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曾主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长达10年的李长春推出了其卸任后的第一本著作《文化强国之路》，受到广泛关注。
事实上，自当年3月，李瑞环《看法与说法》出版，到10月《温家宝谈教育》热销，2013年，卸任常委共出版8本著作，掀起陣阵热潮。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2013年卸任常委出书，呈现出书人数最多、探索个人化写作、贴近大众等三大特色。而坊间关心的，则是其对高层政治生活的“揭秘”。
常委笔下的常委：
胡锦涛斩钉截铁，吴官正走后门
卸任后的中央纪委书记找总理“走后门”，常委向副部长“求情”，温家宝处理98洪灾曾判断失误……这些都是2013年卸任常委出书披露或在其新书发布会上披露的。常委出书不仅谈工作，也谈与其他常委的交往，谈自己的心路历程。
常委著作中，其他常委也很“抢镜”。如李长春披露，“2004年研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时，胡锦涛总书记曾对我说，这种（事业单位）体制问题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解决，不能再传给下一代了，不外乎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种斩钉截铁的表达，让该书出版人，也是体制改革参与者的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印象深刻。
吴官正在书中自曝，曾为同一人找两任总理“办事”，吴的“游说”颇有技巧。
40年前，吴官正就认识了著名杂技艺术家夏菊花。2008年，当了27年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70多岁的夏菊花想建一座国家马戏院，找到已卸任的吴官正，吴将她的信转交给总理办公室，并在电话中说“如能批最好，如不行，建议批得缓和一些，否则她会哭鼻子。”3天后，时任总理温家宝批了。
朱镕基则披露，他到上海任职后，曾被时任市委书记江泽民预言“一年内头发将全白”，他还曾向时任总理李鹏写“陈情表”，建议将1988年上海生产“桑塔纳”数量由1万辆增至1.5万辆，甚至在讲话中说“上海现在这么困难，如果不再多生产一点‘桑塔纳’赚一点钱，日子过不下去。”最终，这个建议得到李鹏等领导支持。
常委在著作中，还袒露了自己的心路。众所周知，温家宝是1998年“抗洪救灾”的前线指挥，抗洪取得了胜利。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曾有“计算失误”。
1998年第六次大洪峰来临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飞赴湖北荆州，经与水利专家等分析，判断要过的洪峰是一个量大但时间短的尖峰，决定“严防死守”。但“人算不如天算，有一点没有计算好，就是有一片云没在当地下雨，它拐到湖南下了，这样洪水就逼进洞庭湖，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所以又经过一个礼拜的死守”。
李长春《文化强国之路》收入了2007年4月他视察孔子学院总部时的讲话。新书首发式上， 国家汉办主任许琳讲了这样的故事：“分别时，大家都希望和首长合影。长春同志说，今天我是微服私访，没打领带。身边有人解下自己的领带递给首长。首长很快打好了，并快步上前帮张少春（财政部副部长）打领带，边整边说，我来给你打领带，请你给汉办加点钱。”李长春对推广汉语的重视，可见一斑。
梳理常委新书的“自我评价”，“脾气急躁”被几名常委同时提到。如朱镕基反思，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
吴官正更自称“发火是强项”。当武汉市市长时，他为要求省里增加电力供应指标，当着省委书记的面和省经委领导大吵，“几乎失去理智”，还对一名分管工业的副省长说：“你不给我市增加供电指标，市里出了大问题，找你负责，我会向中央告你。”有次，他的二姐请他安排孩子的工作，他发火道：“我死了，你们不过日子？”
后来，吴官正决心改掉坏脾气，他常提醒自己，发怒时拿把小镜子照照制怒。终于，老伴表扬他说：“这段时间，你的脾气好多了。”
2013年常委出书之“最”
自2003年，卸去公职的李鹏推出第一本著作《众志绘蓝图——李鹏三峡日记》以来，领导人出书并不鲜见。但廉政瞭望记者梳理2013年卸任常委出书情况后，发现仍可总结出三个新特点。
首先是出书人数创下历年最高纪录，达8人之多，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3人。“人数最多”的一个背景是，2012年11月，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卸任，7人中的3人，在卸任常委次年推出了个人著作。另据人民出版社透露，还有一位去年卸任常委的著作在编辑中，2014年春节前或将出版。
第二个特点是，《闲来笔潭》的出版，标志着常委探索个人化写作的深入，被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认为具有开拓意义。近年来常委出版的著作，除李岚清谈篆刻及音乐的专业图书外，多为政论文集和工作文稿，《闲来笔潭》独出心裁，收录了吴官正卸任后撰写的随笔、散文、小说等，还配有他“涂鸦”的《良官赋》等画作，凸显了这个“理工男”的“文青范”，读者反响热烈，上市一周即销售30万册。
此外，2013年常委出书时，更多地将“贴近大众”作为选材标准之一。如“充分考虑读者阅读需求”是李长春的要求。于是，人们在书中看到李长春谈“《阿凡达》热”。李瑞环则多次引用民间故事，还引用这样一副对联：上联“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下级骗上级，层层加水，水到渠成”，横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2013年常委新著还衍生出许多“之最”。如作为领导人著作出版的“定点”机构之一。人民出版社出版了8本常委著作中的4本，是年度出版常委著作最多的机构。胡锦涛在2012年卸任的常委中出书速度最快，卸任一月即推新书。温家宝书中文章成文的时间跨度最长，从1995年持续到2013年。《温家宝谈教育》的出版准备时间也最长，2008年夏天即着手准备，足见温家宝对教育的特殊感情。
常委的稿费去哪儿了？
2013年，常委出书的两个“敏感话题”——书稿审查及稿费问题也被披露。成书后，常委著作都要经历“审查”。2012年十八大前，《看法与说法》初稿就已完成，分送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发改委等30个机构审定，收集的意见主要有一些讲话涉及的文件尚未解密，建议不要刊出；一些讲话与党的文件有出入时，以正式文件为准等。
新书还要接受市场的“审查”——销量将直接影响个人版税收入。《北京青年报》披露，领导人的版税都按常规（计算）。版税率一般在7%～10%之间。如发行量大，还会往上调。不过，常委们大多将版税用于捐资助学。
常委对稿费的处理方式大多一致，但在著作成书过程中，他们展现出不同的个人风格。
“由秘书班子代笔起草的讲话稿不收、已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不收。”这是朱镕基的“出书原则”。书出版前，85岁的朱镕基审定了全稿。
李长春不仅亲自审看了4次书稿，每篇文章逐字逐句审读，还3次送给有关部门领导征求意见，会见编者时，他开玩笑说：“书要出版了，出版社得来‘面试’一下作者。”
关于封面设计，常委共同选择“低调”。
李瑞环《看法与说法》设计封面时，成稿中有李瑞环头像。但他坚决不同意。最终，按他的意愿，上端是蓝天白云和山峦，代表现实生活；下端是各行业百姓。意味着“他的任何看法和说法都来自群众”。
梳理2013年的常委出书热，评论多指出反映了高层政治的日趋透明，对公众知情权的满足，能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而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更看重的，是常委新书文风的变化。
“中央现在提出转变作风文风，《闲来笔潭》、《温家宝谈教育》这样的书，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黄书元说。
2013年卸任常委出书，呈现出书人数最多、探索个人化写作、贴近大众读者等三大特色。而坊间最关心的，则是其对高层政治生活的“揭秘”。
事实上，自当年3月，李瑞环《看法与说法》出版，到10月《温家宝谈教育》热销，2013年，卸任常委共出版8本著作，掀起陣阵热潮。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2013年卸任常委出书，呈现出书人数最多、探索个人化写作、贴近大众等三大特色。而坊间关心的，则是其对高层政治生活的“揭秘”。
常委笔下的常委：
胡锦涛斩钉截铁，吴官正走后门
卸任后的中央纪委书记找总理“走后门”，常委向副部长“求情”，温家宝处理98洪灾曾判断失误……这些都是2013年卸任常委出书披露或在其新书发布会上披露的。常委出书不仅谈工作，也谈与其他常委的交往，谈自己的心路历程。
常委著作中，其他常委也很“抢镜”。如李长春披露，“2004年研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时，胡锦涛总书记曾对我说，这种（事业单位）体制问题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解决，不能再传给下一代了，不外乎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种斩钉截铁的表达，让该书出版人，也是体制改革参与者的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印象深刻。
吴官正在书中自曝，曾为同一人找两任总理“办事”，吴的“游说”颇有技巧。
40年前，吴官正就认识了著名杂技艺术家夏菊花。2008年，当了27年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70多岁的夏菊花想建一座国家马戏院，找到已卸任的吴官正，吴将她的信转交给总理办公室，并在电话中说“如能批最好，如不行，建议批得缓和一些，否则她会哭鼻子。”3天后，时任总理温家宝批了。
朱镕基则披露，他到上海任职后，曾被时任市委书记江泽民预言“一年内头发将全白”，他还曾向时任总理李鹏写“陈情表”，建议将1988年上海生产“桑塔纳”数量由1万辆增至1.5万辆，甚至在讲话中说“上海现在这么困难，如果不再多生产一点‘桑塔纳’赚一点钱，日子过不下去。”最终，这个建议得到李鹏等领导支持。
常委在著作中，还袒露了自己的心路。众所周知，温家宝是1998年“抗洪救灾”的前线指挥，抗洪取得了胜利。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曾有“计算失误”。
1998年第六次大洪峰来临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飞赴湖北荆州，经与水利专家等分析，判断要过的洪峰是一个量大但时间短的尖峰，决定“严防死守”。但“人算不如天算，有一点没有计算好，就是有一片云没在当地下雨，它拐到湖南下了，这样洪水就逼进洞庭湖，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所以又经过一个礼拜的死守”。
李长春《文化强国之路》收入了2007年4月他视察孔子学院总部时的讲话。新书首发式上， 国家汉办主任许琳讲了这样的故事：“分别时，大家都希望和首长合影。长春同志说，今天我是微服私访，没打领带。身边有人解下自己的领带递给首长。首长很快打好了，并快步上前帮张少春（财政部副部长）打领带，边整边说，我来给你打领带，请你给汉办加点钱。”李长春对推广汉语的重视，可见一斑。
梳理常委新书的“自我评价”，“脾气急躁”被几名常委同时提到。如朱镕基反思，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
吴官正更自称“发火是强项”。当武汉市市长时，他为要求省里增加电力供应指标，当着省委书记的面和省经委领导大吵，“几乎失去理智”，还对一名分管工业的副省长说：“你不给我市增加供电指标，市里出了大问题，找你负责，我会向中央告你。”有次，他的二姐请他安排孩子的工作，他发火道：“我死了，你们不过日子？”
后来，吴官正决心改掉坏脾气，他常提醒自己，发怒时拿把小镜子照照制怒。终于，老伴表扬他说：“这段时间，你的脾气好多了。”
2013年常委出书之“最”
自2003年，卸去公职的李鹏推出第一本著作《众志绘蓝图——李鹏三峡日记》以来，领导人出书并不鲜见。但廉政瞭望记者梳理2013年卸任常委出书情况后，发现仍可总结出三个新特点。
首先是出书人数创下历年最高纪录，达8人之多，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3人。“人数最多”的一个背景是，2012年11月，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卸任，7人中的3人，在卸任常委次年推出了个人著作。另据人民出版社透露，还有一位去年卸任常委的著作在编辑中，2014年春节前或将出版。
第二个特点是，《闲来笔潭》的出版，标志着常委探索个人化写作的深入，被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认为具有开拓意义。近年来常委出版的著作，除李岚清谈篆刻及音乐的专业图书外，多为政论文集和工作文稿，《闲来笔潭》独出心裁，收录了吴官正卸任后撰写的随笔、散文、小说等，还配有他“涂鸦”的《良官赋》等画作，凸显了这个“理工男”的“文青范”，读者反响热烈，上市一周即销售30万册。
此外，2013年常委出书时，更多地将“贴近大众”作为选材标准之一。如“充分考虑读者阅读需求”是李长春的要求。于是，人们在书中看到李长春谈“《阿凡达》热”。李瑞环则多次引用民间故事，还引用这样一副对联：上联“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下级骗上级，层层加水，水到渠成”，横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2013年常委新著还衍生出许多“之最”。如作为领导人著作出版的“定点”机构之一。人民出版社出版了8本常委著作中的4本，是年度出版常委著作最多的机构。胡锦涛在2012年卸任的常委中出书速度最快，卸任一月即推新书。温家宝书中文章成文的时间跨度最长，从1995年持续到2013年。《温家宝谈教育》的出版准备时间也最长，2008年夏天即着手准备，足见温家宝对教育的特殊感情。
常委的稿费去哪儿了？
2013年，常委出书的两个“敏感话题”——书稿审查及稿费问题也被披露。成书后，常委著作都要经历“审查”。2012年十八大前，《看法与说法》初稿就已完成，分送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发改委等30个机构审定，收集的意见主要有一些讲话涉及的文件尚未解密，建议不要刊出；一些讲话与党的文件有出入时，以正式文件为准等。
新书还要接受市场的“审查”——销量将直接影响个人版税收入。《北京青年报》披露，领导人的版税都按常规（计算）。版税率一般在7%～10%之间。如发行量大，还会往上调。不过，常委们大多将版税用于捐资助学。
常委对稿费的处理方式大多一致，但在著作成书过程中，他们展现出不同的个人风格。
“由秘书班子代笔起草的讲话稿不收、已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不收。”这是朱镕基的“出书原则”。书出版前，85岁的朱镕基审定了全稿。
李长春不仅亲自审看了4次书稿，每篇文章逐字逐句审读，还3次送给有关部门领导征求意见，会见编者时，他开玩笑说：“书要出版了，出版社得来‘面试’一下作者。”
关于封面设计，常委共同选择“低调”。
李瑞环《看法与说法》设计封面时，成稿中有李瑞环头像。但他坚决不同意。最终，按他的意愿，上端是蓝天白云和山峦，代表现实生活；下端是各行业百姓。意味着“他的任何看法和说法都来自群众”。
梳理2013年的常委出书热，评论多指出反映了高层政治的日趋透明，对公众知情权的满足，能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而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更看重的，是常委新书文风的变化。
“中央现在提出转变作风文风，《闲来笔潭》、《温家宝谈教育》这样的书，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黄书元说。
2013年卸任常委出书，呈现出书人数最多、探索个人化写作、贴近大众读者等三大特色。而坊间最关心的，则是其对高层政治生活的“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