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望族何处寻?江西修水数陈家。
　　书香三代皆名士,薪火相传爱国魂。
　　
　　变法改革的维新重臣
　　
　　北京西郊圆明园,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英法联军正在纵火焚烧这座被雨果称之为“万园之园”的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一位清朝官员远远见到这一惨绝人寰的景象,不禁悲愤满腔,拍桌号啕,引得人们无不为之感动。
　　这位官员就是陈宝箴,时年40岁。
　　陈宝箴生于清道光十一年,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参加湘军,曾国藩对他深为赏识,鼎力举荐。陈宝箴先后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灭,陈宝箴屡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
　　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他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率先在湖南推行新政,先后开设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刊行《湘学报》、《湘报》。湖南维新风气一时大开,不仅打破了因循守旧的沉闷局面,而且开创了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先河,对当时湖南尤其是长沙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1898年5月,陈宝箴奏请光绪皇帝力行新政,并提出兴事、练兵、筹款三策以挽救危亡。他不仅保荐杨锐、刘光第参与新政,还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总理新政。光绪皇帝对之嘉勉有加,称陈宝箴为“新政重臣”。
　　然而宦海无情。慈禧太后不久发动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陈宝箴因保荐其中的杨锐和刘光弟而被革职,在湖南的各项改革措施也一并被废除。陈宝箴“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的愿望尽付流水。
　　陈宝箴被革职后,罢归江西南昌,在南昌西山筑室而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二十六日,陈宝箴在西山家中被慈禧秘密赐死。有记载说:“……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陈宝箴作为一个早期的改革者,最终未能逃脱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的魔掌。
　　
　　同光诗派的代表
　　
　　陈三立是光绪十五年进士,曾任吏部主事。受到父亲陈宝箴的影响,陈三立年轻时就对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腐败无能,致使国家内忧外患而痛心疾首。1898年李鸿章赴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闻讯后义愤填膺,因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所以在致张之洞的电文中有“吁请诛合肥,以谢天下”的愤慨之语。在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期间,陈三立协助父亲实行新政,多有建树,时人将他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为“维新四公子”。陈宝箴被罢黜后,三立也一同被革去职务。父子携众多家人回到江西南昌,过着凄凉惨淡的生活。
　　清末诗坛中有一诗派,以同治、光绪年号为名,谓之同光体。陈三立是同光体派的代表人物,有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的美誉。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上海时,陈三立曾与之见面叙谈,由徐志摩作翻译。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当时派了两位代表:一位是胡适之,代表新文学;一位是陈三立,代表旧文学。但当时陈三立已经84岁高龄,最终未能成行,失去了一次和国际“接轨”的良机。
　　作为一个爱国诗人,陈三立在他的诗作中经常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中外拱手徇故事,朝暮三四给众狙”;“痴儿只有伤春泪”,“已将世变付烟云”。他尤其痛恨日本肆意侵略中国:“群岛万酋益嬲我,阴阳开阖方龃龉。”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陈三立痛不欲生,以高龄衰朽之身一连绝食五日,终因悲愤过度而死,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
　　
　　陈宝箴被慈禧太后赐死的那一年,其孙陈寅恪仅11岁。陈寅恪长大以后两次出国留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1918年再度出国,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他在留学期间勤奋学习,具备了阅读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等八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最为精通。
　　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在历史学、古典文学、语言学领域均卓有成就。他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有一句名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因此,陈寅恪讲课时总是学生云集,座无虚席。一些教授也都风雨无阻地来听他的课,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等。
　　陈寅恪的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胡适的父亲胡传在台湾任职时,曾与唐景崧、刘永福等一起抗击日本侵略台湾。有这一层关系,胡适1931年9月19日应陈寅恪嘱请,为唐景崧的遗墨题诗一首:“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陈寅恪读后致函胡适说:“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原来在胡适题诗的前一天夜里,日本军队突袭沈阳我东北军驻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国军队未进行任何抵抗。陈寅恪为“不抵抗主义”造成的惨祸“涕泗”不已,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
　　“七七”事变爆发后,陈三立绝食而死,陈寅恪则随校南迁,执教于新组建的西南联大。日本方面曾托人专程来请他到已被日军占领的上海授课,国恨家仇集一身的陈寅恪,秉持民族大义予以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陈寅恪与胡适一同乘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去了南京。不久胡适远涉重洋到美国做寓公,陈寅恪考虑再三仍留在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周恩来总理在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像陈寅恪这样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他愿意留在大陆,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我们要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