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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挪威生态博物馆专家约翰·杰斯特龙还活着，假如“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胡朝相仍然负责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或许他们还能组建一个专家团队为博物馆护航，或许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实验不会如此迅速地失败。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假想。
1995年，热心的挪威人杰斯特龙帮助中国人在贵州的梭嘎乡建立了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即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它由分布在贵州省六枝特区和织金县交接的12个苗族村寨及一个信息资料中心组成。它没有围墙，仅存在于自然生态中。
2005年6月，十分期待和杰斯特龙交流生态博物馆建设问题的人类学专家方李莉参加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国际学术论坛系列活动，但非常遗憾没有见到他。2005年，杰斯特龙在俄罗斯考察时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对于生活在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人们来说，他们非常感激杰斯特龙，在生态博物馆里立下了一块黑色石碑，刻上了杰斯特龙的头像，对他表达了古老的敬意。
2011年，距离生态博物馆引入中国已经有16年了，当初的欢欣鼓舞演变成今日的萧条落寞。对当地人来说，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只是一个生活以外的世界。他们的文化地图正在断裂与重构，未来命运或许并不乐观。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标本，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避免“后人可为前人哀，再后人复为后人哀”。
1995年的发现
为了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国内外学者都在苦苦思考着，并进行各种大胆的试验。生态博物馆便是因为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而成为现实。
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诞生于法国，它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博物馆的概念。生态博物馆没有围墙，而是将保护范围扩大到文化遗产留存的区域，并引入社区居民参与管理，同时寻求文化遗产在未来的延续和发展，是一种世界流行的文化保护形式。
中国人到西方考察后，便决心将这一先进的模式引入国内。
于是，梭嘎凭借保存完好的民族文化有幸获得了建立生态博物馆的资格，成为亚洲第一。
1995年以前的梭嘎隐匿在乌蒙山腹地，共有4000多人。由于地处偏僻山区，受外界的影响非常少，原住民没有一个人懂汉语，就连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波及到梭嘎。世居于此的苗族人仍然延续古老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诸如婚恋、丧葬和祭祀礼仪，以及刻竹记事的传统。过去，无论男女头上都戴角，是为民族象征，因此他们也被称为长角苗。
对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来说，总有几个时间点显得格外重要。
1995年春天，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胡朝相随同挪威学者杰斯特龙发现了藏在深山密林里的“世外桃源”——梭嘎。在随后的考察报告中，他们评价梭嘎村寨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保存在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是一个难得的、活生生的文化整体，全世界都找不到，具有唯一性和特殊性。考察报告得到了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的认可，贵州当地政府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建立生态博物馆势在必行。
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在现在看来都具有很高的规格，其为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共同建设的文化交流项目。1997年10月，江泽民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签署了《关于中国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正式开始筹建。根据协议，挪威政府为此项工程提供无偿援助80万元人民币。
1998年10月31日，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正式开馆并对外开放。当时国内外媒体对这一文化项目寄予了厚望。挪威政府官员多次到贵州实地考察，随后又支援建立了花溪镇山、锦屏隆里、黎平堂安三座生态博物馆。
2005年6月，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国际学术论坛在贵阳举办，专家云集，总结经验并提出问题。随着挪威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文化项目的结束，挪威政府停止支援生态博物馆的建设。资金来源大大减少，贵州生态博物馆被迫踏上了自我发展之路。
一次失败的尝试？
2005年，已经有媒体关注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生存困境，并解析得与失。
2006年，学者摩罗发表博文《主流的力量》，对梭嘎村寨发生的变化感到忧心忡忡，“这里究竟丧失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
2011年，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更加萧条落寞。据本刊记者了解，馆长也没有太多时间到偏远的梭嘎任职，生态博物馆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并没有任何改变。
很多人认为杰斯特龙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为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约法三章：一、强调社区居民是文化的主人，他们是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他们有权利对自己的文化做出解释；二、当旅游业的发展与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旅游业应该服从文化，而短期的伤害文化的经济行为应该得到制止；三、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这就是中挪专家一致认同的“六枝原则”。
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建成后，梭嘎通电并引进了电视，修建了柏油路，安装了自来水，修建了希望小学，并对寨子里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民居进行重点保护。生态博物馆确实改善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这也使当地人看到博物馆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据本刊记者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生态博物馆带来的好处。前任馆长徐美陵说：“政府为他们修建了新寨，让许多人从山上搬了下来，又把老寨中的一些房子重新修建了，本来是好事，但也造成了矛盾。有些没有住上新房的不高兴了，没住上新房，旧房又没改造的就更不高兴了。以前各寨每家贫富都差不多，但由于新寨的建立，大家有了区别。”
至于杰斯特龙强调的“社区居民是文化的主人”的期望则成为了一种空想。在当地人的眼里，他们不知道生态博物馆是怎么回事，更没有参与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政府和学者成了他们的文化代理人。
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告诉本刊记者，按照最初制定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原则，村民只是参与政府领导的生态博物馆建设，而在生态博物馆建设完成之后，政府仍是生态博物馆的所有者，村民对于生态博物馆并没有话语权。他们会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公家的，他们是在为政府看管场地，并没有博物馆主人的意识。
“在生态博物馆里面，也有文化自觉心很强的人。熊光富是博物馆的义工，在技校读过书，比较有见识，受现代文明影响很深，对自己的长角苗背景很自信，自觉收集长角苗文化方面的资料。”正在梭嘎做田野调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方汀告诉本刊记者，但这样人并不多见。
把生态博物馆当作旅游景点来开发未尝不是拯救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办法。前任馆长徐美陵在2005年曾十分悲观地表示，梭嘎要么成为一个热热闹闹的旅游景点，要么就无疾而终，成为一个形式上的生态博物馆。事实似乎正如徐美陵所言，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并没有成功开发旅游。许多投资商有在梭嘎投资的意向，但最后都没有成为现实的文化项目。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也吸引了一些外来参观者，但人数有限。
本刊记者通过了解得知，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由政府一手包办，挪威政府退出后，意味着国外援助资金断了。“国外的生态博物馆是在政府持续支撑下维系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汪欣告诉本刊记者，“我也很疑惑，为什么在国外可以成功，在国内实践却很艰难，是不是生态博物馆只有在发达的地区才能成功？但中国最需要保护的和最具有保护价值的，其实多数在少数民族地区。”
欧洲经验中国化
2011年8月23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在福州召开，就生态(社区)博物馆理念的认知、各地的实践进行了研讨交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社区)博物馆发展之路。
而新一轮的实践已经开始，研讨会上命名了浙江省安吉县生态博物馆、安徽省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等5个首批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告诉本刊记者，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是我国生态博物馆理念在东部地区的第一次实践。自2009年起，浙江安吉结合自身文化资源，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引入生态博物馆理念，建立了以安吉县博物馆为中心，包括竹文化展示馆、茶文化展示馆等12个分馆在内的生态博物馆群，得到了业界的肯定。
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十余年，从西部逐渐扩展至东中部地区，从专注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扩展至关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其中的成败与得失，都被一五一十记录在历史的档案里。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强调，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历史都不长，仍在试验探索中，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规模体系，也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问题。当前生态（社区）博物馆等文化遗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在保护内涵方面，要更加突出历史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
“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是仅仅用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就能解决的，这不是一个工程，更不是一种技术问题，民众的生存需求与情感向往比我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要具体得多，也要生动得多。”方李莉所在的西部人文资源研究课题组得出了以上结论。课题组成员亲身参与并感受了西部民间文化的剧烈变迁，文化在各种内在与外在力量及权力交锋中重组或重构，西部的传统文化成为各种力量和权力都在反复利用和开发的资源。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如何实现本土化，这一外来事物如何在尊重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规律的过程中落地生根，达到预期的效果，仍然在考验着中国。
1995年，热心的挪威人杰斯特龙帮助中国人在贵州的梭嘎乡建立了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即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它由分布在贵州省六枝特区和织金县交接的12个苗族村寨及一个信息资料中心组成。它没有围墙，仅存在于自然生态中。
2005年6月，十分期待和杰斯特龙交流生态博物馆建设问题的人类学专家方李莉参加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国际学术论坛系列活动，但非常遗憾没有见到他。2005年，杰斯特龙在俄罗斯考察时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对于生活在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人们来说，他们非常感激杰斯特龙，在生态博物馆里立下了一块黑色石碑，刻上了杰斯特龙的头像，对他表达了古老的敬意。
2011年，距离生态博物馆引入中国已经有16年了，当初的欢欣鼓舞演变成今日的萧条落寞。对当地人来说，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只是一个生活以外的世界。他们的文化地图正在断裂与重构，未来命运或许并不乐观。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标本，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避免“后人可为前人哀，再后人复为后人哀”。
1995年的发现
为了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国内外学者都在苦苦思考着，并进行各种大胆的试验。生态博物馆便是因为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而成为现实。
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诞生于法国，它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博物馆的概念。生态博物馆没有围墙，而是将保护范围扩大到文化遗产留存的区域，并引入社区居民参与管理，同时寻求文化遗产在未来的延续和发展，是一种世界流行的文化保护形式。
中国人到西方考察后，便决心将这一先进的模式引入国内。
于是，梭嘎凭借保存完好的民族文化有幸获得了建立生态博物馆的资格，成为亚洲第一。
1995年以前的梭嘎隐匿在乌蒙山腹地，共有4000多人。由于地处偏僻山区，受外界的影响非常少，原住民没有一个人懂汉语，就连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波及到梭嘎。世居于此的苗族人仍然延续古老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诸如婚恋、丧葬和祭祀礼仪，以及刻竹记事的传统。过去，无论男女头上都戴角，是为民族象征，因此他们也被称为长角苗。
对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来说，总有几个时间点显得格外重要。
1995年春天，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胡朝相随同挪威学者杰斯特龙发现了藏在深山密林里的“世外桃源”——梭嘎。在随后的考察报告中，他们评价梭嘎村寨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保存在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是一个难得的、活生生的文化整体，全世界都找不到，具有唯一性和特殊性。考察报告得到了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的认可，贵州当地政府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建立生态博物馆势在必行。
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在现在看来都具有很高的规格，其为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共同建设的文化交流项目。1997年10月，江泽民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签署了《关于中国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正式开始筹建。根据协议，挪威政府为此项工程提供无偿援助80万元人民币。
1998年10月31日，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正式开馆并对外开放。当时国内外媒体对这一文化项目寄予了厚望。挪威政府官员多次到贵州实地考察，随后又支援建立了花溪镇山、锦屏隆里、黎平堂安三座生态博物馆。
2005年6月，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国际学术论坛在贵阳举办，专家云集，总结经验并提出问题。随着挪威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文化项目的结束，挪威政府停止支援生态博物馆的建设。资金来源大大减少，贵州生态博物馆被迫踏上了自我发展之路。
一次失败的尝试？
2005年，已经有媒体关注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生存困境，并解析得与失。
2006年，学者摩罗发表博文《主流的力量》，对梭嘎村寨发生的变化感到忧心忡忡，“这里究竟丧失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
2011年，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更加萧条落寞。据本刊记者了解，馆长也没有太多时间到偏远的梭嘎任职，生态博物馆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并没有任何改变。
很多人认为杰斯特龙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为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约法三章：一、强调社区居民是文化的主人，他们是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他们有权利对自己的文化做出解释；二、当旅游业的发展与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旅游业应该服从文化，而短期的伤害文化的经济行为应该得到制止；三、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这就是中挪专家一致认同的“六枝原则”。
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建成后，梭嘎通电并引进了电视，修建了柏油路，安装了自来水，修建了希望小学，并对寨子里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民居进行重点保护。生态博物馆确实改善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这也使当地人看到博物馆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据本刊记者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生态博物馆带来的好处。前任馆长徐美陵说：“政府为他们修建了新寨，让许多人从山上搬了下来，又把老寨中的一些房子重新修建了，本来是好事，但也造成了矛盾。有些没有住上新房的不高兴了，没住上新房，旧房又没改造的就更不高兴了。以前各寨每家贫富都差不多，但由于新寨的建立，大家有了区别。”
至于杰斯特龙强调的“社区居民是文化的主人”的期望则成为了一种空想。在当地人的眼里，他们不知道生态博物馆是怎么回事，更没有参与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政府和学者成了他们的文化代理人。
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告诉本刊记者，按照最初制定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原则，村民只是参与政府领导的生态博物馆建设，而在生态博物馆建设完成之后，政府仍是生态博物馆的所有者，村民对于生态博物馆并没有话语权。他们会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公家的，他们是在为政府看管场地，并没有博物馆主人的意识。
“在生态博物馆里面，也有文化自觉心很强的人。熊光富是博物馆的义工，在技校读过书，比较有见识，受现代文明影响很深，对自己的长角苗背景很自信，自觉收集长角苗文化方面的资料。”正在梭嘎做田野调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方汀告诉本刊记者，但这样人并不多见。
把生态博物馆当作旅游景点来开发未尝不是拯救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办法。前任馆长徐美陵在2005年曾十分悲观地表示，梭嘎要么成为一个热热闹闹的旅游景点，要么就无疾而终，成为一个形式上的生态博物馆。事实似乎正如徐美陵所言，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并没有成功开发旅游。许多投资商有在梭嘎投资的意向，但最后都没有成为现实的文化项目。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也吸引了一些外来参观者，但人数有限。
本刊记者通过了解得知，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由政府一手包办，挪威政府退出后，意味着国外援助资金断了。“国外的生态博物馆是在政府持续支撑下维系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汪欣告诉本刊记者，“我也很疑惑，为什么在国外可以成功，在国内实践却很艰难，是不是生态博物馆只有在发达的地区才能成功？但中国最需要保护的和最具有保护价值的，其实多数在少数民族地区。”
欧洲经验中国化
2011年8月23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在福州召开，就生态(社区)博物馆理念的认知、各地的实践进行了研讨交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社区)博物馆发展之路。
而新一轮的实践已经开始，研讨会上命名了浙江省安吉县生态博物馆、安徽省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等5个首批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告诉本刊记者，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是我国生态博物馆理念在东部地区的第一次实践。自2009年起，浙江安吉结合自身文化资源，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引入生态博物馆理念，建立了以安吉县博物馆为中心，包括竹文化展示馆、茶文化展示馆等12个分馆在内的生态博物馆群，得到了业界的肯定。
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十余年，从西部逐渐扩展至东中部地区，从专注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扩展至关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其中的成败与得失，都被一五一十记录在历史的档案里。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强调，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生态（社区）博物馆的历史都不长，仍在试验探索中，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规模体系，也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问题。当前生态（社区）博物馆等文化遗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在保护内涵方面，要更加突出历史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
“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是仅仅用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就能解决的，这不是一个工程，更不是一种技术问题，民众的生存需求与情感向往比我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要具体得多，也要生动得多。”方李莉所在的西部人文资源研究课题组得出了以上结论。课题组成员亲身参与并感受了西部民间文化的剧烈变迁，文化在各种内在与外在力量及权力交锋中重组或重构，西部的传统文化成为各种力量和权力都在反复利用和开发的资源。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如何实现本土化，这一外来事物如何在尊重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规律的过程中落地生根，达到预期的效果，仍然在考验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