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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是诗人、教授、民主斗士，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了，那首撼人心魄的《七子之歌》便是他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人格的写照。闻一多先生同时还是画家、篆刻家和书籍装帧史上的一位拓荒者。正像朱自清在评论闻一多先生一生成就时说：“他见解固然精，方面也真广，不折不扣超人一等。”
我所见到过的闻一多先生的装帧作品有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籍装帧》卷，其中收录闻一多先生装帧作品数件：《落叶》《猛虎集》《巴黎鳞爪》等。闻立鹏等著《闻一多》一书收录闻一多先生装帧，如《红烛》《浪漫的与古典的》《玛丽-玛丽》等装帧及插图、速写等。1948年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收录了《印痕》等作品数件。1999年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办的闻一多美术作品百年回顾展中，笔者亦亲见闻一多先生包括书籍装帧作品在内的存世珍贵作品。
闻一多先生的装帧艺术创作发端于清华学校学习期间，是年22岁。同年，他还发表了有关书籍装帧方面的论文《出版物的封面》。闻一多先生书籍装帧艺术创作的主要阶段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由于年代久远等诸多因素，闻一多先生存世的装帧作品肯定不是其全部。从他存世的十几件装帧作品来看，风格是多变的，手法则中西兼备。
例如他为徐志摩散文集《巴黎鳞爪》一书所作的封面设计，是在满版黑色中，零乱地透出人体的手、大腿、耳、鼻、眼、唇，书名也不是常规式的一行排列，而是相当散乱地分处在封面右侧上下两端。作者的名字呈长方印章形歪斜在左侧下角。封面文字均印红色。画面构成一种欧洲社会令人目眩的浮华病态的生活残像。《猛虎集》的设计是跨过书脊在浅黄色的封面封底上以相当简约的手法，横向涂抹数条不规则排列的黑色斑纹，书名不大，以行楷写就。我们虽不曾读过该书的具体内容，但这种高度概括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创意，给人以诗的无限遐思。闻一多在为林庚诗集《夜》设计封面时，采用的是西洋黑白版画风格。人体造型准确，黑白布局得当，刀法堪称细腻。这种巧妙地引进外来画种用之于自己的封面设计，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他为徐志摩所著《落叶》一书的封面设计，则全然不同于上述三例，采用的是中国文人画潇洒笔法，选取为人们所熟悉的金风吹落枫叶飘荡而下的意象作为装饰语言。画面充满了诗人悲秋的淡淡忧伤，直扣中心主题。《浪漫的與古典的》是一本论文集，该书的封面设计又迥然不同于上述四例，属于带有格律化严谨书卷气的风格。闻一多基于对篆刻艺术的娴熟掌握，构思似信手拈来。他将“浪漫”与“古典”两词分别以朱、白文印痕形式，间隔排列，呈二方连续图案构成，画面因此自然生成一种节奏感。其朱、白印文布满全部封面。尽管闻一多“尤注意印刷精美，以求不负于艺术真旨”，但囿于当时印刷技术、纸张材料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仍限制了作品的表现力。不过闻一多先生依然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宝贵遗产。
闻一多装帧作品
闻一多先生的书籍装帧设计亦如他的文学作品，有着深刻的内涵和寓义。
闻一多先生24岁时即赴美学习。在美期间，他十分清醒地认选了自己今后艺术人生的正确走向。他说：跑到这半球来，如果只作为—个西方式的画家，那么于“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我现在学西方的绘画是为将来作为一个美术批评家。”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艺术的布道者，这也是时代赋予闻一多先生的历史责任。
闻一多先生有着正直的人格、严肃的人生追求，因此能够对事物本质作冷静透彻分析。对于他所要进行装帧设计的书稿，也能像政治家分析对手本质一样，把握住书稿的主题思想、精神实质，从而制订相应的极具个人艺术张力的最佳表达方式。
赴美学习的三年中，闻一多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和种族歧视。他说：我“厌恶这里的生活”。他在诗中愤怒地写道：“那鸷悍的霸王啊……喝醉了弱者的鲜血……”闻一多先生在美学习获得最优等名誉奖后，按规定可以赴巴黎、罗马观摩世界古典杰作，但因为他是黄种人而被取消资格。基于对这种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毅然提前两年回国。《七子之歌》就是他即将动身回国的前两个月，在美国纽约的某个深夜奋笔写就的；归国后立即在《现代评论》杂志发表，马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读者说：读了这首诗，“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时固未有如是感动也”。由于有了留美的经历，当闻一多设计《巴黎鳞爪》一书封面时，就能够站在剖析资本主义的高度，准确地捕捉到这个制度的本质而予以入木三分的艺术鞭挞。闻一多先生为自己的诗集《死水》亲自作的封面设计，采用大面积的黑色——这显然不能仅理解为是对一种色相的选择，这当视作为作者对反动势力统治的抗争和控诉。闻一多之所以采用黑色是经过审慎分析的。先生有一个关于色彩象征性的深刻见解。他认为：不应有白色恐怖之说；因为白色在字面的意义上讲是纯洁的，应该叫黑色恐怖。翻开《死水》满版黑底色的封面，环衬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以极写实手法描绘的一个很壮观的战争场景，印色从彩版上看是朱红色。（有的回忆录中说是银灰色，可能有误。）这样通过黑与红色彩对比、虚与实对比、静与动对比，便产生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从而表现出一个真理：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这一装帧设计的成功，当是正确的政治观点与完美的艺术表现手法相结合的成果。
闻一多及其《七子之歌》
闻一多的一些装帧设计充满了浪漫情调，如插图《梦笔生花》是用流畅的线条描绘了一个睡姿优美少女的梦幻，黑白比例极为和谐，从整体的中国传统根基中透出学习西方特别是英国插图家比亚兹莱的风格余韵。鲁迅说过：比亚兹莱黑白锐利而清楚的影和曲线，使他作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是无可匹敌的。这种浪漫情调与他诗人的气质不无关系。 闻一多先生37岁担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地位不可谓不尊贵。但他在学生面前依然是个浪漫蒂克诗人。据文字记载：上课时他身着黑色长衫，戴着银边眼镜，头发浓黑，抱着一大叠手抄的书稿。当学生坐下后，他并不急于授课，而是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笑着问同学：“哪位吸？”随着学生们的笑声，他自己点烟，在烟雾中他一字一顿地吟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这种浪漫情结表现在美术设计中首先就是对于色彩有着与众不同的诗人般的热爱和情感。他把色彩比作自己的朋友，从色彩中体味到人生的意义。他写道：“生命是张没有价值的白纸，自从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热情，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高洁，粉红赐我以希望，灰白赠我以悲哀……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他的色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还提到：“佛来琪唤醒了我的色彩的感觉。我现在正作一首长诗，名《秋林》——一篇色彩的研究。”他认为：色彩对于绘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他在诗中写道：“我要请天孙织件锦袍，给我穿着你的色彩。我要从葡萄、橘子、高粱……里，把你榨出来，喝着你的色彩！……唱着你的色彩！……在七宝烧的博山炉里，我还要听着你的色彩，嗅着你的色彩。”
闻一多先生归国后，在北京居住时有一间著名的客厅，其四壁涂成黑色，一条窄窄的金边环绕四周。在凹进的神龛里摆着一件淡黄色维纳斯石雕像。这间由闻一多先生亲自设计的独特的客厅，是当时诗人们经常聚会的沙龙。就是在这间黑屋里，闻一多先生写下了著名的诗稿《死水》，宣泄了对恶势力窒息生命的郁闷和愤恨。闻一多先生生命的最后亮点，是在他担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时，敢于当着地方军阀的面喊出：“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这不正是“漆黑一团”的客厅中那道金边所深藏在诗人心目中的希望么？
1939年曹禺自导话剧《原野》时，请闻一多先生担任服装、布景设计。闻一多先生对此投入极大热忱，这特别表现于仇虎在森林中的那一幕：闻一多先生在舞台后半部竖立起一排排高低错落的涂成黑色的长条木板，让—个演员提着一盏小红纸灯，在这些木板中慢慢穿行游动，营造出一种幽深黑暗的多事环境与气氛。这神来之笔——万黑之中一点红的色彩、所占面积的恰当比率，明与暗、动与静的矛盾统一，当是诗人浪漫艺术灵感之结晶。
从闻一多的装帧设计作品可以看出，他有着扎实的美术方面的功底。闻一多先生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清华年刊》《清华学报》的图画总编辑及英文版《清华周刊》的美术编辑。他18岁开始先后绘制过插图、题图、装饰画、封面、扉页等。1922年24岁时，他报考了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系统学习素描、色彩及艺术概论。留美期间他十分注重掌握欧洲古典主义、现代印象派、后印象主义绘画技法。从闻一多先生有一次为好友梁实秋所画半身像的用色——须发是绿的，背景是红的，就可以看出他对现代表现主义代表人物梵高风格的研究之深。梵高用色善于在对立中求得和谐。梵高曾说：“我寻求用红色和绿色表现人类最可怕的狂热。”这张半身像着实让梁实秋大吃了一惊，连忙说：真是“春风满须绿蓬松”啊！
闻一多先生归国后，因故没能继续专门从事美术工作。他在1938年已经40岁时，参加了为避战乱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成立的临时大学。在由贵州迁往云南昆明途中，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起闻一多先生繪画的艺术激情，遂先后画了50幅人物风景速写，准备日后加序出版一本时事日记。可惜流传下来的这些珍贵速写作品至今只剩下36幅。从这位中年诗人学者的速写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当年留美所掌握的造型基本功是多么扎实。这些作品构图完整，用笔胸有成竹。正如闻一多先生在论述绘画技巧时说的那样：“不拘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
闻一多在美术方面的扎实的基本功，不仅使他在书籍装帧方面有所成就，而且在书法、篆刻、壁画及舞台美术等诸方面亦均有建树。他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应友人之约，为话剧《琵琶记》作舞美设计。他为该剧绘制大幅屏风，展示了极具中国民族风格的碧海、红日、白鹤。他还手绘了一件皇帝的龙袍。扮演皇帝的演员说：在舞台灯光下，这件龙袍十分漂亮。
闻一多先生在书法方面擅长小篆。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人拿出一柄泥金纸扇，向闻一多先生求墨宝。先生略加思索，信笔用小篆写下《离骚》中的两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闻一多先生传世的书法作品有十几件。
在篆刻方面，闻一多先生更具相当高的造诣，这一方面得益于早年对秦汉印章的临摹；另一方面是他经过专业美术训练，对点线面造型、构图法已有深入理解；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具备中国文人的传统审美情趣和极深厚的文化底蕴。当时人们称赞他的篆刻：“迥然不同于俗笔”。闻一多先生对绘画、诗歌及篆刻均十分喜爱，竟戏称绘画是他的原配夫人，诗歌后来升为正室，篆刻则为后添的妙龄姬人。闻一多先生传世的篆刻作品有印谱两册上百余方印迹。先生在被敌人杀害的前几天，还在案头设计好一枚印章的布白，却再也无法完成。前面提到的《浪漫的与古典的》封面设计首先考虑到运用篆刻方式作为基本装饰语汇，这是与闻一多先生对篆刻艺术的热爱分不开的。
闻一多先生历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青岛大学文学院、上海政法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语系、清华大学中文系、西南联大、北平国立艺专等高等学府的院长、系主任、教授等职。这种社会活动与学术地位，无疑在多层面上反映出闻一多先生的才华、素养与人格魅力。
尽管时局动荡，生活坎坷，闻一多先生依然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为物质所累。为了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经常谢绝友人高薪邀请。1946年，他没有接受利用暑期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的邀请，却不幸于7月惨遭反动派的杀害，留下“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恨。他在回绝朋友邀请时说出自己的焦虑：“累年所蓄著书之志，恨不得早日实现。近甫得机会，恐稍纵即逝，将使半生勤劳一无所成。”在昆明避乱期间，他也是整天工作不止，很少下楼与人闲谈。同事们特给他起了一个雅号，叫“何妨一下楼主人”。他的学术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语史学、音韵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中国文学史。他还研究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卜辞、铭文，甚至手绘《文字变迁示意图》；编写古代诗人年谱，九歌现代舞剧本；收集翻译新诗，进行新诗批评；撰写时事杂文，出版诗集、合编杂志等。闻一多先生说：“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产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闻一多先生精深的学术水平、严谨的治学精神、等身的著作和他“义所当为，毅然为之”的做人品格，不仅在学生中，即使在大学问家之中也是有口皆碑的。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及唐兰、朱自清等近十位教授、学者共同为闻一多先生所拟治印润格一事，即可得到证明。他们称：“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郭沫若说：“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地翻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各方面作苦心的彻底的准备。……惟其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郭沫若十分敬佩地又说：“闻一多眼光犀利，考索赅博，立说新颖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信口开河，凡是细心阅读他这《全集》的人，我相信都会发生同感。”
毋庸置疑，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必然反映在他的书籍装帧工作中。闻一多先生谈到为自己的诗集《红烛》一书设计封面之过程时说：“我画《红烛》封面，更改得不计其数，到如今还没有一张满意的。一样颜色的图案，又要简单又要好看，这真不是容易的事。（这可奇怪了，我正式学了画，反觉得画画难。）”“我觉得假若封面的纸张结实，字样排得均匀，比一张不中不西的画，印得模模糊糊的，美观多了。”“我不愿我的书带了太浓的洋味儿。”“封面的纸张应厚些，颜色要深不要浅，要暗不要鲜。”闻一多先生在设计上似乎更倾向于把一种印有图案或文字的纸贴在封面上的装帧方式。他说：“这样另费一次手续，也许花钱还是不少。但我宁可这样花钱，花得划算。”不过，我们最终见到的1923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那部《红烛》的封面，却没有任何装饰，除作者名与出版社名分列左右外，正中只有大大的手写楷体《红烛》二字。那般殚思竭虑后的空寂构图成为闻一多先生最后的定稿。
臧克家说：“作为美术家、诗人、学术家的闻一多先生，与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闻一多先生是一个卓然独立的统一体。”这也应了闻一多先生所言：“深信艺术的研究包括高超的精神的修养，精深的学理的考究，同苦励的技能的练习，……有形体，无灵魂，当然不能成就艺术。”从闻一多先生对装帧设计的态度，可再一次证明：风格即人。
闻一多装帧作品
我所见到过的闻一多先生的装帧作品有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籍装帧》卷，其中收录闻一多先生装帧作品数件：《落叶》《猛虎集》《巴黎鳞爪》等。闻立鹏等著《闻一多》一书收录闻一多先生装帧，如《红烛》《浪漫的与古典的》《玛丽-玛丽》等装帧及插图、速写等。1948年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收录了《印痕》等作品数件。1999年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办的闻一多美术作品百年回顾展中，笔者亦亲见闻一多先生包括书籍装帧作品在内的存世珍贵作品。
闻一多先生的装帧艺术创作发端于清华学校学习期间，是年22岁。同年，他还发表了有关书籍装帧方面的论文《出版物的封面》。闻一多先生书籍装帧艺术创作的主要阶段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由于年代久远等诸多因素，闻一多先生存世的装帧作品肯定不是其全部。从他存世的十几件装帧作品来看，风格是多变的，手法则中西兼备。
例如他为徐志摩散文集《巴黎鳞爪》一书所作的封面设计，是在满版黑色中，零乱地透出人体的手、大腿、耳、鼻、眼、唇，书名也不是常规式的一行排列，而是相当散乱地分处在封面右侧上下两端。作者的名字呈长方印章形歪斜在左侧下角。封面文字均印红色。画面构成一种欧洲社会令人目眩的浮华病态的生活残像。《猛虎集》的设计是跨过书脊在浅黄色的封面封底上以相当简约的手法，横向涂抹数条不规则排列的黑色斑纹，书名不大，以行楷写就。我们虽不曾读过该书的具体内容，但这种高度概括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创意，给人以诗的无限遐思。闻一多在为林庚诗集《夜》设计封面时，采用的是西洋黑白版画风格。人体造型准确，黑白布局得当，刀法堪称细腻。这种巧妙地引进外来画种用之于自己的封面设计，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他为徐志摩所著《落叶》一书的封面设计，则全然不同于上述三例，采用的是中国文人画潇洒笔法，选取为人们所熟悉的金风吹落枫叶飘荡而下的意象作为装饰语言。画面充满了诗人悲秋的淡淡忧伤，直扣中心主题。《浪漫的與古典的》是一本论文集，该书的封面设计又迥然不同于上述四例，属于带有格律化严谨书卷气的风格。闻一多基于对篆刻艺术的娴熟掌握，构思似信手拈来。他将“浪漫”与“古典”两词分别以朱、白文印痕形式，间隔排列，呈二方连续图案构成，画面因此自然生成一种节奏感。其朱、白印文布满全部封面。尽管闻一多“尤注意印刷精美，以求不负于艺术真旨”，但囿于当时印刷技术、纸张材料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仍限制了作品的表现力。不过闻一多先生依然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宝贵遗产。
闻一多装帧作品
一、政治家的冷静思辨
闻一多先生的书籍装帧设计亦如他的文学作品，有着深刻的内涵和寓义。
闻一多先生24岁时即赴美学习。在美期间，他十分清醒地认选了自己今后艺术人生的正确走向。他说：跑到这半球来，如果只作为—个西方式的画家，那么于“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我现在学西方的绘画是为将来作为一个美术批评家。”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艺术的布道者，这也是时代赋予闻一多先生的历史责任。
闻一多先生有着正直的人格、严肃的人生追求，因此能够对事物本质作冷静透彻分析。对于他所要进行装帧设计的书稿，也能像政治家分析对手本质一样，把握住书稿的主题思想、精神实质，从而制订相应的极具个人艺术张力的最佳表达方式。
赴美学习的三年中，闻一多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和种族歧视。他说：我“厌恶这里的生活”。他在诗中愤怒地写道：“那鸷悍的霸王啊……喝醉了弱者的鲜血……”闻一多先生在美学习获得最优等名誉奖后，按规定可以赴巴黎、罗马观摩世界古典杰作，但因为他是黄种人而被取消资格。基于对这种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毅然提前两年回国。《七子之歌》就是他即将动身回国的前两个月，在美国纽约的某个深夜奋笔写就的；归国后立即在《现代评论》杂志发表，马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读者说：读了这首诗，“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时固未有如是感动也”。由于有了留美的经历，当闻一多设计《巴黎鳞爪》一书封面时，就能够站在剖析资本主义的高度，准确地捕捉到这个制度的本质而予以入木三分的艺术鞭挞。闻一多先生为自己的诗集《死水》亲自作的封面设计，采用大面积的黑色——这显然不能仅理解为是对一种色相的选择，这当视作为作者对反动势力统治的抗争和控诉。闻一多之所以采用黑色是经过审慎分析的。先生有一个关于色彩象征性的深刻见解。他认为：不应有白色恐怖之说；因为白色在字面的意义上讲是纯洁的，应该叫黑色恐怖。翻开《死水》满版黑底色的封面，环衬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以极写实手法描绘的一个很壮观的战争场景，印色从彩版上看是朱红色。（有的回忆录中说是银灰色，可能有误。）这样通过黑与红色彩对比、虚与实对比、静与动对比，便产生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从而表现出一个真理：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这一装帧设计的成功，当是正确的政治观点与完美的艺术表现手法相结合的成果。
闻一多及其《七子之歌》
二、诗人的浪漫情结
闻一多的一些装帧设计充满了浪漫情调，如插图《梦笔生花》是用流畅的线条描绘了一个睡姿优美少女的梦幻，黑白比例极为和谐，从整体的中国传统根基中透出学习西方特别是英国插图家比亚兹莱的风格余韵。鲁迅说过：比亚兹莱黑白锐利而清楚的影和曲线，使他作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是无可匹敌的。这种浪漫情调与他诗人的气质不无关系。 闻一多先生37岁担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地位不可谓不尊贵。但他在学生面前依然是个浪漫蒂克诗人。据文字记载：上课时他身着黑色长衫，戴着银边眼镜，头发浓黑，抱着一大叠手抄的书稿。当学生坐下后，他并不急于授课，而是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笑着问同学：“哪位吸？”随着学生们的笑声，他自己点烟，在烟雾中他一字一顿地吟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这种浪漫情结表现在美术设计中首先就是对于色彩有着与众不同的诗人般的热爱和情感。他把色彩比作自己的朋友，从色彩中体味到人生的意义。他写道：“生命是张没有价值的白纸，自从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热情，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高洁，粉红赐我以希望，灰白赠我以悲哀……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他的色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还提到：“佛来琪唤醒了我的色彩的感觉。我现在正作一首长诗，名《秋林》——一篇色彩的研究。”他认为：色彩对于绘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他在诗中写道：“我要请天孙织件锦袍，给我穿着你的色彩。我要从葡萄、橘子、高粱……里，把你榨出来，喝着你的色彩！……唱着你的色彩！……在七宝烧的博山炉里，我还要听着你的色彩，嗅着你的色彩。”
闻一多先生归国后，在北京居住时有一间著名的客厅，其四壁涂成黑色，一条窄窄的金边环绕四周。在凹进的神龛里摆着一件淡黄色维纳斯石雕像。这间由闻一多先生亲自设计的独特的客厅，是当时诗人们经常聚会的沙龙。就是在这间黑屋里，闻一多先生写下了著名的诗稿《死水》，宣泄了对恶势力窒息生命的郁闷和愤恨。闻一多先生生命的最后亮点，是在他担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时，敢于当着地方军阀的面喊出：“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这不正是“漆黑一团”的客厅中那道金边所深藏在诗人心目中的希望么？
1939年曹禺自导话剧《原野》时，请闻一多先生担任服装、布景设计。闻一多先生对此投入极大热忱，这特别表现于仇虎在森林中的那一幕：闻一多先生在舞台后半部竖立起一排排高低错落的涂成黑色的长条木板，让—个演员提着一盏小红纸灯，在这些木板中慢慢穿行游动，营造出一种幽深黑暗的多事环境与气氛。这神来之笔——万黑之中一点红的色彩、所占面积的恰当比率，明与暗、动与静的矛盾统一，当是诗人浪漫艺术灵感之结晶。
三、美术家的坚实功底
从闻一多的装帧设计作品可以看出，他有着扎实的美术方面的功底。闻一多先生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清华年刊》《清华学报》的图画总编辑及英文版《清华周刊》的美术编辑。他18岁开始先后绘制过插图、题图、装饰画、封面、扉页等。1922年24岁时，他报考了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系统学习素描、色彩及艺术概论。留美期间他十分注重掌握欧洲古典主义、现代印象派、后印象主义绘画技法。从闻一多先生有一次为好友梁实秋所画半身像的用色——须发是绿的，背景是红的，就可以看出他对现代表现主义代表人物梵高风格的研究之深。梵高用色善于在对立中求得和谐。梵高曾说：“我寻求用红色和绿色表现人类最可怕的狂热。”这张半身像着实让梁实秋大吃了一惊，连忙说：真是“春风满须绿蓬松”啊！
闻一多先生归国后，因故没能继续专门从事美术工作。他在1938年已经40岁时，参加了为避战乱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成立的临时大学。在由贵州迁往云南昆明途中，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发起闻一多先生繪画的艺术激情，遂先后画了50幅人物风景速写，准备日后加序出版一本时事日记。可惜流传下来的这些珍贵速写作品至今只剩下36幅。从这位中年诗人学者的速写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当年留美所掌握的造型基本功是多么扎实。这些作品构图完整，用笔胸有成竹。正如闻一多先生在论述绘画技巧时说的那样：“不拘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
闻一多在美术方面的扎实的基本功，不仅使他在书籍装帧方面有所成就，而且在书法、篆刻、壁画及舞台美术等诸方面亦均有建树。他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应友人之约，为话剧《琵琶记》作舞美设计。他为该剧绘制大幅屏风，展示了极具中国民族风格的碧海、红日、白鹤。他还手绘了一件皇帝的龙袍。扮演皇帝的演员说：在舞台灯光下，这件龙袍十分漂亮。
闻一多先生在书法方面擅长小篆。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人拿出一柄泥金纸扇，向闻一多先生求墨宝。先生略加思索，信笔用小篆写下《离骚》中的两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闻一多先生传世的书法作品有十几件。
在篆刻方面，闻一多先生更具相当高的造诣，这一方面得益于早年对秦汉印章的临摹；另一方面是他经过专业美术训练，对点线面造型、构图法已有深入理解；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具备中国文人的传统审美情趣和极深厚的文化底蕴。当时人们称赞他的篆刻：“迥然不同于俗笔”。闻一多先生对绘画、诗歌及篆刻均十分喜爱，竟戏称绘画是他的原配夫人，诗歌后来升为正室，篆刻则为后添的妙龄姬人。闻一多先生传世的篆刻作品有印谱两册上百余方印迹。先生在被敌人杀害的前几天，还在案头设计好一枚印章的布白，却再也无法完成。前面提到的《浪漫的与古典的》封面设计首先考虑到运用篆刻方式作为基本装饰语汇，这是与闻一多先生对篆刻艺术的热爱分不开的。
四、学者的严谨态度
闻一多先生历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青岛大学文学院、上海政法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语系、清华大学中文系、西南联大、北平国立艺专等高等学府的院长、系主任、教授等职。这种社会活动与学术地位，无疑在多层面上反映出闻一多先生的才华、素养与人格魅力。
尽管时局动荡，生活坎坷，闻一多先生依然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为物质所累。为了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经常谢绝友人高薪邀请。1946年，他没有接受利用暑期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的邀请，却不幸于7月惨遭反动派的杀害，留下“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恨。他在回绝朋友邀请时说出自己的焦虑：“累年所蓄著书之志，恨不得早日实现。近甫得机会，恐稍纵即逝，将使半生勤劳一无所成。”在昆明避乱期间，他也是整天工作不止，很少下楼与人闲谈。同事们特给他起了一个雅号，叫“何妨一下楼主人”。他的学术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语史学、音韵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中国文学史。他还研究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卜辞、铭文，甚至手绘《文字变迁示意图》；编写古代诗人年谱，九歌现代舞剧本；收集翻译新诗，进行新诗批评；撰写时事杂文，出版诗集、合编杂志等。闻一多先生说：“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产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闻一多先生精深的学术水平、严谨的治学精神、等身的著作和他“义所当为，毅然为之”的做人品格，不仅在学生中，即使在大学问家之中也是有口皆碑的。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及唐兰、朱自清等近十位教授、学者共同为闻一多先生所拟治印润格一事，即可得到证明。他们称：“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郭沫若说：“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地翻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各方面作苦心的彻底的准备。……惟其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郭沫若十分敬佩地又说：“闻一多眼光犀利，考索赅博，立说新颖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信口开河，凡是细心阅读他这《全集》的人，我相信都会发生同感。”
毋庸置疑，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必然反映在他的书籍装帧工作中。闻一多先生谈到为自己的诗集《红烛》一书设计封面之过程时说：“我画《红烛》封面，更改得不计其数，到如今还没有一张满意的。一样颜色的图案，又要简单又要好看，这真不是容易的事。（这可奇怪了，我正式学了画，反觉得画画难。）”“我觉得假若封面的纸张结实，字样排得均匀，比一张不中不西的画，印得模模糊糊的，美观多了。”“我不愿我的书带了太浓的洋味儿。”“封面的纸张应厚些，颜色要深不要浅，要暗不要鲜。”闻一多先生在设计上似乎更倾向于把一种印有图案或文字的纸贴在封面上的装帧方式。他说：“这样另费一次手续，也许花钱还是不少。但我宁可这样花钱，花得划算。”不过，我们最终见到的1923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那部《红烛》的封面，却没有任何装饰，除作者名与出版社名分列左右外，正中只有大大的手写楷体《红烛》二字。那般殚思竭虑后的空寂构图成为闻一多先生最后的定稿。
臧克家说：“作为美术家、诗人、学术家的闻一多先生，与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闻一多先生是一个卓然独立的统一体。”这也应了闻一多先生所言：“深信艺术的研究包括高超的精神的修养，精深的学理的考究，同苦励的技能的练习，……有形体，无灵魂，当然不能成就艺术。”从闻一多先生对装帧设计的态度，可再一次证明：风格即人。
闻一多装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