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民”为名的译著随着民国的建立开始出现.出版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法国公民教育》是最早提出“公民教育”的译本.作者心目中公民的标准,是以激发“尚武精神”为起点,使普通国民成为“社会人”.1914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公民鉴》和《公民模范》,两部书的译者都认为,应该把道德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助力.20世纪20年代公民译著显著增多,且受到新的社会科学潮流的影响.王云五编译“公民丛书”数十种,社会学家陶履恭翻译了美国斯纳籘(David Snedden)的《公民教育》,他们都把“公民”提升到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具备某些知识和素养的“资格公民”.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20年代,公民著作的译介经历了从强调尚武精神、把公民当作德育助力到资格公民观念的转化这样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