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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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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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上海200336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上海200336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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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CJY0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903123);上海市"曙光计划"(20SG53)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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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与此同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强相关性,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的收益激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在金融市场超额收益时期的"理性选择",伴随金融市场回归并运行在合理区间,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损害,借助趋利性的企业金融化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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