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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读今年第一期《随笔》杂志，葛剑雄先生《忆旧之难——并谈一件往事》一文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如题所示的“一件往事”，实指当年因葛文而引起的张中行、黄裳等先生的一段“笔墨因缘”，斯时由于当事人葛剑雄偃旗息鼓，局外人远未能得其详，也“旁观”得甚不痛快。现在好了，葛先生终于说出了这“一件往事”中的诸多“秘辛”。
因为葛剑雄撰文对身处五代乱世的“长乐老”冯道有所同情，大不同于欧阳修的一味讨伐，张中行称赞葛先生的态度，而引来黄裳先生一篇大义凛然的宏文，直斥如此论史与汪精卫的理论“何其相似乃尔”。老实说，当初且不说局中人葛先生，就是我等平日爱读黄裳书话的读者，也十分不解老先生何以会用如此凌厉之笔，透出那么大的火气。现在葛文并未对这个问题作出明快回答，不过文中透露了另一个信息，即黄裳与汪伪把持的“汉奸刊物”《古今》杂志的关系，说是柯灵先生转告的。其实这是旧公案了，昔日青年黄裳变换多种笔名为《古今》撰稿，而后来成为文化界名人的黄裳却仿佛没有这回事一般，不仅讳言其事，发表在《古今》上的文字且从未收入其多如牛毛的各种选集、合集中，直到经过多人撰文“提醒”，2005年黄裳总算在新出的《集外文抄》中收进了这些“少作”，并交待“是为了离开孤岛到大后方筹资才向《古今》卖稿的”，又自陈“对旧作，我是愧则有之，却并不悔。笔墨一经付之刊印，即成公器，是洗刷不尽、躲闪不来的”。一般读者读这段文字，想必难免对数十年里连旧作提都不提的黄先生有一个疑问：您是现在不悔还是从来未悔过呢？
读完葛先生的文章，我在想一个问题：包括葛先生在内，我们现在重检黄裳先生的这些旧事，是否准备像黄裳当初斥责张中行、葛剑雄一样还施其人？肯定不是的。我想，包括葛先生在内，谁都没有故意揭伤疤的用意，我们只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保存更多的历史真相；二是提醒所有书写历史的人，论人也好，论世也罢，贵在得其平，尤其是对为客观环境时势所囿、“最是不自由”的文人，应该有一份体谅之心。
说到这第二点，我又不能不说，有无数拥趸的黄裳先生是颇有一些可议之处的。上述因冯道而起的争执只是一例，而最令人困惑的是所谓胡适的“六言诗案”。史料清清楚楚，胡适那首“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六言诗是他抗战初期在美国大使任上时所写，“只能拼命向前”无论如何都要算是为国家尽力的表白，可是后来国共决裂，黄裳等左翼人士误以为此诗写于1947年伪国民大会开会期间，是甘心为国民党殉葬的心声，乃大张挞伐。按说因信息有误，批错了情有可原，改过来就是了，然而直到2006年，在相关史料早已公开的情况下，黄裳先生却仍然撰文为自己当年批胡而自豪，“痛快淋漓，今日回想，犹为之神旺”云云。笔者禁不住要问：胡适也许有很多可批之处，但此案明明定谳有误，是一个冤案，还有什么值得“神旺”的呢？细读黄裳先生的文集，我辈自不能不被其博雅所倾倒，但同时还有一点异样的感觉，这就是作者仿佛时时处处要显示自己“政治正确”，特别是对一些复杂人物，殊少体谅之心，用笔往往过于刻薄。贤如黄裳先生，为什么会这样？葛剑雄先生文章没有讨论，笔者斗胆揣测这与《古今》杂志实有莫大关系。当年为《古今》杂志撰文，在今天这种环境下，黄裳固然可以说“不悔”，但只要考虑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道德问题上严苛的传统，考虑到中国近代以来的世运风俗变迁之速，我辈就会明白，这堪称横亘于黄裳先生心中的一道巨大阴影，几乎成为“隐疾”。正因为黄裳自认为这是平生行事的一个不光彩点，所以他才要避讳，才要在后来作文中处处彰显自己毫不妥协、排倒一切的凛然之气。
那么为《古今》撰文究竟算不算黄裳先生的一大污点？我们既然主张对文人存一份体谅，那自然也应该对黄裳如是办理才对。我以为，这是远远谈不上什么污点的。试想一下，一个政府先让国土沦丧，后又无法使所有子民机会均等地平安撤离到后方，那些置身于沦陷区的国民是否就没有了活下去的资格？其中当然有不可更易之民族大义在，但这种大义应该是有限定的，只要其人没有甘为敌人前驱反噬本国的言论，所作所为对本国和人民利益未产生实质性危害，大概还不能算是“大节有亏”吧？而对像黄裳这样的文人来说，写几篇小品文字糊口，如果要指责其为失节，那几乎等于是勒令其自杀才对了。
当下看来算不了什么的事体，却影响一生甚巨，黄裳之与《古今》不过是很平凡的一例。从这个事例中，我们看到的分明是文人的悲哀。近代以降，中国世运变迁真的只好用“白云苍狗”一词形容，许多巨宦显要都只能随世浮沉，政治、经济均未独立的文人置身其间，又怎能不四顾茫然？感觉无枝可栖却又不能不栖一枝，这是人的弱点，却又是克服不了的先天性缺陷。而对文人来说，还另有一种困局，因为文人只能靠笔墨吃饭，无论是遭遇盛世还是亲临丧乱，都难免会在内力的诱导或外力的压迫下，形诸吟咏发为文字，而诗词文章偏偏又是白纸黑字涂抹不掉的，一旦形移势变，则何以自处，何以面对汹汹的天下舆论？有的人是凡遇世运变迁,一律“颂今是而骂昨非”，这本来也可以理解，但这中间应该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否则过犹不及，难免会给旁观者一个进退失据的尴尬印象。
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个著名文人。刘衍文先生有一篇佳作《从汪兆铭说开去》，披露汪精卫死后，一个学者写了三首“笔笔周全、文情两茂”的悼诗，内有“艰危仗一人”、“河山终复汉”之句。刘先生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此三首诗的作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述作颇多，贡献甚大。”读到此处我不免莞尔，这位写诗挽汪精卫的学者之名已经呼之欲出，而刘先生竟还做遮掩之状呢。我们既然并非为了争一点个人的意气和私利，只是为了保存尽可能多的历史真相，就改掉避讳的习惯吧。这里的“著名的学者”是钱仲联先生。刘衍文说钱仲联昔在沦陷区虽位至汪伪监察院委员，“其实汪氏不过用之妆点门面”，“或许也谈不上是为虎作伥吧”，这些都是持平之论。然而就像《古今》之与黄裳一样，这段经历也成为了钱仲联先生的“隐疾”。他本人不但极力避讳这一点，在《钱仲联学述》、《年表》等文字中已删得干干净净，而且唯其自认为有这一段历史，更要时时处处以时代先进自居。而这一点对其学术是有很大影响的。钱仲联先生作《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不仅把汪精卫拟为地耗星鼓上蚤时迁，就连虽然落水但被公认为近代诗坛巨匠的郑孝胥，也要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刘衍文奇怪这样处理的效果，“汪氏固是贼，然而寄食贼门之下，则又当何以自处其身耶？”其实是很好理解的，正因为有过去一段隐痛，所以才要极力撇清，至于学术的独立性（讲近代诗而如此贬抑郑孝胥，哪里会是心平气和的态度呢？），就只好弃置不顾了。
钱仲联先生学问博大精深，非小子敢妄下雌黄，不过在学问大节之外，也许不妨“识其小”，其中之一就是总觉钱先生对流行话语过于趋奉了，而他专攻的古典文学本来是可以少被意识形态所笼罩的。蒋春霖向来被推为有清一代最杰出之词人，钱仲联也认为蒋词“艺术性较高”，但他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却摒之不录，原因居然是蒋词“内容多污辱太平天国革命”。再看钱先生写这段话的时间，已经是1990年12月了！钱仲联还讥评过陈寅恪的诗，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这一段公案的要害实与诗艺无关。陈诗水平如何，钱仲联先生和所有读者一样都可以公平讨论，而钱仲联贬抑陈诗则主要落脚于其思想和情感，说陈诗“其名篇即挽观堂之长庆体长诗，身处共和，而情类殷顽”。论及陈寅恪晚年的诗时又说：“且有猥托贞元朝士之感者，皆张茂先(即晋朝人张华——引者注)我所不解也。”有人争论过这段公案，但多围绕陈诗打转，实际上钱仲联先生的评价远远超过了诗歌之范围，已经是在讥刺陈寅恪先生其人了。“情类殷顽”也好，“猥托贞元朝士”也罢，无非都在向外界宣示钱仲联先生的一种价值判断：对世运变迁而生喟叹是一种悖时的情感，像陈寅恪这样自居于文化遗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于是我们又困惑了，难道钱仲联先生永远是这样与时俱进？难道他的诗词中就没有这种文人惯有的喟叹？陈寅恪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可是像钱仲联先生这里所持的标准，却实在是过于狭隘和严苛了。坦率地说，如果不联想钱仲联先生抗战中的所为，这样苛酷的议论也许还不会给人特别的观感，否则，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概文人对自己的同类，总是要求更高一些吧？
世运变迁或疾或徐，而文人因此种下的“隐疾”却往往根深蒂固。在发作之初，他们诸如避讳、撇清之举往往还是一种自觉行为，而一旦形成习惯，则极有可能跃进到一种自愿状态而不自知。晚年的黄裳先生还要批胡适甘为反动政府做“过河卒子”，钱仲联先生还要攻击蒋春霖“污辱太平天国革命”，还要指责陈寅恪不该自居于“遗民”，都不过是文人一种自保的本能，积久而成为一种无意识罢了。自然，这里无论文章还是学术，已经不那么像“天下之公器”了。只是，这一切是否都要集矢于文人呢？
因为葛剑雄撰文对身处五代乱世的“长乐老”冯道有所同情，大不同于欧阳修的一味讨伐，张中行称赞葛先生的态度，而引来黄裳先生一篇大义凛然的宏文，直斥如此论史与汪精卫的理论“何其相似乃尔”。老实说，当初且不说局中人葛先生，就是我等平日爱读黄裳书话的读者，也十分不解老先生何以会用如此凌厉之笔，透出那么大的火气。现在葛文并未对这个问题作出明快回答，不过文中透露了另一个信息，即黄裳与汪伪把持的“汉奸刊物”《古今》杂志的关系，说是柯灵先生转告的。其实这是旧公案了，昔日青年黄裳变换多种笔名为《古今》撰稿，而后来成为文化界名人的黄裳却仿佛没有这回事一般，不仅讳言其事，发表在《古今》上的文字且从未收入其多如牛毛的各种选集、合集中，直到经过多人撰文“提醒”，2005年黄裳总算在新出的《集外文抄》中收进了这些“少作”，并交待“是为了离开孤岛到大后方筹资才向《古今》卖稿的”，又自陈“对旧作，我是愧则有之，却并不悔。笔墨一经付之刊印，即成公器，是洗刷不尽、躲闪不来的”。一般读者读这段文字，想必难免对数十年里连旧作提都不提的黄先生有一个疑问：您是现在不悔还是从来未悔过呢？
读完葛先生的文章，我在想一个问题：包括葛先生在内，我们现在重检黄裳先生的这些旧事，是否准备像黄裳当初斥责张中行、葛剑雄一样还施其人？肯定不是的。我想，包括葛先生在内，谁都没有故意揭伤疤的用意，我们只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保存更多的历史真相；二是提醒所有书写历史的人，论人也好，论世也罢，贵在得其平，尤其是对为客观环境时势所囿、“最是不自由”的文人，应该有一份体谅之心。
说到这第二点，我又不能不说，有无数拥趸的黄裳先生是颇有一些可议之处的。上述因冯道而起的争执只是一例，而最令人困惑的是所谓胡适的“六言诗案”。史料清清楚楚，胡适那首“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六言诗是他抗战初期在美国大使任上时所写，“只能拼命向前”无论如何都要算是为国家尽力的表白，可是后来国共决裂，黄裳等左翼人士误以为此诗写于1947年伪国民大会开会期间，是甘心为国民党殉葬的心声，乃大张挞伐。按说因信息有误，批错了情有可原，改过来就是了，然而直到2006年，在相关史料早已公开的情况下，黄裳先生却仍然撰文为自己当年批胡而自豪，“痛快淋漓，今日回想，犹为之神旺”云云。笔者禁不住要问：胡适也许有很多可批之处，但此案明明定谳有误，是一个冤案，还有什么值得“神旺”的呢？细读黄裳先生的文集，我辈自不能不被其博雅所倾倒，但同时还有一点异样的感觉，这就是作者仿佛时时处处要显示自己“政治正确”，特别是对一些复杂人物，殊少体谅之心，用笔往往过于刻薄。贤如黄裳先生，为什么会这样？葛剑雄先生文章没有讨论，笔者斗胆揣测这与《古今》杂志实有莫大关系。当年为《古今》杂志撰文，在今天这种环境下，黄裳固然可以说“不悔”，但只要考虑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道德问题上严苛的传统，考虑到中国近代以来的世运风俗变迁之速，我辈就会明白，这堪称横亘于黄裳先生心中的一道巨大阴影，几乎成为“隐疾”。正因为黄裳自认为这是平生行事的一个不光彩点，所以他才要避讳，才要在后来作文中处处彰显自己毫不妥协、排倒一切的凛然之气。
那么为《古今》撰文究竟算不算黄裳先生的一大污点？我们既然主张对文人存一份体谅，那自然也应该对黄裳如是办理才对。我以为，这是远远谈不上什么污点的。试想一下，一个政府先让国土沦丧，后又无法使所有子民机会均等地平安撤离到后方，那些置身于沦陷区的国民是否就没有了活下去的资格？其中当然有不可更易之民族大义在，但这种大义应该是有限定的，只要其人没有甘为敌人前驱反噬本国的言论，所作所为对本国和人民利益未产生实质性危害，大概还不能算是“大节有亏”吧？而对像黄裳这样的文人来说，写几篇小品文字糊口，如果要指责其为失节，那几乎等于是勒令其自杀才对了。
当下看来算不了什么的事体，却影响一生甚巨，黄裳之与《古今》不过是很平凡的一例。从这个事例中，我们看到的分明是文人的悲哀。近代以降，中国世运变迁真的只好用“白云苍狗”一词形容，许多巨宦显要都只能随世浮沉，政治、经济均未独立的文人置身其间，又怎能不四顾茫然？感觉无枝可栖却又不能不栖一枝，这是人的弱点，却又是克服不了的先天性缺陷。而对文人来说，还另有一种困局，因为文人只能靠笔墨吃饭，无论是遭遇盛世还是亲临丧乱，都难免会在内力的诱导或外力的压迫下，形诸吟咏发为文字，而诗词文章偏偏又是白纸黑字涂抹不掉的，一旦形移势变，则何以自处，何以面对汹汹的天下舆论？有的人是凡遇世运变迁,一律“颂今是而骂昨非”，这本来也可以理解，但这中间应该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否则过犹不及，难免会给旁观者一个进退失据的尴尬印象。
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个著名文人。刘衍文先生有一篇佳作《从汪兆铭说开去》，披露汪精卫死后，一个学者写了三首“笔笔周全、文情两茂”的悼诗，内有“艰危仗一人”、“河山终复汉”之句。刘先生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此三首诗的作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述作颇多，贡献甚大。”读到此处我不免莞尔，这位写诗挽汪精卫的学者之名已经呼之欲出，而刘先生竟还做遮掩之状呢。我们既然并非为了争一点个人的意气和私利，只是为了保存尽可能多的历史真相，就改掉避讳的习惯吧。这里的“著名的学者”是钱仲联先生。刘衍文说钱仲联昔在沦陷区虽位至汪伪监察院委员，“其实汪氏不过用之妆点门面”，“或许也谈不上是为虎作伥吧”，这些都是持平之论。然而就像《古今》之与黄裳一样，这段经历也成为了钱仲联先生的“隐疾”。他本人不但极力避讳这一点，在《钱仲联学述》、《年表》等文字中已删得干干净净，而且唯其自认为有这一段历史，更要时时处处以时代先进自居。而这一点对其学术是有很大影响的。钱仲联先生作《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不仅把汪精卫拟为地耗星鼓上蚤时迁，就连虽然落水但被公认为近代诗坛巨匠的郑孝胥，也要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刘衍文奇怪这样处理的效果，“汪氏固是贼，然而寄食贼门之下，则又当何以自处其身耶？”其实是很好理解的，正因为有过去一段隐痛，所以才要极力撇清，至于学术的独立性（讲近代诗而如此贬抑郑孝胥，哪里会是心平气和的态度呢？），就只好弃置不顾了。
钱仲联先生学问博大精深，非小子敢妄下雌黄，不过在学问大节之外，也许不妨“识其小”，其中之一就是总觉钱先生对流行话语过于趋奉了，而他专攻的古典文学本来是可以少被意识形态所笼罩的。蒋春霖向来被推为有清一代最杰出之词人，钱仲联也认为蒋词“艺术性较高”，但他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却摒之不录，原因居然是蒋词“内容多污辱太平天国革命”。再看钱先生写这段话的时间，已经是1990年12月了！钱仲联还讥评过陈寅恪的诗，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这一段公案的要害实与诗艺无关。陈诗水平如何，钱仲联先生和所有读者一样都可以公平讨论，而钱仲联贬抑陈诗则主要落脚于其思想和情感，说陈诗“其名篇即挽观堂之长庆体长诗，身处共和，而情类殷顽”。论及陈寅恪晚年的诗时又说：“且有猥托贞元朝士之感者，皆张茂先(即晋朝人张华——引者注)我所不解也。”有人争论过这段公案，但多围绕陈诗打转，实际上钱仲联先生的评价远远超过了诗歌之范围，已经是在讥刺陈寅恪先生其人了。“情类殷顽”也好，“猥托贞元朝士”也罢，无非都在向外界宣示钱仲联先生的一种价值判断：对世运变迁而生喟叹是一种悖时的情感，像陈寅恪这样自居于文化遗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于是我们又困惑了，难道钱仲联先生永远是这样与时俱进？难道他的诗词中就没有这种文人惯有的喟叹？陈寅恪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可是像钱仲联先生这里所持的标准，却实在是过于狭隘和严苛了。坦率地说，如果不联想钱仲联先生抗战中的所为，这样苛酷的议论也许还不会给人特别的观感，否则，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概文人对自己的同类，总是要求更高一些吧？
世运变迁或疾或徐，而文人因此种下的“隐疾”却往往根深蒂固。在发作之初，他们诸如避讳、撇清之举往往还是一种自觉行为，而一旦形成习惯，则极有可能跃进到一种自愿状态而不自知。晚年的黄裳先生还要批胡适甘为反动政府做“过河卒子”，钱仲联先生还要攻击蒋春霖“污辱太平天国革命”，还要指责陈寅恪不该自居于“遗民”，都不过是文人一种自保的本能，积久而成为一种无意识罢了。自然，这里无论文章还是学术，已经不那么像“天下之公器”了。只是，这一切是否都要集矢于文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