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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史实追求客观性、真实性、严谨性，力图以史实的真相示人，例如注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考证法；而主观记忆与认同则掺和了许多想象的、猜测的、缺乏历史考证的等许多主观的成分，这不应当做历史本身而被后人记忆，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是不可靠的。
王明珂先生的《羌在汉藏之间》在大陆出版以来，得到了很大的關注，甚至成为羌族地震赈灾的必读之物。他的华夏边缘的观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羌在汉藏之间由王明珂先生的主观建构甚或被当做历史的真实性来认同。笔者深感忧虑，写此文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笔者的看法。
历史史实追求客观性、真实性、严谨性，力图以史实的真相示人，例如注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考证法；而主观记忆与认同则掺和了许多想象的、猜测的、缺乏历史考证的等许多主观的成分，这不应当做历史本身而被后人记忆，本文认为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是不可靠的，例如王明珂先生的《羌在汉藏之间·历史篇》的书写就存在这样的嫌疑。
在我国，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和历史书写传统历史悠久。孔子《春秋》中体现的“春秋笔法”，力图以最简练的笔调叙述真实的历史史实。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影响了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司马迁对孔子所撰《春秋》推崇备至”[1]。近代以来，受章太炎、胡适影响的傅斯年、顾颉刚两人，虽然在治史方法上有所不同，但都有着相同的“求真”的治史目的。而傅斯年更是“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引领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客观化潮流。[2]优良的治史传统被大量的现当代学者所传承，这是史学界的盛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打开，中西方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加。对历史书写的态度产生了分化。一些学者仍然坚持求真、务实、严谨的治史态度，主张治史贵在求真须重考据、治史以史实为基础；另一些许多当代学者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受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诸如解构主义、阐释主义等思潮也影响到了许多当代的史学家。因此，许多新时期的历史学者从观念上都有了主张把个人主观建构的成分融入历史，王明珂先生就曾提出把历史史实与主观记忆、主观认同合流。
不可否认，历史的书写本来就带有个人主观建构的成分，但是历史是追求事件的真实性的，与有意地把主观建构及认同带入历史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对历史史实的亵渎和不负责任的表现。虽然历史史实的探索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瓶颈，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新的文献和考古发现出现之前，这个工程继续前行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主观建构与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合流，去建构或想象一个所谓的“夏朝”的存在状态或想象中国更早的历史。
王明珂先生的《羌在汉藏之间》一书，在许多方面都成就很大，对了解真实的羌族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有很多帮助。全书包括社会篇、文化篇和历史篇三部分，其中的历史篇体现出了他著名的主观建构历史的研究范式，通过此书似乎可看到真实的历史，事实上是部分真实的羌族历史与大量的王明珂先生的主观建构及想象的融合。该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谈“弟兄祖先故事”，进而通过这种祖先故事猜测羌族的族群认同心理。但凡如此种种，只能算做是一种假说，不可背弃历史之真实性而把它当做历史之书写范式。当然，这些故事作为族群认同学说的材料是可以的。
主观建构范式对文化、社会很有效，也体现出作者本人的观念、想法，但是对历史我们应该谨慎一些。历史被主观建构的例子在《羌在汉藏之间》中数不胜数。体现之一：猜测羌人之心里所思，例如该书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论断，“这是一种住在山中的少数民族对于自身的孤立与人口劣势感到不安与自惭而期以‘世界到处都有我们羌族’来自我满足”[3]。虽然王明珂先生的这些猜测背后有大量的田野调查作铺垫，但是羌人的心态显然不能作为羌族的历史史料来书写，并且还是该书历史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体现之二：把记忆当做历史。例如此类句子“与其分辨何者较真实，何者较具‘学术性’，我们不如认真思考人类各种社会认同的本质，以及认同与社会记忆间的关系”[4]。王明珂先生以诸如此类的“记忆”来探索历史史实，这样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每个世纪羌民的记忆与想法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19世纪羌人的想法和20世纪羌人的记忆可能大不相同。甚至，同一个世纪内，比如20世纪里，“文革”前与“文革”后羌族人民的想法与记忆可能是天壤之别。因此，这种靠“记忆”来探索远古历史的方法是不可靠的。这样的关于“记忆”的例子书中很多，笔者只举一例来分析。“对这类‘历史’的研究，事实上所讨论的都是人类记忆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5]，这个问题与探求历史的本相联系不够紧密。如果硬是把两者拉在一起加以“合流”的话，就与我们追求历史之真实与严谨的目标相去甚远。
王明珂另外一种支持他“合流”观点的做法是贬低考古资料的可依赖性程度，抬高文化因素的可依赖性指数。他在一篇文中这样叙述：“考古资料尚不足完全呈现‘过去’，学者则认为人类社会与文化有其基本结构与演化模式，我们可以用近代初民之民族志资料（如图腾制、母系社会等等）来考察‘类似的’古代社会与文化现象。”[6]众所周知，文化的结构与模式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然而历史的考古发现只能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可以印证史实。
从王明珂先生的出生背景和治学观念来看，他“期盼的是‘客观史实背景’和‘主观记忆与认同’两条研究路线的合流”[7]，这是中国儒家传统——中庸思想的体现。许多中国学者，从小就陷于儒家学说的耳濡目染。当然，笔者这里绝对不是否定或贬低儒家之中庸之道，而是想借此揭示王明珂先生之所以提出上述观点的社会背景。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书写历史呢？许多学者已有论述，比如有学者提出，治史者应该具有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等史学的基本修养。[8]笔者这里略谈一下自己的拙见。首先，治史者必须有治史的品格和精神，“一定要具有淡泊、宁静、诚实、寂寞的纯真品格，以及执著、严谨、求真、创新的奋进精神”[9]，这种品格和精神在当今学术浮躁的环境下极为难得。其次，历史的书写须重历史史实，必须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前提。这与小说家的创作不同，不得有丁点儿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重塑“历史”，史学家只能去苛求历史的真实。再次，面临纷繁的史料，史学家须有严谨的去伪存真的方法，具备辨析和发现史料背后的秘密的能力，这是一个史学家的基本要求，而不应主动的把个人意识中的主观成分带入史料，造成新的伪史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历史学者在治史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做到去主观化，把自我对史实的影响降到最低，许多当代学者缺乏这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的治史态度，甚至走向主观建构历史的反面。
不可否认，在历史的书写过程中（比如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或多或少都带有个人的情感因素，乾嘉年间的章学诚就曾提出以文济史的治史方法，但是“文学在这里只是辅助者，只有历史才是真正的主体”[10]。如果我们有悖历史的真实，主动地把主观记忆及认同与历史史实合流，就违反了史德，有辱治史的精神。诸如海登·怀特把历史等同于文学的方法更是不可靠和不可取的。
文学求美，历史求真。历史可以主观建构么？这个话题相信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书写历史应该尊重史实的真相，以客观考证为基础，尽可能地去主观化，而不应该把历史史实与主观建构及认同合流。这种合流的做法用在文学创作上倒是挺有效的，二月河“王朝”系列小说的成功创作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样的“合流”用在探求历史的真相上有待进一步斟酌，在捍卫历史书写的真实性问题上不能放弃我们的严谨性。
注释：
[1] 李颖科：《论孔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
[2] 参见张书学《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客观化》，《东岳论丛》1997年第6期。
[3][4]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9页、第246页。
[5] 菅志翔：《民族历史构建与现实社会因素》，《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6][7]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8] 参见王迎喜《浅论治史者的基本修养》，《殷都学刊》1995年第1期。
[9] 吴远庆：《谈陈寅恪先生治史求真之精神》，《烟台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0] 秦兰珺、李玉平：《章学诚与海登·怀特文史观之比较》，《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栏责编：秋千
王明珂先生的《羌在汉藏之间》在大陆出版以来，得到了很大的關注，甚至成为羌族地震赈灾的必读之物。他的华夏边缘的观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羌在汉藏之间由王明珂先生的主观建构甚或被当做历史的真实性来认同。笔者深感忧虑，写此文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笔者的看法。
历史史实追求客观性、真实性、严谨性，力图以史实的真相示人，例如注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考证法；而主观记忆与认同则掺和了许多想象的、猜测的、缺乏历史考证的等许多主观的成分，这不应当做历史本身而被后人记忆，本文认为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是不可靠的，例如王明珂先生的《羌在汉藏之间·历史篇》的书写就存在这样的嫌疑。
在我国，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和历史书写传统历史悠久。孔子《春秋》中体现的“春秋笔法”，力图以最简练的笔调叙述真实的历史史实。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影响了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司马迁对孔子所撰《春秋》推崇备至”[1]。近代以来，受章太炎、胡适影响的傅斯年、顾颉刚两人，虽然在治史方法上有所不同，但都有着相同的“求真”的治史目的。而傅斯年更是“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引领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客观化潮流。[2]优良的治史传统被大量的现当代学者所传承，这是史学界的盛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打开，中西方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加。对历史书写的态度产生了分化。一些学者仍然坚持求真、务实、严谨的治史态度，主张治史贵在求真须重考据、治史以史实为基础；另一些许多当代学者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受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诸如解构主义、阐释主义等思潮也影响到了许多当代的史学家。因此，许多新时期的历史学者从观念上都有了主张把个人主观建构的成分融入历史，王明珂先生就曾提出把历史史实与主观记忆、主观认同合流。
不可否认，历史的书写本来就带有个人主观建构的成分，但是历史是追求事件的真实性的，与有意地把主观建构及认同带入历史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对历史史实的亵渎和不负责任的表现。虽然历史史实的探索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瓶颈，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新的文献和考古发现出现之前，这个工程继续前行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主观建构与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合流，去建构或想象一个所谓的“夏朝”的存在状态或想象中国更早的历史。
王明珂先生的《羌在汉藏之间》一书，在许多方面都成就很大，对了解真实的羌族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有很多帮助。全书包括社会篇、文化篇和历史篇三部分，其中的历史篇体现出了他著名的主观建构历史的研究范式，通过此书似乎可看到真实的历史，事实上是部分真实的羌族历史与大量的王明珂先生的主观建构及想象的融合。该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谈“弟兄祖先故事”，进而通过这种祖先故事猜测羌族的族群认同心理。但凡如此种种，只能算做是一种假说，不可背弃历史之真实性而把它当做历史之书写范式。当然，这些故事作为族群认同学说的材料是可以的。
主观建构范式对文化、社会很有效，也体现出作者本人的观念、想法，但是对历史我们应该谨慎一些。历史被主观建构的例子在《羌在汉藏之间》中数不胜数。体现之一：猜测羌人之心里所思，例如该书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论断，“这是一种住在山中的少数民族对于自身的孤立与人口劣势感到不安与自惭而期以‘世界到处都有我们羌族’来自我满足”[3]。虽然王明珂先生的这些猜测背后有大量的田野调查作铺垫，但是羌人的心态显然不能作为羌族的历史史料来书写，并且还是该书历史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体现之二：把记忆当做历史。例如此类句子“与其分辨何者较真实，何者较具‘学术性’，我们不如认真思考人类各种社会认同的本质，以及认同与社会记忆间的关系”[4]。王明珂先生以诸如此类的“记忆”来探索历史史实，这样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每个世纪羌民的记忆与想法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19世纪羌人的想法和20世纪羌人的记忆可能大不相同。甚至，同一个世纪内，比如20世纪里，“文革”前与“文革”后羌族人民的想法与记忆可能是天壤之别。因此，这种靠“记忆”来探索远古历史的方法是不可靠的。这样的关于“记忆”的例子书中很多，笔者只举一例来分析。“对这类‘历史’的研究，事实上所讨论的都是人类记忆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5]，这个问题与探求历史的本相联系不够紧密。如果硬是把两者拉在一起加以“合流”的话，就与我们追求历史之真实与严谨的目标相去甚远。
王明珂另外一种支持他“合流”观点的做法是贬低考古资料的可依赖性程度，抬高文化因素的可依赖性指数。他在一篇文中这样叙述：“考古资料尚不足完全呈现‘过去’，学者则认为人类社会与文化有其基本结构与演化模式，我们可以用近代初民之民族志资料（如图腾制、母系社会等等）来考察‘类似的’古代社会与文化现象。”[6]众所周知，文化的结构与模式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然而历史的考古发现只能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可以印证史实。
从王明珂先生的出生背景和治学观念来看，他“期盼的是‘客观史实背景’和‘主观记忆与认同’两条研究路线的合流”[7]，这是中国儒家传统——中庸思想的体现。许多中国学者，从小就陷于儒家学说的耳濡目染。当然，笔者这里绝对不是否定或贬低儒家之中庸之道，而是想借此揭示王明珂先生之所以提出上述观点的社会背景。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书写历史呢？许多学者已有论述，比如有学者提出，治史者应该具有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等史学的基本修养。[8]笔者这里略谈一下自己的拙见。首先，治史者必须有治史的品格和精神，“一定要具有淡泊、宁静、诚实、寂寞的纯真品格，以及执著、严谨、求真、创新的奋进精神”[9]，这种品格和精神在当今学术浮躁的环境下极为难得。其次，历史的书写须重历史史实，必须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前提。这与小说家的创作不同，不得有丁点儿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重塑“历史”，史学家只能去苛求历史的真实。再次，面临纷繁的史料，史学家须有严谨的去伪存真的方法，具备辨析和发现史料背后的秘密的能力，这是一个史学家的基本要求，而不应主动的把个人意识中的主观成分带入史料，造成新的伪史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历史学者在治史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做到去主观化，把自我对史实的影响降到最低，许多当代学者缺乏这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的治史态度，甚至走向主观建构历史的反面。
不可否认，在历史的书写过程中（比如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或多或少都带有个人的情感因素，乾嘉年间的章学诚就曾提出以文济史的治史方法，但是“文学在这里只是辅助者，只有历史才是真正的主体”[10]。如果我们有悖历史的真实，主动地把主观记忆及认同与历史史实合流，就违反了史德，有辱治史的精神。诸如海登·怀特把历史等同于文学的方法更是不可靠和不可取的。
文学求美，历史求真。历史可以主观建构么？这个话题相信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书写历史应该尊重史实的真相，以客观考证为基础，尽可能地去主观化，而不应该把历史史实与主观建构及认同合流。这种合流的做法用在文学创作上倒是挺有效的，二月河“王朝”系列小说的成功创作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样的“合流”用在探求历史的真相上有待进一步斟酌，在捍卫历史书写的真实性问题上不能放弃我们的严谨性。
注释：
[1] 李颖科：《论孔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唐都学刊》，1994年第6期。
[2] 参见张书学《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客观化》，《东岳论丛》1997年第6期。
[3][4]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9页、第246页。
[5] 菅志翔：《民族历史构建与现实社会因素》，《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6][7]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8] 参见王迎喜《浅论治史者的基本修养》，《殷都学刊》1995年第1期。
[9] 吴远庆：《谈陈寅恪先生治史求真之精神》，《烟台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0] 秦兰珺、李玉平：《章学诚与海登·怀特文史观之比较》，《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栏责编：秋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