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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31日，笔者一行来到沈阳军区后勤史馆。这是全军唯一一座战区后勤史馆，自2006年8月1日开馆，已经接待了500批参观者，他们中有将军和士兵、有干部和群众、有大学生和小朋友，2007年被授予“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这里展出的是军史上的特殊文物——它们见证着峥嵘岁月里，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为英雄的军队提供的强有力的保障。站在弥足珍贵的军史文物前，读着血火浇铸的文字，令人感受到一种震撼和力量。每一件文物，都是我军历史长河中的碎片，承载着一段不容忘却的峥嵘岁月。时光虽逝，但一件件文物在历史的河床上依旧闪动着迷人的光泽，是值得后人永远珍藏的宝贵精神财富。
11张发黄的收条
史馆的一隅，静静陈列着11张收条，纸面虽已泛黄，字迹仍清晰可辨。“今收到大枪拾枝，子弹陆佰贰拾发，手榴弹叁箱，粳米拾贰袋，猪两个。经办人：李奉廷。”这是其中一张收条，时间是1945年11月。
这是在炮火硝烟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留给当地群众的收条，收条主人李奉廷，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村长。
1945年9月，我军奉命进军东北。当时，由于国民党政权实行白色恐怖，我军的后勤供应也极度贫乏，处境非常艰难。仅凭缴获的敌伪物资难以为继，部队又流动作战，没有固定的仓库可以长期保存作战物资，所以只能藏兵于民，一些进步的老百姓家就成了我军物资储存地。李奉廷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公开的身份是沈阳市于洪区达连屯村的村长，而实际上是我党的地下党员。1945年冬天，李奉廷利用与敌人上层人物的交情，费尽周折弄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30余辆卡车满载我军急需的枪支弹药、汽车零件、军用物资等顺利通过哨卡。后来，由于战事需要，这些物资的一部分就转移到李家，藏在李家的卧房里。从此，李家就成了我军的秘密“军火库”。每当我军联络员来李家秘密提取时，都要手持上级领导亲笔签名的“便条”。当时，李奉廷冒着生命危险，将每张“便条”偷偷保留下来，藏在灶台里，日积月累，一共保存了11张。这一张张收条无不印证着当时军民深厚的鱼水之情，也成了当前开展“双支”活动具有现实意义的生动教材。
黄克诚用高粱米算消耗账
在沈阳军区后勤史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本珍贵的军事文献——《黄克诚军事文选》，一页页发黄的纸张，记录的是一幕幕珍贵的军史。
1948年3月，黄克诚主持召开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无论是讲战场还是讲后方，无论是讲思想还是讲工作，都用算账的方式，让人耳目一新，深有所悟。
比如，讲到工作，他说：“我们造枪弹，一个山炮弹就要200斤高粱米，一个野炮弹，就要300斤高粱米。一个榴弹炮弹就要400斤高粱米。”说到这儿，黄克诚嗓音更高了，“在关里则更贵，每个炮弹平均要1500斤高粱米，因此打一炮就等于打掉一个中农全年的收入，打1000炮就是打掉1000个中农的收入”。他大手一挥，振臂疾呼：“同志们要想一想，现在群众负担已经到30％了。负担再重，群众怎么办?”
针对一次战斗结束后，个别部队还是像打仗一样步枪机枪手榴弹乱来一气的现象，黄克诚给予严厉批评：“就不知道一粒子弹等于12斤高粱米，一个手榴弹是36斤高粱米?”“我们军队对人民的痛苦是不够清楚的，俗语说，‘当兵三年不认亲’。我们今天也是不知道群众这个母亲的困难!”
采访中，联勤部政治部领导也告诉笔者，后勤直接管理和分配国防资源，决不能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决不可以认为眼下国力增强了，军力强盛了，物资丰富了，就可以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了，要提倡黄克诚大将这样的算账精神。
决心书上署着日本名字
“树立牢固为伤病员服务的思想。我们过去的苦与泪在今后变成意志钢铁的奉献，不可摧毁的力量，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为先烈复仇立功……”这是一份解放战争时期写在白布片上的我军决心书的内容，令人不解的是署名竟有数十位日本卫生技术人员，这是怎么回事呢?
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于部队发展，卫生医护人员严重不足。为医治大批伤病员的急需，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门留用了一批滞留在东北的日本卫生技术人员。由于他们对人民军队性质不了解，在初期阶段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疑虑、戒心甚至惶恐，有的人还有对立情绪。在一部分中国人中也有对日本人不信任，甚至拒绝接受他们的医疗护理。
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根据我党的一贯政策，及时提出对日本卫生技术人员的政策规定，要求各单位严格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的界限，正确对待日本卫生技术人员，并规定尊重日本民族生活习惯等纪律。民主联军卫生部门根据这些规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策感化和教育工作，要求中国人对待留用的日本人一视同仁，在医疗上尊重他们的技术，在生活上宜多照顾，在工作上按技术职务使用，在生活管理上单独编班组，指定工作表现好的日本卫生技术人员担任班组长，进行自我管理。
同时，各级卫生部门专门设立了民族科，医院设立民族干事，由其中的日本积极分子自己做工作，开座谈会，上政治课；编印日文小报，进行宣传教育；组织文娱活动，寓教于乐，加深他们对我党我军的思想认识。
通过政策感召和教育，日本卫生技术人员的思想认识逐渐发生转变，写下了决心书，自觉成为革命战士，立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陈云送给朱理治的棉大衣
一件黑色棉大衣，朱理治的家人珍藏了60多年。这件陈云同志当年亲手送给朱理治的棉大衣，既是革命队伍中同志友谊的见证，也是一位革命家为党奋斗一生的真实写照。
朱理治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出身并受过长期革命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党内精通财经工作的专家。1941年3月，朱理治临危受命，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他积极钻研银行业务，勤于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边区物价金融与银行基本政策的报告》，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很有些价值”，并指示西北局常委陈正人将此作为“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1941年和1942年，是边区银行大发展的两年。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为稳定金融贸易和发展金融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朱理治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48年11月，他随陈云等赴沈阳，兼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并先后任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在与陈云同志一起工作期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陈云同志十分关心朱理治的身体健康。当时东北冬天十分寒冷，陈云亲自挑选了一件大衣，专门派人送给他。此后，这件棉大衣一直陪伴着他。朱理治对这件大衣很珍爱，他常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说：“共产党人最讲真感情，陈云同志永远是我军后勤战线最卓越的一个领导人。”
在笔者的眼中，此时的旧大衣已不再是一件普通的大衣，而是一个默默为我军后勤财经战线工作的革命前辈为党一片丹心写忠诚的见证。
题图：馆长徐文涛在向大家讲述军史文物背后的故事
责任编辑 李 芸
这里展出的是军史上的特殊文物——它们见证着峥嵘岁月里，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为英雄的军队提供的强有力的保障。站在弥足珍贵的军史文物前，读着血火浇铸的文字，令人感受到一种震撼和力量。每一件文物，都是我军历史长河中的碎片，承载着一段不容忘却的峥嵘岁月。时光虽逝，但一件件文物在历史的河床上依旧闪动着迷人的光泽，是值得后人永远珍藏的宝贵精神财富。
11张发黄的收条
史馆的一隅，静静陈列着11张收条，纸面虽已泛黄，字迹仍清晰可辨。“今收到大枪拾枝，子弹陆佰贰拾发，手榴弹叁箱，粳米拾贰袋，猪两个。经办人：李奉廷。”这是其中一张收条，时间是1945年11月。
这是在炮火硝烟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留给当地群众的收条，收条主人李奉廷，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村长。
1945年9月，我军奉命进军东北。当时，由于国民党政权实行白色恐怖，我军的后勤供应也极度贫乏，处境非常艰难。仅凭缴获的敌伪物资难以为继，部队又流动作战，没有固定的仓库可以长期保存作战物资，所以只能藏兵于民，一些进步的老百姓家就成了我军物资储存地。李奉廷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公开的身份是沈阳市于洪区达连屯村的村长，而实际上是我党的地下党员。1945年冬天，李奉廷利用与敌人上层人物的交情，费尽周折弄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30余辆卡车满载我军急需的枪支弹药、汽车零件、军用物资等顺利通过哨卡。后来，由于战事需要，这些物资的一部分就转移到李家，藏在李家的卧房里。从此，李家就成了我军的秘密“军火库”。每当我军联络员来李家秘密提取时，都要手持上级领导亲笔签名的“便条”。当时，李奉廷冒着生命危险，将每张“便条”偷偷保留下来，藏在灶台里，日积月累，一共保存了11张。这一张张收条无不印证着当时军民深厚的鱼水之情，也成了当前开展“双支”活动具有现实意义的生动教材。
黄克诚用高粱米算消耗账
在沈阳军区后勤史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本珍贵的军事文献——《黄克诚军事文选》，一页页发黄的纸张，记录的是一幕幕珍贵的军史。
1948年3月，黄克诚主持召开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无论是讲战场还是讲后方，无论是讲思想还是讲工作，都用算账的方式，让人耳目一新，深有所悟。
比如，讲到工作，他说：“我们造枪弹，一个山炮弹就要200斤高粱米，一个野炮弹，就要300斤高粱米。一个榴弹炮弹就要400斤高粱米。”说到这儿，黄克诚嗓音更高了，“在关里则更贵，每个炮弹平均要1500斤高粱米，因此打一炮就等于打掉一个中农全年的收入，打1000炮就是打掉1000个中农的收入”。他大手一挥，振臂疾呼：“同志们要想一想，现在群众负担已经到30％了。负担再重，群众怎么办?”
针对一次战斗结束后，个别部队还是像打仗一样步枪机枪手榴弹乱来一气的现象，黄克诚给予严厉批评：“就不知道一粒子弹等于12斤高粱米，一个手榴弹是36斤高粱米?”“我们军队对人民的痛苦是不够清楚的，俗语说，‘当兵三年不认亲’。我们今天也是不知道群众这个母亲的困难!”
采访中，联勤部政治部领导也告诉笔者，后勤直接管理和分配国防资源，决不能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决不可以认为眼下国力增强了，军力强盛了，物资丰富了，就可以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了，要提倡黄克诚大将这样的算账精神。
决心书上署着日本名字
“树立牢固为伤病员服务的思想。我们过去的苦与泪在今后变成意志钢铁的奉献，不可摧毁的力量，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为先烈复仇立功……”这是一份解放战争时期写在白布片上的我军决心书的内容，令人不解的是署名竟有数十位日本卫生技术人员，这是怎么回事呢?
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于部队发展，卫生医护人员严重不足。为医治大批伤病员的急需，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门留用了一批滞留在东北的日本卫生技术人员。由于他们对人民军队性质不了解，在初期阶段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疑虑、戒心甚至惶恐，有的人还有对立情绪。在一部分中国人中也有对日本人不信任，甚至拒绝接受他们的医疗护理。
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根据我党的一贯政策，及时提出对日本卫生技术人员的政策规定，要求各单位严格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的界限，正确对待日本卫生技术人员，并规定尊重日本民族生活习惯等纪律。民主联军卫生部门根据这些规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策感化和教育工作，要求中国人对待留用的日本人一视同仁，在医疗上尊重他们的技术，在生活上宜多照顾，在工作上按技术职务使用，在生活管理上单独编班组，指定工作表现好的日本卫生技术人员担任班组长，进行自我管理。
同时，各级卫生部门专门设立了民族科，医院设立民族干事，由其中的日本积极分子自己做工作，开座谈会，上政治课；编印日文小报，进行宣传教育；组织文娱活动，寓教于乐，加深他们对我党我军的思想认识。
通过政策感召和教育，日本卫生技术人员的思想认识逐渐发生转变，写下了决心书，自觉成为革命战士，立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陈云送给朱理治的棉大衣
一件黑色棉大衣，朱理治的家人珍藏了60多年。这件陈云同志当年亲手送给朱理治的棉大衣，既是革命队伍中同志友谊的见证，也是一位革命家为党奋斗一生的真实写照。
朱理治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出身并受过长期革命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党内精通财经工作的专家。1941年3月，朱理治临危受命，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他积极钻研银行业务，勤于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边区物价金融与银行基本政策的报告》，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很有些价值”，并指示西北局常委陈正人将此作为“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1941年和1942年，是边区银行大发展的两年。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为稳定金融贸易和发展金融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朱理治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48年11月，他随陈云等赴沈阳，兼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并先后任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在与陈云同志一起工作期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陈云同志十分关心朱理治的身体健康。当时东北冬天十分寒冷，陈云亲自挑选了一件大衣，专门派人送给他。此后，这件棉大衣一直陪伴着他。朱理治对这件大衣很珍爱，他常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说：“共产党人最讲真感情，陈云同志永远是我军后勤战线最卓越的一个领导人。”
在笔者的眼中，此时的旧大衣已不再是一件普通的大衣，而是一个默默为我军后勤财经战线工作的革命前辈为党一片丹心写忠诚的见证。
题图：馆长徐文涛在向大家讲述军史文物背后的故事
责任编辑 李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