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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近日，原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回忆起这样一幕：一天，总理的车经过我的哨位停下，周伯伯笑着拍拍我，但是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好哇，要当个好兵！”
周伯伯墙上一直悬挂着我10岁画的“虾”
近日，记者独家采访了刘源上将，他讲述了自己与周总理的故事。
1919年6月，父亲刘少奇到北京报考大学，8月学校放暑假，北京天津的学生到天安门游行。那时候，父亲和周伯伯他们彼此不认识，但是都在天安门广场上，这就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交集。那年，北京大学录取了我父亲，但是因为没有钱交学费，就上了保定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后又回到北京，1920年8月回到湖南。1919年，毛主席、周总理和我父亲都在北京，但是他们互相都不认识，都是“老北漂”，也正是那个时候，他们开始了为新中国奋斗的历程。
父亲真正认识周伯伯还是在1924年秋冬之际，他们都在广州，父亲在全国总工会，周伯伯在黄埔军校，他们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7年他们共同将武汉工人纠察队3000多人送到叶挺、贺龙的部队里，纠察队总队长陈赓和周伯伯一起乘船到南昌，我父亲坐贺龙的船到了庐山。周伯伯领导了南昌起义，因起义时间提前了，没能通知到我父亲，他没能赶到。抗日战争初期，周伯伯到山西，父亲在北方局当书记，和朱总司令等共同領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们是亲密战友，周伯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父亲是总政治部主任，合作更加频繁。
从记事开始，周伯伯跟我们特别亲近，可以说亲如一家了。每年我都要把学习成绩报给周伯伯，他也经常鼓励鞭策。
小时候我喜欢画画，见过齐白石，拜黄胄为师，10岁的时候画了一幅虾，郑重地装裱好送给周伯伯，尽管画得粗糙，但是充满了感情和童趣，算是一种汇报成绩的方式吧。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18年后的1979年，遭遇家庭的变故后，我陪妈妈王光美到西花厅拜望、感谢邓妈妈。邓妈妈把我们带到周伯伯生前的卧室，门口走廊墙上挂着一幅画，邓妈妈指着叫我们看，竟是我10岁画的那张“虾”。我和妈妈都惊呆了。邓妈妈说，这幅画一直挂在这，“文革”当中也从来没有取下来过，顿时母亲眼泪夺眶而出。
周伯伯说：“好哇，要当个好兵！”
1963年的五一劳动节，父母跟我们说外出到云南。当天早上，有人通知我们几个孩子到周伯伯家里过节。那个上午，周伯伯除了接了一个电话一直陪我们打了两、三个小时乒乓球，邓妈妈带我们欣赏院子里的牡丹花还有海棠。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周伯伯严肃地告诉我们，现在好了，刚得到消息，你的爸爸妈妈已经安全抵达柬埔寨王宫了，一切顺利，你们可以回家了。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周伯伯一直坐镇指挥保卫工作，破获了台湾特务要搞暗杀的消息。我父亲的这次访问可能会遭到台湾特务的袭击，所以周伯伯才会百忙中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陪着我们几个孩子，在最危难的时候把我们拢在他身边，情深至此，让我们全家感念终身。
1964年暑假，我到中央警卫团锻炼，就在中南海的小西门站岗。一天，总理的车经过我的哨位，突然停下来，老人家下车，我连忙敬了个军礼。周伯伯笑着拍拍我，但是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好哇，要当个好兵！”这一幕虽然短暂，但他的音容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刻在我的心中。
仰赖周伯伯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育和荫德护佑
2012年，在军队反腐败斗争最关键的阶段，网上传出了一则消息“周总理侄女周秉德支持刘源进行反腐败斗争”，我当时十分震惊也很感动，又想起了周伯伯那句振聋发聩的话“要当个好兵”。正是有这种无形的支持，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做了一些自己应做的事情。后来见到秉德大姐，我对她表示感谢，这不是我和她个人的事，是全民、全党、全军的事，可以说我是仰赖周伯伯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育和荫德护佑。
“文革”当中，我到山西农村插队，一呆就是7年。1975年，我插队的同伴大都已上学或者当工人，只剩我一人在农村，而且得了黄疸肝炎，处境艰难，特别想回北京和家人团聚，没人敢批准，万般无奈才给周伯伯写了封信，请求回京。这时候周伯伯已在重病中，邓妈妈在我的信上批示“总理同意回京”，这样我才回到了北京，重新开始了新的人生。
前些年，中南海出了一本挂历，挂历上都是中南海里收藏的名人字画，像齐白石的“祖国万岁”、何香凝的梅花，等等，没想到我10岁时画的那幅小虾也被收录，这是总理的卫士长高振普（我叫小高叔叔）推荐的。
我想，并不是这幅画水平多高，而是其中饱含着周伯伯的深情厚意，饱含着周伯伯寄予我父母的革命之志、战友之情，饱含着他们对我们这些孩子、后代的无限深爱和厚望。敬爱的周总理、我的周伯伯对我的教育，有言传，有身教，更重要的是心教，是真心的感召，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人民日报》2018.3.1等）
周伯伯墙上一直悬挂着我10岁画的“虾”
近日，记者独家采访了刘源上将，他讲述了自己与周总理的故事。
1919年6月，父亲刘少奇到北京报考大学，8月学校放暑假，北京天津的学生到天安门游行。那时候，父亲和周伯伯他们彼此不认识，但是都在天安门广场上，这就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交集。那年，北京大学录取了我父亲，但是因为没有钱交学费，就上了保定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后又回到北京，1920年8月回到湖南。1919年，毛主席、周总理和我父亲都在北京，但是他们互相都不认识，都是“老北漂”，也正是那个时候，他们开始了为新中国奋斗的历程。
父亲真正认识周伯伯还是在1924年秋冬之际，他们都在广州，父亲在全国总工会，周伯伯在黄埔军校，他们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7年他们共同将武汉工人纠察队3000多人送到叶挺、贺龙的部队里，纠察队总队长陈赓和周伯伯一起乘船到南昌，我父亲坐贺龙的船到了庐山。周伯伯领导了南昌起义，因起义时间提前了，没能通知到我父亲，他没能赶到。抗日战争初期，周伯伯到山西，父亲在北方局当书记，和朱总司令等共同領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们是亲密战友，周伯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父亲是总政治部主任，合作更加频繁。
从记事开始，周伯伯跟我们特别亲近，可以说亲如一家了。每年我都要把学习成绩报给周伯伯，他也经常鼓励鞭策。
小时候我喜欢画画，见过齐白石，拜黄胄为师，10岁的时候画了一幅虾，郑重地装裱好送给周伯伯，尽管画得粗糙，但是充满了感情和童趣，算是一种汇报成绩的方式吧。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18年后的1979年，遭遇家庭的变故后，我陪妈妈王光美到西花厅拜望、感谢邓妈妈。邓妈妈把我们带到周伯伯生前的卧室，门口走廊墙上挂着一幅画，邓妈妈指着叫我们看，竟是我10岁画的那张“虾”。我和妈妈都惊呆了。邓妈妈说，这幅画一直挂在这，“文革”当中也从来没有取下来过，顿时母亲眼泪夺眶而出。
周伯伯说：“好哇，要当个好兵！”
1963年的五一劳动节，父母跟我们说外出到云南。当天早上，有人通知我们几个孩子到周伯伯家里过节。那个上午，周伯伯除了接了一个电话一直陪我们打了两、三个小时乒乓球，邓妈妈带我们欣赏院子里的牡丹花还有海棠。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周伯伯严肃地告诉我们，现在好了，刚得到消息，你的爸爸妈妈已经安全抵达柬埔寨王宫了，一切顺利，你们可以回家了。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周伯伯一直坐镇指挥保卫工作，破获了台湾特务要搞暗杀的消息。我父亲的这次访问可能会遭到台湾特务的袭击，所以周伯伯才会百忙中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陪着我们几个孩子，在最危难的时候把我们拢在他身边，情深至此，让我们全家感念终身。
1964年暑假，我到中央警卫团锻炼，就在中南海的小西门站岗。一天，总理的车经过我的哨位，突然停下来，老人家下车，我连忙敬了个军礼。周伯伯笑着拍拍我，但是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好哇，要当个好兵！”这一幕虽然短暂，但他的音容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刻在我的心中。
仰赖周伯伯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育和荫德护佑
2012年，在军队反腐败斗争最关键的阶段，网上传出了一则消息“周总理侄女周秉德支持刘源进行反腐败斗争”，我当时十分震惊也很感动，又想起了周伯伯那句振聋发聩的话“要当个好兵”。正是有这种无形的支持，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做了一些自己应做的事情。后来见到秉德大姐，我对她表示感谢，这不是我和她个人的事，是全民、全党、全军的事，可以说我是仰赖周伯伯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育和荫德护佑。
“文革”当中，我到山西农村插队，一呆就是7年。1975年，我插队的同伴大都已上学或者当工人，只剩我一人在农村，而且得了黄疸肝炎，处境艰难，特别想回北京和家人团聚，没人敢批准，万般无奈才给周伯伯写了封信，请求回京。这时候周伯伯已在重病中，邓妈妈在我的信上批示“总理同意回京”，这样我才回到了北京，重新开始了新的人生。
前些年，中南海出了一本挂历，挂历上都是中南海里收藏的名人字画，像齐白石的“祖国万岁”、何香凝的梅花，等等，没想到我10岁时画的那幅小虾也被收录，这是总理的卫士长高振普（我叫小高叔叔）推荐的。
我想，并不是这幅画水平多高，而是其中饱含着周伯伯的深情厚意，饱含着周伯伯寄予我父母的革命之志、战友之情，饱含着他们对我们这些孩子、后代的无限深爱和厚望。敬爱的周总理、我的周伯伯对我的教育，有言传，有身教，更重要的是心教，是真心的感召，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人民日报》2018.3.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