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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式“万众创新”
世界制造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在新时代更好地生存，我们就必须抛弃大量的旧观念与旧规则。比如，把越来越多的世界500强公司，一家一家踢出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名单，然后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替代它们。因为这些“小公司”才代表未来。
“小公司”凭什么代表未来？换个问题，我们以前为什么要跟大公司合作？
很简单，以前越大的公司，拥有越多的创新实力，拥有越多的市场话语权。
但近年来，这个趋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的中小企业取代世界500强，开始成为创新转化主体。
比如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比如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公司Illumina，比如海银资本投资的拥有全球最多电磁共振技术专利的WiTricity等。
新的形势下，这些创新型科技公司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从小公司迅速成长为覆盖全球市场的大企业，并导致过去跨国企业的科技优势与市场优势迅速丧失。
这些公司从创立到成为产业领袖，甚至垄断整个行业的整个过程，不再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而是在短短的十几年，甚至数年内就宣告完成。
这个巨变是如何发生的？
在我看来，这个重大变化，起源于美国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以及《1986年美国联邦技术转让法》。之前，美国政府资助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一直由政府拥有。由于审批程序复杂，这些专利很少向私人部门转移。截至1980年，只有不到5%的专利技术被转移到工业界进行商业化。而这两个法案规定：在政府资助的研究发明中，发明人也有权分享专利授权许可收入，而且小企业有优先获得转移许可的权利。
这是美国式的“万众创新”和“开放民营资本”。
正是这个体制突破，让技术创新不再被大公司垄断——即使没有资金和大批人才组建自己的实验室，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获得高校科研成果，直接将创新转化为产品。
美国科技创新由此迎来爆发式增长。
一个经营经验很丰富、信用很好的企业家或连续创业者，加上发明了一个创新技术的专家，我称之为“双长制”，往往就能搭起这样一个创新中小企业的雏形。
今天，已经有大批这样的美国中小企业，从高校科研机构获得专利授权，开发新产品后投入市场。
而这些具有产业洞察的中小企业，也成为我们当前所见到的，美国开放式创新浪潮的主导者。
在这之前，很多人都看到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成功，看到了苹果、Facebook和Uber，但事实上，这是整个科技行业的创新浪潮，尤其是在很多大家视为传统行业的领域，比如材料、能源、农业等领域，这样的变化也铺天盖地而来。
而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更已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
我们可以看到，各国都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3D打印、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发展。
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装备、智能工厂等智能制造正在引领制造方式的变革；
网络众包、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等正在重塑产业价值链体系；
可穿戴智能产品、智能家电、智能汽车等智能终端产品不断拓展制造业新领域；
……
诸如此类，在各个信息经济与传统制造业的交汇地带，大批创新型公司的产生呈井喷态势。
中国制造业灾难
这个变化，可能为中国企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是的，灾难性后果。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众所周知，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制造业下滑不振，即使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但仍难以遏制其进一步萎缩。
“Made In China”为什么不景气了？
不只是因为全球经济环境持续低迷，更重要的原因是，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已经下滑，并将继续面临巨大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形成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投资和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下，中国制造业的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刻不容缓。
然而，正在经历转型升级的中国企业，却并没有买到科技创新的早班船票。
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繁荣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吸引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以此获得强大的先进生产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企业贡献最多、得到支持最大，也是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正是世界500强公司，是欧美的大企业。正是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他们源源不绝的庞大订单，帮助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制造业生态环境，让中国世界工厂的齿轮持续运转。
但现在，创新与市场已经向新兴企业转移，大公司的市场被侵蚀甚至颠覆，它们的收入与份额在下滑，它们的业务在萎缩，这个变化的压力自然也在向中国制造业传递。
但我们，却依然停留在原地。
那些取代巨头的创新公司离我们太远，发展又太快，中国制造业并没有在它们发展的早期切入它们从标准制定、技术创新直至大规模生产的整个生态系统中去。 等到它们成长起来，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就像特斯拉，因为是纯电动汽车，结构和传统内燃汽车不同，所以很多零件都必须单独设计，并且要在生产过程中不断调整、设计，但早期产量有限，合作缺少利润，所以它并没有进入中国供应链的视野。
于是，当Model S车型上市时，数千个零部件的供应商有来自德国的，有来自美国的，也有巴西和日本的，但唯独没有一家来自中国大陆。
此时再谈合作，强弱已经易势，话语权已经在别人手上，我们最多只能在价值链底部吃点残羹冷炙。
最宝贵的契机VS最大的风险
中国制造业如何成为全球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答案很简单，抛弃500强，拥抱中小型的创新科技公司。
由于发展迅速，这些公司很难独立完成全部生产流程，他们往往是利用自身创新优势，大量与外部公司合作，形成群体性的创新环境。
这种快速扩张的创新模式，对资本供血、大规模制造能力、以及足够庞大的市场预期，都有强烈的需求。
而这些，都是中国的优势。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从需要吸收外资的资本缺乏国家，转变为世界上重要的资本输出国，未来20～30年，资本国际化更将成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而这些资本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谋求更高的资本回报率，促进国内企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积累，已经让中国建立起大规模的制造能力与产业基础，彻底融入全球市场分工，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国制造工厂”。如今，更已启动向工业4.0智能制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转型。
此外，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中国超大规模的内需潜力还在不断释放，广阔的市场空间也在不断累积。
这就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双赢机会：中国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能力，强大的制造能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中国制造业实现科技升级所需要的大量先进科技，又正好掌握在这些中小科技公司手中。
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可以放眼全球，加紧前瞻性的战略部署，着眼建设制造强国，固本培元，化挑战为机遇，抢占制造业新一轮竞争制高点。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可以以投资为纽带，将这些新锐高科技企业带到中国，依托中国质优价廉的制造能力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在推进创新科技企业发展的同时，扭转中国制造业持续萎缩的困局，最终联合拓展全球市场，实现双赢。
如此，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以及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均有望顺利完成。
这也将成为中国融入世界创新体系的契机。
当然，科技业是一个资金密集的行业，虽然成功后的回报丰厚，但资金投入风险也很大。在海外与最前沿的中小创新企业合作更是如此。
第一，海外市场波诡云谲，在不了解当地政策、社会、市场环境，没有当地人脉的情况下，就敢于盲目投资合作的，要么是天才，要么是傻子。
第二，我们正处身于一个创新井喷的时代，各种技术层出不穷，最前沿的高科技与最顶级的骗术鱼龙混杂，甚至即使看准了一个技术的前景，也难预测整个产业趋势的变革与更迭。
第三，与中国最普遍的微创新、应用创新不同，真正的基础创新与颠覆性创新门槛非常高，壁垒也很高，它的价值也与“微创新”天差地别。如果没有抓住对方的知识产权，没有抓住有明确专利、有研发能力的核心企业，就很容易变成盲目引进。
那么，如何把握机会，同时规避风险？
一要依靠政府力量过滤风险。如果政府在坚持改革开发的大方针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对招商引资的具体实施进行战术性调整，把政策倾斜的重点，从世界500强公司调整到以国外中小高科技企业，把优秀的公司请进来，大家展开合作，企业的风险可以大大降低。
二是集合力量对冲风险。如果单独投资一家公司，风险非常高，但如果依托专注于国外创新科技公司投资的投资机构、孵化器或合作平台成系统地沿着整个产业方向的大势批量进行投资，那投资与合作的低风险高回报就可以预期。
在这两方面，中国以前做得还不多，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
可以预见，中国面向全球开放创新的合作体系将越来越完备、越来越成熟。这将大力助推中国制造业整体科技升级，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繁荣。
中国的资本与中国企业也应该抓住宝贵的时机，与国外创新技术全面对接，布局美国科技前沿。
世界制造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在新时代更好地生存，我们就必须抛弃大量的旧观念与旧规则。比如，把越来越多的世界500强公司，一家一家踢出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名单，然后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替代它们。因为这些“小公司”才代表未来。
“小公司”凭什么代表未来？换个问题，我们以前为什么要跟大公司合作？
很简单，以前越大的公司，拥有越多的创新实力，拥有越多的市场话语权。
但近年来，这个趋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的中小企业取代世界500强，开始成为创新转化主体。
比如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比如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公司Illumina，比如海银资本投资的拥有全球最多电磁共振技术专利的WiTricity等。
新的形势下，这些创新型科技公司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从小公司迅速成长为覆盖全球市场的大企业，并导致过去跨国企业的科技优势与市场优势迅速丧失。
这些公司从创立到成为产业领袖，甚至垄断整个行业的整个过程，不再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而是在短短的十几年，甚至数年内就宣告完成。
这个巨变是如何发生的？
在我看来，这个重大变化，起源于美国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以及《1986年美国联邦技术转让法》。之前，美国政府资助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一直由政府拥有。由于审批程序复杂，这些专利很少向私人部门转移。截至1980年，只有不到5%的专利技术被转移到工业界进行商业化。而这两个法案规定：在政府资助的研究发明中，发明人也有权分享专利授权许可收入，而且小企业有优先获得转移许可的权利。
这是美国式的“万众创新”和“开放民营资本”。
正是这个体制突破，让技术创新不再被大公司垄断——即使没有资金和大批人才组建自己的实验室，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获得高校科研成果，直接将创新转化为产品。
美国科技创新由此迎来爆发式增长。
一个经营经验很丰富、信用很好的企业家或连续创业者，加上发明了一个创新技术的专家，我称之为“双长制”，往往就能搭起这样一个创新中小企业的雏形。
今天，已经有大批这样的美国中小企业，从高校科研机构获得专利授权，开发新产品后投入市场。
而这些具有产业洞察的中小企业，也成为我们当前所见到的，美国开放式创新浪潮的主导者。
在这之前，很多人都看到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成功，看到了苹果、Facebook和Uber，但事实上，这是整个科技行业的创新浪潮，尤其是在很多大家视为传统行业的领域，比如材料、能源、农业等领域，这样的变化也铺天盖地而来。
而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更已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
我们可以看到，各国都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3D打印、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发展。
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装备、智能工厂等智能制造正在引领制造方式的变革；
网络众包、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等正在重塑产业价值链体系；
可穿戴智能产品、智能家电、智能汽车等智能终端产品不断拓展制造业新领域；
……
诸如此类，在各个信息经济与传统制造业的交汇地带，大批创新型公司的产生呈井喷态势。
中国制造业灾难
这个变化，可能为中国企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是的，灾难性后果。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众所周知，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制造业下滑不振，即使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但仍难以遏制其进一步萎缩。
“Made In China”为什么不景气了？
不只是因为全球经济环境持续低迷，更重要的原因是，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已经下滑，并将继续面临巨大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形成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投资和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下，中国制造业的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刻不容缓。
然而，正在经历转型升级的中国企业，却并没有买到科技创新的早班船票。
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繁荣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吸引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以此获得强大的先进生产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企业贡献最多、得到支持最大，也是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正是世界500强公司，是欧美的大企业。正是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他们源源不绝的庞大订单，帮助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制造业生态环境，让中国世界工厂的齿轮持续运转。
但现在，创新与市场已经向新兴企业转移，大公司的市场被侵蚀甚至颠覆，它们的收入与份额在下滑，它们的业务在萎缩，这个变化的压力自然也在向中国制造业传递。
但我们，却依然停留在原地。
那些取代巨头的创新公司离我们太远，发展又太快，中国制造业并没有在它们发展的早期切入它们从标准制定、技术创新直至大规模生产的整个生态系统中去。 等到它们成长起来，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就像特斯拉，因为是纯电动汽车，结构和传统内燃汽车不同，所以很多零件都必须单独设计，并且要在生产过程中不断调整、设计，但早期产量有限，合作缺少利润，所以它并没有进入中国供应链的视野。
于是，当Model S车型上市时，数千个零部件的供应商有来自德国的，有来自美国的，也有巴西和日本的，但唯独没有一家来自中国大陆。
此时再谈合作，强弱已经易势，话语权已经在别人手上，我们最多只能在价值链底部吃点残羹冷炙。
最宝贵的契机VS最大的风险
中国制造业如何成为全球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答案很简单，抛弃500强，拥抱中小型的创新科技公司。
由于发展迅速，这些公司很难独立完成全部生产流程，他们往往是利用自身创新优势，大量与外部公司合作，形成群体性的创新环境。
这种快速扩张的创新模式，对资本供血、大规模制造能力、以及足够庞大的市场预期，都有强烈的需求。
而这些，都是中国的优势。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从需要吸收外资的资本缺乏国家，转变为世界上重要的资本输出国，未来20～30年，资本国际化更将成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而这些资本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谋求更高的资本回报率，促进国内企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积累，已经让中国建立起大规模的制造能力与产业基础，彻底融入全球市场分工，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国制造工厂”。如今，更已启动向工业4.0智能制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转型。
此外，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中国超大规模的内需潜力还在不断释放，广阔的市场空间也在不断累积。
这就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双赢机会：中国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能力，强大的制造能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中国制造业实现科技升级所需要的大量先进科技，又正好掌握在这些中小科技公司手中。
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可以放眼全球，加紧前瞻性的战略部署，着眼建设制造强国，固本培元，化挑战为机遇，抢占制造业新一轮竞争制高点。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可以以投资为纽带，将这些新锐高科技企业带到中国，依托中国质优价廉的制造能力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在推进创新科技企业发展的同时，扭转中国制造业持续萎缩的困局，最终联合拓展全球市场，实现双赢。
如此，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以及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均有望顺利完成。
这也将成为中国融入世界创新体系的契机。
当然，科技业是一个资金密集的行业，虽然成功后的回报丰厚，但资金投入风险也很大。在海外与最前沿的中小创新企业合作更是如此。
第一，海外市场波诡云谲，在不了解当地政策、社会、市场环境，没有当地人脉的情况下，就敢于盲目投资合作的，要么是天才，要么是傻子。
第二，我们正处身于一个创新井喷的时代，各种技术层出不穷，最前沿的高科技与最顶级的骗术鱼龙混杂，甚至即使看准了一个技术的前景，也难预测整个产业趋势的变革与更迭。
第三，与中国最普遍的微创新、应用创新不同，真正的基础创新与颠覆性创新门槛非常高，壁垒也很高，它的价值也与“微创新”天差地别。如果没有抓住对方的知识产权，没有抓住有明确专利、有研发能力的核心企业，就很容易变成盲目引进。
那么，如何把握机会，同时规避风险？
一要依靠政府力量过滤风险。如果政府在坚持改革开发的大方针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对招商引资的具体实施进行战术性调整，把政策倾斜的重点，从世界500强公司调整到以国外中小高科技企业，把优秀的公司请进来，大家展开合作，企业的风险可以大大降低。
二是集合力量对冲风险。如果单独投资一家公司，风险非常高，但如果依托专注于国外创新科技公司投资的投资机构、孵化器或合作平台成系统地沿着整个产业方向的大势批量进行投资，那投资与合作的低风险高回报就可以预期。
在这两方面，中国以前做得还不多，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
可以预见，中国面向全球开放创新的合作体系将越来越完备、越来越成熟。这将大力助推中国制造业整体科技升级，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繁荣。
中国的资本与中国企业也应该抓住宝贵的时机，与国外创新技术全面对接，布局美国科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