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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浓重的商业气息笼罩下,商业化向书籍出版领域的渗透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以刻书为业的书坊主们开始参与到晚明的文化盛宴之中。
当朱翊钧从耽乐身亡的明穆宗手中,突然接过大明皇帝宝座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孩子。十岁左右的他,虽然已经学着肃穆威严的样子,将自己幼小的身子高高地端摆在金銮宝殿之上,但在寝宫后殿里,象征着君主至尊身份的龙袍之下依旧难以掩盖一个孩子的童心,他与同龄的孩子一般,心怀憨稚。白天,他让宫女和小太监们在御花园陪他玩耍嬉闹。到了晚上,按照太后及张居正等辅政大臣们的主意,他应该看奏折、读些圣贤典籍、学学安邦治国的策略,但往往这个时侯,年幼的万历皇帝却偷偷地捧着一些“闲书”津津有味地读着,比如《水浒传》一类的通俗小说。
在偌大的紫禁城中,或许只有这个孩子生动的眼睛,才能看到这类“闲书”的趣味。殊不知,当小皇帝躺在龙榻上、有滋有味地阅读几近入迷的时候,在广阔的民间,在杭州、在南京、在苏州、在福建,《水浒》、《三国》等一本本通俗小说正在各地的书坊中刊刻而成,然后涌入市场。
这一年是万历元年,即西历1573年。《水浒》、《三国》成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当时的流行并没有特殊的新意,反倒是近岁福建籍书坊主熊大木几本新撰历史演义小说的畅销,颇含有革故鼎新的契机,可以看作是某些事情的界标。
艰难的举业
手工业与商品贸易的繁荣是明朝中后期社会生活画卷上最为浓重的背景颜色。当时,商业的兴盛几乎是帝国范围内每个区域都在发生的事情。明代天下号称有“四聚”,北为北京,南为佛山,东为苏州,西为汉口,这四地便是当时最为主要的物品集散地。在汉口,水占长江之利,陆扼湖广咽喉,交通发达,商业繁华;在苏州,城中富商大贾荟萃,百工技艺遍及,商铺林立,其中纱罗绫缎、金银珠玉及各类海陆珍宝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其实在富庶的江南,苏州之外,芜湖、扬州、南京、杭州亦无一不是繁华锦绣之地,城中“接屋成廊,联袂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
水路贸易的发达,也使得在长江、大运河、沿海地方形成一些天下闻名的码头,如荆州、樟树、芜湖、湖州、瓜州、临清、正阳等处,动辄烟火十万人家,南北客商往来,百货汇聚,“最为商货辏集之处”。这些码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虽不及苏杭”,亦甲于一方,名于天下。在那里,苏杭的银票、淮阴的粮食、维扬的盐,临清济宁的百货、徐州的车骡、京师的古董、无锡的米、建阳的书、浮梁的瓷器、温州的漆器,乃至南洋香山岛的番舶、扬州一地的妖姬妙妓,也都往来聚散,“市列珠玑,户盈罗绮”,自是繁华。又福建沿海,嘉靖万历时期,“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蒲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犹不可计。”(王世懋《闽部疏》)
在这种社会风潮的氤氲濡染之下,自然使得从事经商贸易的人数日益增多,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杭州居民半多商贾”,就连偏远的福建清县居民也都“半逐工商为主”。不仅如此,明代儒学在对“治生”、“人欲”、“私”等概念逐渐有了不同于前贤的理解之后,他们对商人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如王阳明就曾说,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属意、从事商贾之事不再为士人所鄙弃不齿,反而“弃儒就贾”蔚成风气。嘉靖时散文家唐顺之就写道:“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归有光则说:“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
写小说的书坊主
在浓重的商业气息笼罩下,商业化向书籍出版领域的渗透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以刻书为业的书坊主们出版书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牟利。
嘉靖年间,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便是最早依据市场需要来刊刻书籍的一位。当时,《三国》、《水浒》刻本刊行而引起轰动之后,书坊主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纷纷加入刊刻通俗小说的行列,正如书商余象斗所言,“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然而当时可供刊刻的仅有这明初的几部作品,不久市场便渐趋饱和,于是,寻找新的稿源就成了书坊主们最为焦虑的事情。
这一日,杨涌泉带着一本弘治年间浙江刊刻的《精忠录》,前来拜访他的姻亲、书坊忠正堂主熊大木。杨出于职业的敏感,意识到若把讲述岳飞故事的《精忠录》改写为通俗小说,定会畅销于世。于是,他再三恳求熊大木,代为“演出辞话”。熊大木在一番“才不及班、马万一,故奚能用广发挥”的推辞之后,始终拗不过,于是开始了撰写通俗小说的创作活动。
嘉靖31年,一本叫做《大宋中兴演义英烈传》的小说在熊大木笔下杀青而成。尽管这只是一本连缀辑补式的作品,或将历史资料直接抄录,或将文言译成白话,在文学性上其与《水浒》、《三国》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杨涌泉与熊大木的策划却获得了成功,这部小说一问世便风行一时,仅以至今尚存的刊本为据,它在明后期就至少曾被七家书坊翻刻,更有精美的抄本传进了皇宫。
受此鼓舞,熊大木在翌年又完成《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一书,又后来,《南北宋志传》与《全汉志传》两部小说也相继刊出。同时,熊大木的首创也为其他的书坊主们作出了极具诱惑力的示范,他们纷纷效仿,自己或是请人作起了通俗小说。如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编撰而成的《列国志传》;又万历年间,余象斗编刻《四游记》时,《南游记》、《北游记》为本人创作,而另两种也经他编辑删润而成。他自己编写过的还有《廉明公案》、《诸司公案》等公案小说。
另外,一些科场失意的下层文人,因生活所需或因个人兴趣等原因受雇于书坊主,也在书坊主的组织下编撰小说等作品,如江西饶安府安仁县人邓志谟,万历中期入闽,在担任建阳余氏塾师之余,就曾为萃庆堂编写过小说。
这种由书坊主们亲自撰自刊通俗小说,或是直接干预雇工创作的现象,在嘉靖、万历年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创作模式,文学史上便称之为“熊大木现象”。
“熊大木现象”是明朝中晚期商业化向出版领域渗透时的产物,而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书籍泛滥。生涯几乎贯穿整个16世纪的书坊主何良俊说:“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吕坤也由衷感慨:“古今载藉,莫滥于今。”
书籍种类增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商业性的甚或迎合人们消闲生活的书籍。吕坤将晚明书籍分为九类,其中“无用之书”与“败俗之书”(小说、戏文等)占了很大部分。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说,“那些读书乃至写书的人,对于写书或者读书,已不再抱有一种经济天下的职责,而仅仅是持一种‘玩’的态度”。
色情小说的泛滥则是“熊大木现象”的必然。杜濬在《十二楼序》中说:“盖自说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狠裹鄙靡无所不至。” 在晚明,商业活动的高涨,催生出珍馐美馔、楼台笙歌,是纵乐、是狂欢、是肉欲,是无处不在的金钱崇拜。而色情小说则将社会风俗中的这种商品性特征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一方面,为赚钱的书坊主根本不在乎世风道德;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时纵乐世风的真实写照。
这些迥别与过往的变化与面目,无不显示出晚明特有的气质。而这些正是,万历朝开始时,发生在出版业及部分读书人身上的事情。
当朱翊钧从耽乐身亡的明穆宗手中,突然接过大明皇帝宝座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孩子。十岁左右的他,虽然已经学着肃穆威严的样子,将自己幼小的身子高高地端摆在金銮宝殿之上,但在寝宫后殿里,象征着君主至尊身份的龙袍之下依旧难以掩盖一个孩子的童心,他与同龄的孩子一般,心怀憨稚。白天,他让宫女和小太监们在御花园陪他玩耍嬉闹。到了晚上,按照太后及张居正等辅政大臣们的主意,他应该看奏折、读些圣贤典籍、学学安邦治国的策略,但往往这个时侯,年幼的万历皇帝却偷偷地捧着一些“闲书”津津有味地读着,比如《水浒传》一类的通俗小说。
在偌大的紫禁城中,或许只有这个孩子生动的眼睛,才能看到这类“闲书”的趣味。殊不知,当小皇帝躺在龙榻上、有滋有味地阅读几近入迷的时候,在广阔的民间,在杭州、在南京、在苏州、在福建,《水浒》、《三国》等一本本通俗小说正在各地的书坊中刊刻而成,然后涌入市场。
这一年是万历元年,即西历1573年。《水浒》、《三国》成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当时的流行并没有特殊的新意,反倒是近岁福建籍书坊主熊大木几本新撰历史演义小说的畅销,颇含有革故鼎新的契机,可以看作是某些事情的界标。
艰难的举业
手工业与商品贸易的繁荣是明朝中后期社会生活画卷上最为浓重的背景颜色。当时,商业的兴盛几乎是帝国范围内每个区域都在发生的事情。明代天下号称有“四聚”,北为北京,南为佛山,东为苏州,西为汉口,这四地便是当时最为主要的物品集散地。在汉口,水占长江之利,陆扼湖广咽喉,交通发达,商业繁华;在苏州,城中富商大贾荟萃,百工技艺遍及,商铺林立,其中纱罗绫缎、金银珠玉及各类海陆珍宝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其实在富庶的江南,苏州之外,芜湖、扬州、南京、杭州亦无一不是繁华锦绣之地,城中“接屋成廊,联袂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
水路贸易的发达,也使得在长江、大运河、沿海地方形成一些天下闻名的码头,如荆州、樟树、芜湖、湖州、瓜州、临清、正阳等处,动辄烟火十万人家,南北客商往来,百货汇聚,“最为商货辏集之处”。这些码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虽不及苏杭”,亦甲于一方,名于天下。在那里,苏杭的银票、淮阴的粮食、维扬的盐,临清济宁的百货、徐州的车骡、京师的古董、无锡的米、建阳的书、浮梁的瓷器、温州的漆器,乃至南洋香山岛的番舶、扬州一地的妖姬妙妓,也都往来聚散,“市列珠玑,户盈罗绮”,自是繁华。又福建沿海,嘉靖万历时期,“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蒲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犹不可计。”(王世懋《闽部疏》)
在这种社会风潮的氤氲濡染之下,自然使得从事经商贸易的人数日益增多,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杭州居民半多商贾”,就连偏远的福建清县居民也都“半逐工商为主”。不仅如此,明代儒学在对“治生”、“人欲”、“私”等概念逐渐有了不同于前贤的理解之后,他们对商人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如王阳明就曾说,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属意、从事商贾之事不再为士人所鄙弃不齿,反而“弃儒就贾”蔚成风气。嘉靖时散文家唐顺之就写道:“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归有光则说:“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
写小说的书坊主
在浓重的商业气息笼罩下,商业化向书籍出版领域的渗透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以刻书为业的书坊主们出版书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牟利。
嘉靖年间,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便是最早依据市场需要来刊刻书籍的一位。当时,《三国》、《水浒》刻本刊行而引起轰动之后,书坊主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纷纷加入刊刻通俗小说的行列,正如书商余象斗所言,“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然而当时可供刊刻的仅有这明初的几部作品,不久市场便渐趋饱和,于是,寻找新的稿源就成了书坊主们最为焦虑的事情。
这一日,杨涌泉带着一本弘治年间浙江刊刻的《精忠录》,前来拜访他的姻亲、书坊忠正堂主熊大木。杨出于职业的敏感,意识到若把讲述岳飞故事的《精忠录》改写为通俗小说,定会畅销于世。于是,他再三恳求熊大木,代为“演出辞话”。熊大木在一番“才不及班、马万一,故奚能用广发挥”的推辞之后,始终拗不过,于是开始了撰写通俗小说的创作活动。
嘉靖31年,一本叫做《大宋中兴演义英烈传》的小说在熊大木笔下杀青而成。尽管这只是一本连缀辑补式的作品,或将历史资料直接抄录,或将文言译成白话,在文学性上其与《水浒》、《三国》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杨涌泉与熊大木的策划却获得了成功,这部小说一问世便风行一时,仅以至今尚存的刊本为据,它在明后期就至少曾被七家书坊翻刻,更有精美的抄本传进了皇宫。
受此鼓舞,熊大木在翌年又完成《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一书,又后来,《南北宋志传》与《全汉志传》两部小说也相继刊出。同时,熊大木的首创也为其他的书坊主们作出了极具诱惑力的示范,他们纷纷效仿,自己或是请人作起了通俗小说。如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编撰而成的《列国志传》;又万历年间,余象斗编刻《四游记》时,《南游记》、《北游记》为本人创作,而另两种也经他编辑删润而成。他自己编写过的还有《廉明公案》、《诸司公案》等公案小说。
另外,一些科场失意的下层文人,因生活所需或因个人兴趣等原因受雇于书坊主,也在书坊主的组织下编撰小说等作品,如江西饶安府安仁县人邓志谟,万历中期入闽,在担任建阳余氏塾师之余,就曾为萃庆堂编写过小说。
这种由书坊主们亲自撰自刊通俗小说,或是直接干预雇工创作的现象,在嘉靖、万历年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创作模式,文学史上便称之为“熊大木现象”。
“熊大木现象”是明朝中晚期商业化向出版领域渗透时的产物,而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书籍泛滥。生涯几乎贯穿整个16世纪的书坊主何良俊说:“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吕坤也由衷感慨:“古今载藉,莫滥于今。”
书籍种类增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商业性的甚或迎合人们消闲生活的书籍。吕坤将晚明书籍分为九类,其中“无用之书”与“败俗之书”(小说、戏文等)占了很大部分。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说,“那些读书乃至写书的人,对于写书或者读书,已不再抱有一种经济天下的职责,而仅仅是持一种‘玩’的态度”。
色情小说的泛滥则是“熊大木现象”的必然。杜濬在《十二楼序》中说:“盖自说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狠裹鄙靡无所不至。” 在晚明,商业活动的高涨,催生出珍馐美馔、楼台笙歌,是纵乐、是狂欢、是肉欲,是无处不在的金钱崇拜。而色情小说则将社会风俗中的这种商品性特征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一方面,为赚钱的书坊主根本不在乎世风道德;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时纵乐世风的真实写照。
这些迥别与过往的变化与面目,无不显示出晚明特有的气质。而这些正是,万历朝开始时,发生在出版业及部分读书人身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