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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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社区治理中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物品配套提供已经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本文主要从我国城区社区出发,论述社区治理中配套的公共物品提供所出现的问题、供给现状,列举国内外所获得的成功经验,提出能够用于公共物品供给机制解决与完善的路径。
  关键词 社区治理 公共物品 供给机制 贵阳模式
  作者简介:龙春霖,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治理与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8.081
  一、社区治理与公共物品的关系
  (一) 我国社区治理的历史沿革
  社区治理是同一社区的成员加入到共同的事务管理中,其中成员可以包括政府和居民,还包括营利组织、非盈利组织,全部参与者对社区权力、责任进行协商,所涉及的公共事务要一起合作管理。
  我国对城市基层社区管理可以明显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全国大多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都采用的是单位制度,以独立的单位为管理组织,使得固定单位群体的经济、政治权利以及要提供的福利都能得到保障。第二个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与市场领域和国家开始被有意识地相分离,社会总体性规则开始瓦解。这时的社会基层管理领域国家已无条件的退出,再加上单位管理制度的瓦解以及城镇化进程加速后引发的人口流动问题,这使得我们基层社区管理处在一个低效又超符合的状况中,从以往的传统组织控制方式变为了微观区域的管理。
  (二) 城市社区的治理范围
  国家社区管理结构的转型,实质上是在基层管理建设引导下重设基层社区的管理体制,这是政府要达到城镇区域小型化以及管理对象明晰化而选择的管理体制。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区空间中主要管理着:一是自治性工作,包括对居民冲突进行调解、社区举行居委会代表选举、组织听证会、区域公共物品及财产的分配、使用等这一类可以由社区居民进行自我协商、管理、决策的事务;二是行政性工作,包括社区的档案管理、征兵工作、区域市场管理、外来租房人员管理、计划生育工作,这类一般性的行政事务也属于社区治理工作范围;三是福利事务,包括维护和换新社区内公共活动场所的设施、法律咨询、社区文化活动、下岗人员再就业帮助服务等一般属于社区空间内的福利性事务。
  二、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现状
  (一)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
  目前,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问题非常重要,它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巩固、提高社区居民的满意度、转换政府职能和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现在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有五大模式:一是依靠政府的供给模式,一些社区的公共物品由政府来供给;二是市场提供模式,这是由于在供给公共物品的过程中政府存在一定的缺陷、政策制度逐步健全以及社会技术进步所导致,市场能够提供优质公共物品,也可以促进公共物品市场供给水平;三是社区自主供给模式,随着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社区自身也在成长,社区自治成为一大发展方向。四是非营利组织供给模式,非营利组织属于传统行政部门和市场经济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非盈利组织攻击模式的优点以及日益凸显。五是多元治理模式,社区中提供公共物品的主体和提供方式都开始于多元化,并且开始多渠道的提供资金来源,这个模式的研究对象依旧是社区准公共物品,供给人可以是政府、居民、市场或者社会组织。
  (二)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现状
  目前我国的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是一种复杂的状态,一是供应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范围不明确,这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非营利组织、个人之间的供给范围划分;二是社区服务中提供的服务内容虽然较之以前有一大进步,但有些社区供求失衡,并没有站在社区居民角度去考虑他们的真切需要,例如小康工程缺乏的社区医疗供给却供应过剩;三是社区供给的公共物品质量差,当社区的公共物品供给由政府垄断时,监督机制的缺陷直接导致所提供的社区公共物品的质量差、效率低,有的垄断者觊觎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利润;四是过度行政化,在城市社区中使用过多的行政管理机制,这对供应公共产品是一个大问题。
  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成因很复杂:首先,供给需求的表达机制并不全面,现在只是一个自上而下又单一的行政管理决策模式。这样的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的过程是缺乏民主意见的,它属于行政领导将决策过程放在经验和意志下,科学决策层面反被弱化,沟通渠道信息不畅,导致社区群众不能通过正确渠道去表达自身需求,而政府收集有效信息的能力又有限,致使要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只能代表居民进行选择。民众的需求信息通道被阻碍,而代表社区居民的政府提供者将代替居民作出决定,政府因为自身能力的限制只能收集到有限的信息。其次,由城市社区中政府主导的供给方式存在着主观性,一是政府的供给角色问题会存在偏差,街道和社区综合管理状态政社划分不清,政府通常成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代理人,使其功能偏离本来属性,不能很好的发挥供给功能;二是城市社区的供给模式趋于多样化,但对于传统垄断公共物品的提供,政府仍然垄断。最后为供给主体角色的分工不清、功能错位和信息不对称,生产者与供应者的角色混淆和功能重叠。另外,消费者和供应者、生产者之间信息不对称。
  三、国内外已经获得的经验
  (一)国外社区治理模式:自主供给模式
  在西方独立的社区公共物品供给中,美国与德国的城市社区是社区行为和政府行为互相不能干涉。政府只能通过设立相应的法规来规制、调合社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有制度为社区居民的民主保驾护航,在社区内,公共物品以及社区的管理,由社区居民独立供给和治理,在社区治理中实施的是集体领导制度,遇事集体民主商议,把议事者和行事者相互区分开,组织内的人员选举出来后进行聘用,只有监督、评估的作用,没有薪酬,而机构会另招聘具体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二)国内社区治理模式:“贵阳模式”
  2010年初,贵阳市在社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基层管理体系,旨在减少中间环节,充分集成街道社区资源,将基层社区进行平面管理,让管理和服务资源嵌入到社区。贵阳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精简管理层级。为提高管理水平,取消了原来的街道居委会和街区办公室,设立区直属单位:社区党委和服务中心,从以前的市-区-街-社区四级转为目前的市-区-社区三个层级的体系,另外,还实行“首问负责一站办理”的高效社区工作模式;二是社区服务中心被设置成副科级事业单位,相应的社区资金投入到预算,而社区工作人员也会纳入编制,社区办公、服务站点的建设会规划进城市建设规划中,社区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以及服务资源都集中使用;三是扩大基层民主,主要由公众选举出社区经理人,实行委(社区党工委)一会(社区委员会)一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的社区治理模式,建立区域议事的程序机制。
  贵阳模式实施一年后,小河碧海社区办理超过四百件居民服务需求,接待人数超过五千次,,办结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七;黔江社区这一年里一共处理近三千件服务事项,办结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在民意调查中,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社区群众对改革表示支持和满意。
  四、解决与完善的路径
  (一)沟通渠道开放
  目前,社区居民和政府沟通的途径虽然形式多样,但通常都局限于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沟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能试着选举出以社区为单位的人民代表,建立居民代表、人大代表的沟通渠道,使社区意见可以从下而上、快速反应至相关决策中心;另一方面利用网络搭建网络平台,鼓励社区居民参加居委会论坛等,引导他们对社区公共物品需求的表达。
  (二)培养合格居民
  居民是社区的主人,培养合格居民是重要的,政府与居民的地位都是同等的,居民需要扛起责任对社区进行建设,而不是想当然的以为那是政府的事。培养居民的主人公意识,吸引居民对社会热点和社区事件的公开讨论,鼓励人们发挥自身的能力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靠政府。
  此外还可以选举聘用、平等竞争社区管理人员,使社区治理团体年轻化,这些也能选出合适的社区工作者,还要多参加培训教育活动,这也是吸引居民参与治理的好方法。
  (三)培养非营利组织
  经验表明,西方国家鼓励非营利组织的存在和成长,是因为这使得社区公共物品供给能力有着关键提升作用。一是需要用法规去规范发展过程、使非营利组织的地位得到保障,国家和市场之间需要进行界定,并促进非营利组织自治过程;二是要放宽条件培养非营利组织,降低注册标准,促进组织运营规范化,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非营利组织向社区服务;三是加强对非盈利组织运营过程的监督和评估,以确保发展不偏离自愿和非营利性的公益目标。
  (四)厘清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
  鼓励社区形成独立的供应模式,政府仍有责任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但政府应与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发展,两者的角色都是平等的。政府应属于沟通和协调的角色,放权给居委会,并让其回归至为社区居民服务的自治地位,此外,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社区主体间的横互助互动,尊重其他组织民主、平等的地位。
  五、结语
  在社区、社区主体不断成熟发展、社区基层管理制度不断创新的背景下,社区自治已成为一大发展趋势,在和谐社会建设的稳步前进中,应增强社区自我供给能力,向社区自主供给模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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