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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地方官的苏轼“再三奏请”朝廷修缮已成为危房的杭州官邸，并不幸遭遇史上最严苛的“官邸制”，最终只能草草收场。
元祐四年（1089），苏轼在时隔十五年后再次前往杭州出任知州。到任后不久，他便向朝廷提交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请求政府出资修缮杭州的地方官官邸。
苏轼在文中说，杭州的机关用房，多半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早已成为危房。
如果真如苏轼所说，此事关系到杭州地方官的人身安全，那么由朝廷拨款修缮杭州地方官邸实属情理之中，常年大手笔向辽国缴纳真金白银作为岁币的北宋朝廷也不至于吝惜这点银子。但让苏轼没想到的是，他的请求却一再遭到朝廷的拒绝，最终只能在离任前草草修缮了事。
“官不修衙”
所谓官邸制，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在任期间居住的住所、但官员本人对此没有产权的制度。官邸制在中国古已有之。苏轼的不幸在于，他碰上了史上最严苛的“官邸制”。
由于古代实行“回避制度”，不允许官员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以避徇情，因此，自秦汉以来，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便形成一种制度。为了安抚朝臣，以示皇恩浩荡，朝廷提供的官邸一般都是免费居住的。
北宋朝廷则将这种“免费居住”政策改为“有偿租赁制”。这一政策专门针对“京官”而言。当时，官员在京都任职而无私房者，可以申请租住官邸，每月按照规定缴纳一定的租金。
没有免费官邸，租房成了一笔不小的开销。不仅如此，北宋政府还时不时提高房租，逼得一些租房官员叫苦连天。
对于地方官员，北宋政府虽然允许他们免费居住地方官邸，并实行拎包入住制，但一旦离任，房子就必须退回；所有家具杂用，也必须按清单归还。此外，被贬的地方官是没有资格居住官邸的，只能租住民房。
至于官邸的修缮与维护，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地方官没有自主修衙的权力。一旦违反规定，动用公款私自修衙，将遭到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何况，既然是朝廷的住所，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干不了几年就要走，也没有哪个地方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私掏腰包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从宋朝起，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
“危房”事件
对于以上种种条例和规定，熟谙官场的苏轼了然于心。他之所以冒着被斥责的风险向朝廷上书，实在是有难言之隐。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当苏轼第一次来到杭州担任通判一职时，他就发现杭州当地的官邸“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由于当时正处于王安石变法初期，朝廷为了富国强兵，曾于熙宁八年下令暂停京城内外一切官廨的修建，“过七年取旨”。苏轼因此不敢开口，只能在危墙之下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三年任期。
十五年过去了，经历过“乌台诗案”的苏轼再度来到杭州，却发现人事变迁，唯有杭州官衙破败如昔，“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同僚们告诉苏轼，一旦遇上大风雨，根本没有人敢在大堂上呆着。府中的军备武器，更是损伤严重。
这年六月的一天，杭州风雨大作，官衙的危房终于出了大事：风雨使得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同年八月，州衙的鼓角楼倾颓，“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两次事故过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
此时，杭州的官衙危房已经严重影响到官吏们的生命安全和工作积极性。苏轼既不敢挪用公款私自修缮官邸，也没有能力自掏腰包，他只能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杭州官衙。
然而，在北宋朝廷的工程立项与预算中，修缮官邸与其它紧系民生的公共工程比起来，通常被列为“不急之务”。苏轼自己也明白：“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
为了赢得朝廷的同情，苏轼做足了文章。他不仅用一支生花妙笔将危房的颓废、破败刻画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高招：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解决经费问题。
所谓度牒，即僧尼出家时所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在宋代，度牒不仅有法定的价格，官府还可以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在文中算了一笔账，“寻差官检计到官舍城门楼橹仓库二十七处，皆系大段隳坏，须至修完，共计使钱四万余贯”。此外，他还愿意捐出自己的“公使钱”（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五百贯。
四万余贯钱折合人民币约1000万元以上，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因此苏轼又在文中解释说：“臣非不知破用钱数浩大，朝廷未必信从，深欲减节，以就约省。”他还威胁道，如果此次不进行修缮，一旦房屋倾颓倒塌，朝廷蒙受的损失就不止两百道度牒了。
一再遭拒
这一番生动的说辞能否打动“吝啬”的北宋朝廷？苏轼心里也没有底。
为了增加胜算，从此不再置身“危房”，苏轼还抱住了朝中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的佛脚。他在文中写道：“伏望圣慈（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
不过，种种努力只是白费，朝廷在接到苏轼的上书后，还是没有同意拨款，因为四万余贯钱的预算对于捉襟见肘的北宋政府来说实在过于庞大。
此后，苏轼“三奏其事”，朝廷依旧没有回音。直到不久后杭州发生水灾，米价暴涨，瘟疫盛行，苏轼立刻上书朝廷，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请求减免租税，拨款救灾。这一次，朝廷同意拨本路上供米二十万石，同时宽减元佑四年上供米三分之一，并赐度牒三百道以济灾情。
苏轼是这样打算的：将其中两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将这些米低价卖给老百姓，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可以“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则是此度牒一出而两利也”。
这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苏轼不敢自作主张，而是将此事汇报给了上司。朝廷得知后，才同意发给三十道度牒以修葺杭州官衙。这相对于预算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苏轼无奈之下也只能草草修缮了事。
元祐四年（1089），苏轼在时隔十五年后再次前往杭州出任知州。到任后不久，他便向朝廷提交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请求政府出资修缮杭州的地方官官邸。
苏轼在文中说，杭州的机关用房，多半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早已成为危房。
如果真如苏轼所说，此事关系到杭州地方官的人身安全，那么由朝廷拨款修缮杭州地方官邸实属情理之中，常年大手笔向辽国缴纳真金白银作为岁币的北宋朝廷也不至于吝惜这点银子。但让苏轼没想到的是，他的请求却一再遭到朝廷的拒绝，最终只能在离任前草草修缮了事。
“官不修衙”
所谓官邸制，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在任期间居住的住所、但官员本人对此没有产权的制度。官邸制在中国古已有之。苏轼的不幸在于，他碰上了史上最严苛的“官邸制”。
由于古代实行“回避制度”，不允许官员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以避徇情，因此，自秦汉以来，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便形成一种制度。为了安抚朝臣，以示皇恩浩荡，朝廷提供的官邸一般都是免费居住的。
北宋朝廷则将这种“免费居住”政策改为“有偿租赁制”。这一政策专门针对“京官”而言。当时，官员在京都任职而无私房者，可以申请租住官邸，每月按照规定缴纳一定的租金。
没有免费官邸，租房成了一笔不小的开销。不仅如此，北宋政府还时不时提高房租，逼得一些租房官员叫苦连天。
对于地方官员，北宋政府虽然允许他们免费居住地方官邸，并实行拎包入住制，但一旦离任，房子就必须退回；所有家具杂用，也必须按清单归还。此外，被贬的地方官是没有资格居住官邸的，只能租住民房。
至于官邸的修缮与维护，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地方官没有自主修衙的权力。一旦违反规定，动用公款私自修衙，将遭到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何况，既然是朝廷的住所，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干不了几年就要走，也没有哪个地方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私掏腰包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从宋朝起，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
“危房”事件
对于以上种种条例和规定，熟谙官场的苏轼了然于心。他之所以冒着被斥责的风险向朝廷上书，实在是有难言之隐。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当苏轼第一次来到杭州担任通判一职时，他就发现杭州当地的官邸“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由于当时正处于王安石变法初期，朝廷为了富国强兵，曾于熙宁八年下令暂停京城内外一切官廨的修建，“过七年取旨”。苏轼因此不敢开口，只能在危墙之下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三年任期。
十五年过去了，经历过“乌台诗案”的苏轼再度来到杭州，却发现人事变迁，唯有杭州官衙破败如昔，“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同僚们告诉苏轼，一旦遇上大风雨，根本没有人敢在大堂上呆着。府中的军备武器，更是损伤严重。
这年六月的一天，杭州风雨大作，官衙的危房终于出了大事：风雨使得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同年八月，州衙的鼓角楼倾颓，“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两次事故过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
此时，杭州的官衙危房已经严重影响到官吏们的生命安全和工作积极性。苏轼既不敢挪用公款私自修缮官邸，也没有能力自掏腰包，他只能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杭州官衙。
然而，在北宋朝廷的工程立项与预算中，修缮官邸与其它紧系民生的公共工程比起来，通常被列为“不急之务”。苏轼自己也明白：“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
为了赢得朝廷的同情，苏轼做足了文章。他不仅用一支生花妙笔将危房的颓废、破败刻画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高招：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解决经费问题。
所谓度牒，即僧尼出家时所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在宋代，度牒不仅有法定的价格，官府还可以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在文中算了一笔账，“寻差官检计到官舍城门楼橹仓库二十七处，皆系大段隳坏，须至修完，共计使钱四万余贯”。此外，他还愿意捐出自己的“公使钱”（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五百贯。
四万余贯钱折合人民币约1000万元以上，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因此苏轼又在文中解释说：“臣非不知破用钱数浩大，朝廷未必信从，深欲减节，以就约省。”他还威胁道，如果此次不进行修缮，一旦房屋倾颓倒塌，朝廷蒙受的损失就不止两百道度牒了。
一再遭拒
这一番生动的说辞能否打动“吝啬”的北宋朝廷？苏轼心里也没有底。
为了增加胜算，从此不再置身“危房”，苏轼还抱住了朝中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的佛脚。他在文中写道：“伏望圣慈（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
不过，种种努力只是白费，朝廷在接到苏轼的上书后，还是没有同意拨款，因为四万余贯钱的预算对于捉襟见肘的北宋政府来说实在过于庞大。
此后，苏轼“三奏其事”，朝廷依旧没有回音。直到不久后杭州发生水灾，米价暴涨，瘟疫盛行，苏轼立刻上书朝廷，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请求减免租税，拨款救灾。这一次，朝廷同意拨本路上供米二十万石，同时宽减元佑四年上供米三分之一，并赐度牒三百道以济灾情。
苏轼是这样打算的：将其中两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将这些米低价卖给老百姓，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可以“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则是此度牒一出而两利也”。
这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苏轼不敢自作主张，而是将此事汇报给了上司。朝廷得知后，才同意发给三十道度牒以修葺杭州官衙。这相对于预算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苏轼无奈之下也只能草草修缮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