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职业性危害因素暴露工人焦虑、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2021年11—12月，随机抽取在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检查的490名职业性危害因素暴露工人，采用自编的一般资料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SAS总分为（40.16±7.21）分，无焦虑症状者442人（90.2%），有焦虑症状者48人（9.8%），其中轻度焦虑47人（9.6%），中度焦虑1人（0.2%）;CES-D总分为（10.68±7.35）分，无抑郁症状者383人（78.2%），有抑郁症状者107人（21.8%），其中可能抑郁41人（8.4%），肯定抑郁66人（13.5%）。不同文化程度、吸烟指数、患慢性疾病情况、轮班情况、每周休息情况及月收入水平的工人焦虑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不同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吸烟指数、轮班情况及月收入水平的工人抑郁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工人的SAS得分与患慢性疾病呈正相关（r=0.096,P＜0.05），与每周休息、月收入水平呈负相关（r=-0.097、-0.142，均P＜0.05）；工人的CES-D得分与轮班情况呈正相关（r=0.114,P＜0.05），与婚姻状况、月收入水平呈负相关（r=-0.095、-0.093，均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轮班情况和月收入水平是焦虑和抑郁的影响因素（均P＜0.05），且两者联合对焦虑、抑郁总得分的解释率分别为4.5%、3.0%。结论 职业性危害因素暴露工人总体焦虑和抑郁发生率较低，总体心理状况良好。文化程度越高、吸烟指数越大、长期夜班、月收入水平越低人群的焦虑、抑郁水平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