珠港”那天，古韧大夫讲述的“日本”离我越近，得胜后趾高气扬的军国“日本”就离我越远。然而，古韧大夫所讲述的并非完全是很久以前的传说故事，那不也正是包含着我自己的感情牵绊、所有小小的悲欢、无可挽留地离我而去的那一切的，我无可替代的唯一的世界吗？
　　跟我预想的不一样，东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开战而发生很大的变化。英美军队，比中国战场还要遥远。我们家搬到了世田谷区的赤堤，我每天从那儿去本乡校区上学。在这之前，美竹町的外祖父家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他们早就把大宅子和涩谷的土地一起做了抵押，最后没能赎回，就搬到目黑区的一个小房子住。我们家卖掉了美竹町的房子，在赤堤租房住。
　　从那时起，外祖父就靠陆军发放的退伍金和变卖家具什物过日子。他还偷偷地写起了“小说”。母亲笑话他说：“那不是小说，是您的闺房情话吧？”在所有一切都结束之后，外祖父大概是在想办法把最难忘的东西留下来吧。“小说”里面没有写发家致富的故事，也没有写战争，而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小事情：他去伊豆短期出差，母亲一直把他送到东京站时不经意说的一些话；他带着外甥们去买东西时，大家开心的笑声；生意谈得不顺利，满身疲惫地去找相知多年的女性朋友，不仅得到了对方的关照，而且对方还非常体贴地不让他感到这份用心。小说文字稚拙却古雅，我从字里行间读懂了外祖父不得不写这篇小说的缘由。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活在当下的快乐——这些小说则是他对往昔的留恋。年老体弱的外祖父很快就在目黑区的小房子里离开了人世。
　　我依旧每天去医学部上课，医学部要求我们背诵的内容更不会有什么变化。另外，要是考虑去囤点物资或是预测将来提前准备好“疏散”的话，就不需要判断什么日本几年后会战败，会不会战败这些问题，肯定是去判断明天会缺少哪些物资，东京什么时候被轰炸这些问题。现在，就在我的周围，马上就会有人为“必胜的信念”而激情燃烧，或是去囤点罐头，或是去买点军用物资，或是四处钻营，敏捷地开始做“疏散”的准备。但是，我没有考虑过要囤货，也没做“疏散”的准备，更没有考虑过任何其他的具体行动。我没考虑过具体行动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条件让我做出有利于具体行动的判断，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不考虑具体行动，所以才把判断限定在跟我自身行动无关的领域。在做和行动无关的判断时，排除掉带有主观愿望的视点是非常容易做到的。我在跟处于“没落”过程中的家人们朝夕相处的过程中，预测了日本帝国整体的“没落”。不管怎样，超越“没落”的唯一办法就是去理解它。
　　然而，我的想法在行动方面没能找到用武之地，却在我和周围人之间形成隔阂时发挥了作用。当时的东京街头，身穿国民服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像一个游客，漫步其中。游客眼里的风景和当地人眼里的并无二致，不过能从同样的风景里看出不同的意义来，由于这一缘故，他们常常会激起当地人的无名之火。“开什么玩笑！你说得倒是容易……”东京还没有变成一片废墟，但我经常会把眼前的一切都蒙上一层被烧成荒凉废墟的幻影。于是，顷刻间所有的一切都焕发出不可思议的美。堆放在赤门前水果摊门口的橘子和苹果——在冬日午后的阳光照射下，那种颜色和冰凉的触感，光是这种心理上的预感也足以让我在路边驻足良久。校园里银杏树的枯枝在空中拉起了一片细网；早春的新绿像是一层薄雾；两边研究室狭小的入口处，人们拿着书或背着包进进出出；还有三四郎池畔那片太阳地儿，总是静悄悄的，好像没人记得它似的；化学教室的红砖墙上映照着落日斜阳；傍晚时分，护士们穿梭行走在医院昏暗的走廊里，白衣飘飘；本乡路上的书店和“白十字”窗户上逐渐亮起的灯光；书店主人蹲在书架紧里头看账本，边上搁着一个炭盆烧火……所有这一切都让我着迷，带给我无法言喻的感动。可以说就在这一刻，我可以说我第一次看到了皇居的石城垣、千鸟之渊的春水在发光。不，不光是这些，还有东京街道上的喧闹声、马路上的坑坑洼洼、随季节变幻的风吹在皮肤上的不同感觉——就在这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所有这一切。我也许会幸存，也许不会，但是只要我走在街上，街道就是我的。
　　之后过了很多年，当我走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一边隔着鞋底感受那里的石板地，一边游览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时，心里想，自己大概不会再来这里了吧。然而，住在这个城里的人，他们肯定会带着各种各样的希望和悔恨、欢喜与悲伤去考虑自己的生意、市长选举、葡萄酒的价格、教会新祭司的男子气、隔壁家女儿生的小孩子的父亲是谁……感受文艺复兴时期石板地的不是我这个游客，而是每天挎着购物篮走在上面的城里的主妇。我不在东京生活的时候，发现了东京。托马斯·曼曾说过“另一个德国”，诗人片山敏彦曾说过“另一个日本”。然而，这些都不存在。我从一开始就不是生活在那里，而是注视着那里。我自认为战争暴露了大日本帝国的真面目，但实际上，战争暴露的可能仅仅是我自己。（节选，有删减）


　　赏析
　　加藤周一可謂是日本国宝级的评论家，曾在数所世界一流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有着日本“百科全书式学者”“知识巨匠”等美誉。他的文学评论和文化史著作皆成为后世对20世纪日本文化和思想研究的经典。加藤的自传《羊之歌》收录了一系列有连贯性的散文，不仅记录了他的成长经历，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本篇《那是一个晴天》出自《羊之歌》，哪怕是写散文，作者的文风也更接近一名学者，加上日语文学常见的内敛疏离，这篇自传小文便轻易给人一种置身事外的错觉，哪怕作者描写的是发生于自身的故事，经历的也是日本近现代史上最跌宕起伏的年代，读者仍能飘浮在世界之上，虽然可以看到世事变迁，但却能不受其影响进行思考。
　　《那是一个晴天》开篇于一个特殊的日子：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从那天起，作者周围的世界仿佛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却又仿佛维持了原样，生活仿佛依旧照样进行，医学院的课程没有因此改变，文乐剧团的巡演照常进行，地铁的运行也没有受到影响……渐渐地，民众的情绪开始变了，但作者对战争及其后果的思考却像是一层罩子，将他隔离开来，确保他能免疫于战时群众的情绪——不管是来自日本群众，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民众。他对东京的“发现”以及对生活的感动，来自一种更抽象的感情，并不来自共情或者私人经历，却是大爱的一种形式，是对和平和日常生活的珍惜。
　　在做史料研究时，自传和日记都算作原始资料，可以帮助研究学者更深入地了解当时普通民众的想法，借用过去的视角审视过去发生的事件。但加藤本人便是学者，他对时事的记录有学者的风格，一边记录一边分析，带给后世的读者多层更有趣的真相。这是过去的人所见的现实，亦是过去的人对他们的真相的理解，最后是留给现世人的解读——皆是从不同角度出发，尽力触摸历史的真实。阅读，大量的阅读，反复的思考，也是接近真实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