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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2日，北京。
各大新闻媒体接收新华社电讯稿的专线电脑上，突然跳闪出一份关乎亿万中国技术工人的文件—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全文如下。
……
第二天，这份全文接近4500字的文件，出现在《人民日报》等中央主要报纸的头版。
依照惯例，此时正是全国两会通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的密集发布期。与《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一同出现在报纸头版的，便是新一届政府谋划全局的政府工作报告。
“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进行发布，足以显示出它的份量！”多位接受《中国工人》杂志采访的工会界人士说，“它抓住了技术工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第一次把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的高度。”
事实上，《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的第一句话—“为落实《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同样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
参与《意见》起草会稿的相关人士对《中国工人》表示，《意见》作为产改方案的配套文件适时发布，标志着党和政府正在不断推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的全新举措。“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技术工人的奋斗时代来了！
辉煌时光：沉淀历史角落
在年轻人热捧的“知乎”网络社区里，有这样一则提问—“什么叫八级工？”
被网友顶赞到最前面的回答，读起来竟然让人有一丝莫名的感伤。
“爷爷以前是某国营厂八级工，据说，困难年代一个月工资一百多。依稀记得小时候出去踢足球，爷爷骑二八大杠自行车送我去，从出门到球场一路都有人和我爷爷打招呼。当时的六级工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大侠，八级工基本上就是扫地僧的存在。突然好想我爷爷。”
今年62岁的俞晓群是中国著名的出版人，编印的图书从内容到装帧都堪称精美，这显然与他年轻时当过工人的经历相关。
那段岁月里，八级工是俞晓群最崇拜的人：“老师傅们技术一流，别人解决不了的事情，他们往往能手到病除。所以，晚辈见到大工匠，都会恭恭敬敬，连厂长、车间主任也会敬他们三分。”
翻开历史，八级工的出现和八级工资制直接相关。
1956年，按照生产劳动的复杂程度和技术的熟练程度，企业里工人的工资被分为八个等级。不同的是，有些技術比较简单的工种，最高的工资只能到四级或者五级。只有那些需要复杂技术的工种，最高的工资才可以评定为八级。
由此开始，可以拿到八级工资的工人，就成了备受崇敬的八级工。以当时的采油工人为例，一级工资标准为31.0元至43.2元，八级工资标准则是104.56元至131.76元。
参照当时每月伙食费不足10元的物价水平，八级工的工资令人羡慕不已。可以佐证的是文化老人季羡林的回忆—“当年吃一次莫斯科餐厅，约为1.5至2元，菜汤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工人日报》退休记者顾威的记忆中。那时，沈阳市多数重工业企业里，一级工的工资33元，八级工的工资108元，中层正职干部的工资99元。
顾威记得，邻居“王眼镜”是八级焊工，将自行车改装成摩托，动静很大，每次听到摩托的声音，父亲都说“王眼镜”回来了，口气中带着恭敬。
在企业工会当干事时，顾威曾被工会主席讲过的一件事深深触动。这位工会主席曾经是六级铸造工，每月工资加上补贴能有八九十元。后来，组织上调他当干部，他不愿意去，因为收入少了一大块，但又不敢不听组织安排，结果哭了一场。
“后来就不一样了，最大区别就是‘师不如长’。”在接受《中国工人》杂志采访时，顾威直言工人的收入早已不能和中层干部相提并论。“沈阳市一家全国闻名的企业，首席技师月收入一般也就5000多元，中层干部月工资加上年终兑现奖，全年下来可达二三十万元。”
岁月流逝，八级工慢慢成了传说中的“扫地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社会时，毫不犹豫地把“当工人”列为最后的职业选项。
2007年，一组来自上海的调查数据令人震惊。面向4000户居民进行入户调查的结果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成为最受追捧的就业意向。
其时，《中国青年报》就此发表评论，直言“99%的人不愿意当工人，这是现实教育他们得出的结论”，与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偏低直接相关。
9年以后，令人忧虑的状况依然存在。
2016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线工人代表李斌在上海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又披露了一组新的调查数据—
针对17个省市、41家企业的2577名职工调查发现，6.07%的受访者认为产业工人在当下享有较高社会地位，61.62%的受访者认为地位不高，32.31%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地位，只有1%的人不介意当工人。
相隔9年的两次调查，在“当工人”的态度调查中，竟然是丝毫不差的1%。还有多少人愿意当工人？显然成为全社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以八级工为代表的技术工人严重短缺，中国工业发展不得不面临技能短板带来的挑战。
技能短板：制约工业升级
今天，八级工的概念已经成为过去时。但是，它所折射的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一直让人们念兹在兹。
毕竟，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华丽转身，离不开生产一线技能的快速提升。
2017年3月9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李守镇委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做大会发言，提醒全社会关注中国工业面临的严峻现实。 “纵观世界工业发展史，凡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李守镇说，“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5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
李守镇委员引用的数据，让整个会场陷入沉思：“由于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的7.4%。以2015年为例，中国单位劳动产出7318美元，世界平均水平是18487美元，而美国是98990美元。”
“简单地说，1个美国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我们13个人创造的财富，这也是我国工业制造‘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守镇分析说。
此前，由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已经发出中国劳动力供需严重不匹配的警告。
这份题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的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向价值链上游转移，提供或制造的产品也逐渐向高附加值产品过渡，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还将不断上升，技能缺口的问题亟需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麦肯锡公司也公开提醒说，到2020年，中国需要1.4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届时将面临22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
在高级技工严重短缺的背后，是收入分配与社会地位的失衡。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承认，技术工人收入水平偏低，各项待遇保障比较弱，导致技术工人的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供需矛盾非常突出，企业对技能型工人短缺的问题反映非常强烈。
相比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技术工人的培养，着实值得我们效仿借鉴。
作为技术创新大国和制造业强国，德国技术工人的待遇得到了充分保障。德国前总统赫尔佐格甚至说，“为保持经济竞争力，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而是更多工业技师”。
数据显示，德国技工的工资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技校毕业生的工资几乎普遍比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高，不少行业的技工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公务员，甚至高过大学教授。由于技工的工资高，每年有65%的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职业学校。如果学生在职业学校学习期间就被企业“订购”成为企业的准员工，企业要按规定向学生每月支付600欧元至800欧元的学习津贴。
在美国，技术工人的收入待遇同样得到保障，每月大多可以拿到3500美元以上的工资。每周工作40小时以外算加班，按照平时收入标准的1.25倍至1.5倍计算。从第51个小时开始，便要支付双倍薪水。
“当然，除了亟待提高技术工人的相对收入水平，中国企业更需要提高的是对技术工人培养的重视。”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山东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许振超说，“相当一部分工厂过多考虑眼前利益和投资风险，只想使用现成的技术工人，热衷互挖墙脚，舍不得在技能培训方面进行投入。”
事实上，培养一个高级技工需要不菲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以机床生产企业为例，培养一名初级工至少需要半年，把一名初级工培养成高级工则需要8至9年，期间需要大量的设备费用和培训费用。如果再算上5%～8%的成才率，技能人才的培养成本是一个大数字。
“摘桃者多、种树者少”，使得技术工人短缺问题日渐严重，危及着中国工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活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在访问北京时，特别提到中国应当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必须尽快解决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
海克曼列举的数据显示，在整个国家的GDP里，中国人力资本的投资仅占2.5%，美国则是5.4%；中国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占30%，美国则是17%。中国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甚至低于印度（3.3%）和泰国（4.1%）。
“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技能水平很低，只靠他们不停地生产，肯定会有问题。”这是海克曼作为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发出的警告。
国家行动：出台激励计划
今天的中国，农村经济结构持续调整，工业化和城镇化全力提速推进，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产业工人整体素质水平承受重压。
今天的世界，信息革命和互联网浪潮刺激新技术持续涌现，直接引发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分工和工业结构调整。
经历过国际金融危机的磨难，西方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以美国为先导，世界工业强国相继从“去工业化”向“再工业化”转变，不断推出刺激制造业发展的庞大计划，争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經济战略制高点。
新的一次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就这样迎面而来。
技术工人有力量，中国企业才有希望。
中国企业有希望，中国制造才有未来。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才瓶颈和技能短板，尽快提升中国产业工人的技能素质迫在眉睫。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我们要有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提出：“素质是立身之基，技能是立业之本……在工厂车间，就要弘扬工匠精神，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的产品。”
最高决策层的运筹帷幄，铺就了新时期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通途。
2017年2月6日，中央深改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这一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协调小组组长李玉赋称，《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从5个方面提出了25条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提升产业工人技术技能水平，是改革重点所在。 李玉赋强调，要建立健全培养、考核、使用、待遇相统一的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在关键岗位、关键工序培养使用高技能人才，提高相应待遇，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要建立技术工人创新成果按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研究创新激励方式。
毫无疑问的是，《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提高中国技术工人待遇的政府决策呼之欲出。
依照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安排，人社部牵头研究提出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措施。中华全国总工会深度参与，组织专门力量配合开展相关专题研究，广泛听取一线技术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共同会签上报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的送审稿。
最终公布的《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让亿万中国技术工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汤涛透露，作为《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的配套措施，这份意见第一次把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高度，聚焦企业人才瓶颈，突出激励提升，强化问题导向。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阎京华则表示，加强技术工人队伍的建设，依法维护技术工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中国工会的职责所在。在实施工资激励计划、强化评价使用激励工作、畅通技术工人成长成才的通道等方面，中国工会将通过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厂务公开等方式发挥监督作用，确保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落到实处。
此间人士注意到，在致力提高技术工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同时，《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工资激励计划，提高技术工人收入水平。
—鼓励企业在工资结构中设置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工资单元，或对关键技术岗位、关键工序和紧缺急需的技术工人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年薪制等分配形式，鼓励企业建立针对技术工人的补助性津贴制度；
—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分配要向高技能人才倾斜，高技能人才人均工资增幅应不低于本单位管理人员人均工资增幅；
—制定企业技术工人技能要素和创新成果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鼓励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实行技术创新成果入股、岗位分红等激励方式；
……
“目前，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在3000元以下的占比达48.8%，有21.1%的职工2014年以来没有涨过工资，技术工人工资总体偏低且增长缓慢。”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书记李滨生在《人民政协报》发文称，“只有突出技术与非技术、高技术与低技术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待遇差别，才能激励技术工人不断提高素质，与时俱进。”
技工加油：重返荣耀之巅
2018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完成了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职工总数已达3.91亿左右，70后、80后仍是职工队伍主体，90后职工大幅增加，00后也逐渐进入职工队伍。
这支平均年龄37.1岁的劳动者大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比5年前的上一次全国调查提高了0.6年。
然而，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相比，中国的技术工人缺口依旧巨大。
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说：“在工业领域，正常的人才结构是1个科学家、10个工程师、100个技能人才。”
科学家可以引进，工程师可以引进，大规模引进技术工人却在全球尚无先例。缺少足够的技术工人，从原料生产到制作加工就无法形成闭环，一个工序出问题就会满盘皆输。
“设备易得，技工难求”。急欲实现产业链条从末端上移的中国制造业，就这样把前所未有的人生际遇，推到亿万中国工人的面前。
今天，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正在白热化，技术工人开始成为高价争夺的人才资源。
《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凭借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技术技能型人才可以落户南京。在宁波，技术工人也被纳入到人才落户范畴。在佛山，更是全面放开了对技术工人的落户限制。
即便是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级一线城市，也同样向技术工人敞开大门。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公开表示，上海的发展既需要金领、白领，也需要蓝领。广州公布最新政策，大力吸引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各类人才。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
这是光明之季，这是希望之春。
2018年3月，《中国工人》杂志邀请大国工匠顾问团成员高凤林、许振超、李斌相聚北京，共同謀议中国技术工人的未来。
中国航天一院211厂发动机车间班组长高凤林说：“新时代的技术工人必须要有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不仅有助于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更能让技术工人在社会中找到自我认同。”
山东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许振超说：“不懂技术的工人，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当代工人。作为技术工人，知识和技能非常重要，做就要做第一，做第二也是落后，也是跟着别人跑。技术上没有自己的杀手锏，永远形不成竞争力。”
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总工艺师李斌说：“技术工人不可能‘一夜成名’，肯定要经过漫长的学习积累。路在自己脚下，创新也在身边。”
……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可以想见的是，有了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顶层设计，更多细化的制度安排即将到来。
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正在蓬勃而起。
我们眷恋的“八级大工匠”，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出现在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的流水线上。
加油，每一位立志岗位成才的劳动者。重返荣耀之巅的日子，不再遥远。
中国技术工人的春天，全新开启，永不落幕。
各大新闻媒体接收新华社电讯稿的专线电脑上，突然跳闪出一份关乎亿万中国技术工人的文件—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全文如下。
……
第二天，这份全文接近4500字的文件，出现在《人民日报》等中央主要报纸的头版。
依照惯例，此时正是全国两会通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的密集发布期。与《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一同出现在报纸头版的，便是新一届政府谋划全局的政府工作报告。
“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进行发布，足以显示出它的份量！”多位接受《中国工人》杂志采访的工会界人士说，“它抓住了技术工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第一次把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的高度。”
事实上，《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的第一句话—“为落实《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同样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
参与《意见》起草会稿的相关人士对《中国工人》表示，《意见》作为产改方案的配套文件适时发布，标志着党和政府正在不断推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的全新举措。“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技术工人的奋斗时代来了！
辉煌时光：沉淀历史角落
在年轻人热捧的“知乎”网络社区里，有这样一则提问—“什么叫八级工？”
被网友顶赞到最前面的回答，读起来竟然让人有一丝莫名的感伤。
“爷爷以前是某国营厂八级工，据说，困难年代一个月工资一百多。依稀记得小时候出去踢足球，爷爷骑二八大杠自行车送我去，从出门到球场一路都有人和我爷爷打招呼。当时的六级工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大侠，八级工基本上就是扫地僧的存在。突然好想我爷爷。”
今年62岁的俞晓群是中国著名的出版人，编印的图书从内容到装帧都堪称精美，这显然与他年轻时当过工人的经历相关。
那段岁月里，八级工是俞晓群最崇拜的人：“老师傅们技术一流，别人解决不了的事情，他们往往能手到病除。所以，晚辈见到大工匠，都会恭恭敬敬，连厂长、车间主任也会敬他们三分。”
翻开历史，八级工的出现和八级工资制直接相关。
1956年，按照生产劳动的复杂程度和技术的熟练程度，企业里工人的工资被分为八个等级。不同的是，有些技術比较简单的工种，最高的工资只能到四级或者五级。只有那些需要复杂技术的工种，最高的工资才可以评定为八级。
由此开始，可以拿到八级工资的工人，就成了备受崇敬的八级工。以当时的采油工人为例，一级工资标准为31.0元至43.2元，八级工资标准则是104.56元至131.76元。
参照当时每月伙食费不足10元的物价水平，八级工的工资令人羡慕不已。可以佐证的是文化老人季羡林的回忆—“当年吃一次莫斯科餐厅，约为1.5至2元，菜汤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工人日报》退休记者顾威的记忆中。那时，沈阳市多数重工业企业里，一级工的工资33元，八级工的工资108元，中层正职干部的工资99元。
顾威记得，邻居“王眼镜”是八级焊工，将自行车改装成摩托，动静很大，每次听到摩托的声音，父亲都说“王眼镜”回来了，口气中带着恭敬。
在企业工会当干事时，顾威曾被工会主席讲过的一件事深深触动。这位工会主席曾经是六级铸造工，每月工资加上补贴能有八九十元。后来，组织上调他当干部，他不愿意去，因为收入少了一大块，但又不敢不听组织安排，结果哭了一场。
“后来就不一样了，最大区别就是‘师不如长’。”在接受《中国工人》杂志采访时，顾威直言工人的收入早已不能和中层干部相提并论。“沈阳市一家全国闻名的企业，首席技师月收入一般也就5000多元，中层干部月工资加上年终兑现奖，全年下来可达二三十万元。”
岁月流逝，八级工慢慢成了传说中的“扫地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社会时，毫不犹豫地把“当工人”列为最后的职业选项。
2007年，一组来自上海的调查数据令人震惊。面向4000户居民进行入户调查的结果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成为最受追捧的就业意向。
其时，《中国青年报》就此发表评论，直言“99%的人不愿意当工人，这是现实教育他们得出的结论”，与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偏低直接相关。
9年以后，令人忧虑的状况依然存在。
2016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线工人代表李斌在上海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又披露了一组新的调查数据—
针对17个省市、41家企业的2577名职工调查发现，6.07%的受访者认为产业工人在当下享有较高社会地位，61.62%的受访者认为地位不高，32.31%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地位，只有1%的人不介意当工人。
相隔9年的两次调查，在“当工人”的态度调查中，竟然是丝毫不差的1%。还有多少人愿意当工人？显然成为全社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以八级工为代表的技术工人严重短缺，中国工业发展不得不面临技能短板带来的挑战。
技能短板：制约工业升级
今天，八级工的概念已经成为过去时。但是，它所折射的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一直让人们念兹在兹。
毕竟，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华丽转身，离不开生产一线技能的快速提升。
2017年3月9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李守镇委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做大会发言，提醒全社会关注中国工业面临的严峻现实。 “纵观世界工业发展史，凡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李守镇说，“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5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
李守镇委员引用的数据，让整个会场陷入沉思：“由于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的7.4%。以2015年为例，中国单位劳动产出7318美元，世界平均水平是18487美元，而美国是98990美元。”
“简单地说，1个美国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我们13个人创造的财富，这也是我国工业制造‘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守镇分析说。
此前，由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已经发出中国劳动力供需严重不匹配的警告。
这份题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的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向价值链上游转移，提供或制造的产品也逐渐向高附加值产品过渡，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还将不断上升，技能缺口的问题亟需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麦肯锡公司也公开提醒说，到2020年，中国需要1.4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届时将面临22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
在高级技工严重短缺的背后，是收入分配与社会地位的失衡。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承认，技术工人收入水平偏低，各项待遇保障比较弱，导致技术工人的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供需矛盾非常突出，企业对技能型工人短缺的问题反映非常强烈。
相比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技术工人的培养，着实值得我们效仿借鉴。
作为技术创新大国和制造业强国，德国技术工人的待遇得到了充分保障。德国前总统赫尔佐格甚至说，“为保持经济竞争力，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而是更多工业技师”。
数据显示，德国技工的工资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技校毕业生的工资几乎普遍比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高，不少行业的技工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公务员，甚至高过大学教授。由于技工的工资高，每年有65%的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职业学校。如果学生在职业学校学习期间就被企业“订购”成为企业的准员工，企业要按规定向学生每月支付600欧元至800欧元的学习津贴。
在美国，技术工人的收入待遇同样得到保障，每月大多可以拿到3500美元以上的工资。每周工作40小时以外算加班，按照平时收入标准的1.25倍至1.5倍计算。从第51个小时开始，便要支付双倍薪水。
“当然，除了亟待提高技术工人的相对收入水平，中国企业更需要提高的是对技术工人培养的重视。”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山东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许振超说，“相当一部分工厂过多考虑眼前利益和投资风险，只想使用现成的技术工人，热衷互挖墙脚，舍不得在技能培训方面进行投入。”
事实上，培养一个高级技工需要不菲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以机床生产企业为例，培养一名初级工至少需要半年，把一名初级工培养成高级工则需要8至9年，期间需要大量的设备费用和培训费用。如果再算上5%～8%的成才率，技能人才的培养成本是一个大数字。
“摘桃者多、种树者少”，使得技术工人短缺问题日渐严重，危及着中国工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活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在访问北京时，特别提到中国应当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必须尽快解决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
海克曼列举的数据显示，在整个国家的GDP里，中国人力资本的投资仅占2.5%，美国则是5.4%；中国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占30%，美国则是17%。中国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甚至低于印度（3.3%）和泰国（4.1%）。
“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技能水平很低，只靠他们不停地生产，肯定会有问题。”这是海克曼作为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发出的警告。
国家行动：出台激励计划
今天的中国，农村经济结构持续调整，工业化和城镇化全力提速推进，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产业工人整体素质水平承受重压。
今天的世界，信息革命和互联网浪潮刺激新技术持续涌现，直接引发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分工和工业结构调整。
经历过国际金融危机的磨难，西方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以美国为先导，世界工业强国相继从“去工业化”向“再工业化”转变，不断推出刺激制造业发展的庞大计划，争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經济战略制高点。
新的一次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就这样迎面而来。
技术工人有力量，中国企业才有希望。
中国企业有希望，中国制造才有未来。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才瓶颈和技能短板，尽快提升中国产业工人的技能素质迫在眉睫。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我们要有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提出：“素质是立身之基，技能是立业之本……在工厂车间，就要弘扬工匠精神，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的产品。”
最高决策层的运筹帷幄，铺就了新时期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通途。
2017年2月6日，中央深改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这一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协调小组组长李玉赋称，《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从5个方面提出了25条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提升产业工人技术技能水平，是改革重点所在。 李玉赋强调，要建立健全培养、考核、使用、待遇相统一的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在关键岗位、关键工序培养使用高技能人才，提高相应待遇，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要建立技术工人创新成果按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研究创新激励方式。
毫无疑问的是，《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提高中国技术工人待遇的政府决策呼之欲出。
依照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安排，人社部牵头研究提出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措施。中华全国总工会深度参与，组织专门力量配合开展相关专题研究，广泛听取一线技术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共同会签上报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的送审稿。
最终公布的《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让亿万中国技术工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汤涛透露，作为《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的配套措施，这份意见第一次把提高技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高度，聚焦企业人才瓶颈，突出激励提升，强化问题导向。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阎京华则表示，加强技术工人队伍的建设，依法维护技术工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中国工会的职责所在。在实施工资激励计划、强化评价使用激励工作、畅通技术工人成长成才的通道等方面，中国工会将通过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厂务公开等方式发挥监督作用，确保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政策落到实处。
此间人士注意到，在致力提高技术工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同时，《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工资激励计划，提高技术工人收入水平。
—鼓励企业在工资结构中设置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工资单元，或对关键技术岗位、关键工序和紧缺急需的技术工人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年薪制等分配形式，鼓励企业建立针对技术工人的补助性津贴制度；
—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分配要向高技能人才倾斜，高技能人才人均工资增幅应不低于本单位管理人员人均工资增幅；
—制定企业技术工人技能要素和创新成果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鼓励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实行技术创新成果入股、岗位分红等激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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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在3000元以下的占比达48.8%，有21.1%的职工2014年以来没有涨过工资，技术工人工资总体偏低且增长缓慢。”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书记李滨生在《人民政协报》发文称，“只有突出技术与非技术、高技术与低技术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待遇差别，才能激励技术工人不断提高素质，与时俱进。”
技工加油：重返荣耀之巅
2018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完成了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职工总数已达3.91亿左右，70后、80后仍是职工队伍主体，90后职工大幅增加，00后也逐渐进入职工队伍。
这支平均年龄37.1岁的劳动者大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比5年前的上一次全国调查提高了0.6年。
然而，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相比，中国的技术工人缺口依旧巨大。
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说：“在工业领域，正常的人才结构是1个科学家、10个工程师、100个技能人才。”
科学家可以引进，工程师可以引进，大规模引进技术工人却在全球尚无先例。缺少足够的技术工人，从原料生产到制作加工就无法形成闭环，一个工序出问题就会满盘皆输。
“设备易得，技工难求”。急欲实现产业链条从末端上移的中国制造业，就这样把前所未有的人生际遇，推到亿万中国工人的面前。
今天，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正在白热化，技术工人开始成为高价争夺的人才资源。
《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凭借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技术技能型人才可以落户南京。在宁波，技术工人也被纳入到人才落户范畴。在佛山，更是全面放开了对技术工人的落户限制。
即便是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级一线城市，也同样向技术工人敞开大门。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公开表示，上海的发展既需要金领、白领，也需要蓝领。广州公布最新政策，大力吸引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各类人才。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
这是光明之季，这是希望之春。
2018年3月，《中国工人》杂志邀请大国工匠顾问团成员高凤林、许振超、李斌相聚北京，共同謀议中国技术工人的未来。
中国航天一院211厂发动机车间班组长高凤林说：“新时代的技术工人必须要有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不仅有助于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更能让技术工人在社会中找到自我认同。”
山东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许振超说：“不懂技术的工人，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当代工人。作为技术工人，知识和技能非常重要，做就要做第一，做第二也是落后，也是跟着别人跑。技术上没有自己的杀手锏，永远形不成竞争力。”
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总工艺师李斌说：“技术工人不可能‘一夜成名’，肯定要经过漫长的学习积累。路在自己脚下，创新也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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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可以想见的是，有了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顶层设计，更多细化的制度安排即将到来。
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正在蓬勃而起。
我们眷恋的“八级大工匠”，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出现在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的流水线上。
加油，每一位立志岗位成才的劳动者。重返荣耀之巅的日子，不再遥远。
中国技术工人的春天，全新开启，永不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