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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高招中的“拼爹”现象
近年来，高考高招过程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导致寒门“鲤鱼”难跃“龙门”，农村与城市尤其是富贵人家与贫寒人家子女升学机会明显不公。少数有钱有权之人利用财富、权力为子女升学铺路。一些大学官员与官商合谋，借口财政困难，或以富商捐款助学、招商引资之名，给低于录取分数线的官商子女预留招生名额，从而挤掉了一些高分考生就读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机会。2011年重庆市联合调查组查处的31名违规更改民族成分的高考生，皆系官商家庭背景的考生。“后门生”“特招生”之所以“特殊”与“成功”其实就是权力和金钱的力量，在这些力量的背后其实就是父母长辈的“实力”，因此，人们俗称高考高招腐败现象为高考高招“拼爹”现象。
而人大、北大、中央戏剧学院等高校近两年来出现的高招舞弊腐败案件，更足以吸引众人的眼球，打击人们对高考高招的信心。有统计表明，1978年到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在两成到四成之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后，这一比例只在一成至一成五之间。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仅占17%，而当年高考农村考生的比例达62%。毋庸置疑，近些年来，高考高招中的“拼爹”现象极大的损害了高考高招的公平性，挫伤了农村学生和“寒门子弟”对社会的信任，此现象若不加警惕，很容易形成马太效应。
盘点高考高招十大“拼爹”途径
2013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被抓的消息引发各界关注，报道称蔡荣生涉嫌的违法违纪行为发生在人大自主招生环节。但事实上，“自主招生”只是高校招生腐败的冰山一角，除点招、自主招生外，招生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滋生腐败的漏洞。在高校招生环节中，寻租空间无处不在。除5%的自主招生名额外，利用预留指标进行“点招”、借定向指标勒索、通过造假舞弊获取保送生资格、将“赞助费”与实际录取挂钩，在调剂、调档、补录等环节暗箱操作等皆是常见腐败形式。而在艺术体育类招生过程中，掌握评分权的考官可直接篡改考生分数。此外，利益部门关系户向高校“递条子”更是招生常态。而这一切，都属于“拼爹”的范畴，主要途径（表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类情形——
改分：艺术体育类招生过程中，主考官利用评分权收取贿赂，直接篡改考生分数
据2010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公布的数据，在2006年至2009年查处的高校职务犯罪案件中，招生领域犯罪占35%，而贿赂类犯罪全部集中在艺术及体育特长生领域的招生过程中。因为这类招考采取的是人为打分评判标准，主观因素非常大，主考官往往利用手中的评分权收取贿赂。例如2004年河北体院招生腐败案中，招生办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达102万，直接为97名考生更改了成绩。2008年武汉警方通报，武汉音乐学院一名二级学院院长和6名教师在招生过程中，利用手中掌握的专业考试评分权，收受他人贿赂达300余万元。
加分：通过五花八门的加分项目，让原本不够录取分数线的学生进线或不够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的考生进入名牌大学投档线
“试卷分不够，加分政策凑。”据《华西都市报》报道，2011年重庆市联合调查组查处了31名违规更改民族成分的高考生，皆系官商家庭背景。其中有名考生何某，其父系巫山县招生办主任，其母为巫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还有，浙江台州4名干部子女获得20分高考加分，更把高考加分制度推进了舆论“风暴眼”。
点招：通过预留指标，明码标价，高校可直接点名录取任何分数未上线的考生
根据教育部规定，为了解决省份之间生源不平衡问题，全国具有跨省招生资格的本科院校都有1%的预留指标。该指标名额在正常招生计划之外，常被称为“机动指标”，而在江苏省，民间又称之为“点招”，即高校可以直接点名录取某位考生，即使其分数并未到达录取线。根据2012年江苏媒体调查，江苏点招市场明码标价，9万到100万不等，普通一本院校40万搞定，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级别的则需120?130万左右。而在2008年湖南高校招生受贿案中，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监察与督查处副处长谭博文收受贿赂280万，共帮助69名考生通过了高校“点招”。2004年兰州理工大学招生事件中，该校招录人员对低于录取线3分的内蒙古考生苗某称，花3万元即可通过“机动名额”录取。
赞助：部分高校将高价“赞助费”与实际录取挂钩，强制学生“自愿捐款”才发通知书
某些高校对符合条件正常录取的考生，要求必须缴纳高价“赞助费”或“捐款”，才会实际录取。在2004年西安音乐学院赞助费案中，学校招生办要求每名被录取的考生将3万元“教育基金”汇到学校账户，且必须让家长写上是自愿捐助的“证据”，否则不予发放录取通知书。而据2005年《中国青年报》报道，审计署在对某高校进行延伸审计后，发现该校2003年在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之外，向202名新生收取了共计1035万元“捐款收入”作为录取的先决条件。据抽样调查，“捐款”的学生大多数都在规定分数线以上，捐款到达一定数额还可以获得选择专业、转专业等优惠条件。
条子：各种关系户向高校递“条子”是招生常态，学校还会以此类行政交易换取额外指标
2001年，上海交大被爆出一份招生特殊情况汇总名单，其中所列考生大部分都是和学校利益相关的干部子弟。尽管校方声明，名单中考生基本未被最后录取，但其校长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称这种“工作记录”在教育圈内是一项公开的秘密。而相关部门的“条子”有时还是一种行政交易，学校得以换取额外的招生指标获得更多利益。2008年落马的湖南湘南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马力煌，曾在校报上发表题为《招生就业处2007年工作回顾》的文章，其中写道：“据统计，今年要求我校予以关照录取的共有2000人以上，其中专科1600人以上。招生期间共追加560个计划，其中本科260人……”
定向：定向生指标也是名额买卖的砝码，高校利用定向招生机会，向考生索取高额费用 “定向生”是为解决特种行业、特殊地域所采取的倾斜性招生政策，录取分数线可比投档线低20分，因此该指标经常成为名额买卖的砝码。如2004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丑闻中，该校三名教职工利用定向招生机会，向7名国防定向生索取共计55万元高额费用，其中一名广西考生被告知要交10万元才能领到录取通知书， 否则退档。
调剂：交钱即可通过“运作”调到好专业
除高校招生录取的调剂阶段，录取之后的专业调剂也是寻租活动的重灾区。据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人员闻风介绍，调换专业都是可以运作的，“从差的专业转好的专业，差几分可以给你操作一下，这些都有空间。”而吉林教育督导团原总督学于兴昌受贿案细节印证了这一点，2002年于兴昌第一笔受贿即是通过为长春某大学学生调整专业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万元。据法院判决书，2002年至2009年，于兴昌为40名有升学或调整专业需要的学生提供了帮助，收受贿赂达140余万元。
调档：120%的调档比例产生自由裁量权，只要被提档就能通过关系被录取
目前在高考招生中，当地招办要按招生学校实际录取人数120%的比例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向招生学校提供考生档案，由此产生的自由裁量权在现实中被某些高校招生部门和相关人员巧妙地加以运用，成为他们交换权力、人情、甚至金钱的不菲资本。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许多考生家长通过各种关系直接或间接找到相关的领导或招生人员，告知其子女的成绩、考号等资料。只要这个考生被提档（哪怕是最后一名），招生老师就有“理由”将其录取。
补录：学校的补录名单并不公开，暗箱操作即可“破格录取”
在高校招生工作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些考生通过补录名额被录取。据《新金融观察报》报道，一位高校教师称，“学校和学院都有一定的补录名额，破格和补录是在校级最低分数线公布之后进行的，没有公开申请程序，只能是凭无从得知的‘标准’圈点录取对象。而补录过来的通常是最后到学院报到的，这些学生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录取名单上。”2009年，四川内江师范学院原招生就业处处长金勇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其在2004年至2006年利用手中掌握的大学补录名额，收受两所中学校长贿赂款206万元，将这两所中学不符合补录条件的349名考生录取。
保送：保送生制度异化为升学腐败通道，造假舞弊获取资格
2010年长春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资格考试作弊事件引发广泛质疑，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保送资格主要是政府部门主导的政策，即只要能搞定政府部门，就可以搞定保送生资格，学校只是执行相关指令。为进一步压缩腐败空间，2013年教育部出台政策，大幅缩减保送名额，从2014年高考开始，全国有保送资格的考生将只有260人左右，而往年这一数字高达7000人，保送名额大减96%。
中介：通过中介牵线搭桥成高校招生腐败案的典型模式之一
近年来，经媒体曝光的各地高考招生诈骗案层出不穷，而据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介绍，2010年至2013年上半年，该院受理高校招生诈骗案件39起，涉案金额高达1680余万元。但事实上，在众多高考招生腐败案件中，活跃着类似中介的中间人身影，法律上称为“介绍贿赂人”。如河北体院招生腐败案，被告人赵志刚从29名中间人手中收取了“好处费”102万余元。湖南谭博文案中，被告人受招生中介颜某委托，将7名考生“点录”到同一所大学，并收取颜某20.6万元。同样在吉林于兴昌案中，被告人并不直接接触考生，都是通过中间人介绍，以增加“保险”系数。
加大高考高招反腐力度，遏制“拼爹”现象滋生蔓延
高考，对中国学子来说，意义重大。为了它，有些父母不惜押上自己和孩子的命运。如上所述，2011年7月，重庆考生何川洋陷入民族身份造假的丑闻之中。据报道，重庆市联合调查组查处了31名违规更改民族身份的高考生，其中就有何川洋。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何川洋先后被北大和港大拒绝录取，其父母遭到免职和停职处分。笔者与设想：何不干脆取消加分政策，让分数裸奔，那该多好！
但是，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高考高招加分政策，而是加分政策不能滥用、乱用，更不能弄虚作假搞腐败。笔者建议重新审视审查高考高招加分政策，尽量减少加分项目，理清加分范围、加分标准，比如取消“奥数”加分等不必要的加分项目，尽可能收窄加分范围与加分人数，正本清源，抵制弄虚作假，消除腐败。
至于“后门生”“特招生”等潜规则，要坚决取缔。一般来讲，大学教育投资理应由政府财政埋单，而富商大贾向大学的捐赠也应当去除功利化。全社会应当明白，尽管国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办学，但是，对于民办高校的收费应由国家专管专控，否则，“唯利是图”式的高收费，无疑又把贫寒家庭子女拒之门，这对农村特别是贫寒家庭子女是不公平的。入学机会均等、教育过程均等、教育结果均等是教育高位均衡的三个层次。为了让农村尤其是贫寒家庭学子都能够享受公平的高等教育，建议国家和各地政府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不断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真正让更多的学生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学生考入理想的大学，缩短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差距。让所有考生共同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当中，享受同等的升学机遇与成才条件。
说实话，中国社会正处于转轨变型时期，反腐也正处于胶着状态，外媒称“中国反腐正走在路上”，彻底清除高考高招中的“拼爹”等腐败现象，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正如“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在我国广泛流传一样，从道理上说，谁都知道“拼爹”拼不出美好未来。然而，事到眼前，为什么还有父母为了孩子的前途不遗余力，为什么还有孩子愿意赖在父辈栽培的树荫下苟延残喘？要告别“拼爹”陋习，不仅要号召青年人扬起艰苦奋斗的风帆，更要彻底堵住一些人搭制度便车为亲戚朋友谋福利的路子。否则，再多的呼吁也是枉然。
商丘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许圣道认为，必须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通盘考虑，统筹规划，“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的‘包容性增长’、‘和谐社会’理念，还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种视角，理应成为解决高考高招‘拼爹’等腐败现象的立足点。”
因此，我们对高考高招“拼爹”现象不能置之不理，要通过制度建设与防腐倡廉严惩“官二代”与“富二代”混水摸鱼，要把高考高招置于阳光之下，公开透明，民主公正。
冷观“拼爹”：“拼爹”难拼出美好未来
对于“拼爹”现象，我们一定要理智看待。首先，“拼爹”实质上并不算什么值得骄傲与自豪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都要靠父母安排，这个人岂不是太没能耐了。再说，动用公权“拼爹”是一种腐败行为，没什么光荣可言。相反，自立自强、自尊自励、力争上游才是真正有出息的表现。
如果依靠拼爹，陈嘉庚自可守着父亲的米店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如果依靠拼爹，陈景润大可在战乱年代托父亲关系谋一份在邮局的稳定差事；如果依靠拼爹，棉纺厂工人张艺谋也许只能在下班后落寞地艳羡别人拍的电影……
历史上“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受苦的时候，往往也是能力、功力提升最快的时候。“练武不练功，到老一身空”，像扎马步这样的基本功，练起来最苦，也最能锻炼人。这种苦，中老年人吃不消，只有年轻人能做到。所以，“苦”中，蕴含着对年轻人来说最独特的价值和机遇。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刘秀拼打东汉江山，名垂史册，而阿斗（刘禅）“拼爹”是什么结果呢？如今的官二代、富二代沾尽父母荣光，似乎颇有能耐，可是，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称。所以，奉劝莘莘学子们，成才最好靠自己，依靠父母难成大器。没有富爸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此为借口，丢了拼搏的勇气和斗志。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生要想达到一定的高度，就必须顶住风吹雨打，不断攀登。
（编辑 朱晓婷）
近年来，高考高招过程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导致寒门“鲤鱼”难跃“龙门”，农村与城市尤其是富贵人家与贫寒人家子女升学机会明显不公。少数有钱有权之人利用财富、权力为子女升学铺路。一些大学官员与官商合谋，借口财政困难，或以富商捐款助学、招商引资之名，给低于录取分数线的官商子女预留招生名额，从而挤掉了一些高分考生就读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机会。2011年重庆市联合调查组查处的31名违规更改民族成分的高考生，皆系官商家庭背景的考生。“后门生”“特招生”之所以“特殊”与“成功”其实就是权力和金钱的力量，在这些力量的背后其实就是父母长辈的“实力”，因此，人们俗称高考高招腐败现象为高考高招“拼爹”现象。
而人大、北大、中央戏剧学院等高校近两年来出现的高招舞弊腐败案件，更足以吸引众人的眼球，打击人们对高考高招的信心。有统计表明，1978年到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在两成到四成之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后，这一比例只在一成至一成五之间。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仅占17%，而当年高考农村考生的比例达62%。毋庸置疑，近些年来，高考高招中的“拼爹”现象极大的损害了高考高招的公平性，挫伤了农村学生和“寒门子弟”对社会的信任，此现象若不加警惕，很容易形成马太效应。
盘点高考高招十大“拼爹”途径
2013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被抓的消息引发各界关注，报道称蔡荣生涉嫌的违法违纪行为发生在人大自主招生环节。但事实上，“自主招生”只是高校招生腐败的冰山一角，除点招、自主招生外，招生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滋生腐败的漏洞。在高校招生环节中，寻租空间无处不在。除5%的自主招生名额外，利用预留指标进行“点招”、借定向指标勒索、通过造假舞弊获取保送生资格、将“赞助费”与实际录取挂钩，在调剂、调档、补录等环节暗箱操作等皆是常见腐败形式。而在艺术体育类招生过程中，掌握评分权的考官可直接篡改考生分数。此外，利益部门关系户向高校“递条子”更是招生常态。而这一切，都属于“拼爹”的范畴，主要途径（表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类情形——
改分：艺术体育类招生过程中，主考官利用评分权收取贿赂，直接篡改考生分数
据2010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公布的数据，在2006年至2009年查处的高校职务犯罪案件中，招生领域犯罪占35%，而贿赂类犯罪全部集中在艺术及体育特长生领域的招生过程中。因为这类招考采取的是人为打分评判标准，主观因素非常大，主考官往往利用手中的评分权收取贿赂。例如2004年河北体院招生腐败案中，招生办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达102万，直接为97名考生更改了成绩。2008年武汉警方通报，武汉音乐学院一名二级学院院长和6名教师在招生过程中，利用手中掌握的专业考试评分权，收受他人贿赂达300余万元。
加分：通过五花八门的加分项目，让原本不够录取分数线的学生进线或不够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的考生进入名牌大学投档线
“试卷分不够，加分政策凑。”据《华西都市报》报道，2011年重庆市联合调查组查处了31名违规更改民族成分的高考生，皆系官商家庭背景。其中有名考生何某，其父系巫山县招生办主任，其母为巫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还有，浙江台州4名干部子女获得20分高考加分，更把高考加分制度推进了舆论“风暴眼”。
点招：通过预留指标，明码标价，高校可直接点名录取任何分数未上线的考生
根据教育部规定，为了解决省份之间生源不平衡问题，全国具有跨省招生资格的本科院校都有1%的预留指标。该指标名额在正常招生计划之外，常被称为“机动指标”，而在江苏省，民间又称之为“点招”，即高校可以直接点名录取某位考生，即使其分数并未到达录取线。根据2012年江苏媒体调查，江苏点招市场明码标价，9万到100万不等，普通一本院校40万搞定，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级别的则需120?130万左右。而在2008年湖南高校招生受贿案中，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监察与督查处副处长谭博文收受贿赂280万，共帮助69名考生通过了高校“点招”。2004年兰州理工大学招生事件中，该校招录人员对低于录取线3分的内蒙古考生苗某称，花3万元即可通过“机动名额”录取。
赞助：部分高校将高价“赞助费”与实际录取挂钩，强制学生“自愿捐款”才发通知书
某些高校对符合条件正常录取的考生，要求必须缴纳高价“赞助费”或“捐款”，才会实际录取。在2004年西安音乐学院赞助费案中，学校招生办要求每名被录取的考生将3万元“教育基金”汇到学校账户，且必须让家长写上是自愿捐助的“证据”，否则不予发放录取通知书。而据2005年《中国青年报》报道，审计署在对某高校进行延伸审计后，发现该校2003年在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之外，向202名新生收取了共计1035万元“捐款收入”作为录取的先决条件。据抽样调查，“捐款”的学生大多数都在规定分数线以上，捐款到达一定数额还可以获得选择专业、转专业等优惠条件。
条子：各种关系户向高校递“条子”是招生常态，学校还会以此类行政交易换取额外指标
2001年，上海交大被爆出一份招生特殊情况汇总名单，其中所列考生大部分都是和学校利益相关的干部子弟。尽管校方声明，名单中考生基本未被最后录取，但其校长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称这种“工作记录”在教育圈内是一项公开的秘密。而相关部门的“条子”有时还是一种行政交易，学校得以换取额外的招生指标获得更多利益。2008年落马的湖南湘南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马力煌，曾在校报上发表题为《招生就业处2007年工作回顾》的文章，其中写道：“据统计，今年要求我校予以关照录取的共有2000人以上，其中专科1600人以上。招生期间共追加560个计划，其中本科260人……”
定向：定向生指标也是名额买卖的砝码，高校利用定向招生机会，向考生索取高额费用 “定向生”是为解决特种行业、特殊地域所采取的倾斜性招生政策，录取分数线可比投档线低20分，因此该指标经常成为名额买卖的砝码。如2004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丑闻中，该校三名教职工利用定向招生机会，向7名国防定向生索取共计55万元高额费用，其中一名广西考生被告知要交10万元才能领到录取通知书， 否则退档。
调剂：交钱即可通过“运作”调到好专业
除高校招生录取的调剂阶段，录取之后的专业调剂也是寻租活动的重灾区。据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人员闻风介绍，调换专业都是可以运作的，“从差的专业转好的专业，差几分可以给你操作一下，这些都有空间。”而吉林教育督导团原总督学于兴昌受贿案细节印证了这一点，2002年于兴昌第一笔受贿即是通过为长春某大学学生调整专业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万元。据法院判决书，2002年至2009年，于兴昌为40名有升学或调整专业需要的学生提供了帮助，收受贿赂达140余万元。
调档：120%的调档比例产生自由裁量权，只要被提档就能通过关系被录取
目前在高考招生中，当地招办要按招生学校实际录取人数120%的比例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向招生学校提供考生档案，由此产生的自由裁量权在现实中被某些高校招生部门和相关人员巧妙地加以运用，成为他们交换权力、人情、甚至金钱的不菲资本。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许多考生家长通过各种关系直接或间接找到相关的领导或招生人员，告知其子女的成绩、考号等资料。只要这个考生被提档（哪怕是最后一名），招生老师就有“理由”将其录取。
补录：学校的补录名单并不公开，暗箱操作即可“破格录取”
在高校招生工作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些考生通过补录名额被录取。据《新金融观察报》报道，一位高校教师称，“学校和学院都有一定的补录名额，破格和补录是在校级最低分数线公布之后进行的，没有公开申请程序，只能是凭无从得知的‘标准’圈点录取对象。而补录过来的通常是最后到学院报到的，这些学生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录取名单上。”2009年，四川内江师范学院原招生就业处处长金勇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其在2004年至2006年利用手中掌握的大学补录名额，收受两所中学校长贿赂款206万元，将这两所中学不符合补录条件的349名考生录取。
保送：保送生制度异化为升学腐败通道，造假舞弊获取资格
2010年长春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资格考试作弊事件引发广泛质疑，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保送资格主要是政府部门主导的政策，即只要能搞定政府部门，就可以搞定保送生资格，学校只是执行相关指令。为进一步压缩腐败空间，2013年教育部出台政策，大幅缩减保送名额，从2014年高考开始，全国有保送资格的考生将只有260人左右，而往年这一数字高达7000人，保送名额大减96%。
中介：通过中介牵线搭桥成高校招生腐败案的典型模式之一
近年来，经媒体曝光的各地高考招生诈骗案层出不穷，而据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介绍，2010年至2013年上半年，该院受理高校招生诈骗案件39起，涉案金额高达1680余万元。但事实上，在众多高考招生腐败案件中，活跃着类似中介的中间人身影，法律上称为“介绍贿赂人”。如河北体院招生腐败案，被告人赵志刚从29名中间人手中收取了“好处费”102万余元。湖南谭博文案中，被告人受招生中介颜某委托，将7名考生“点录”到同一所大学，并收取颜某20.6万元。同样在吉林于兴昌案中，被告人并不直接接触考生，都是通过中间人介绍，以增加“保险”系数。
加大高考高招反腐力度，遏制“拼爹”现象滋生蔓延
高考，对中国学子来说，意义重大。为了它，有些父母不惜押上自己和孩子的命运。如上所述，2011年7月，重庆考生何川洋陷入民族身份造假的丑闻之中。据报道，重庆市联合调查组查处了31名违规更改民族身份的高考生，其中就有何川洋。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何川洋先后被北大和港大拒绝录取，其父母遭到免职和停职处分。笔者与设想：何不干脆取消加分政策，让分数裸奔，那该多好！
但是，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高考高招加分政策，而是加分政策不能滥用、乱用，更不能弄虚作假搞腐败。笔者建议重新审视审查高考高招加分政策，尽量减少加分项目，理清加分范围、加分标准，比如取消“奥数”加分等不必要的加分项目，尽可能收窄加分范围与加分人数，正本清源，抵制弄虚作假，消除腐败。
至于“后门生”“特招生”等潜规则，要坚决取缔。一般来讲，大学教育投资理应由政府财政埋单，而富商大贾向大学的捐赠也应当去除功利化。全社会应当明白，尽管国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办学，但是，对于民办高校的收费应由国家专管专控，否则，“唯利是图”式的高收费，无疑又把贫寒家庭子女拒之门，这对农村特别是贫寒家庭子女是不公平的。入学机会均等、教育过程均等、教育结果均等是教育高位均衡的三个层次。为了让农村尤其是贫寒家庭学子都能够享受公平的高等教育，建议国家和各地政府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不断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真正让更多的学生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学生考入理想的大学，缩短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差距。让所有考生共同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当中，享受同等的升学机遇与成才条件。
说实话，中国社会正处于转轨变型时期，反腐也正处于胶着状态，外媒称“中国反腐正走在路上”，彻底清除高考高招中的“拼爹”等腐败现象，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正如“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在我国广泛流传一样，从道理上说，谁都知道“拼爹”拼不出美好未来。然而，事到眼前，为什么还有父母为了孩子的前途不遗余力，为什么还有孩子愿意赖在父辈栽培的树荫下苟延残喘？要告别“拼爹”陋习，不仅要号召青年人扬起艰苦奋斗的风帆，更要彻底堵住一些人搭制度便车为亲戚朋友谋福利的路子。否则，再多的呼吁也是枉然。
商丘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许圣道认为，必须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通盘考虑，统筹规划，“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的‘包容性增长’、‘和谐社会’理念，还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种视角，理应成为解决高考高招‘拼爹’等腐败现象的立足点。”
因此，我们对高考高招“拼爹”现象不能置之不理，要通过制度建设与防腐倡廉严惩“官二代”与“富二代”混水摸鱼，要把高考高招置于阳光之下，公开透明，民主公正。
冷观“拼爹”：“拼爹”难拼出美好未来
对于“拼爹”现象，我们一定要理智看待。首先，“拼爹”实质上并不算什么值得骄傲与自豪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都要靠父母安排，这个人岂不是太没能耐了。再说，动用公权“拼爹”是一种腐败行为，没什么光荣可言。相反，自立自强、自尊自励、力争上游才是真正有出息的表现。
如果依靠拼爹，陈嘉庚自可守着父亲的米店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如果依靠拼爹，陈景润大可在战乱年代托父亲关系谋一份在邮局的稳定差事；如果依靠拼爹，棉纺厂工人张艺谋也许只能在下班后落寞地艳羡别人拍的电影……
历史上“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受苦的时候，往往也是能力、功力提升最快的时候。“练武不练功，到老一身空”，像扎马步这样的基本功，练起来最苦，也最能锻炼人。这种苦，中老年人吃不消，只有年轻人能做到。所以，“苦”中，蕴含着对年轻人来说最独特的价值和机遇。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刘秀拼打东汉江山，名垂史册，而阿斗（刘禅）“拼爹”是什么结果呢？如今的官二代、富二代沾尽父母荣光，似乎颇有能耐，可是，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称。所以，奉劝莘莘学子们，成才最好靠自己，依靠父母难成大器。没有富爸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此为借口，丢了拼搏的勇气和斗志。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生要想达到一定的高度，就必须顶住风吹雨打，不断攀登。
（编辑 朱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