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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自隋唐以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是无数士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直到距今110年前的1905年，这种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才告最后终结。引人注目的是，令无数人魂牵梦绕，且直接关乎其个人、家庭、家族、宗族等可能获取诸多利益的人生捷径，被明确宣布停废时，并没有发生太大的社会波动或骚乱，这也可说是清末新政诸多改革举措中的亮点。
废科举的前奏：“新政”的出台
世界刚步入20世纪，中华民族正陷于空前的危机和灾难的深渊。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于次日凌晨携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1月29日，惊魂未定、刚在西安驻足的西太后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变法”的诏令，宣布在国家制度层面实施改革，以求渡过难关，维持清朝的统治，史称清末“新政”。其间，就有举国瞩目的废科举的举措。
清朝科举考试的试题仍摘自“四书五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凡应试文，均要合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破题用两句说破题意;承题指承接破题而阐明之;起讲是议论之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四个段落即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是议论的主体，每段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八股。这种有规定程式的文章，人称“八股文”。
科举考试是三年一科，分四级。第一级是“院试”，参加者是经过县、府两级预备考试录取的童生，考中者为“秀才”。第二级是“乡试”，次年在各省城（包括京城）举行，故又称“省试”，参加者为秀才，考中者称“举人”，其中各省第一名举人称为“解元”。第三年是“会试”，秋季在京城礼部举行，参加者为各省的举人，考中者称“贡士”，其中第一名贡士称“会元”。凡贡士均参加来年春天的第四级考试即“殿试”，由皇帝亲自在宫殿（通常是保和殿）上主持，试题有关国是，应考者针对考题提出对策，称作“策论”。殿试一般不会再有淘汰，只是经殿试后，称为“进士”，名次重新排列。殿试的结果，要在两三天后揭晓，前三名依次称为状元、榜眼、探花。
据统计，清代的高级官员不少出身于进士，但所占比例不足一半，这是因为清代官制以满人为主体，实行满汉双轨制，满人入仕照例不用科举。新政诏令颁布后，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废科举、办学堂以培养新政所需人才势在必行，如后来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所言：“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
先办学堂，后废科举
新政的推行，需要相应的大批新式人才，在宣布废科举前，设立新的学制被提上议事日程。1901年9月清廷颁旨：“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同年12月又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大学堂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可得举人、进士等出身，“量加擢用，因材器使，优予官阶”。传统的教育制度因此发生重大变革。
1902年，清朝政府拟定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它将学校分为7级，修业年限共计20年，从蒙学堂起始，依次为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另含简易实业学堂）、中学堂（另含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另含高等实业学堂）、大学堂、大学院，此外还有师范学堂和高等教育性质的师范馆、仕学馆，这是中国首次颁布的较完备的近代学制系统。它几乎照搬了明治三十三年（1900）的日本学制，但删除了女子教育，学制的年限增加了两年。同年12月17日，因庚子事变停办两年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复校开学。
1902年7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将原有的一所学堂并入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办的山西大学堂，“作为西学专斋”。就连北京城里的八旗子弟，也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1年底，有28名八旗官费生被选送到日本留学。次年，国子监所属的八旗官学，奉命改为八旗第一至第八高等小学堂。它们“专收宗室觉罗满洲蒙古汉军旗籍子弟读书，其他汉族人绝对不收”。1903年6月18日《大公报》亦载：“自城内设中小学堂以来，八旗子弟多就学焉。日前在东单牌楼某胡同，见壁上有白土画成地球形并经纬道，且书其名于上，此必童子之游戏所画，然亦可见北京之输入文明矣。”
当时在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延聘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庄俞、伍光建等人，率先按照新颁学制陆续编成一套较齐全的“最新教科书”。这套书分初小、高小和中学三类。初小教科书，包括国文、格致、算术、笔算、珠算、地理、修身等7种;高小教科书，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农业、商业等9种;中学教科书，有13种;另有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用书数十种，以及教授法、英文初范、铅毛笔画帖等数十种，基本上包罗了“癸卯学制”规定的各类新式学堂教学用书。
为了督促检查各地的新式教育，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视学制度。通过指导、监督各属学堂的教学和管理，推动各地的新式教育。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鼓励出洋留学，要求各省督抚选派学生出洋游学，并许诺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经考试合格，予以任用;对自费出洋留学者，规定也给予鼓励。1901年9月27日，新政伊始，清廷就宣布鼓励公费或自费出国留学，学成回国，经考试合格，也可得功名。
废科举的争议
1901年主持“新政”的督办政务处设立后，军机处原有四位大臣即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禨同时兼任督办政务处大臣。上述四人中，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三人都反对废科举，只有瞿鸿禨一人赞成，孤掌难鸣。荣禄去世后，王文韶成为反对科举改革的领头羊。为换得他的让步，主张废科举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也作了妥协，提议先递减科举中额，再停废科举。由于事前已有沟通，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奏准递减科举中额，从而为最终停废科举打开了缺口。
但此事的反对者仍大有人在，不久京城竟有人提议修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贡院。正当科举改革进程有可能出现逆转之时，新政中枢机构的人事变动又使事态的发展“峰回路转”。1905年6月30日，清廷以体恤王文韶年迈体弱为由，免去其军机大臣一职。王文韶的出局，在新政中枢机构中扫除了反对科举改革的障碍。
在科举制度明令废止前，一些家长和学生仍对科举中仕抱有期望，直到科举停废才作罢。陈布雷忆述，1903年14岁的他奉“父命应童子试，心不愿而不敢违”。初试失利，又去应府试，名列第一，“父始色霁”（《陈布雷回忆录》，第21页）。蒋梦麟自述：“为求万全，我仍旧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除了革命，科举似乎仍旧是参加政府工作的不二途径。”他也如愿考上了秀才。他的父亲和亲友们都为他考上了秀才而兴奋不已，都希望他从此有远大的前程，“能一步一步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光大门楣，荣及乡里，甚至使祖先在天之灵也感到欣慰”。但蒋梦麟自己则另有打算，已不再满足于已接受的新知新学，“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更多地去充实自己。不久，他就“趁小火轮沿运河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幸被录取”。他记得很清楚，“那是1904年的事”。科举停废后，天地更广阔，1908年他回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被录取”。从此，他步入新的人生历程。
令人不无惊讶的是，这样一种延续已久且又直接关联无数人切身利益的科举取仕制度的废除，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风波或骚乱，而是能够较平稳地实施。其主要原因，除了当时人们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的陈腐渐成共识，还在于科举废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还适时推出了一些相应的补救措施。这些举措明显考虑了一旦废除科举后社会的承受度，并给那些因科举废除而肯定大为沮丧的人群，预先设计和提供了可以选择的其他出人头地的途径，最大可能减轻其对制度变革的抵触情绪或激烈乃至极端的举动。这些用意和举措，无疑收到了实效。
（摘自《团结报》）
废科举的前奏：“新政”的出台
世界刚步入20世纪，中华民族正陷于空前的危机和灾难的深渊。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于次日凌晨携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1月29日，惊魂未定、刚在西安驻足的西太后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变法”的诏令，宣布在国家制度层面实施改革，以求渡过难关，维持清朝的统治，史称清末“新政”。其间，就有举国瞩目的废科举的举措。
清朝科举考试的试题仍摘自“四书五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凡应试文，均要合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破题用两句说破题意;承题指承接破题而阐明之;起讲是议论之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四个段落即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是议论的主体，每段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八股。这种有规定程式的文章，人称“八股文”。
科举考试是三年一科，分四级。第一级是“院试”，参加者是经过县、府两级预备考试录取的童生，考中者为“秀才”。第二级是“乡试”，次年在各省城（包括京城）举行，故又称“省试”，参加者为秀才，考中者称“举人”，其中各省第一名举人称为“解元”。第三年是“会试”，秋季在京城礼部举行，参加者为各省的举人，考中者称“贡士”，其中第一名贡士称“会元”。凡贡士均参加来年春天的第四级考试即“殿试”，由皇帝亲自在宫殿（通常是保和殿）上主持，试题有关国是，应考者针对考题提出对策，称作“策论”。殿试一般不会再有淘汰，只是经殿试后，称为“进士”，名次重新排列。殿试的结果，要在两三天后揭晓，前三名依次称为状元、榜眼、探花。
据统计，清代的高级官员不少出身于进士，但所占比例不足一半，这是因为清代官制以满人为主体，实行满汉双轨制，满人入仕照例不用科举。新政诏令颁布后，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废科举、办学堂以培养新政所需人才势在必行，如后来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所言：“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
先办学堂，后废科举
新政的推行，需要相应的大批新式人才，在宣布废科举前，设立新的学制被提上议事日程。1901年9月清廷颁旨：“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同年12月又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大学堂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可得举人、进士等出身，“量加擢用，因材器使，优予官阶”。传统的教育制度因此发生重大变革。
1902年，清朝政府拟定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它将学校分为7级，修业年限共计20年，从蒙学堂起始，依次为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另含简易实业学堂）、中学堂（另含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另含高等实业学堂）、大学堂、大学院，此外还有师范学堂和高等教育性质的师范馆、仕学馆，这是中国首次颁布的较完备的近代学制系统。它几乎照搬了明治三十三年（1900）的日本学制，但删除了女子教育，学制的年限增加了两年。同年12月17日，因庚子事变停办两年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复校开学。
1902年7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将原有的一所学堂并入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办的山西大学堂，“作为西学专斋”。就连北京城里的八旗子弟，也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1年底，有28名八旗官费生被选送到日本留学。次年，国子监所属的八旗官学，奉命改为八旗第一至第八高等小学堂。它们“专收宗室觉罗满洲蒙古汉军旗籍子弟读书，其他汉族人绝对不收”。1903年6月18日《大公报》亦载：“自城内设中小学堂以来，八旗子弟多就学焉。日前在东单牌楼某胡同，见壁上有白土画成地球形并经纬道，且书其名于上，此必童子之游戏所画，然亦可见北京之输入文明矣。”
当时在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延聘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庄俞、伍光建等人，率先按照新颁学制陆续编成一套较齐全的“最新教科书”。这套书分初小、高小和中学三类。初小教科书，包括国文、格致、算术、笔算、珠算、地理、修身等7种;高小教科书，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农业、商业等9种;中学教科书，有13种;另有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用书数十种，以及教授法、英文初范、铅毛笔画帖等数十种，基本上包罗了“癸卯学制”规定的各类新式学堂教学用书。
为了督促检查各地的新式教育，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视学制度。通过指导、监督各属学堂的教学和管理，推动各地的新式教育。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鼓励出洋留学，要求各省督抚选派学生出洋游学，并许诺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经考试合格，予以任用;对自费出洋留学者，规定也给予鼓励。1901年9月27日，新政伊始，清廷就宣布鼓励公费或自费出国留学，学成回国，经考试合格，也可得功名。
废科举的争议
1901年主持“新政”的督办政务处设立后，军机处原有四位大臣即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禨同时兼任督办政务处大臣。上述四人中，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三人都反对废科举，只有瞿鸿禨一人赞成，孤掌难鸣。荣禄去世后，王文韶成为反对科举改革的领头羊。为换得他的让步，主张废科举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也作了妥协，提议先递减科举中额，再停废科举。由于事前已有沟通，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奏准递减科举中额，从而为最终停废科举打开了缺口。
但此事的反对者仍大有人在，不久京城竟有人提议修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贡院。正当科举改革进程有可能出现逆转之时，新政中枢机构的人事变动又使事态的发展“峰回路转”。1905年6月30日，清廷以体恤王文韶年迈体弱为由，免去其军机大臣一职。王文韶的出局，在新政中枢机构中扫除了反对科举改革的障碍。
在科举制度明令废止前，一些家长和学生仍对科举中仕抱有期望，直到科举停废才作罢。陈布雷忆述，1903年14岁的他奉“父命应童子试，心不愿而不敢违”。初试失利，又去应府试，名列第一，“父始色霁”（《陈布雷回忆录》，第21页）。蒋梦麟自述：“为求万全，我仍旧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除了革命，科举似乎仍旧是参加政府工作的不二途径。”他也如愿考上了秀才。他的父亲和亲友们都为他考上了秀才而兴奋不已，都希望他从此有远大的前程，“能一步一步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光大门楣，荣及乡里，甚至使祖先在天之灵也感到欣慰”。但蒋梦麟自己则另有打算，已不再满足于已接受的新知新学，“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更多地去充实自己。不久，他就“趁小火轮沿运河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幸被录取”。他记得很清楚，“那是1904年的事”。科举停废后，天地更广阔，1908年他回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被录取”。从此，他步入新的人生历程。
令人不无惊讶的是，这样一种延续已久且又直接关联无数人切身利益的科举取仕制度的废除，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风波或骚乱，而是能够较平稳地实施。其主要原因，除了当时人们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的陈腐渐成共识，还在于科举废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还适时推出了一些相应的补救措施。这些举措明显考虑了一旦废除科举后社会的承受度，并给那些因科举废除而肯定大为沮丧的人群，预先设计和提供了可以选择的其他出人头地的途径，最大可能减轻其对制度变革的抵触情绪或激烈乃至极端的举动。这些用意和举措，无疑收到了实效。
（摘自《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