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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和鲁迅亦师亦友。冯雪峰视鲁迅为最钦佩的人之一，他的诗歌、杂文、寓言、文艺理论等创作，都有鲁迅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冯雪峰对鲁迅也有着重要影响。
偏见与相识
冯雪峰1903年6月出生于浙江义乌神坛村，1921年秋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时，冯雪峰和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创办湖畔诗社，出版《湖畔》诗集而蜚声文坛，四人被称为“湖畔诗人”。1922年，“湖畔诗人”将刚出版的《湖畔》寄给鲁迅，扉页题词道：“鲁迅先生请批评，漠华、雪峰、静之敬赠。”这是冯雪峰和鲁迅最早交往的开始。鲁迅收到了这本书，至今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的“鲁迅藏书”之中，只是鲁迅没有回信。
三年后，冯雪峰来到北京半工半读，在北大旁听过鲁迅的课，鲁迅也校改过冯雪峰发表在《莽原》杂志上的译文《花子》。但当时冯雪峰对鲁迅印象并不太好，他在后来出版的《冯雪峰忆鲁迅》里写道：“我判断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我在心里曾经这样的说他：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所谓冷得可怕啊。我看见他号召青年起来反抗一切旧势力和一切权威，并且自己就愿意先为青年斩除荆棘，受了一切创伤也不灰心;可是我觉得他又好像藐视一切，对一切人都怀有疑虑和敌意，仿佛青年也是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敌人似的……我主观上所以这样地理解鲁迅先生的性格，除了根据片面的印象之外，也还是由于读了他鲁迅发表的散文诗的缘故。”
冯雪峰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8月15日晚。冯雪峰和潘漠华、姚蓬子等人计划创办刊物，冯想请鲁迅介绍他到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回答道：李小峰（北新书局经理）恐怕不想再创办刊物了吧。”得知鲁迅准备离开厦门到北京，正准备行装，冯雪峰便很快告辞。这次见面给双方没有留下太大印象，鲁迅在日记里只是记道“晚冯君来，不知其名”。而冯雪峰当时更崇拜的是李大钊，认为李大钊“才是真正革命、理想的人”，并受其影响，于1927年革命低潮时加入了共产党。
1928年11月，冯雪峰因为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离开家乡义乌来到上海，遇到了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柔石。柔石因为当时和鲁迅一起办朝花社，和鲁迅接触较多，因此告诉了冯雪峰很多有关鲁迅的事情，特别是鲁迅很热情帮助青年的事，并转交给冯雪峰一本鲁迅送他的日文书。柔石还告诉冯雪峰，鲁迅看过冯雪峰翻译的《文艺政策》一书，认为对中国文藝界有好处，也看过冯雪峰写的《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起初很是反感，说道：“这个人，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柔石对此解释说，这文章主旨是批判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鲁迅便不再说什么了。
柔石对鲁迅的介绍纠正了冯雪峰原来的偏见，于是冯雪峰在柔石陪同下，于1928年12月9日晚上正式拜访了鲁迅。第一次正式见面，鲁迅只是简单地回答了冯雪峰的几个问题便不再多言，第二次见面也是话不太多，“但是，以后他的谈话就一次比一次多了。大概过了两个月，柔石替我在他附近找到了房子，于是到鲁迅先生那里去的次数也多起来，谈的话也更多，常常谈一两个钟头以至三四个钟头”。1929年的《鲁迅日记》中有关冯雪峰的记载多达30多条，可见两人交往已经比较密切。
特殊的“联系人”
鉴于冯雪峰和鲁迅的密切关系，当1929年下半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酝酿成立时，共产党组织便派冯雪峰征求鲁迅意见，从此冯雪峰成为共产党和鲁迅的联系人。尤其是1931年2月，冯雪峰调任“左联”党团书记后，具体负责“左联”和“左联”“盟主”鲁迅的联系，冯就更加成为共产党和鲁迅的“桥梁”。因此，冯雪峰除了是鲁迅学生、“战友”外，还是共产党和鲁迅的联系人，因而对鲁迅接触共产党、了解共产党、与共产党并肩作战等有着重要影响，进而也影响了鲁迅进一步“向左转”。
在冯雪峰的介绍下，鲁迅先后与李立三、瞿秋白、陈赓等共产党领导会面。1930年5月7日，冯雪峰陪同鲁迅去见李立三，李立三希望鲁迅发表一个公开指责蒋介石的文章，鲁迅拒绝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从1931年开始，冯雪峰替鲁迅和瞿秋白传达信息、文章、信件，使得两人神交很久最终成为知己。1932年夏秋之际，冯雪峰陪同陈赓与鲁迅会面，陈赓向鲁迅介绍了红军反“围剿”及苏区情况。
冯雪峰自己也经常向鲁迅介绍共产党的情况，尤其是在他参加完长征被中共中央派回上海工作后。当时冯雪峰和毛泽东关系不错，且担任过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他重回上海后，详细向鲁迅介绍了红军长征、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情况，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共产党政策。“有一天，也就在谈到了我党和毛主席之后，他横躺到床上去随意抽着纸烟休息……然后怡然自得地、又好像忘我地、缓慢平静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冯雪峰的这段回忆虽有些“情景化”，但鲁迅因为冯雪峰的介绍，增进了对共产党的了解、支持，这是无疑的。
鲁迅还在冯雪峰影响下和共产党并肩作战。鲁迅列名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出版了左翼刊物《前哨》《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等，领导了“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冯雪峰主持“左联”后，非常尊重鲁迅对“左联”的领导，是鲁迅与“左联”关系最良好的时期。丁玲曾言，冯雪峰善于把党的希望变成鲁迅的行动。冯雪峰还帮鲁迅向毛泽东、周恩来赠送过金华火腿、鲁迅编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替鲁迅向中共中央转送过方志敏的遗稿，为鲁迅帮成仿吾等失去共产党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与组织“接线”……
学者吴长华对此评价道：“冯雪峰以弟子身份而影响了老师鲁迅，这当然由于冯雪峰胆识超群，但也由于冯雪峰是一个受党派遣的联系人，常常传达党的声音。”
冯雪峰给鲁迅“强迫命令”
冯雪峰是鲁迅工作上的战友，也是鲁迅生活中的好友。
应冯雪峰邀请或“强迫命令”，鲁迅做了不少“额外”工作，如冯雪峰组稿、出版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八本丛书中有鲁迅《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等三部。许广平对此在文章《欣慰的纪念》中有鲜活的记录：“他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很活动，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难，甚为相得……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不过，鲁迅对冯雪峰的“强迫命令”并不介意：“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委。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冯雪峰甚至还为鲁迅代拟过文章。冯雪峰重回上海后，和胡风商量，并经鲁迅同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针锋相对于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因此引发了激烈的“两个口号”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本应团结上海文艺界的冯雪峰基本上站在了鲁迅一边，为鲁迅代拟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重要文章。学者周国伟对此评价道：这三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鲁迅和雪峰心心相印地发出的共同心声。”
生活中，冯雪峰和鲁迅也联系密切、互相关照，冯雪峰代鲁迅校对、送稿、送稿费、代买书，陪鲁迅去开会、饮冰、赴宴，再后來，鲁迅招冯雪峰到家中晚餐，在中秋节、除夕夜、海婴周岁、鲁迅生日时来家中小聚，已亲如一家”。1933年除夕，鲁迅单独邀请了冯雪峰来一起吃年夜饭，度过了一个难得的欢乐除夕，在日记中特记载道“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因为两人性情相投，鲁迅喜欢冯雪峰为人质直、硬气，也因为两人志向、爱好相同，都思想左倾，都关心文艺与政治，因此关系亲密。鲁迅和冯雪峰的谈天很多，很随便，也很坦诚、深入，尤其侧重于思想交流，冯雪峰后来回忆道：“几乎每一次都触到了鲁迅先生自己的思想情况的，他确实喜欢谈到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喜欢谈到他的某些见解由于怎样的感触和教训而有了改变的事情。”鲁迅在和冯雪峰谈天中，毫无保留地倾吐了自己的思想斗争、矛盾，包括对革命、对青年、对进化论的怀疑和失望等。鲁迅曾对冯雪峰直言不讳地说：“我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总胜于老人，时间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将来总要好一些。但是不然，杀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亲自捕人。”
可以说，冯雪峰是鲁迅晚年非常亲密的战友和朋友，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与鲁迅并肩作战、互相陪伴，让鲁迅不至于太过孤单、寂寞，尤其是让鲁迅打开心门、一吐为快。
研究鲁迅的“通人”
最早、最全面地向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介绍鲁迅的人，便是冯雪峰。1933年12月，冯雪峰到达中央苏区后，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他们经常一起促膝谈心，而谈论最多的文人就是鲁迅。这奠基了毛泽东将来对鲁迅至高评价的基础。
鲁迅逝世后，冯雪峰写了很多文章纪念、宣传、研究鲁迅。1946年，冯雪峰发表了回忆鲁迅的《回忆短片》《鲁迅回忆录》。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冯雪峰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及《文艺报》主编，有机会有条件公开纪念鲁迅。由此，冯雪峰和唐弢一起筹建了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发表了汗牛充栋的文章与著作，被许广平誉为研究鲁迅的“通人”。因为当时形势原因，冯雪峰对鲁迅的研究有“神化”的一面。这固然有拔高、僵化、歪曲的弊端，但也有客观益处，如学者张钊贻所言：“冯雪峰‘神化’的鲁迅背后其实保护着真实的鲁迅。”
冯雪峰身份复杂，经历传奇。他是杰出的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又是革命家、左翼文艺运动领导者;是鲁迅和共产党的联系人，又是“战友”、朋友、研究者，因此对鲁迅有着独特、重要的影响。作为鲁迅和共产党的联系人，冯雪峰让鲁迅对共产党有了更多接触、了解;作为鲁迅的“战友”、朋友，冯雪峰在工作和生活中与鲁迅并肩作战、亲密无间;作为鲁迅研究者，冯雪峰对鲁迅的研究、保护，贡献很大。
（作者系文史学者）
偏见与相识
冯雪峰1903年6月出生于浙江义乌神坛村，1921年秋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时，冯雪峰和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创办湖畔诗社，出版《湖畔》诗集而蜚声文坛，四人被称为“湖畔诗人”。1922年，“湖畔诗人”将刚出版的《湖畔》寄给鲁迅，扉页题词道：“鲁迅先生请批评，漠华、雪峰、静之敬赠。”这是冯雪峰和鲁迅最早交往的开始。鲁迅收到了这本书，至今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的“鲁迅藏书”之中，只是鲁迅没有回信。
三年后，冯雪峰来到北京半工半读，在北大旁听过鲁迅的课，鲁迅也校改过冯雪峰发表在《莽原》杂志上的译文《花子》。但当时冯雪峰对鲁迅印象并不太好，他在后来出版的《冯雪峰忆鲁迅》里写道：“我判断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我在心里曾经这样的说他：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所谓冷得可怕啊。我看见他号召青年起来反抗一切旧势力和一切权威，并且自己就愿意先为青年斩除荆棘，受了一切创伤也不灰心;可是我觉得他又好像藐视一切，对一切人都怀有疑虑和敌意，仿佛青年也是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敌人似的……我主观上所以这样地理解鲁迅先生的性格，除了根据片面的印象之外，也还是由于读了他鲁迅发表的散文诗的缘故。”
冯雪峰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8月15日晚。冯雪峰和潘漠华、姚蓬子等人计划创办刊物，冯想请鲁迅介绍他到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回答道：李小峰（北新书局经理）恐怕不想再创办刊物了吧。”得知鲁迅准备离开厦门到北京，正准备行装，冯雪峰便很快告辞。这次见面给双方没有留下太大印象，鲁迅在日记里只是记道“晚冯君来，不知其名”。而冯雪峰当时更崇拜的是李大钊，认为李大钊“才是真正革命、理想的人”，并受其影响，于1927年革命低潮时加入了共产党。
1928年11月，冯雪峰因为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离开家乡义乌来到上海，遇到了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柔石。柔石因为当时和鲁迅一起办朝花社，和鲁迅接触较多，因此告诉了冯雪峰很多有关鲁迅的事情，特别是鲁迅很热情帮助青年的事，并转交给冯雪峰一本鲁迅送他的日文书。柔石还告诉冯雪峰，鲁迅看过冯雪峰翻译的《文艺政策》一书，认为对中国文藝界有好处，也看过冯雪峰写的《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起初很是反感，说道：“这个人，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柔石对此解释说，这文章主旨是批判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鲁迅便不再说什么了。
柔石对鲁迅的介绍纠正了冯雪峰原来的偏见，于是冯雪峰在柔石陪同下，于1928年12月9日晚上正式拜访了鲁迅。第一次正式见面，鲁迅只是简单地回答了冯雪峰的几个问题便不再多言，第二次见面也是话不太多，“但是，以后他的谈话就一次比一次多了。大概过了两个月，柔石替我在他附近找到了房子，于是到鲁迅先生那里去的次数也多起来，谈的话也更多，常常谈一两个钟头以至三四个钟头”。1929年的《鲁迅日记》中有关冯雪峰的记载多达30多条，可见两人交往已经比较密切。
特殊的“联系人”
鉴于冯雪峰和鲁迅的密切关系，当1929年下半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酝酿成立时，共产党组织便派冯雪峰征求鲁迅意见，从此冯雪峰成为共产党和鲁迅的联系人。尤其是1931年2月，冯雪峰调任“左联”党团书记后，具体负责“左联”和“左联”“盟主”鲁迅的联系，冯就更加成为共产党和鲁迅的“桥梁”。因此，冯雪峰除了是鲁迅学生、“战友”外，还是共产党和鲁迅的联系人，因而对鲁迅接触共产党、了解共产党、与共产党并肩作战等有着重要影响，进而也影响了鲁迅进一步“向左转”。
在冯雪峰的介绍下，鲁迅先后与李立三、瞿秋白、陈赓等共产党领导会面。1930年5月7日，冯雪峰陪同鲁迅去见李立三，李立三希望鲁迅发表一个公开指责蒋介石的文章，鲁迅拒绝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从1931年开始，冯雪峰替鲁迅和瞿秋白传达信息、文章、信件，使得两人神交很久最终成为知己。1932年夏秋之际，冯雪峰陪同陈赓与鲁迅会面，陈赓向鲁迅介绍了红军反“围剿”及苏区情况。
冯雪峰自己也经常向鲁迅介绍共产党的情况，尤其是在他参加完长征被中共中央派回上海工作后。当时冯雪峰和毛泽东关系不错，且担任过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他重回上海后，详细向鲁迅介绍了红军长征、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情况，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共产党政策。“有一天，也就在谈到了我党和毛主席之后，他横躺到床上去随意抽着纸烟休息……然后怡然自得地、又好像忘我地、缓慢平静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冯雪峰的这段回忆虽有些“情景化”，但鲁迅因为冯雪峰的介绍，增进了对共产党的了解、支持，这是无疑的。
鲁迅还在冯雪峰影响下和共产党并肩作战。鲁迅列名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出版了左翼刊物《前哨》《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等，领导了“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冯雪峰主持“左联”后，非常尊重鲁迅对“左联”的领导，是鲁迅与“左联”关系最良好的时期。丁玲曾言，冯雪峰善于把党的希望变成鲁迅的行动。冯雪峰还帮鲁迅向毛泽东、周恩来赠送过金华火腿、鲁迅编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替鲁迅向中共中央转送过方志敏的遗稿，为鲁迅帮成仿吾等失去共产党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与组织“接线”……
学者吴长华对此评价道：“冯雪峰以弟子身份而影响了老师鲁迅，这当然由于冯雪峰胆识超群，但也由于冯雪峰是一个受党派遣的联系人，常常传达党的声音。”
冯雪峰给鲁迅“强迫命令”
冯雪峰是鲁迅工作上的战友，也是鲁迅生活中的好友。
应冯雪峰邀请或“强迫命令”，鲁迅做了不少“额外”工作，如冯雪峰组稿、出版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八本丛书中有鲁迅《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等三部。许广平对此在文章《欣慰的纪念》中有鲜活的记录：“他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很活动，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难，甚为相得……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不过，鲁迅对冯雪峰的“强迫命令”并不介意：“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委。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冯雪峰甚至还为鲁迅代拟过文章。冯雪峰重回上海后，和胡风商量，并经鲁迅同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针锋相对于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因此引发了激烈的“两个口号”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本应团结上海文艺界的冯雪峰基本上站在了鲁迅一边，为鲁迅代拟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重要文章。学者周国伟对此评价道：这三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鲁迅和雪峰心心相印地发出的共同心声。”
生活中，冯雪峰和鲁迅也联系密切、互相关照，冯雪峰代鲁迅校对、送稿、送稿费、代买书，陪鲁迅去开会、饮冰、赴宴，再后來，鲁迅招冯雪峰到家中晚餐，在中秋节、除夕夜、海婴周岁、鲁迅生日时来家中小聚，已亲如一家”。1933年除夕，鲁迅单独邀请了冯雪峰来一起吃年夜饭，度过了一个难得的欢乐除夕，在日记中特记载道“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因为两人性情相投，鲁迅喜欢冯雪峰为人质直、硬气，也因为两人志向、爱好相同，都思想左倾，都关心文艺与政治，因此关系亲密。鲁迅和冯雪峰的谈天很多，很随便，也很坦诚、深入，尤其侧重于思想交流，冯雪峰后来回忆道：“几乎每一次都触到了鲁迅先生自己的思想情况的，他确实喜欢谈到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喜欢谈到他的某些见解由于怎样的感触和教训而有了改变的事情。”鲁迅在和冯雪峰谈天中，毫无保留地倾吐了自己的思想斗争、矛盾，包括对革命、对青年、对进化论的怀疑和失望等。鲁迅曾对冯雪峰直言不讳地说：“我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总胜于老人，时间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将来总要好一些。但是不然，杀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亲自捕人。”
可以说，冯雪峰是鲁迅晚年非常亲密的战友和朋友，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与鲁迅并肩作战、互相陪伴，让鲁迅不至于太过孤单、寂寞，尤其是让鲁迅打开心门、一吐为快。
研究鲁迅的“通人”
最早、最全面地向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介绍鲁迅的人，便是冯雪峰。1933年12月，冯雪峰到达中央苏区后，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他们经常一起促膝谈心，而谈论最多的文人就是鲁迅。这奠基了毛泽东将来对鲁迅至高评价的基础。
鲁迅逝世后，冯雪峰写了很多文章纪念、宣传、研究鲁迅。1946年，冯雪峰发表了回忆鲁迅的《回忆短片》《鲁迅回忆录》。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冯雪峰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及《文艺报》主编，有机会有条件公开纪念鲁迅。由此，冯雪峰和唐弢一起筹建了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发表了汗牛充栋的文章与著作，被许广平誉为研究鲁迅的“通人”。因为当时形势原因，冯雪峰对鲁迅的研究有“神化”的一面。这固然有拔高、僵化、歪曲的弊端，但也有客观益处，如学者张钊贻所言：“冯雪峰‘神化’的鲁迅背后其实保护着真实的鲁迅。”
冯雪峰身份复杂，经历传奇。他是杰出的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又是革命家、左翼文艺运动领导者;是鲁迅和共产党的联系人，又是“战友”、朋友、研究者，因此对鲁迅有着独特、重要的影响。作为鲁迅和共产党的联系人，冯雪峰让鲁迅对共产党有了更多接触、了解;作为鲁迅的“战友”、朋友，冯雪峰在工作和生活中与鲁迅并肩作战、亲密无间;作为鲁迅研究者，冯雪峰对鲁迅的研究、保护，贡献很大。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