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执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他决心死守殉国。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在1963年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之前，对于这一历史人物，一直是当作英雄人物来看待的，因而多有文章来歌颂他。
　　1962年4月5日，《光明日报》刊登吕集义《曾国藩为什么删改<忠王李秀成自述>》一文，披露《李秀成自述》经过曾国藩删掉5000多字的事实。《自述》先后经罗尔纲笺正，梁枯庐整理印行。这个沉埋百年的忠王自述才得以和世人见面。
　　不料，到了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判定李是叛徒，“认贼作父”。此文一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为了能让专家学者对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意见，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建议下，9月14日，中宣部召集学部、近代史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戚本禹评价李秀成文章。与会者多数认为：《历史研究》对戚本禹的文章处理不慎重。李秀成不同于曹操等一般历史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是民族英雄。他奋斗、革命一生。后被俘八天，有点动摇，最后还是被杀了。这样的人不能简单地定为叛徒。周扬同意与会者的多数意见。他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他说：
　　历史方面有许多人物要用马克思主义重新估计，但不要鼓励一概翻案。该翻就翻，有的一百年也翻不了。不是封建时代的反面人物都要翻案，李秀成文章发表不够郑重，应向中宣部请示，并报中央。这是对革命先烈的估计问题，是阶级分析，说他投降是阶级观点，还是把我们今天有联系的革命人物翻掉阶级观点，现在文章已发表，有点麻烦被动。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杀的。近代中国反帝是第一标准，第二是有保护群众的想法，不要加害群众，这是过去的人物，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即使共产党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糟蹋了这个人物，第一学术上站不住，第二政治上不利。考据也可以登一点，但不能成为风气。现在真正的叛徒是赫鲁晓夫，不是李秀成。历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近代、现代，要少出问题，但也不要怕出问题(据当年参加会议的刘大年笔记)。
　　周扬最后提出了两个“补救”办法：
　　由中宣部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这篇文章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
　　第二、刘大年的文章写出、发表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个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大家知道，戚本禹的文章不作准。
　　这次会议后，中宣部下令，因戚本禹的文章而停演的话剧《李秀成》照旧演出，10月1日国庆演出了三场。
　　稍后，北京史学界人士座谈会在刘大年主持下召开，座谈会后，很快写出了报道报送中宣部审查。而此时，形势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
　　自称为“流动哨兵”的江青，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鲜明地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
　　消息传出，中宣部审查过的报道稿只好停发。周扬无可奈何地说：戚本禹的文章不能驳，驳不了。同时，中宣部给各地打电话，发布通令：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也不要发表和演出。
　　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在报刊上展开公开讨论。但是戚本禹的文章却打着学术讨论的旗号，采取“钓鱼”“引蛇出洞”等手法，让学术界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然后扣上种种政治帽子，扼杀了百家争鸣。而且撇开戚本禹的政治目的不论，仅就他的学风来说，是非常恶劣的。例如为了证明李秀成早就有投降活动，特地捏造了李秀成伙同妻舅宋永琪与曾国荃的师爷商谈投降的事；为了证明李秀成在《自述》中向敌人表“功”，硬说李秀成在杭州擅自实行宽大俘虏的政策，其实李秀成在《自述》申明明说过这政策是“奏准天王”的。这种恶劣的文风，开了“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大批判文章”的先河。
　　(作者为《炎黄春秋》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