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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愿刻意讨好政府，不愿在外资面前低头，即便做慈善，也不愿遵循陈规。在中国，这样执拗的人，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自然会与周边世界“干架”。好在，他还算聪明。
6月3日中午，福清，福耀集团办公楼前。
打火，踩油门，一辆奔驶S600“嗖”地从身边闪过。
这样敏捷的司机是年轻人？定眼一看，曹德旺，福耀集团董事长，一个65岁的老人。
“曹总自己开车？”
见记者对曹德旺车技感兴趣，福耀集团车队的高师傅兴头上来了：“出去吃饭，他都自己开。给曹总开车，快了他就睡着了，慢了，他就醒了。”有一次，一个司机送曹去机场，时速有些保留，曹德旺坐在后面坐不住了，“干嘛？会开车么！”司机一脚油门，后面才没了声音。
与曹德旺面对面，《中国周刊》记者的一个明显感觉是，他说话也像开车，“开门见山，一点到本质。”
慈善，最后一场战役
曹德旺见到记者，一点也不绕圈子，“一方面，我不想见你们，但你们天天来电话，另一方面，我得见你们，怕你们说我架子大。”
前一天，他接到南京一个朋友的电话，“老曹，你要注意啊，媒体报道太多了。”曹德旺也在意，他最害怕自己被媒体捧起来。他不在乎媒体的高度赞誉——“真正的首善”。
今年4月，曹德旺获得中国慈善排行榜2010年度“中国首善”称号。
“今年被你们捧起来，明年我不是首善了，又来说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个子矮矮的，脸黑黑的。”曹德旺说，“陈光标就是被捧起来，又被摔下去的人。这样的案件随处可见。”
尽管如此，曹德旺的曝光率依旧在增加。2009年3月，曹德旺曾宣布把家族持有70%的福耀玻璃股份约7亿股捐出，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后来，按照国家规定，曹德旺只拿出3亿股份放在河仁基金里。
在国家现有的规章制度里，一开始，这便是一个很“各色”的新事物。
河仁基金提出的概念是：拿曹德旺自己的股票成立一个慈善基金，拿每年的股票盈利去做慈善，基金会要和上市公司一样透明、公开。
这意味着一个冗杂的变动：首先，基金会需不需要交税？
3亿股权变现后的价值是35个亿，如果按照个税缴纳，曹德旺需要缴五亿现金税。
“谁来交？交多少？”曹德旺心里也没底，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具体怎么交还没定”，他心里也不明白，“我捐了钱，对我来说是少了钱不是多了钱，为什么还要我交税呢。”
其次，曹德旺要求捐资完成后退出基金会，基金会如何保值升值？
“基金会发展的问题，依靠规章制度来约束。也看它的造化了。”曹德旺选了19个理事，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其中银行界人士占了多数。也是基于对资金保值升值的考虑。
曹德旺有句话，“我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只相信制度和逻辑。”这句话成了曹德旺的“名言”。
《中国周刊》记者来到位于福州的河仁基金会办公室。这是今年5月5日挂牌的，还没有人入住办公，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几张桌子。
就在采访的当天，曹德旺一大早刚刚接待了一个秘书的面试。他的标准是，“起码是做过老总，会经营，不缺钱的。”曹德旺说，基金会不会提供丰厚的待遇，如果找个赚钱为目的的人来，对于基金会而言就是危险的。
曹德旺已经决定退出基金会了，他很明确，“半年的时间，建章立制，完成后我就退出。”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如果不让我退出，那我为国家捐了钱，还要给国家捐出我的时间，不公平啊。”他有点半开玩笑地说。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给河仁基金会提出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王振耀认为：河仁基金会运作中，获得股票捐赠后，会进入股票市场，因此可以获得收益，这是否能算作基金会的投资？如果基金会算作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是否要按照25%的税率缴纳？
“还在扯皮。”曹德旺说，“想想也挺可怜的，我捐了钱，基金会不是自己的了，还要交税。”
“为什么不直接捐钱？那么多钱捐出来，操作简单也有面子。”
曹德旺双手合拢，放在胸前，遮住半张脸，只露一双眼睛，转了转，又转了转，“我做了，以后别人就会跟着做。”曹德旺认为，股权基金会可以彻底解决捐助不透明的问题，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这种模式一定要有人带头，他要做的就是这个带头人。
“捐这么多钱，会否影响曹家以后的发展？”
曹德旺忽然双手拍起肚子，拍了两三下，眼一瞪，“你没看到我都瘦了么？都捐出去了，勤俭生活了。”然后，哈哈大笑。
学习“巴比”是“扯淡”
在传统慈善概念里，曹德旺的慈善也不止一次的“各色”。他似乎是在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就像战役，力图战略准确，战术漂亮，战果还要鲜明。
2010年，西南大旱，曹德旺卖了自己持有的一亿股福耀股票，将所得现金全部捐了出去，其中的2亿元用作西南五省灾民救助。
他还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定好规矩，“2亿元善款、6个月时间，发到5个省（区、市）5820个自然村的近10万户手里，每户2000元，手续费控制在3%以内。违反了反赔30倍。”这被认为是“最苛刻的慈善”。
在这之前，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的中国慈善组织，所需用的手续费用比率在10%左右。
曹德旺有自己的理由，“发放善款的人都是政府公职人员，他们本身有这个义务去做这个事情。”曹德旺对《中国周刊》记者说，3%最终完成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很满意。
“可是，网上说，他们不会再以这样低的手续费合作了。”记者问。
“那是一出戏。”曹德旺说，“他们会长说，还希望我继续和他们合作，再合作，我要控制在2.5%，还要再苛刻一些。”
曹德旺说，福耀发展到今天，和他的性格有关系。“我对自己总是不满意，无论做到什么程度。”他的每笔钱一定要公开透明到人，他也不主张捐了物资只收个收据，“这是纵容了投机倒把，不能保证物资发到位。”
有一次和朋友打高尔夫，朋友的钱放在了球篮里，球童抽走了两百。朋友大怒，朝球童扇了两巴掌还不罢休。
曹德旺对朋友大怒：“到此为止！放在那里，就是你纵容了他们偷！犯罪的首先是你！”
曹德旺说，球童挨骂，想不开那就麻烦了，仁慈一些，也是慈善。
曹德旺说，“我不认为中国慈善有问题，政府做了事情，但是他们觉得没必要透明，这是问题，但不是慈善本身的问题。”
他讨厌外国人来叫他做慈善，“巴比”晚宴时，陈光标站起来说，一定要向“巴比”学习。曹德旺觉得，“真扯淡！”“中国人的慈善我们也做得不少，传统更久。”
河仁基金会的想法，最终实现，只不过，国家只批复了3亿股权的转让。加上之前卖掉的1亿股，河仁基金共获得了4亿股份。
他说，这4亿股份，他一定要捐出去。
因为，这还关乎一个承诺。
4亿股份争夺战
承诺发生在1999年。故事来由是1992年。
1992年生日，曹德旺收到了一个用一公斤黄金打造的生日礼物，给他送礼的是和他合伙的六个股东。曹德旺把工厂经营得很好，大家都赚钱了，股东们对他表达谢意。
他们是患难与共的兄弟，1987年，他集资627万元，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他们就一起办厂，一起发财。
“我很感动啊。是一种被认可。”多年后，曹德旺回忆起这件事，依旧感叹。“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把福耀发展好。”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的投资环境出现一个大趋势，随着政策开放，国外企业纷纷来中国投资设厂，或者合资搞品牌。通过合资，国内企业获得更多发展资金，学到国外先进技术和理念等等。当时名声显赫的天府可乐和百事可乐合资了，居化妆品行业之首的霞飞和上海家化合资了……
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作者吴晓波形容那个时代是“中外企业暧昧的年代”。
对于福耀而言，它也看到了“暧昧”的好处：机制改革，资金输入，政策鼓励。所以，当1996年法国人来时，曹德旺决定“合资”。福耀把42%的股份卖给了法国人。曹德旺说，当时的考虑是，“向法国人学学先进的东西。”也由此，几个一起发展起来的患难股东，出让了自己的股份。
两年下来，法方给了曹德旺最优越的待遇和尊重。“配好车，相当有排场。”但是，曹德旺慢慢发现“不对头”。
曹德旺想要实施的大步骤是，希望福耀走出去，做外贸，在世界上打出名声。他对记者回忆：“他们不表态，我一个决策用中英法三种语言发给他们传真，都没有收到过回复。就是不表态。”
法方的不表态让曹德旺意识到，“他们只是把福耀当做了一个扩展他们公司销路的中国分公司，而并没有想把福耀办大办强。”
终于有一天，双方董事会成员坐在一起，法方问：“您是小股东，按规定应服从大股东，如果您不服从，只有一个办法，收购我的股票。”法方知道，曹德旺当时没那么多钱。问题摆出来，就像一次逼供。
曹德旺不紧不慢，“可能，我要收购你！”
“为什么？”
“福耀是我创办的，有感情。福耀也是中国的，我要做一片属于中国的玻璃。”
其实，曹德旺早已预料到收购的结局，提早到香港融资，把公司股票作抵押，从民间拿来了2000多万美金，用于购回法国人的4亿股股权。
法方意想不到。但也嘴角轻扬，露出一丝笑。曹德旺说，“他们瞧不起我，认为他们走了，福耀也发展不起来。”
此时，福耀负债率68%。
他觉得，“这是我人生的奇耻大辱！我当时就发誓，把福耀发展好了，要把这4亿股票全捐出去。”
到2009年，福耀发展成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4亿股票的市场价值从2000万美元升值到10个亿美金。还完了借来的钱，曹德旺打电话给法方的朋友，我要捐了，问法方是否回购。法方要曹德旺开价。曹德旺说，“按照市场市价，10个亿美元左右。”
法方放弃了。“我也没想过要卖给他，我看待自己的股票就像黄金一样珍贵，捐出去是给社会作贡献了。”
“你不要写人家公司的名字了。”故事讲到现在，曹德旺叮嘱《中国周刊》记者，“事情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事情，还有：天府可乐和霞飞化妆品都在合资中慢慢凋零。
但是，福耀发展了起来。
与政府干架
有句话，被诸多企业家认为是行事规范，“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但是，曹德旺有点“看不起”胡雪岩。
“不应该提倡官商相护，利益勾结，经商，也要坦坦荡荡。做商人，不能提倡胡雪岩的做法。”
曹德旺的这句话，也不止一次地表述过，“我从来没有贿赂过官员一盒月饼。”
这些年，曹德旺一直是政府眼里的好企业家，曹德旺也一直表示，“我很爱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曹德旺说这种良好的互动并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期间也发生了几次的交锋。最早的一次，是因1986年的一次“农村整党运动”而起。
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一家年年亏损的玻璃厂，第一年就实现了盈利。也因此，他一直是地方和县里的红人。
1986年，县里开展“农村整党运动”。曹德旺的玻璃厂成了其中一个目标。
一开始，工作队要求曹德旺将玻璃厂的账册凭证拿出来审查。四个月后，曹德旺的玻璃厂被传“有严重问题”。
曹德旺很坦然，“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不理会。”
直到有一天，曹德旺的一个朋友，时任福清农行高山营业所的所长找到他，“问题很严重！”并提醒他，应该赶紧到县上找书记对质，“如果不去说，又是一个假案，以后再想翻就很难了。”朋友推心置腹，比他还着急。
1986年6月底的一天，一大早，曹德旺就赶到了县委门口。先上前和门卫套了套近乎，曹德旺问县委书记有没有在。门卫很和气，告诉曹德旺，大概七点左右书记就会出来，“到时候，我指给你。”
等到七点，曹德旺果然见到了书记。自报家门，“我是高山玻璃厂的曹德旺，我听说您准备抓我，可否了解清楚后再抓？”
书记看着曹德旺，没见过，很陌生，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曹德旺回忆，“就像看犯人”。曹德旺站在那儿，简要地将高山玻璃厂的经营情况从头到尾地汇报一遍。书记听完曹德旺的汇报，告诉曹德旺，“如果你刚才说的情况属实，我一定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你先回去等通知。”
几天后，通知来了，曹德旺要去县里开会。开会当天，他带着满满当当的资料走进会场，被安排第一个发言。两个小时的时间，曹德旺把每项罪状的无罪证据全拿出来：
“说我贪污，款项不明，撕毁发票。那是吃饭买纪念品的费用！高山玻璃厂开业的那天，在座的很多人都领了纪念品！但我没有拿……”
“拆仪表厂的土地建玻璃厂的厂房说我是破坏生产。但拆厂房、移设备都是批准了的。如果镇里不同意，我怎么拆得了？……”
“把贷款用于投资是不合法的。关于这一点我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当初是有人鼓励我贷款，而且为我担的保，现在说不合法，要罚，也要先罚他们的教唆罪……”
……
说到激愤处，曹德旺站了起来，拍着桌子，“如果认定我有罪，他们是教唆罪！这件事实质是公报私仇，是陷害！怎么处理随您的便！……”
说完，走出会场。
后来，他听朋友说，会场安静了很长时间。书记先开口：“曹德旺一个人坐在那里能说两个小时的话让我们插不进去嘴，是个人才。是人才我们就要好好用。虽然他也有缺点，太鲁莽，拍桌子就是鲁莽的表现。”
差不多同一时间，广东三水县的李经纬对亲手缔造的健力宝开始改制探索。不过，在之后的若干年中与政府越闹越僵。
《中国周刊》记者问曹德旺，“产权问题上，你比李经纬更幸运？”
曹德旺想了想，“我赢在证据确凿。一开始产权意识就很明确。”他学过几年会计，在费用的使用上，做得非常精细。
“我很聪明。”曹德旺眼睛盯着记者说。
这样的“和政府对质”，曹德旺连续“干了四架”。
“你不会受困于这些争执么？譬如，得罪人。”
“我有证据，他们没话说。”曹德旺对记者说，自己的几次“干架”下来，心里“没怕过，我有证据”。
说到这里，他笑了，“我争到最后，人家以为我有什么后台呢，有‘天线’，后来不敢找我的事了。”
他说，自己有一个哥哥在省农委工作。“农村整党运动”的时候，哥哥只是农委的办公室副主任。他秉公办事，将镇上告曹德旺的所有材料一件不落地递交到领导的手中。直到曹德旺的事情解决了，省里领导才知道他们俩是亲兄弟。从此对他的哥哥刮目相看。
因果原则
曹德旺信佛，很信。
在他的办公室，放着一部金刚经，整张桌子大。
他相信佛经里的因果，“有因就有果”。
他说，胡雪岩就败于官商勾结。
“当年，胡雪岩成功就在于和政府搞关系，但最后失败不单单因为战略失误，政府一定有对他的抛弃或者失信，他的优势断了，自然就没了能力。有因必有果，从哪里起来，就从哪里倒下去。”
“慈善也是因果？”记者问。
“自己赚了钱，也还富于民，这就是因果。”
也因此，他欣赏亨利•福特，但是不贪图自己和亨利•福特一样被时代记住。“谁都想被人记住，有人选择流芳百世，有人选择遗臭万年。但是，留下多少，是有因果的。不强求。”
曹德旺说，自己不是慈善家，是企业家。而且，他说，“我很爱国”。“要是现在日本打进中国来了，我把股票全捐出去卖。”
6月3日中午，福清，福耀集团办公楼前。
打火，踩油门，一辆奔驶S600“嗖”地从身边闪过。
这样敏捷的司机是年轻人？定眼一看，曹德旺，福耀集团董事长，一个65岁的老人。
“曹总自己开车？”
见记者对曹德旺车技感兴趣，福耀集团车队的高师傅兴头上来了：“出去吃饭，他都自己开。给曹总开车，快了他就睡着了，慢了，他就醒了。”有一次，一个司机送曹去机场，时速有些保留，曹德旺坐在后面坐不住了，“干嘛？会开车么！”司机一脚油门，后面才没了声音。
与曹德旺面对面，《中国周刊》记者的一个明显感觉是，他说话也像开车，“开门见山，一点到本质。”
慈善，最后一场战役
曹德旺见到记者，一点也不绕圈子，“一方面，我不想见你们，但你们天天来电话，另一方面，我得见你们，怕你们说我架子大。”
前一天，他接到南京一个朋友的电话，“老曹，你要注意啊，媒体报道太多了。”曹德旺也在意，他最害怕自己被媒体捧起来。他不在乎媒体的高度赞誉——“真正的首善”。
今年4月，曹德旺获得中国慈善排行榜2010年度“中国首善”称号。
“今年被你们捧起来，明年我不是首善了，又来说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个子矮矮的，脸黑黑的。”曹德旺说，“陈光标就是被捧起来，又被摔下去的人。这样的案件随处可见。”
尽管如此，曹德旺的曝光率依旧在增加。2009年3月，曹德旺曾宣布把家族持有70%的福耀玻璃股份约7亿股捐出，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后来，按照国家规定，曹德旺只拿出3亿股份放在河仁基金里。
在国家现有的规章制度里，一开始，这便是一个很“各色”的新事物。
河仁基金提出的概念是：拿曹德旺自己的股票成立一个慈善基金，拿每年的股票盈利去做慈善，基金会要和上市公司一样透明、公开。
这意味着一个冗杂的变动：首先，基金会需不需要交税？
3亿股权变现后的价值是35个亿，如果按照个税缴纳，曹德旺需要缴五亿现金税。
“谁来交？交多少？”曹德旺心里也没底，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具体怎么交还没定”，他心里也不明白，“我捐了钱，对我来说是少了钱不是多了钱，为什么还要我交税呢。”
其次，曹德旺要求捐资完成后退出基金会，基金会如何保值升值？
“基金会发展的问题，依靠规章制度来约束。也看它的造化了。”曹德旺选了19个理事，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其中银行界人士占了多数。也是基于对资金保值升值的考虑。
曹德旺有句话，“我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只相信制度和逻辑。”这句话成了曹德旺的“名言”。
《中国周刊》记者来到位于福州的河仁基金会办公室。这是今年5月5日挂牌的，还没有人入住办公，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几张桌子。
就在采访的当天，曹德旺一大早刚刚接待了一个秘书的面试。他的标准是，“起码是做过老总，会经营，不缺钱的。”曹德旺说，基金会不会提供丰厚的待遇，如果找个赚钱为目的的人来，对于基金会而言就是危险的。
曹德旺已经决定退出基金会了，他很明确，“半年的时间，建章立制，完成后我就退出。”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如果不让我退出，那我为国家捐了钱，还要给国家捐出我的时间，不公平啊。”他有点半开玩笑地说。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给河仁基金会提出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王振耀认为：河仁基金会运作中，获得股票捐赠后，会进入股票市场，因此可以获得收益，这是否能算作基金会的投资？如果基金会算作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是否要按照25%的税率缴纳？
“还在扯皮。”曹德旺说，“想想也挺可怜的，我捐了钱，基金会不是自己的了，还要交税。”
“为什么不直接捐钱？那么多钱捐出来，操作简单也有面子。”
曹德旺双手合拢，放在胸前，遮住半张脸，只露一双眼睛，转了转，又转了转，“我做了，以后别人就会跟着做。”曹德旺认为，股权基金会可以彻底解决捐助不透明的问题，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这种模式一定要有人带头，他要做的就是这个带头人。
“捐这么多钱，会否影响曹家以后的发展？”
曹德旺忽然双手拍起肚子，拍了两三下，眼一瞪，“你没看到我都瘦了么？都捐出去了，勤俭生活了。”然后，哈哈大笑。
学习“巴比”是“扯淡”
在传统慈善概念里，曹德旺的慈善也不止一次的“各色”。他似乎是在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就像战役，力图战略准确，战术漂亮，战果还要鲜明。
2010年，西南大旱，曹德旺卖了自己持有的一亿股福耀股票，将所得现金全部捐了出去，其中的2亿元用作西南五省灾民救助。
他还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定好规矩，“2亿元善款、6个月时间，发到5个省（区、市）5820个自然村的近10万户手里，每户2000元，手续费控制在3%以内。违反了反赔30倍。”这被认为是“最苛刻的慈善”。
在这之前，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的中国慈善组织，所需用的手续费用比率在10%左右。
曹德旺有自己的理由，“发放善款的人都是政府公职人员，他们本身有这个义务去做这个事情。”曹德旺对《中国周刊》记者说，3%最终完成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很满意。
“可是，网上说，他们不会再以这样低的手续费合作了。”记者问。
“那是一出戏。”曹德旺说，“他们会长说，还希望我继续和他们合作，再合作，我要控制在2.5%，还要再苛刻一些。”
曹德旺说，福耀发展到今天，和他的性格有关系。“我对自己总是不满意，无论做到什么程度。”他的每笔钱一定要公开透明到人，他也不主张捐了物资只收个收据，“这是纵容了投机倒把，不能保证物资发到位。”
有一次和朋友打高尔夫，朋友的钱放在了球篮里，球童抽走了两百。朋友大怒，朝球童扇了两巴掌还不罢休。
曹德旺对朋友大怒：“到此为止！放在那里，就是你纵容了他们偷！犯罪的首先是你！”
曹德旺说，球童挨骂，想不开那就麻烦了，仁慈一些，也是慈善。
曹德旺说，“我不认为中国慈善有问题，政府做了事情，但是他们觉得没必要透明，这是问题，但不是慈善本身的问题。”
他讨厌外国人来叫他做慈善，“巴比”晚宴时，陈光标站起来说，一定要向“巴比”学习。曹德旺觉得，“真扯淡！”“中国人的慈善我们也做得不少，传统更久。”
河仁基金会的想法，最终实现，只不过，国家只批复了3亿股权的转让。加上之前卖掉的1亿股，河仁基金共获得了4亿股份。
他说，这4亿股份，他一定要捐出去。
因为，这还关乎一个承诺。
4亿股份争夺战
承诺发生在1999年。故事来由是1992年。
1992年生日，曹德旺收到了一个用一公斤黄金打造的生日礼物，给他送礼的是和他合伙的六个股东。曹德旺把工厂经营得很好，大家都赚钱了，股东们对他表达谢意。
他们是患难与共的兄弟，1987年，他集资627万元，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他们就一起办厂，一起发财。
“我很感动啊。是一种被认可。”多年后，曹德旺回忆起这件事，依旧感叹。“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把福耀发展好。”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的投资环境出现一个大趋势，随着政策开放，国外企业纷纷来中国投资设厂，或者合资搞品牌。通过合资，国内企业获得更多发展资金，学到国外先进技术和理念等等。当时名声显赫的天府可乐和百事可乐合资了，居化妆品行业之首的霞飞和上海家化合资了……
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作者吴晓波形容那个时代是“中外企业暧昧的年代”。
对于福耀而言，它也看到了“暧昧”的好处：机制改革，资金输入，政策鼓励。所以，当1996年法国人来时，曹德旺决定“合资”。福耀把42%的股份卖给了法国人。曹德旺说，当时的考虑是，“向法国人学学先进的东西。”也由此，几个一起发展起来的患难股东，出让了自己的股份。
两年下来，法方给了曹德旺最优越的待遇和尊重。“配好车，相当有排场。”但是，曹德旺慢慢发现“不对头”。
曹德旺想要实施的大步骤是，希望福耀走出去，做外贸，在世界上打出名声。他对记者回忆：“他们不表态，我一个决策用中英法三种语言发给他们传真，都没有收到过回复。就是不表态。”
法方的不表态让曹德旺意识到，“他们只是把福耀当做了一个扩展他们公司销路的中国分公司，而并没有想把福耀办大办强。”
终于有一天，双方董事会成员坐在一起，法方问：“您是小股东，按规定应服从大股东，如果您不服从，只有一个办法，收购我的股票。”法方知道，曹德旺当时没那么多钱。问题摆出来，就像一次逼供。
曹德旺不紧不慢，“可能，我要收购你！”
“为什么？”
“福耀是我创办的，有感情。福耀也是中国的，我要做一片属于中国的玻璃。”
其实，曹德旺早已预料到收购的结局，提早到香港融资，把公司股票作抵押，从民间拿来了2000多万美金，用于购回法国人的4亿股股权。
法方意想不到。但也嘴角轻扬，露出一丝笑。曹德旺说，“他们瞧不起我，认为他们走了，福耀也发展不起来。”
此时，福耀负债率68%。
他觉得，“这是我人生的奇耻大辱！我当时就发誓，把福耀发展好了，要把这4亿股票全捐出去。”
到2009年，福耀发展成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4亿股票的市场价值从2000万美元升值到10个亿美金。还完了借来的钱，曹德旺打电话给法方的朋友，我要捐了，问法方是否回购。法方要曹德旺开价。曹德旺说，“按照市场市价，10个亿美元左右。”
法方放弃了。“我也没想过要卖给他，我看待自己的股票就像黄金一样珍贵，捐出去是给社会作贡献了。”
“你不要写人家公司的名字了。”故事讲到现在，曹德旺叮嘱《中国周刊》记者，“事情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事情，还有：天府可乐和霞飞化妆品都在合资中慢慢凋零。
但是，福耀发展了起来。
与政府干架
有句话，被诸多企业家认为是行事规范，“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但是，曹德旺有点“看不起”胡雪岩。
“不应该提倡官商相护，利益勾结，经商，也要坦坦荡荡。做商人，不能提倡胡雪岩的做法。”
曹德旺的这句话，也不止一次地表述过，“我从来没有贿赂过官员一盒月饼。”
这些年，曹德旺一直是政府眼里的好企业家，曹德旺也一直表示，“我很爱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曹德旺说这种良好的互动并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期间也发生了几次的交锋。最早的一次，是因1986年的一次“农村整党运动”而起。
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一家年年亏损的玻璃厂，第一年就实现了盈利。也因此，他一直是地方和县里的红人。
1986年，县里开展“农村整党运动”。曹德旺的玻璃厂成了其中一个目标。
一开始，工作队要求曹德旺将玻璃厂的账册凭证拿出来审查。四个月后，曹德旺的玻璃厂被传“有严重问题”。
曹德旺很坦然，“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不理会。”
直到有一天，曹德旺的一个朋友，时任福清农行高山营业所的所长找到他，“问题很严重！”并提醒他，应该赶紧到县上找书记对质，“如果不去说，又是一个假案，以后再想翻就很难了。”朋友推心置腹，比他还着急。
1986年6月底的一天，一大早，曹德旺就赶到了县委门口。先上前和门卫套了套近乎，曹德旺问县委书记有没有在。门卫很和气，告诉曹德旺，大概七点左右书记就会出来，“到时候，我指给你。”
等到七点，曹德旺果然见到了书记。自报家门，“我是高山玻璃厂的曹德旺，我听说您准备抓我，可否了解清楚后再抓？”
书记看着曹德旺，没见过，很陌生，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曹德旺回忆，“就像看犯人”。曹德旺站在那儿，简要地将高山玻璃厂的经营情况从头到尾地汇报一遍。书记听完曹德旺的汇报，告诉曹德旺，“如果你刚才说的情况属实，我一定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你先回去等通知。”
几天后，通知来了，曹德旺要去县里开会。开会当天，他带着满满当当的资料走进会场，被安排第一个发言。两个小时的时间，曹德旺把每项罪状的无罪证据全拿出来：
“说我贪污，款项不明，撕毁发票。那是吃饭买纪念品的费用！高山玻璃厂开业的那天，在座的很多人都领了纪念品！但我没有拿……”
“拆仪表厂的土地建玻璃厂的厂房说我是破坏生产。但拆厂房、移设备都是批准了的。如果镇里不同意，我怎么拆得了？……”
“把贷款用于投资是不合法的。关于这一点我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当初是有人鼓励我贷款，而且为我担的保，现在说不合法，要罚，也要先罚他们的教唆罪……”
……
说到激愤处，曹德旺站了起来，拍着桌子，“如果认定我有罪，他们是教唆罪！这件事实质是公报私仇，是陷害！怎么处理随您的便！……”
说完，走出会场。
后来，他听朋友说，会场安静了很长时间。书记先开口：“曹德旺一个人坐在那里能说两个小时的话让我们插不进去嘴，是个人才。是人才我们就要好好用。虽然他也有缺点，太鲁莽，拍桌子就是鲁莽的表现。”
差不多同一时间，广东三水县的李经纬对亲手缔造的健力宝开始改制探索。不过，在之后的若干年中与政府越闹越僵。
《中国周刊》记者问曹德旺，“产权问题上，你比李经纬更幸运？”
曹德旺想了想，“我赢在证据确凿。一开始产权意识就很明确。”他学过几年会计，在费用的使用上，做得非常精细。
“我很聪明。”曹德旺眼睛盯着记者说。
这样的“和政府对质”，曹德旺连续“干了四架”。
“你不会受困于这些争执么？譬如，得罪人。”
“我有证据，他们没话说。”曹德旺对记者说，自己的几次“干架”下来，心里“没怕过，我有证据”。
说到这里，他笑了，“我争到最后，人家以为我有什么后台呢，有‘天线’，后来不敢找我的事了。”
他说，自己有一个哥哥在省农委工作。“农村整党运动”的时候，哥哥只是农委的办公室副主任。他秉公办事，将镇上告曹德旺的所有材料一件不落地递交到领导的手中。直到曹德旺的事情解决了，省里领导才知道他们俩是亲兄弟。从此对他的哥哥刮目相看。
因果原则
曹德旺信佛，很信。
在他的办公室，放着一部金刚经，整张桌子大。
他相信佛经里的因果，“有因就有果”。
他说，胡雪岩就败于官商勾结。
“当年，胡雪岩成功就在于和政府搞关系，但最后失败不单单因为战略失误，政府一定有对他的抛弃或者失信，他的优势断了，自然就没了能力。有因必有果，从哪里起来，就从哪里倒下去。”
“慈善也是因果？”记者问。
“自己赚了钱，也还富于民，这就是因果。”
也因此，他欣赏亨利•福特，但是不贪图自己和亨利•福特一样被时代记住。“谁都想被人记住，有人选择流芳百世，有人选择遗臭万年。但是，留下多少，是有因果的。不强求。”
曹德旺说，自己不是慈善家，是企业家。而且，他说，“我很爱国”。“要是现在日本打进中国来了，我把股票全捐出去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