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宫轩丽的大厅里衣香鬓影,显贵大臣命妇们窃窃私语,等候着国王陛下驾到。随着欢快的音乐声响起,只见“太阳王”路易十四坐着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出场,身上穿着中国服装,全场一阵惊叹。国王的弟弟奥尔良公爵策划的这场1700年元月举行的“中国舞会”,开启了一个世纪的中国风尚。
　　对于中国商品的欣赏,在法国从17世纪便开始发展起来,得益于荷兰商人从远东进口的商品。事实是法国在1697年和中国开始贸易,中国的丝绸、陶瓷和漆器很快风靡法国。
　　 不只法国,整个欧洲都吹起了中国风。王宫里的贵妇们摇起了中国扇子,贵族家庭的客厅里如果没有摆上几件中国陶瓷花瓶,或者漆器家具和屏风,简直就不能称作客厅。英王乔治二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亲王则在花园里建造了一个中国宝塔。巴黎左岸“中国咖啡馆”里的服务生都穿着漂亮的东方服饰来服侍客人。
　　不只是生活物品上的中国风格流行,孔夫子们也随着传教士们的书信和报告来到了欧洲。法国国王的图书馆里已经拥有超过1000卷的中文书。
　　 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们也纷纷赞美起自己未曾去过的国度,它的精致而优雅的文化,它开明的君主专制,人民皆过着一种有道德的纯洁而田园式的生活。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因为推崇中国文化,赞美儒学思想,还被普鲁士政府限期离境。他的老师莱布尼茨更是死忠的“中国粉丝”。
　　总观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与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人崇尚异国情调有关,而中国文明的精细和雅致确实独一无二,从器物到生活方式,都吸引着西方世界。但推动这股热潮的,主要还是三股力量。
　　商人们当然功不可没。荷兰、英国和法国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他们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商品。从商船上卸下来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到了贵族和中产阶级的身上、餐桌和客厅。任何商品,本身就带着一种实用哲学和生活学说。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大量中国物品,渐渐地中国风格成为一种流行的装饰风格。
　　让西方人更加了解中国的是传教士,包括耶稣会士、多明我会会士和方济各会士,尤其是耶稣会士,他们对在中国传教抱着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1735年,根据在华传教士的信札、报告、著述、在巴黎刊印了《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志、她的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和自然》,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出于在欧洲得到更大的支持的目的,传教士们有意无意地美化中国形象。他们宣扬中国道德哲学的淳朴理性和政治的开明。可以说,在华传教士塑造了一个现实与想象糅合的中国,皇帝开明仁慈,科举考试实现了平等,那些学问出类拔萃之辈进入了国家的管理层。
　　传教士们贩运回欧洲的中国形象引发了哲学和宗教之争。这正是整个启蒙运动中的主线。启蒙思想家们如获至宝,他们把这个遥远的开明帝国作为“他山之石”,用来对抗教会和所谓的神性。伏尔泰们借中国文化来攻击欧洲政治弊端。“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与物质的世界。”在伏尔泰的名著《风俗论》里,他对中国文化的赞赏无以复加,“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他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戏剧《中国孤儿》,赞美中国文化、道德,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的目的是讽刺欧洲的道德败坏,希望通过赞美中国来触动当时的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借鉴了中国文化中的“道法自然”,以后更由此衍生出自由贸易学说。即便是对中国君主制度持批判态度的孟德斯鸠,也提到中国的重农政策、救荒以及勤俭的美德。
　　中国形象成了启蒙运动的旗帜。这恐怕也不是传教士们的初衷。“我们仅试图为宗教和科学服务,但仍然毒化了我们所说的最天真无邪的内容……”留在中国的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神父颇为伤感地说。可以说,是欧洲内部的文化焦虑和自我超越建构了一个无关中国现实的“中国形象”。当然,这个幻象很快就被打破了。18世纪下半叶,中国风便已开始退潮,马戛尔尼访华之后,一个更为真实的中国出现在欧洲视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