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更相信，聂翁对整个民族苦难的清醒认识，才是他不计较甚至根本不介怀是谁把他送入监狱的原因。
　　
　　章怡和先生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气读完，恐惧莫名。
　　多年以前，老师推荐我读他已经翻烂了的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特地指着他在底下划了红杠的朱一新致康有为函中的话，再三致意:“凡事不可打通后壁。老庄释氏皆打通后壁之书也。愚者既不解，智者则易溺其心志，势不至败弃五常不止，岂老庄释氏初意之所及哉？然吾夫子则固计及之矣，以故有‘不语’，有‘罕言’，有‘不可得而闻’。凡所以为世计者，至深且远。今君所云云，毋亦有当‘罕言’者乎？”
　　时易齿增，读书渐多，终于明白了朱一新这段话的意思，也终于明白了老师对世道人心之颠危系于一线的殷忧。章先生的文章，就是“打通后壁”的文章。很可能，由于这篇文章，使得现在已经不再相信知识和美德的普罗大众，更加心安理得地堕落。
　　章先生的文笔，我毫不夸张地说一句，是当世第一。当代没有第二位作家在白话散文的感染力上能超过章先生。但是，这种感性的文笔极易打动人，却很难引导人真正去思考。尽管章先生在文中明确说:
　　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剪除异己，以巩固统治。
　　可是，她那笔尖常带感情的文字，却毫不意外地把文章主题引向了对黄苗子个人的道德拷问。一般读者，读完章先生的文章，能有几个人会去反思这一灭绝人伦(朋友是五伦之一)的惨剧根源？从章先生的文章中，大家能够读出的却是:“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章先生认为，聂绀弩之所以没有计较把他送入监狱的人，是因为聂翁心里压了太多的苦:老婆偷人，女儿自杀。我相信，这种痛苦是聂翁那样恣肆的人难以忍受的，但我更相信，聂翁对整个民族苦难的清醒认识，才是他不计较甚至根本不介怀是谁把他送入监狱的原因。
　　浩劫之后，聂绀弩和“被迫出卖”过他的吴祖光、陈迩冬(均见章文)，以及戴着“出卖胡风”的帽子的舒芜，还有其他一些人，总共十五位，一起出了一本诗集:《倾盖集》。用的是“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之典。按照章先生文章中的意思，聂翁一定知道谁出卖过他，无论是“主动”的黄苗子，还是“被迫”的吴祖光、陈迩冬。但他还是当他们是“倾盖之交”。他对于背负着“犹大”罪名的舒芜的态度，尤其值得人们深思。1982年，聂有诗赠舒芜:“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同年9月3日，他又致舒芜信，里面说:“我看过忘记了名字的人的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愤恨。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至于后来，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和当了几十年的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这才是聂绀弩根本不介怀谁出卖过他的根本原因。他对历史的深刻见解，使得他不可能去仇恨那些無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出卖他的朋友。深刻的人通常是不宽容的，但也通常是宽容的。他的不宽容，是不会宽容惨剧的根源，但正以其深刻，他会认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些出卖朋友的朋友，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都在极权下扭曲了本来的人性，只是程度不同，本质却没有区别。
　　章先生明明知道:“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
　　照着这一理路，本来完全可以写出真正有益世道人心的宏文。可是，她那充满感性的文字，却冲淡了她本该大书特书的部分。她文章的作用，是发动人一起拷问黄苗子，但并不能引导大家追问整个民族(包括黄苗子)苦难的根源。而更可怕的是，随着黄苗子告密门、冯亦代卧底门的相继发掘，愚者采取的普遍是一种卑贱的庆幸感:原来天底下真的没有好东西。于是，他们可以更加没有顾忌地“三聚氰胺”。
　　但愿我的恐惧不要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