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援助，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斗志。美国记者斯诺夫妇——丈夫埃德加·斯诺、妻子海伦·斯诺正是率先以正义的舆论吹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号角的国际友人。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无私贡献。
置身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年轻的美国记者斯诺就前往东北采访；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闸北，斯诺又到前线采访了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一方面他看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另一方面也看到国民党政府热衷于打内战，屠杀工农群众和革命者，经济崩溃，政治黑暗。由于深深同情中国人民，他陷于痛苦、彷徨之中。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斯诺夫妇冒着水龙头和枪弹，同中国青年并肩战斗，结识了进步青年张兆麟、龚普生、王汝梅（黄华）、陈翰伯、陆璀等，并认识了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俞启威。斯诺夫妇是一二·九运动的参与者、宣传者、营救者，并向国外发去了不少新闻报道。
几年的风风雨雨，斯诺已同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情，从一个充满幻想的浪漫青年跃进到一個人道主义青年；同鲁迅、宋庆龄以及进步青年的接触，又使他跃进到民主主义者的行列。严峻的现实改变了斯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那个希望“赚一笔钱，后半辈子悠闲地搞点写作和研究”的斯诺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努力探求“中国向何处去”的激情青年。
《西行漫记》是中国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庄严证词
斯诺前往陕北采访的愿望酝酿了几年之久。由于白色恐怖和新闻封锁，中国红军和红区一直神秘莫测，谣传丛生。从记者的天职来说，他要捕捉住亚洲最有价值的新闻，他要冒险亲自去看一看蒋介石和外国新闻媒介宣传的红军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是不是真的？为此，他准备了列有上百个问题的采访单。
斯诺到保安不久，就见到毛泽东，并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交谈。斯诺在翻译吴亮平的帮助下，伏案振笔疾书，一口气记了两万多字，这就是他后来发表在《红星照耀中国》（后改名为《西行漫记》）中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份由毛泽东口述的个人自传。这一传记至今每年在西方还以多种形式出版流行。
固然对毛泽东的记述是《西行漫记》的精彩之笔，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的初衷并不在此。通过对斯诺问题的回答，中共可以将自己对内对外的政策昭告天下。根据当时会议记录，重点之一就是明确“表示中国与各国反法西斯联盟是可能的” 。总书记张闻天首先发言：“我们主张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他说明“我们的总方针是在国际关系上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策略，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企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毛泽东作最后发言。他说：现在对国际各国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说日本侵略中国，也侵犯了各国在中国的利益。这证明，中共中央在1936年5月，即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就制定了建立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策略，并要通过一位西方记者向国内外宣示，这有力地说明党中央高瞻远瞩的目光和完全正确的形势判断。
海伦·斯诺报道张学良团结抗战的诉求
1936年6月，斯诺采访红区后，同海伦·斯诺失去联系，海伦十分焦急。不仅是由于对丈夫的担心，也是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中国发生大新闻的时机。海伦·斯诺于同年9月份匆匆离开北平前往中国的大西北。
9月18日，海伦到达西安。她找到了中共驻张学良部队的代表刘鼎和为少帅编报的中共党员张兆麟。这时，中共已秘密通知刘鼎，斯诺采访红军和毛泽东后，将于10月返回北平；为掩国民党耳目，保护斯诺的安全，海伦不宜与斯诺会面。中共中央指示刘鼎劝阻海伦不要前往陕北。刘鼎不便明说，便采取拖延战术。而海伦又是一个执拗的人，她不愿离开西安，预感到这时的西安将是“1927年以来最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刘鼎只好安排张学良将军同海伦会见。海伦大喜过望，觉得不虚此行，终于“有一篇唾手可得的好报道”了。
10月3 日，海伦同担任翻译的张兆麟乘坐黄包车，前往“西北剿匪总部”，应约上午6 时会见张学良将军。海伦·斯诺预先向张学良提了五个问题。海伦觉得少帅的回答显然同蒋介石的政策不一致。当海伦问道，日军即将侵略华北，张将军如何看待此事？张答：“政府必须顺从民意。即使政府想与侵略者在此基础上合作，人民绝不会允许。政府如不顺从民意，就无法生存。”最后张学良对海伦郑重声明：“如果共产党人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真诚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指所谓“剿共”问题——笔者注）也许可能……得到和平解决。”会见结束，张学良大步跨过来同海伦握手。海伦认为，这是少帅同她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盟约”。海伦对能抓到这条独家新闻，欣喜异常。海伦立即写好采访张学良写的电讯稿，但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海伦只好搭乘开往北平的第一列客车回到北平。海伦便把采访少帅的详尽报道，用海底电报拍发给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10 月8 日，该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标题发表，美联社随即把这篇报道发到美国和全中国，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和《华北星报》也相继发表了。这则电讯立即引起各方关注：中国老百姓就此看到了团结抗日的曙光；而日本使团则如坐针毡，四处打探，要求南京政府做出解释。国民党新闻社害怕海伦的报道，抢先于10月6 日在报上发表长达3页的《张学良与海伦对话》，无中生有地捏造张学良说过“镇压土匪不是内战”，“希望‘赤匪’……投降政府”云云，妄图抵消张学良所说“宁要红军，不要日本人”的巨大影响力。不屈不挠的海伦看到国民党的造谣新闻，没有罢休。她根据张学良的谈话，又接连发出几则亲自采访的新闻。10月20日，她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再次全文发表张学良的谈话，又在《中国之声》上刊发《东北军思念家乡》的文章，对国民党假新闻予以无情反击。两个月后，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12月16 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发表电讯，诬称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是“肢解国家”、“铤而走险”、“制造混乱”云云。海伦非常愤怒。为了维护新闻的真实，她立即打电话给塔斯社驻北平记者表示异议，并同黄敬一道前往塔斯社递交一份西安事变备忘录。
海伦·斯诺认为，正是由于她的报道，“北平唤醒了全世界所有的新闻机构”。她一直以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这一事件最初火花的新闻记者而倍感自豪。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斯诺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郑 建
置身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年轻的美国记者斯诺就前往东北采访；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闸北，斯诺又到前线采访了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一方面他看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另一方面也看到国民党政府热衷于打内战，屠杀工农群众和革命者，经济崩溃，政治黑暗。由于深深同情中国人民，他陷于痛苦、彷徨之中。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斯诺夫妇冒着水龙头和枪弹，同中国青年并肩战斗，结识了进步青年张兆麟、龚普生、王汝梅（黄华）、陈翰伯、陆璀等，并认识了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俞启威。斯诺夫妇是一二·九运动的参与者、宣传者、营救者，并向国外发去了不少新闻报道。
几年的风风雨雨，斯诺已同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情，从一个充满幻想的浪漫青年跃进到一個人道主义青年；同鲁迅、宋庆龄以及进步青年的接触，又使他跃进到民主主义者的行列。严峻的现实改变了斯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那个希望“赚一笔钱，后半辈子悠闲地搞点写作和研究”的斯诺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努力探求“中国向何处去”的激情青年。
《西行漫记》是中国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庄严证词
斯诺前往陕北采访的愿望酝酿了几年之久。由于白色恐怖和新闻封锁，中国红军和红区一直神秘莫测，谣传丛生。从记者的天职来说，他要捕捉住亚洲最有价值的新闻，他要冒险亲自去看一看蒋介石和外国新闻媒介宣传的红军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是不是真的？为此，他准备了列有上百个问题的采访单。
斯诺到保安不久，就见到毛泽东，并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交谈。斯诺在翻译吴亮平的帮助下，伏案振笔疾书，一口气记了两万多字，这就是他后来发表在《红星照耀中国》（后改名为《西行漫记》）中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份由毛泽东口述的个人自传。这一传记至今每年在西方还以多种形式出版流行。
固然对毛泽东的记述是《西行漫记》的精彩之笔，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的初衷并不在此。通过对斯诺问题的回答，中共可以将自己对内对外的政策昭告天下。根据当时会议记录，重点之一就是明确“表示中国与各国反法西斯联盟是可能的” 。总书记张闻天首先发言：“我们主张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他说明“我们的总方针是在国际关系上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策略，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企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毛泽东作最后发言。他说：现在对国际各国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说日本侵略中国，也侵犯了各国在中国的利益。这证明，中共中央在1936年5月，即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就制定了建立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策略，并要通过一位西方记者向国内外宣示，这有力地说明党中央高瞻远瞩的目光和完全正确的形势判断。
海伦·斯诺报道张学良团结抗战的诉求
1936年6月，斯诺采访红区后，同海伦·斯诺失去联系，海伦十分焦急。不仅是由于对丈夫的担心，也是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中国发生大新闻的时机。海伦·斯诺于同年9月份匆匆离开北平前往中国的大西北。
9月18日，海伦到达西安。她找到了中共驻张学良部队的代表刘鼎和为少帅编报的中共党员张兆麟。这时，中共已秘密通知刘鼎，斯诺采访红军和毛泽东后，将于10月返回北平；为掩国民党耳目，保护斯诺的安全，海伦不宜与斯诺会面。中共中央指示刘鼎劝阻海伦不要前往陕北。刘鼎不便明说，便采取拖延战术。而海伦又是一个执拗的人，她不愿离开西安，预感到这时的西安将是“1927年以来最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刘鼎只好安排张学良将军同海伦会见。海伦大喜过望，觉得不虚此行，终于“有一篇唾手可得的好报道”了。
10月3 日，海伦同担任翻译的张兆麟乘坐黄包车，前往“西北剿匪总部”，应约上午6 时会见张学良将军。海伦·斯诺预先向张学良提了五个问题。海伦觉得少帅的回答显然同蒋介石的政策不一致。当海伦问道，日军即将侵略华北，张将军如何看待此事？张答：“政府必须顺从民意。即使政府想与侵略者在此基础上合作，人民绝不会允许。政府如不顺从民意，就无法生存。”最后张学良对海伦郑重声明：“如果共产党人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真诚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指所谓“剿共”问题——笔者注）也许可能……得到和平解决。”会见结束，张学良大步跨过来同海伦握手。海伦认为，这是少帅同她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盟约”。海伦对能抓到这条独家新闻，欣喜异常。海伦立即写好采访张学良写的电讯稿，但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海伦只好搭乘开往北平的第一列客车回到北平。海伦便把采访少帅的详尽报道，用海底电报拍发给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10 月8 日，该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标题发表，美联社随即把这篇报道发到美国和全中国，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和《华北星报》也相继发表了。这则电讯立即引起各方关注：中国老百姓就此看到了团结抗日的曙光；而日本使团则如坐针毡，四处打探，要求南京政府做出解释。国民党新闻社害怕海伦的报道，抢先于10月6 日在报上发表长达3页的《张学良与海伦对话》，无中生有地捏造张学良说过“镇压土匪不是内战”，“希望‘赤匪’……投降政府”云云，妄图抵消张学良所说“宁要红军，不要日本人”的巨大影响力。不屈不挠的海伦看到国民党的造谣新闻，没有罢休。她根据张学良的谈话，又接连发出几则亲自采访的新闻。10月20日，她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再次全文发表张学良的谈话，又在《中国之声》上刊发《东北军思念家乡》的文章，对国民党假新闻予以无情反击。两个月后，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12月16 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发表电讯，诬称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是“肢解国家”、“铤而走险”、“制造混乱”云云。海伦非常愤怒。为了维护新闻的真实，她立即打电话给塔斯社驻北平记者表示异议，并同黄敬一道前往塔斯社递交一份西安事变备忘录。
海伦·斯诺认为，正是由于她的报道，“北平唤醒了全世界所有的新闻机构”。她一直以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这一事件最初火花的新闻记者而倍感自豪。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斯诺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郑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