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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和文本的细致梳理和分析,考察了鲁迅编辑时期的《语丝》对北京时期《语丝》风格和内在精神的承继这一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厘清了在此过程中《语丝》无可奈何的变异和消沉的基本史实,并从时运不济和同人离散等方面分析了其背景和原因。
〔关键词〕《语丝》 鲁迅;承继;变异;消沉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4-0071-06
《语丝》是在现代思想、文化及文学领域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同人期刊。虽然《语丝》前后共出满五卷,但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编辑出版的同人特征鲜明的前三卷,而对南迁上海的后两卷缺乏深入的探究和分析。下面就是笔者对鲁迅编辑时期的《语丝》周刊所作的一个初步考察,希望引发更多研究者对上海时期《语丝》展开研究。
一、鲁迅接编后对北京时期《语丝》的承继
新近出版的一本专著在分析上海时期的《语丝》时说:“同北京版《语丝》相比,上海版《语丝》给人的感觉是其更接近一份文学刊物。”[1](89) 这样的评判用在鲁迅辞编之后的《语丝》五卷上还有一定的道理,但用来评价鲁迅编辑时的《语丝》却并不客观。从20世纪40年代起,人们对上海时期的《语丝》就常用这样笼统的话语一言蔽之,如史螾在《记语丝社》中说:“南迁以后的《语丝》,精神上远不及从前北方时代,甚至可以说是逐渐消沉了下去,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可以说绝无仅有,一般人也仅把它当作普通文艺刊物看待,失去了《语丝》固有的精神。”[2](220)而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鲁迅编辑《语丝》后,其固有精神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较长的时间里都得到了的承继。
鲁迅是1927年底接编《语丝》的,并完整地编完了第四卷1-52期。从《语丝》第四卷发文的基本情况看,其和前三卷的精神承继关系一目了然。《语丝》四卷52期共发文420余篇,其中仅随感录就有132篇①,而且每期几乎都有其他的批评性文字,如鲁迅的《小杂感》、《所谓大内档案》、《“醉眼”中的朦胧》等,周作人的《关于失恋》、《“三一八”的死者》、《国庆日颂》等,还有周建人的《论求婚》、天行的《祖宗积弱》、冯珧(徐梵澄)的《谈谈复旦大学》、潘楚基的《我也来来谈谈复旦大学》等等,加在一起以批评为主的文章在200篇以上,占了该卷《语丝》发文总量的近1/2,这个比例与北京时期的《语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见,鲁迅主编的《语丝》仍然是以批评为主体的思想文艺刊物。
文章的形式如此,从精神上讲,也并不比北京时期的逊色多少,尤其是和北京后期的《语丝》很难说孰优孰劣。使得这种承继得以实现的核心人物仍然是周氏兄弟。鲁迅在自己编辑《语丝》期间共在上面发文43篇,平均每期的发文量超过了北京时期,而且几乎都是批评性的杂文,其中不少后来都成为传颂一时的名篇,如《文学与出汗》、《文艺与革命》《“醉眼”中的朦胧》等等。史螾认为南迁上海的《语丝》“连过去差不多每期都有的周作人的作品也都少有发表,所以这时期的《语丝》全是鲁迅一个人在艰苦支撑”[2](220)。这样的说法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周作人在四卷《语丝》上发文量和自己编辑期间虽有很大的落差,但仍然发文32篇,占他在这一阶段所写文章总量的90%以上①,而且也都是批评性的文字,可见他并没有疏远南迁上海的《语丝》。
周氏兄弟对《语丝》四卷的支撑当然不能仅用发文数量来衡量,能够使《语丝》继承和延续此前的风格和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文章体现的仍然是对“专制和卑劣”的毫不妥协的反抗,他们这一时期对旧文明和现实社会的体察,都留存在了《语丝》上。鲁迅在四卷第1期就刊出了《在钟楼上》,对国民党叛变革命的行为给予深刻的揭露,18期的《铲共大观》又将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暴行,这样的文章尽管不多,但也充分表明了他对强权的思想姿态。早在北京时期,周作人就在《语丝》上发表多篇抨击“清党”的文章,以致于《语丝》141期以后在南方被禁止发行。在《语丝》四卷上,周作人的文章中仍时有对北方讨赤和南方清党的冷嘲热讽,如《“三一八”的死者》、《女革命》、《人口问题》、《青年脆》等,而另一些文章则还是以思想为底色,表达历史的“僵尸”在现实中不断重现的残酷。
二、时运不济中《语丝》的变异
鲁迅编辑时期《语丝》对北京时期《语丝》内在精神的接续还表现在两次劫难和一次论争上,但也正是因为这劫难和论争,《语丝》被迫开始了无可奈何也无可挽回的变异。鲁迅曾对此有过具体的描述: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 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警告的来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3]
1928年3月19日,四卷12期《语丝》用近一半的篇幅刊发白薇的剧本《革命神的受难》,刚刚经历了革命理想幻灭走上创作道路的白薇,借“革命神”之口,用浅露而直白的语言表达了对背叛者的强烈不满:“你阳称和某某伟人一致北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彻底的革命;阴则昼夜想方设法,将要怎样去残杀同类;怎样地去剥夺国力,结局务必要达到狡兔死,走狗烹,给你一个人无忧无虑地做军阀以上的帝王!”戏剧对蒋介石投机大革命的讽刺十分明显,《语丝》因此遭到了国民政府的警告。这篇文章是纯粹的外稿,文章的发表应该体现了鲁迅的编辑意志。这篇戏剧能够发表,一方面表现了鲁迅对有前途的青年作者的特别关爱,另一方面文章的内容也一定唤起了他在广州所经历的国民党对革命的投机和背叛,以及此后让他“目瞪口呆”的血腥杀戮的心灵记忆。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权力之争,所以《语丝》登出这样的文章得到的仅是一个警告。这种政治环境也正是《语丝》在上海初期还能够有生存空间的重要原因。到1929年后,国民政府文网严密,《语丝》这样的批评为主的刊物就很难按原有风格办下去了。
《语丝》在被警告的半年之后又遭遇了一次被禁的噩运。 1928年8月6日《语丝》四卷32期刊载了冯珧(徐梵澄)的《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复旦大学的种种弊端,因为复旦大学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教育界和知识界有相当的地位,由此引发了规模不小的讨论。9月10日37期上又刊出潘楚基的《我也来来谈谈复旦大学》,该文针对前文,为复旦大学进行了辩护,鲁迅在文后加了《附白》,声明“毫不删略”全文照登,“以便读者并看”。38期又刊出署名“宏芬”的文章《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对冯珧的文章表示支持,同时刊登了章达生的来信,信中除了表达对冯珧文章的反对外,对编辑者也颇有微词,说“目前杂志的编辑者似乎太忙,对于名人的稿子一时又拉不到手。只要一见有两句反抗话的稿子,便五体投地,赶忙登载。”这引起鲁迅的反感,并复信予以讽刺和批驳。10月份《语丝》在浙江被“严行禁止”,同时鲁迅也被以“堕落文人”的罪名呈请通缉。抨击大学乃至教育界中的封建的、复古以及对学生强权压制等问题文章在《语丝》中是很常见的,如果这样也可以成为被禁理由的话,《语丝》恐怕早已不存在了。这次被禁不过是毕业于复旦大学时任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的许绍棣“挟私嫌于心” [4](361)的一次偶然事件。这次被禁仅限于浙江一省,而且很快也就不了了之了,但对《语丝》的影响却很大,在外部环境的挤压下,少发议论几乎是《语丝》的唯一选择,而这无疑意味着《语丝》自我风格的变异。
在某种意义上讲,发生在鲁迅编辑期间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就是《语丝》最后的辉煌,而这辉煌背后也蕴含着另外一重变异。“革命文学家”对《语丝》和鲁迅的围攻是在《语丝》南迁上海后不久就爆发的,算起来应该是《语丝》的第三次大论战了(另两次是和《现代评论》的)。论战中,创造社、太阳社的新进文学家们不仅没有把鲁迅扫进历史的垃圾桶,反而让《语丝》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40年代史螾的回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双方各有理由,各不相下,鲁迅笔锋素以犀利著称,他虽在创造社诸人的围剿之下,仍旧一味的嬉笑怒骂,从容应付,倒使创造社诸人对他无计可施。这一场大笔战,一直延续了一年之久,直到民国十七年年底,才在没有结论之下宣告结束,不过《语丝》的销路,在这一场笔战期内,却突然增加了不少,这因为拥护创造社的急进主张的青年虽多,而崇拜鲁迅同情鲁迅立场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却也在不少数,大家都急于想看他们怎么笔飞墨舞的交锋,因而就把《语丝》的销路带起来了。[2](221)
关于此次论战的具体情况研究成果很多,我们这里只关注论战本身所体现出的《语丝》主体风格的延续和及其对《语丝》发展的影响。这次论争的前奏可以追溯到1927年1月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中的三个“闲暇”论,但那时的批判重点是“北京的周作人先生及他的Cycle”,鲁迅只是被顺便提及[5](24-28)。1928年1月,原本准备和鲁迅结成联合战线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因要提倡激进的“革命文学”,在数个刊物上突然向鲁迅群起发难,而鲁迅的论战文字全部发表在《语丝》上,占了他这一时期发文的近一半。鲁迅的回击得到的是更多更猛烈的围攻,而他发在《语丝》上的文字又成为围剿文章的引用对象,《语丝》影响力也就在这种情形下被不断扩散。在论战中,支持鲁迅的文章也多在《语丝》上登载,如韩侍桁的《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在鲁迅的编辑和身体力行的引导下,虽然《语丝》的“批评”性主体风格得到了充分彰显,但其批评的中心却也由北京时期的“思想、文化”一步步转到了“文学’上,这也正是《语丝》在新环境新背景中变异开端。
革命文学论争直接促发鲁迅创办了《奔流》,也使得鲁迅对《语丝》编辑工作的精力投入有了很大程度的降低。鲁迅对《奔流》编辑工作的全力投入,当然和编辑《语丝》权力的有限有一定的关系,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此时的个人兴趣已发生了转变,对于切实的文学理论和作品翻译的重视已超过了那些攻击论战的文章写作。这种转变在广州时期即以萌芽,到了上海基本确定。1928年2月,鲁迅就对朋友说“我在上海,大抵译书,间或作文” [6](104),在谈及自己在上海的忙些什么的时候他只提了两项“看《语丝》外来稿及译
书” [6](103),可见此时“译书”已经成为他明确的自我选择。到3月份,鲁迅就和郁达夫商量创办新杂志的事,6月初,《奔流》第一期就已经编讫。在北京编辑《莽原》时,鲁迅的意图很清晰,“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7](4)而在上海编辑《奔流》,他的目的则变为“为了把新鲜血液输到旧中国去,希望从翻译里补充点新鲜力量”[9](1208)。鲁迅的这种趣味与志向的转变事实上也影响到了他对《语丝》外稿的选择和采用,在《语丝》四卷中有25期的首篇文章是翻译,除了鲁迅和林语堂,韩侍桁、李少仙、梁指南、杨骚、汪馥泉等人的翻译文章常常占去《语丝》的大半篇幅。当然,鲁迅对《语丝》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特性一直有着清晰的认知,所以四卷《语丝》中有3/4的文章都是批评文字,但当批评文字的稿件不多时,鲁迅主观上也并没有去积极改变这种状况,而是任其自然发展,体现在编辑工作上,就是用自己还觉得满意的翻译稿来充满篇幅。数量众多的批评性文字多是小杂感,篇幅都很短小,但那些翻译文字则多数篇幅很大(除诗歌外之外的文学创作的篇幅也较大),《语丝》在迁沪后篇幅又扩展了一倍多(北京时期81-156期为每期20页,而上海的《语丝》则为每期48页),这样对于读者而言整体的观感,《语丝》的文学性(文学理论、作品的翻译和文学创作)就超过了它的批评性。所以鲁迅编辑的《语丝》与北京时期《语丝》固然具有内在的精神继承关系,但这种无形中的变异也十分巨大。尤其到了后期,当鲁迅有了《奔流》这个园地去“介绍那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可以实现它“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9](24)的想法时,他对革命文学家的围攻便也日渐淡然了,《语丝》批评性色彩的褪去也是自然而言的事情了。
三、《语丝》的消沉和同人的离散
无论对于《语丝》的同人、读者,还是此后的《语丝》研究者,《语丝》风格的变异和批判精神的消散恰是《语丝》的消沉的表征。《语丝》成于同人的聚合,也消沉于同人的离散。关于这一点,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有清晰的叙述:
《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这时又少了几个了。前者的原因, 我以为实在无话可说,或有话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个实证。后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已,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3]
关于第一条,上海时期的《语丝》中“批评”减少的问题上面已有一些论述,这里还需要补充几点:一是这一类文字的投稿仅从四卷《语丝》“随感录”栏目中的文章看,数量并不是很少,132篇随感录中,除周作人的24篇和鲁迅的11篇外,97篇是外稿,平均每期近2篇;二是这样的文章投稿少的原因在于以卖文为生的作者对这类稿件并不十分热衷①,一方面写了容易若惹麻烦,另一方面这样的文章因篇幅太小稿费极微薄以至于无。所以《语丝》任意而谈无所忌惮的文体风格在浓厚的商业氛围之中生存的空间极为有限,这种风格的维持需要相当数量的同人和亚同人的鼎立相助。这也正好引出了第二条,同人和撰稿者的离散问题。一般研究者每论及此,多从鲁迅所言,却鲜有对此进行深入考察的。
首先来看刘半农。刘半农之事或许鲁迅的揣测有一定的道理,每个人都会有解不开的心结,刘半农的心结就是怕别人说他“浅”甚至是以别的某种方式暗示他“浅”。当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出尽风头的刘半农之所以去国近六年发愤攻读博士学位,就是因为北大中有说他太“浅”的传言;在英国伦敦期间陈源的一句“相当于教授”的无意口误,一直让刘半农耿耿于怀,直到回国后在语丝聚餐会上借着酒酣之际嬉笑怒骂拟了一个“订正现代文学冤狱表”②,将陈源大加揶揄了一番才将心中不平发泄。后来鲁迅为他标点的《何典》作序,“说了几句老实话”[10](74),就曾触到了刘半农心底最敏感的神经;这一次,刘半农“不高兴”也是自然的。其实那封来信很是平和并没有冷嘲热讽的批判,在指出错误之后说:“刘先生未免一时记错,张冠李戴了。刘先生的通信处,我不晓得,事关史实,所以冒昧来书请求编者先生更正。”这样的纠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在鲁迅看来,登出来信公开更正错误是对《语丝》的读者负责,但在刘半农心里,一定觉得鲁迅这样是小题大做,读者来信本可直接转给他就是了,何苦要公开在自己刊物上。当然如果仅仅凭借鲁迅的揣测就认定刘半农不为《语丝》写稿就是因为此事,也未免太过武断。那一年的春天,先是刘半农侄儿阿明(刘天华的儿子)生病住院,终于不治夭折,就把刘半农折腾得够呛③,后来因为住处紧挨着协和医院的太平间,又忙着搬了一次家④;到六月份国民政府占领北京,改称北平,整个教育界动荡不堪,不久刘半农又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往来于北平和上海之间,这一阶段的刘半农自然无心也无时间作文章了。
刘半农的事如此,江绍原的情况也并不能做简单的解释。那段时间江绍原的小品创作并不少,但大多发在了孙伏园、孙福熙兄弟主办的《贡献》旬刊上,他和孙氏兄弟都是原语丝同人,自然很熟悉,而孙伏园之催稿功夫很是了得,对于江绍原而言,他的“江记小品”发在哪里分别并不是很大,《语丝》只是尽义务,而《贡献》还有稿费⑤,可以缓解他经济上的窘困。所以《贡献》创刊后不久就几乎期期都有他的文章。而在复刊后的《语丝》上仅一、二期有他的“小品”。江绍原介绍别人的文章给《语丝》是1928年4月的事情,那时江已经两个多月没有给过《语丝》文章了,鲁迅的揣测显然过于主观。在《我和<语丝>的始终》发表后不久,江绍原给周作人的信中对鲁迅的说法大为不解,说:“萌芽月刊二期有鲁迅先生一文涉及我,决辩明一下。”[11](317)后经周作人劝阻才未去信,可见在江绍原心里介绍文章被拒载并非是他不投稿给《语丝》的理由。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在鲁迅给江绍原的信中可以发现端倪。在1927年的后半年,鲁迅和江绍原的关系非常亲近,在广州就数次写信给江绍原,鲁迅到达上海以后和当时在杭州的江绍原更是往来书信不断,多谈所见所闻,也涉及兴趣和学问,时有调侃之语①。因为很亲近,鲁迅甚至要劝说江绍原转移自己的兴趣。1927年11月4日,致信江绍原说“今虽讨赤,而对于宗教学,恐仍无人留心。观读书界大势,将来之有人顾问者,殆仍为文艺之流亚。不知兄之有意一试之否?如前在《语丝》上所谈之“达猗丝”,实是一部好书,倘译成中文,当有读者,且不至于白读
也。”[6](87)固执的江绍原并未作回应,在给鲁迅的信中提出要编的两种书的计划(《血与天癸》和《二十世纪之宗教学研究》)。鲁迅在回信中又旧话重提:“其实,偌大的中国,即使一月出几本关于宗教学的书,那里算多呢。但这些理论,此刻不适用。所以我以为先生所研究的宗教学,恐怕暂时要变成聊以自娱的东西。”出于好心的鲁迅觉得当时的江绍原以买文为生,而宗教学研究读者太少,不如“弄弄文学书”可以收得版税,尽管也有点“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之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鲁迅还热情的介绍江绍原去翻译“英文的随笔小说”,甚至说“如要译,可将作者及书名开给我,我可以代去搜罗。”而且还说:“我不知道先生先前所爱看的是哪一些作品,但即以在语丝发表过议论的Thais而论,我以为实在是一部好书。……这书有历史气,少年文豪,是不会译的(也讲得动听点,是不屑译),先生能译,而太长。我想,倘译起来,可以先在一个月刊上陆续发表,而留住版权,以为后日计。”[6](90-91)此信一去,江鲁的频繁通信骤然减少了,宗教学、民俗学为江绍原兴趣之所在,鲁的建议虽然出于好心,但江显然并不接受②。
书信往来少了,他们的关系也没有原来亲近了。但也并为因此而彻底疏远,这一年的12月9日,江绍原向鲁迅请教问题,鲁迅还亲手把《百卅孝图》的“拖鞍”法绘制出来寄给他。在同一天写给川岛的信中,鲁迅也提及他劝江绍原译文学的事情③。1928年4月12日,江绍原仍然把刚刚出版的《发须爪》寄给了鲁迅,推荐简又文的讲演稿《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④仅仅是碍于同学关系的顺便提及,鲁迅第二天就回了信,信中说:“《语丝》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这小册子又太长,不好送去,今寄还。”[68](115)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江绍原的名字也从《语丝》上消失了。鲁迅对此事的理解是他破坏了同人之间的潜规则,江绍原“从此就没有投稿”。事实上,江绍原在北京时期的稿件较多,与他和周作人的志趣相投有很大关系。鲁迅与江绍原关系的疏远,和周作人也有着一定的关系。与鲁迅劝江多翻译些文学的书不同,而周作人与江绍原的兴趣更为接近⑤,当江把鲁迅的意见向周作人转述后,1927年12月14日周作人写信给江绍原说:“改译文学书,我不很赞成,若自己没有兴趣,专为卖书计,殊不值得,恐怕结果还是事倍功半,不如还是‘固执’之为得。”[11](269) 鲁迅之所以劝江绍原译文学书,主要是希望他能够多得一点稿费和版税,因为当时江绍原的经济情况非常糟糕,但到1927年12月份,他和鲁迅一起接到了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聘书,经济危机得到了缓解,对自我趣味坚守自然更不可动摇了。
鲁迅认为旧同人不给《语丝》撰稿“恐怕是其咎在我的”,显然有点主观。他举到的两个例子江绍原、刘半农我们已经分析过,那么其他《语丝》同人和南迁上海的《语丝》关系怎样呢?鲁迅在1928年写给李霁野的信中说:“就如《语丝》,一移上海,便少有在京的人的作品了。”[6](103)其实因刊物迁移同人分散而稿件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当年的《新青年》也是这样。史螾说:“《语丝》的旧社员,也就是最初的基本撰述,还多半逗留在北方,对南迁后的《语丝》鞭长莫及,稿子自然而然就少了起来。”[2](220) 比起《新青年》来,语丝同人半数都到了南方,留在北京的仅有周作人、钱玄同、刘复、俞平伯、张凤举、徐祖正、废名等几个人。他们中后来为《语丝》供稿减少或者不再供稿,空间距离、环境改变、杂事缠身、自我兴趣的转变、思想的困顿都是原因。这种情形是同人期刊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解决的唯一方式就是新同人的增加,但南迁上海的《语丝》已做不到这一点。
即使是南迁上海的同人也并不能向北京时期那样把全部精力投向《语丝》。《语丝》在上海复刊之前,因为北新书局的股权问题当初为《语丝》创刊出力最多的孙伏园和李晓峰的关系彻底决裂,他和弟弟孙福熙另起炉灶创办了《贡献》旬刊,拉走了不少原语丝同人的稿子,前面我们分析过的江绍原就是明显的例子,章衣萍、林语堂等在上海的语丝同人也多次为《贡献》作文供稿。但即使是这样,在上海的几位同人对《语丝》还是尽了自己的责任。1927年底,章衣萍和暨南大学的同事一起创办了《秋野》月刊,此后精力不免多投于其中,但他还是在《语丝》发文13篇;1928年的林语堂主要忙于《开明英文读本》的编撰,而且孙伏园的《贡献》也常向他约稿,能为《语丝》供稿10篇已然不少;即使是在杭州的川岛也抽空为《语丝》写了4篇文章。鲁迅主编的四卷《语丝》所发表同人的所有文章加起来也不过90余篇,不足发文总数的1/4,从同人的发文的情况看,的确不能算是纯粹的同人期刊了。
总之,鲁迅编辑时期的《语丝》周刊的内容和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并不是突然间的断裂,而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语丝》风格的变异和精神的消沉固然和时代的变迁有着直接的关联,与同人的离散也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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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
Inheritance,Variation and Depression
——The Inspection of “Yusi” in Lu Xun Editing Period
AN Wen-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China)
Abstract: By making a painstaking carding and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exts, the thesis inspected the inheritance of Beijing Period “Yusi” from Lu Xun Editing Period in style and inner spirits which has long been ignored, and cleared up the fundamental historical facts Yusi′s hopeless process of variation and depression. Finally, the thesis provided an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and cause from Yusi′s unfortunate circumstances and coterie separation.
Key words: “Yusi”;Lu xun; inheritance;variation;depression
注:
① 上海时期《语丝》的随感录的序号是接续北京时期的,从第2期“七十八”开始到第52期“二一二”结束,中间缺八十、八十一、八十二三个序号,共发文132篇。
①那一时期,先是奉系军阀在北京末日统治的紧张,在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后,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教育上又实行实行大学区制,学界教界混乱不堪,这次混乱也让周作人彻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困顿之中,再也没有了写文章的兴致,不仅这一年作文极少,之后的1929年也是“几不把笔” 的写作生涯的低谷期。
①上海和北京的环境有很大差异,商业氛围更为浓厚,北京时期《语丝》不仅对同人没有稿费,对一般的已是大学生和熟人圈为主的作者群体也几乎不付酬,在上海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②参见《语丝》63期(1926年1月25日)中的刘复的《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爱管闲事者的《刘博士订正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和林语堂的《写在刘博士的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三篇文章。
③参见朱洪:《刘半农传》,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④参见刘小惠:《我的父亲刘半农》中关于迁居的叙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⑤1927年12月8日,江绍原致周作人,“伏园办了个《贡献》旬刊,约我写文,云有润笔,所以已译了点东西寄去。此外又卖了些译文——给《一般》《东方》《北新》。”孙郁、黄乔生编《致周作人》,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江绍原是孙伏园和李小峰闹翻之后唯一和他保持较好关系的语丝同人。
①如鲁迅:《270712致江绍原》,起首就是“一别遂将数十日,真所谓‘隙驷不留尺波电逝’者欤?” 《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②其实当时生活窘困得江绍原一度被说得动了心,在他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先生劝我译文学作品,说容易卖,而宗教学则不然。心被他说活了几天功夫,但现在又似乎没有那么一回事了。我是个如此固执的人!”1927年12月8日,江绍原致周作人,孙郁、黄乔生编《致周作人》,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
③“绍原欲卖文,我劝其译文学”。见鲁迅《271209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④ 此文后经江绍原介绍刊于《贡献》旬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同时登载江绍原的介绍文章说:“同学简又文先生,最近和我通信,里面附有他著的小册子(十六年十一月在旅沪广东学校联合会所讲)《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并问《语丝》能否登载。但《语丝》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鲁迅先生复函中语),现在我便自动将它介绍给孙伏园先生主编的《贡献》。我想注意冯氏及其军队的人们,必乐于参考简又文先生的观察和意见。”
⑤ 周作人和江绍原二人在《语丝》上以礼部总长、次长戏称,往来“礼部文件”在北京的知识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语丝》 鲁迅;承继;变异;消沉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4-0071-06
《语丝》是在现代思想、文化及文学领域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同人期刊。虽然《语丝》前后共出满五卷,但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编辑出版的同人特征鲜明的前三卷,而对南迁上海的后两卷缺乏深入的探究和分析。下面就是笔者对鲁迅编辑时期的《语丝》周刊所作的一个初步考察,希望引发更多研究者对上海时期《语丝》展开研究。
一、鲁迅接编后对北京时期《语丝》的承继
新近出版的一本专著在分析上海时期的《语丝》时说:“同北京版《语丝》相比,上海版《语丝》给人的感觉是其更接近一份文学刊物。”[1](89) 这样的评判用在鲁迅辞编之后的《语丝》五卷上还有一定的道理,但用来评价鲁迅编辑时的《语丝》却并不客观。从20世纪40年代起,人们对上海时期的《语丝》就常用这样笼统的话语一言蔽之,如史螾在《记语丝社》中说:“南迁以后的《语丝》,精神上远不及从前北方时代,甚至可以说是逐渐消沉了下去,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可以说绝无仅有,一般人也仅把它当作普通文艺刊物看待,失去了《语丝》固有的精神。”[2](220)而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鲁迅编辑《语丝》后,其固有精神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较长的时间里都得到了的承继。
鲁迅是1927年底接编《语丝》的,并完整地编完了第四卷1-52期。从《语丝》第四卷发文的基本情况看,其和前三卷的精神承继关系一目了然。《语丝》四卷52期共发文420余篇,其中仅随感录就有132篇①,而且每期几乎都有其他的批评性文字,如鲁迅的《小杂感》、《所谓大内档案》、《“醉眼”中的朦胧》等,周作人的《关于失恋》、《“三一八”的死者》、《国庆日颂》等,还有周建人的《论求婚》、天行的《祖宗积弱》、冯珧(徐梵澄)的《谈谈复旦大学》、潘楚基的《我也来来谈谈复旦大学》等等,加在一起以批评为主的文章在200篇以上,占了该卷《语丝》发文总量的近1/2,这个比例与北京时期的《语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见,鲁迅主编的《语丝》仍然是以批评为主体的思想文艺刊物。
文章的形式如此,从精神上讲,也并不比北京时期的逊色多少,尤其是和北京后期的《语丝》很难说孰优孰劣。使得这种承继得以实现的核心人物仍然是周氏兄弟。鲁迅在自己编辑《语丝》期间共在上面发文43篇,平均每期的发文量超过了北京时期,而且几乎都是批评性的杂文,其中不少后来都成为传颂一时的名篇,如《文学与出汗》、《文艺与革命》《“醉眼”中的朦胧》等等。史螾认为南迁上海的《语丝》“连过去差不多每期都有的周作人的作品也都少有发表,所以这时期的《语丝》全是鲁迅一个人在艰苦支撑”[2](220)。这样的说法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周作人在四卷《语丝》上发文量和自己编辑期间虽有很大的落差,但仍然发文32篇,占他在这一阶段所写文章总量的90%以上①,而且也都是批评性的文字,可见他并没有疏远南迁上海的《语丝》。
周氏兄弟对《语丝》四卷的支撑当然不能仅用发文数量来衡量,能够使《语丝》继承和延续此前的风格和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文章体现的仍然是对“专制和卑劣”的毫不妥协的反抗,他们这一时期对旧文明和现实社会的体察,都留存在了《语丝》上。鲁迅在四卷第1期就刊出了《在钟楼上》,对国民党叛变革命的行为给予深刻的揭露,18期的《铲共大观》又将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暴行,这样的文章尽管不多,但也充分表明了他对强权的思想姿态。早在北京时期,周作人就在《语丝》上发表多篇抨击“清党”的文章,以致于《语丝》141期以后在南方被禁止发行。在《语丝》四卷上,周作人的文章中仍时有对北方讨赤和南方清党的冷嘲热讽,如《“三一八”的死者》、《女革命》、《人口问题》、《青年脆》等,而另一些文章则还是以思想为底色,表达历史的“僵尸”在现实中不断重现的残酷。
二、时运不济中《语丝》的变异
鲁迅编辑时期《语丝》对北京时期《语丝》内在精神的接续还表现在两次劫难和一次论争上,但也正是因为这劫难和论争,《语丝》被迫开始了无可奈何也无可挽回的变异。鲁迅曾对此有过具体的描述: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 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警告的来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3]
1928年3月19日,四卷12期《语丝》用近一半的篇幅刊发白薇的剧本《革命神的受难》,刚刚经历了革命理想幻灭走上创作道路的白薇,借“革命神”之口,用浅露而直白的语言表达了对背叛者的强烈不满:“你阳称和某某伟人一致北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彻底的革命;阴则昼夜想方设法,将要怎样去残杀同类;怎样地去剥夺国力,结局务必要达到狡兔死,走狗烹,给你一个人无忧无虑地做军阀以上的帝王!”戏剧对蒋介石投机大革命的讽刺十分明显,《语丝》因此遭到了国民政府的警告。这篇文章是纯粹的外稿,文章的发表应该体现了鲁迅的编辑意志。这篇戏剧能够发表,一方面表现了鲁迅对有前途的青年作者的特别关爱,另一方面文章的内容也一定唤起了他在广州所经历的国民党对革命的投机和背叛,以及此后让他“目瞪口呆”的血腥杀戮的心灵记忆。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权力之争,所以《语丝》登出这样的文章得到的仅是一个警告。这种政治环境也正是《语丝》在上海初期还能够有生存空间的重要原因。到1929年后,国民政府文网严密,《语丝》这样的批评为主的刊物就很难按原有风格办下去了。
《语丝》在被警告的半年之后又遭遇了一次被禁的噩运。 1928年8月6日《语丝》四卷32期刊载了冯珧(徐梵澄)的《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复旦大学的种种弊端,因为复旦大学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教育界和知识界有相当的地位,由此引发了规模不小的讨论。9月10日37期上又刊出潘楚基的《我也来来谈谈复旦大学》,该文针对前文,为复旦大学进行了辩护,鲁迅在文后加了《附白》,声明“毫不删略”全文照登,“以便读者并看”。38期又刊出署名“宏芬”的文章《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对冯珧的文章表示支持,同时刊登了章达生的来信,信中除了表达对冯珧文章的反对外,对编辑者也颇有微词,说“目前杂志的编辑者似乎太忙,对于名人的稿子一时又拉不到手。只要一见有两句反抗话的稿子,便五体投地,赶忙登载。”这引起鲁迅的反感,并复信予以讽刺和批驳。10月份《语丝》在浙江被“严行禁止”,同时鲁迅也被以“堕落文人”的罪名呈请通缉。抨击大学乃至教育界中的封建的、复古以及对学生强权压制等问题文章在《语丝》中是很常见的,如果这样也可以成为被禁理由的话,《语丝》恐怕早已不存在了。这次被禁不过是毕业于复旦大学时任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的许绍棣“挟私嫌于心” [4](361)的一次偶然事件。这次被禁仅限于浙江一省,而且很快也就不了了之了,但对《语丝》的影响却很大,在外部环境的挤压下,少发议论几乎是《语丝》的唯一选择,而这无疑意味着《语丝》自我风格的变异。
在某种意义上讲,发生在鲁迅编辑期间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就是《语丝》最后的辉煌,而这辉煌背后也蕴含着另外一重变异。“革命文学家”对《语丝》和鲁迅的围攻是在《语丝》南迁上海后不久就爆发的,算起来应该是《语丝》的第三次大论战了(另两次是和《现代评论》的)。论战中,创造社、太阳社的新进文学家们不仅没有把鲁迅扫进历史的垃圾桶,反而让《语丝》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40年代史螾的回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双方各有理由,各不相下,鲁迅笔锋素以犀利著称,他虽在创造社诸人的围剿之下,仍旧一味的嬉笑怒骂,从容应付,倒使创造社诸人对他无计可施。这一场大笔战,一直延续了一年之久,直到民国十七年年底,才在没有结论之下宣告结束,不过《语丝》的销路,在这一场笔战期内,却突然增加了不少,这因为拥护创造社的急进主张的青年虽多,而崇拜鲁迅同情鲁迅立场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却也在不少数,大家都急于想看他们怎么笔飞墨舞的交锋,因而就把《语丝》的销路带起来了。[2](221)
关于此次论战的具体情况研究成果很多,我们这里只关注论战本身所体现出的《语丝》主体风格的延续和及其对《语丝》发展的影响。这次论争的前奏可以追溯到1927年1月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中的三个“闲暇”论,但那时的批判重点是“北京的周作人先生及他的Cycle”,鲁迅只是被顺便提及[5](24-28)。1928年1月,原本准备和鲁迅结成联合战线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因要提倡激进的“革命文学”,在数个刊物上突然向鲁迅群起发难,而鲁迅的论战文字全部发表在《语丝》上,占了他这一时期发文的近一半。鲁迅的回击得到的是更多更猛烈的围攻,而他发在《语丝》上的文字又成为围剿文章的引用对象,《语丝》影响力也就在这种情形下被不断扩散。在论战中,支持鲁迅的文章也多在《语丝》上登载,如韩侍桁的《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在鲁迅的编辑和身体力行的引导下,虽然《语丝》的“批评”性主体风格得到了充分彰显,但其批评的中心却也由北京时期的“思想、文化”一步步转到了“文学’上,这也正是《语丝》在新环境新背景中变异开端。
革命文学论争直接促发鲁迅创办了《奔流》,也使得鲁迅对《语丝》编辑工作的精力投入有了很大程度的降低。鲁迅对《奔流》编辑工作的全力投入,当然和编辑《语丝》权力的有限有一定的关系,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此时的个人兴趣已发生了转变,对于切实的文学理论和作品翻译的重视已超过了那些攻击论战的文章写作。这种转变在广州时期即以萌芽,到了上海基本确定。1928年2月,鲁迅就对朋友说“我在上海,大抵译书,间或作文” [6](104),在谈及自己在上海的忙些什么的时候他只提了两项“看《语丝》外来稿及译
书” [6](103),可见此时“译书”已经成为他明确的自我选择。到3月份,鲁迅就和郁达夫商量创办新杂志的事,6月初,《奔流》第一期就已经编讫。在北京编辑《莽原》时,鲁迅的意图很清晰,“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7](4)而在上海编辑《奔流》,他的目的则变为“为了把新鲜血液输到旧中国去,希望从翻译里补充点新鲜力量”[9](1208)。鲁迅的这种趣味与志向的转变事实上也影响到了他对《语丝》外稿的选择和采用,在《语丝》四卷中有25期的首篇文章是翻译,除了鲁迅和林语堂,韩侍桁、李少仙、梁指南、杨骚、汪馥泉等人的翻译文章常常占去《语丝》的大半篇幅。当然,鲁迅对《语丝》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特性一直有着清晰的认知,所以四卷《语丝》中有3/4的文章都是批评文字,但当批评文字的稿件不多时,鲁迅主观上也并没有去积极改变这种状况,而是任其自然发展,体现在编辑工作上,就是用自己还觉得满意的翻译稿来充满篇幅。数量众多的批评性文字多是小杂感,篇幅都很短小,但那些翻译文字则多数篇幅很大(除诗歌外之外的文学创作的篇幅也较大),《语丝》在迁沪后篇幅又扩展了一倍多(北京时期81-156期为每期20页,而上海的《语丝》则为每期48页),这样对于读者而言整体的观感,《语丝》的文学性(文学理论、作品的翻译和文学创作)就超过了它的批评性。所以鲁迅编辑的《语丝》与北京时期《语丝》固然具有内在的精神继承关系,但这种无形中的变异也十分巨大。尤其到了后期,当鲁迅有了《奔流》这个园地去“介绍那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可以实现它“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9](24)的想法时,他对革命文学家的围攻便也日渐淡然了,《语丝》批评性色彩的褪去也是自然而言的事情了。
三、《语丝》的消沉和同人的离散
无论对于《语丝》的同人、读者,还是此后的《语丝》研究者,《语丝》风格的变异和批判精神的消散恰是《语丝》的消沉的表征。《语丝》成于同人的聚合,也消沉于同人的离散。关于这一点,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有清晰的叙述:
《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这时又少了几个了。前者的原因, 我以为实在无话可说,或有话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个实证。后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已,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3]
关于第一条,上海时期的《语丝》中“批评”减少的问题上面已有一些论述,这里还需要补充几点:一是这一类文字的投稿仅从四卷《语丝》“随感录”栏目中的文章看,数量并不是很少,132篇随感录中,除周作人的24篇和鲁迅的11篇外,97篇是外稿,平均每期近2篇;二是这样的文章投稿少的原因在于以卖文为生的作者对这类稿件并不十分热衷①,一方面写了容易若惹麻烦,另一方面这样的文章因篇幅太小稿费极微薄以至于无。所以《语丝》任意而谈无所忌惮的文体风格在浓厚的商业氛围之中生存的空间极为有限,这种风格的维持需要相当数量的同人和亚同人的鼎立相助。这也正好引出了第二条,同人和撰稿者的离散问题。一般研究者每论及此,多从鲁迅所言,却鲜有对此进行深入考察的。
首先来看刘半农。刘半农之事或许鲁迅的揣测有一定的道理,每个人都会有解不开的心结,刘半农的心结就是怕别人说他“浅”甚至是以别的某种方式暗示他“浅”。当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出尽风头的刘半农之所以去国近六年发愤攻读博士学位,就是因为北大中有说他太“浅”的传言;在英国伦敦期间陈源的一句“相当于教授”的无意口误,一直让刘半农耿耿于怀,直到回国后在语丝聚餐会上借着酒酣之际嬉笑怒骂拟了一个“订正现代文学冤狱表”②,将陈源大加揶揄了一番才将心中不平发泄。后来鲁迅为他标点的《何典》作序,“说了几句老实话”[10](74),就曾触到了刘半农心底最敏感的神经;这一次,刘半农“不高兴”也是自然的。其实那封来信很是平和并没有冷嘲热讽的批判,在指出错误之后说:“刘先生未免一时记错,张冠李戴了。刘先生的通信处,我不晓得,事关史实,所以冒昧来书请求编者先生更正。”这样的纠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在鲁迅看来,登出来信公开更正错误是对《语丝》的读者负责,但在刘半农心里,一定觉得鲁迅这样是小题大做,读者来信本可直接转给他就是了,何苦要公开在自己刊物上。当然如果仅仅凭借鲁迅的揣测就认定刘半农不为《语丝》写稿就是因为此事,也未免太过武断。那一年的春天,先是刘半农侄儿阿明(刘天华的儿子)生病住院,终于不治夭折,就把刘半农折腾得够呛③,后来因为住处紧挨着协和医院的太平间,又忙着搬了一次家④;到六月份国民政府占领北京,改称北平,整个教育界动荡不堪,不久刘半农又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往来于北平和上海之间,这一阶段的刘半农自然无心也无时间作文章了。
刘半农的事如此,江绍原的情况也并不能做简单的解释。那段时间江绍原的小品创作并不少,但大多发在了孙伏园、孙福熙兄弟主办的《贡献》旬刊上,他和孙氏兄弟都是原语丝同人,自然很熟悉,而孙伏园之催稿功夫很是了得,对于江绍原而言,他的“江记小品”发在哪里分别并不是很大,《语丝》只是尽义务,而《贡献》还有稿费⑤,可以缓解他经济上的窘困。所以《贡献》创刊后不久就几乎期期都有他的文章。而在复刊后的《语丝》上仅一、二期有他的“小品”。江绍原介绍别人的文章给《语丝》是1928年4月的事情,那时江已经两个多月没有给过《语丝》文章了,鲁迅的揣测显然过于主观。在《我和<语丝>的始终》发表后不久,江绍原给周作人的信中对鲁迅的说法大为不解,说:“萌芽月刊二期有鲁迅先生一文涉及我,决辩明一下。”[11](317)后经周作人劝阻才未去信,可见在江绍原心里介绍文章被拒载并非是他不投稿给《语丝》的理由。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在鲁迅给江绍原的信中可以发现端倪。在1927年的后半年,鲁迅和江绍原的关系非常亲近,在广州就数次写信给江绍原,鲁迅到达上海以后和当时在杭州的江绍原更是往来书信不断,多谈所见所闻,也涉及兴趣和学问,时有调侃之语①。因为很亲近,鲁迅甚至要劝说江绍原转移自己的兴趣。1927年11月4日,致信江绍原说“今虽讨赤,而对于宗教学,恐仍无人留心。观读书界大势,将来之有人顾问者,殆仍为文艺之流亚。不知兄之有意一试之否?如前在《语丝》上所谈之“达猗丝”,实是一部好书,倘译成中文,当有读者,且不至于白读
也。”[6](87)固执的江绍原并未作回应,在给鲁迅的信中提出要编的两种书的计划(《血与天癸》和《二十世纪之宗教学研究》)。鲁迅在回信中又旧话重提:“其实,偌大的中国,即使一月出几本关于宗教学的书,那里算多呢。但这些理论,此刻不适用。所以我以为先生所研究的宗教学,恐怕暂时要变成聊以自娱的东西。”出于好心的鲁迅觉得当时的江绍原以买文为生,而宗教学研究读者太少,不如“弄弄文学书”可以收得版税,尽管也有点“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之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鲁迅还热情的介绍江绍原去翻译“英文的随笔小说”,甚至说“如要译,可将作者及书名开给我,我可以代去搜罗。”而且还说:“我不知道先生先前所爱看的是哪一些作品,但即以在语丝发表过议论的Thais而论,我以为实在是一部好书。……这书有历史气,少年文豪,是不会译的(也讲得动听点,是不屑译),先生能译,而太长。我想,倘译起来,可以先在一个月刊上陆续发表,而留住版权,以为后日计。”[6](90-91)此信一去,江鲁的频繁通信骤然减少了,宗教学、民俗学为江绍原兴趣之所在,鲁的建议虽然出于好心,但江显然并不接受②。
书信往来少了,他们的关系也没有原来亲近了。但也并为因此而彻底疏远,这一年的12月9日,江绍原向鲁迅请教问题,鲁迅还亲手把《百卅孝图》的“拖鞍”法绘制出来寄给他。在同一天写给川岛的信中,鲁迅也提及他劝江绍原译文学的事情③。1928年4月12日,江绍原仍然把刚刚出版的《发须爪》寄给了鲁迅,推荐简又文的讲演稿《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④仅仅是碍于同学关系的顺便提及,鲁迅第二天就回了信,信中说:“《语丝》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这小册子又太长,不好送去,今寄还。”[68](115)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江绍原的名字也从《语丝》上消失了。鲁迅对此事的理解是他破坏了同人之间的潜规则,江绍原“从此就没有投稿”。事实上,江绍原在北京时期的稿件较多,与他和周作人的志趣相投有很大关系。鲁迅与江绍原关系的疏远,和周作人也有着一定的关系。与鲁迅劝江多翻译些文学的书不同,而周作人与江绍原的兴趣更为接近⑤,当江把鲁迅的意见向周作人转述后,1927年12月14日周作人写信给江绍原说:“改译文学书,我不很赞成,若自己没有兴趣,专为卖书计,殊不值得,恐怕结果还是事倍功半,不如还是‘固执’之为得。”[11](269) 鲁迅之所以劝江绍原译文学书,主要是希望他能够多得一点稿费和版税,因为当时江绍原的经济情况非常糟糕,但到1927年12月份,他和鲁迅一起接到了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聘书,经济危机得到了缓解,对自我趣味坚守自然更不可动摇了。
鲁迅认为旧同人不给《语丝》撰稿“恐怕是其咎在我的”,显然有点主观。他举到的两个例子江绍原、刘半农我们已经分析过,那么其他《语丝》同人和南迁上海的《语丝》关系怎样呢?鲁迅在1928年写给李霁野的信中说:“就如《语丝》,一移上海,便少有在京的人的作品了。”[6](103)其实因刊物迁移同人分散而稿件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当年的《新青年》也是这样。史螾说:“《语丝》的旧社员,也就是最初的基本撰述,还多半逗留在北方,对南迁后的《语丝》鞭长莫及,稿子自然而然就少了起来。”[2](220) 比起《新青年》来,语丝同人半数都到了南方,留在北京的仅有周作人、钱玄同、刘复、俞平伯、张凤举、徐祖正、废名等几个人。他们中后来为《语丝》供稿减少或者不再供稿,空间距离、环境改变、杂事缠身、自我兴趣的转变、思想的困顿都是原因。这种情形是同人期刊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解决的唯一方式就是新同人的增加,但南迁上海的《语丝》已做不到这一点。
即使是南迁上海的同人也并不能向北京时期那样把全部精力投向《语丝》。《语丝》在上海复刊之前,因为北新书局的股权问题当初为《语丝》创刊出力最多的孙伏园和李晓峰的关系彻底决裂,他和弟弟孙福熙另起炉灶创办了《贡献》旬刊,拉走了不少原语丝同人的稿子,前面我们分析过的江绍原就是明显的例子,章衣萍、林语堂等在上海的语丝同人也多次为《贡献》作文供稿。但即使是这样,在上海的几位同人对《语丝》还是尽了自己的责任。1927年底,章衣萍和暨南大学的同事一起创办了《秋野》月刊,此后精力不免多投于其中,但他还是在《语丝》发文13篇;1928年的林语堂主要忙于《开明英文读本》的编撰,而且孙伏园的《贡献》也常向他约稿,能为《语丝》供稿10篇已然不少;即使是在杭州的川岛也抽空为《语丝》写了4篇文章。鲁迅主编的四卷《语丝》所发表同人的所有文章加起来也不过90余篇,不足发文总数的1/4,从同人的发文的情况看,的确不能算是纯粹的同人期刊了。
总之,鲁迅编辑时期的《语丝》周刊的内容和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并不是突然间的断裂,而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语丝》风格的变异和精神的消沉固然和时代的变迁有着直接的关联,与同人的离散也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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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
Inheritance,Variation and Depression
——The Inspection of “Yusi” in Lu Xun Editing Period
AN Wen-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China)
Abstract: By making a painstaking carding and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exts, the thesis inspected the inheritance of Beijing Period “Yusi” from Lu Xun Editing Period in style and inner spirits which has long been ignored, and cleared up the fundamental historical facts Yusi′s hopeless process of variation and depression. Finally, the thesis provided an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and cause from Yusi′s unfortunate circumstances and coterie separation.
Key words: “Yusi”;Lu xun; inheritance;variation;depression
注:
① 上海时期《语丝》的随感录的序号是接续北京时期的,从第2期“七十八”开始到第52期“二一二”结束,中间缺八十、八十一、八十二三个序号,共发文132篇。
①那一时期,先是奉系军阀在北京末日统治的紧张,在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后,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教育上又实行实行大学区制,学界教界混乱不堪,这次混乱也让周作人彻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困顿之中,再也没有了写文章的兴致,不仅这一年作文极少,之后的1929年也是“几不把笔” 的写作生涯的低谷期。
①上海和北京的环境有很大差异,商业氛围更为浓厚,北京时期《语丝》不仅对同人没有稿费,对一般的已是大学生和熟人圈为主的作者群体也几乎不付酬,在上海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②参见《语丝》63期(1926年1月25日)中的刘复的《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爱管闲事者的《刘博士订正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和林语堂的《写在刘博士的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三篇文章。
③参见朱洪:《刘半农传》,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④参见刘小惠:《我的父亲刘半农》中关于迁居的叙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⑤1927年12月8日,江绍原致周作人,“伏园办了个《贡献》旬刊,约我写文,云有润笔,所以已译了点东西寄去。此外又卖了些译文——给《一般》《东方》《北新》。”孙郁、黄乔生编《致周作人》,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江绍原是孙伏园和李小峰闹翻之后唯一和他保持较好关系的语丝同人。
①如鲁迅:《270712致江绍原》,起首就是“一别遂将数十日,真所谓‘隙驷不留尺波电逝’者欤?” 《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②其实当时生活窘困得江绍原一度被说得动了心,在他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先生劝我译文学作品,说容易卖,而宗教学则不然。心被他说活了几天功夫,但现在又似乎没有那么一回事了。我是个如此固执的人!”1927年12月8日,江绍原致周作人,孙郁、黄乔生编《致周作人》,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
③“绍原欲卖文,我劝其译文学”。见鲁迅《271209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④ 此文后经江绍原介绍刊于《贡献》旬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同时登载江绍原的介绍文章说:“同学简又文先生,最近和我通信,里面附有他著的小册子(十六年十一月在旅沪广东学校联合会所讲)《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并问《语丝》能否登载。但《语丝》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鲁迅先生复函中语),现在我便自动将它介绍给孙伏园先生主编的《贡献》。我想注意冯氏及其军队的人们,必乐于参考简又文先生的观察和意见。”
⑤ 周作人和江绍原二人在《语丝》上以礼部总长、次长戏称,往来“礼部文件”在北京的知识界有着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