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在广州成立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任院长，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这年底，由傅斯年担任所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和语言学权威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于傅斯年，可谓猛虎之翼。正当宏图大展之机，仅仅两个月后，傅便向上递交了辞呈。这段如今在国内人类学界引为笑谈的“公案”，当时的焦点却在离广州千里之遥的成都，起因便是学者黎光明先后支领了2000元大洋计划去岷江上游考察，却呆在“成都一带交际”，毫无动身前行之意，且“加款催款之电如雪片之来”。1929年2月，一向心高气傲的傅不得不专门写信给黎，开头便称为兄的黎“事办得真不妙”，为催促黎尽快踏上川西北民俗考察之路，羞愧难当的傅除了提及不得不由此辞职一事外，信中赫然出现了“不以乱来促弟投河也”的词句。
　　傅斯年在信中催促的黎光明，便是以后公认的国内羌学边疆考察的先驱者之一，而同获这一殊荣的，还有黎羌区考察的同伴，生于灌县（今都江堰市）的青年知识分子王元辉（原名天元）。


　　早期的边疆考察者
　　我们今天已无法详知作为中国边疆调查的始发者之一——黎光明，在1月抵达成都后，为何一直驻足不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面对岷江上游这一片学术考察的空白地区，黎心中一直是忐忑不安的，而物色一个可靠的同伴以利旅行中互有照应，可能是黎热衷于在“成都一带交际”的重要原因；我们今天也无法细考黎王二人是如何相识的，但在黎的相邀下，王决定与黎同行，并在今后黎的调查工作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却是无疑的。
　　1935年王天元以这次考察全程详实记录为蓝本的游记《近西游副记》在国内正式出版，相对于事后黎光明向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交的由二人共同署名的四册民俗学报告（现仅余三册），游记用轻松而活泼的文字详尽记录了这次考察的全部过程。
　　在王天元的描述中，地处高山峡谷地带的岷江上游区域，崖路纡回，山形陡变，行人穿于窄路与岩际如“鼠行”，一坡未尽，二坡又来，羊肠山道高临岷江河谷数百尺，汹涌澎湃的岷江水声一步一变，让人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只好侧身背着江水，几步偷过”。除了道路的艰险异常外，旅途中的诸多不便也时常困扰着两人：在去汶川中途的涂禹山下的一处名为板桥的小客栈饱饱吃了一顿饭后，他们被告知，自此而上，一直到他们的目的地松潘，除了威州、茂州、叠溪几个大的乡镇外，沿途再也没有卖饭的食店了，行人一般只好随身带着米、菜油、盐巴之类，以便途中烹制充饥。


　　黎、王二人深入岷江上游考察之时，正逢四川军阀混战，全川鸦片种植泛滥成灾，在王天元的记述中，由种烟、吸烟而至家破人亡，最后发展到讨烟和讨饭，“饿毙街头”者是整个灌松（灌县至松潘）道上常见的“写真”，在他的印象中，这条茶马古道上历史悠久的交通大动脉，20年前，还是给人“遍地黄金之感”，“后来四川连年打仗，交通梗阻，加以苛捐重税，暴敛横征，于是乎这条大路顿见萧条”。对于鸦片的危害，他以汶川至茂县途中的石鼓小镇为例，悲伤而愤恨地写道：“当时，四川平原禁种鸦片，一般饮鸩止渴的投机者流，激励番民种烟，这条沟又算博得瞬息的繁荣。最近四川各地都在奖励种烟，于是乎这条沟里的鸦片只好留供己用，虽妇孺亦会吞云吐雾了。一方面人口日减，到处都是破瓦颓垣，有时一村一寨竟绝得连人渣都没有留一点，只有‘麻布门帘’（烟馆门前的记号）倒触目皆是。”
　　2009年，历史学家王明珂出版了《寻羌：羌乡田野杂记》，在书中他记叙了自己在牟尼沟查访黎光明历史踪迹的往事，他当时正为出版黎字迹潦草的考察报告而深入岷江上游查证，“那几年，我将他的手稿反复读了好几遍。由于如此熟悉，后来我每到松潘、镇江关、牟尼沟等地，一景一物都让我仿佛觉得黎光明以及他报告中提及的喇嘛、土官都活在眼前”。但时光荏苒，世事沧桑，在文章的结尾，王明珂用几乎感伤的笔调写道：“望着金川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我想，谁还记得黎光明？这儿的人又是怎么说他呢？”
　　2010年，国内首部中西合璧的羌族民族影像志图书《彼岸羌影——1949年前的羌族图像志》出版，书中对黎光明和王天元开专章加以介绍，并认为“将两人深入岷江流域进行考察的1928年作为国内具有现代意义的羌学影像人类学的源头，是名副其实的，也是客观而公正的”。


　　影像大师的羌地之旅
　　虽然依据现今已发现的资料，黎光明、王天元两人是国内羌地边疆考察与羌族影像记录的开创者，但真正让羌地影像记录图片产生重大价值与社会意义的，却是国内纪实摄影的先驱者、著名摄影家庄学本。
　　如果说黎光明、王天元两人的羌地边疆考察是“迫不得已”，那么庄学本1935年左右的羌地行程与记录，就完全是一次“阴差阳错”的意外惊喜。1934年，庄学本原拟进青藏高原西部进行考察，到成都后才发现计划落空，于是他只好选择去青海果洛草原考察。他经理县至马尔康北上，果洛草原考察结束后，返程过大草地，经松潘、叠溪、茂县而归。沿途拍摄的上千张照片和旅行日记，由当时的《中央日报》与《良友》《中华》画报连载，并在南京举办个人摄影展，其后以上的连载文配上图片编为专著《羌戎考察记》并由当时全球华人圈中颇具知名度的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从1934年至1944年这10年间，庄学本在四川、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拍下近万张图片，现已挖掘发现其中5000多幅西部少数民族风情照片。这些照片形象地反映出六七十年前当地的民族风情、风光、独特的社会结构。庄学本是一名摄影师，同时还是一位民族学工作者。他的工作成果也不只是图像，还有文字。庄学本的图像填补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大空白，也为民族学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正如克尔凯郭尔、卡夫卡等哲学、文学大师的人生命运一样，庄学本生前的羌地影像记录图片虽然也得到重视和好评，但一切远不如他逝世多年之后来得隆重与高调。正如西方现代派文学重新认知卡夫卡后，将之称为将一直影响人类文学创作与思想发展进程的大师一样，庄学本包括羌地图片在内的大量专业影像记录图片，不仅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无疑将一直陪伴着今后国内影像人类学的发展。正如著名摄影师李樯在其博客中所说：“庄学本的50多幅西部少数民族人物肖像为核心的三四十年代的摄影作品，让我无比信服，信服到连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没有挑剔的理由。我甚至认为迄今为止，中国摄影师的人文素质和影像素养没有人超越他。原来，没有布列松的影响、马克·吕布的引导，中国人照样能拍好照片。而且庄学本是真正属于中国的。”
　　2009年由广东美术馆主办的“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中专门开辟了“庄学本诞辰百年回顾展——1909-2009”特展，中山大学还为此专门举办了“庄学本的摄影艺术与民族志考察”的专题学术讲座。同年，“庄学本百年诞辰回顾展专题研讨会”作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影视人类学论坛的一个单元，在云南昆明顺利举行，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就庄学本影像的人类学（民族学）诸多课题提交了大量论文。这标志着庄学本摄影作品以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以及文化（学术）价值，在影像界与人类学（民族学）界，越来越突显出其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不仅是中国摄影历史上值得引以为骄傲的事件，也是羌族影像志中至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