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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素以稳健低调著称，经营主体存续周期比全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高出一倍以上。但是金融危机期间浙商破产倒闭案例的高发，使得浙商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形象有所改变。实证研究表明，企业主的自然人风险因素往往是民营企业安全链的第一环和终极内因，而提升核心自然人素质保持决策质量的稳定性是浙商企业生命力和竞争力的保证。
浙商的企业家精神在衰退
根据“一个人的命运由性格决定，一个组织或群体的命运由文化决定”这一逻辑关系可以推论：浙商的命运正是由其文化或者精神决定的。而前年开始的一波浙江民营企业危机表明，曾经浓郁的浙商企业家精神有褪色淡化的危险。创业精神创新能力是浙商打天下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这一根基发生动摇，浙商一直领跑成为百年商帮只能成为梦想。
要不要继续创业?这原本不是问题，但此次危机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面对市场本身和非市场的难题和困境，有创业者萌生退意马放南山，或者无奈“杨志卖刀”。在投资实业热情减退的同时，热衰股市楼市等非实体经济投资，从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到以资本参与财富分配的食利一族，虽然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但表明支撑浙商创业的动力在衰退。
早期浙商原始积累的财富属性为“生物性财富”，即为了填饱肚子或个人发家致富是他们创造财富的原始动力。在财富积累到超过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需要之后，这种动力随之消失，而“溢出”的财富可能转化为不理性消费，这种情况在部分浙商身上已经发生。所以，改良浙商的财富观，从“富家上升到富国”，从“小家富到大家富”才有可能为创业提供持久不衰的动力。
过于追求规模和速度埋下祸根
钱德勒在考察了美国现代工商企业形成的历史后，论述了企业经由“雇主的企业(owners enterprise)——企业家的企业 (entrepreneurial or family enterprise)——经理的企业(managerial encerprise)”的演进历程。在浙商群体中，这三类企业同时存在，现阶段规模民营企业多数属于第二类，即钱德勒所称的企业家的企业。
快速扩张盲目多元化胡乱投资往往是企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诱发企业危机的通病。而企业外延性扩张偏好背后的决策冲动，既包括经营性诉求，因为大企业具有外部性资源聚集优势，包括政府社会资源和银行融资等；也包括社会和人文性动机。“做大”是很多企业家的目标理想，调查显示：“较大的规模和靠前的排名”是现阶段民营企业主提高社会地位的首选途径，求大求快求排名成为许多企业主的优先选项，“面子害死人”的悲剧由此而来。
经验主义和机遇导向下的非理性决策
在困境企业中，未经成功改造的初级家族企业比例较高。家族化或类家族化企业股东往往是创业企业家的家族成员、朋友或关系较深的商业伙伴，可以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密切监控，以保证企业对股东的利益负责。因为缺乏对异质性资源的文化兼容性，这些股东享有“文化优先权”；华人企业普遍存在的信任不足或限于特定对象的信任，使得“外人”很难有效融入。导致这些企业对“知本”(职业经理人等人才资本)等异质性资源产生排异性。
虽然法人组织形式已经从当初的个体经营演变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因为家族化弊端没有伴随企业发育而同步过滤和剔除，职业经理人缺乏分解决策风险的动力和机制(责权利对等)，企业内外都缺乏对实际控制人的制约和及时校正错误的机会。这些障碍的存在不利于集体智慧发挥作用，决策质量建立在老板的经验认识、机遇把握甚至主观偏好上，加大了决策风险。
比如，机遇导向而不是战略导向是民营企业的主要发展路径之一，这些“机遇”本质上属于一种信息，但往往表现为不充分的信息片断或信息点。因为决策主体的经验值决定认知水平，即通常说的凭感觉拍板。
僵化的心智模式即惯性思维又叫“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行业危机来临时，因为经验依赖根深蒂固，“锚”的位置很难搬动和解除，因此“锚定效应”往往带来错误判断。这一轮典型危机中浙商的决策和风险的产生都具有这样的特征。
“民企病”危害更甚更难治愈
我们熟悉的“企业病”，主要是“国企病”和“大企业病”。对于“民企病”，我们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和重视。
典型的“民企病”集合了国有企业、家族企业和个体户三种企业组织类型的常见病症，其症状大致可以定义为“官僚主义、家长制和个人英雄”。
官僚主义：老板开始学会“规范管理”；轻易不再到生产或经营一线；其“重要讲话”需要层层传达贯彻学习；公司里部门林立党政工团一个不少；制度健全，讲流程审批监督绩效考核；发文行文批转等文牍盛行。形式主义开始流行，干得好不如混得好的人开始出现，大家相信潜规则比公开倡导的企业文化更有用。
家长制：因为“老是拍板”而且一贯的正确，老板愈加一言九鼎而且说一不二；决策效率很高，基本不再遭遇反对意见；因为“班子成员”已经同质化，懒于提出理性意见，或者干脆分道扬镳。
个人英雄：不管大小没有一个公司觉得人才够用，但有同样多的人才徘徊在外不得其门而入，或者在围城里想逃出来。真正能做到“放手又放心”的老板太少，职业经理人通常只是他们手脚的延伸而不是心脑的共享。
一旦患上“民企病”，因为缺乏诊断和治疗的合法机制和内在动力，危害比“国企病”更甚。国有企业领导人官僚主义不作为，还有来自上级主管机关的矫正和补救的机会。民营企业只有寄托于实际控制人的省悟和自我革命。
“民企病”正在日益成为流行病。在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市，除了金融、电信、石化、电力等垂直管理的垄断性行业，已经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企业和民营企业几乎可以划等号。在新的阶段和环境下，民营企业的先天优势和先发优势正弱化，而其先天不足开始凸显。“民企病”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老板的职业化与浙商转型
在新的发展阶段，浙商向何处去?企业要转型，前提是企业家要转身。“老板”不仅是身份和地位，更是一个职业，只有老板的职业化，才可能有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企业家与组织能力的配比关系，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个人能力大于组织能力阶段；个人能力与组织能力匹配阶段；个人能力小于组织要求阶段”。因此，提高浙商的企业家能力已经成为转型升级是否成功的关键。
在市场竞争进入到体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浙商模式优势开始削弱。提高学历不一定有助于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但必须提高我们的“学力”，即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决定着商人能否从老板向企业家的蝶变，决定着我们的董事长是“业余”水平还是“职业”老板。
浙商的企业家精神在衰退
根据“一个人的命运由性格决定，一个组织或群体的命运由文化决定”这一逻辑关系可以推论：浙商的命运正是由其文化或者精神决定的。而前年开始的一波浙江民营企业危机表明，曾经浓郁的浙商企业家精神有褪色淡化的危险。创业精神创新能力是浙商打天下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这一根基发生动摇，浙商一直领跑成为百年商帮只能成为梦想。
要不要继续创业?这原本不是问题，但此次危机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面对市场本身和非市场的难题和困境，有创业者萌生退意马放南山，或者无奈“杨志卖刀”。在投资实业热情减退的同时，热衰股市楼市等非实体经济投资，从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到以资本参与财富分配的食利一族，虽然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但表明支撑浙商创业的动力在衰退。
早期浙商原始积累的财富属性为“生物性财富”，即为了填饱肚子或个人发家致富是他们创造财富的原始动力。在财富积累到超过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需要之后，这种动力随之消失，而“溢出”的财富可能转化为不理性消费，这种情况在部分浙商身上已经发生。所以，改良浙商的财富观，从“富家上升到富国”，从“小家富到大家富”才有可能为创业提供持久不衰的动力。
过于追求规模和速度埋下祸根
钱德勒在考察了美国现代工商企业形成的历史后，论述了企业经由“雇主的企业(owners enterprise)——企业家的企业 (entrepreneurial or family enterprise)——经理的企业(managerial encerprise)”的演进历程。在浙商群体中，这三类企业同时存在，现阶段规模民营企业多数属于第二类，即钱德勒所称的企业家的企业。
快速扩张盲目多元化胡乱投资往往是企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诱发企业危机的通病。而企业外延性扩张偏好背后的决策冲动，既包括经营性诉求，因为大企业具有外部性资源聚集优势，包括政府社会资源和银行融资等；也包括社会和人文性动机。“做大”是很多企业家的目标理想，调查显示：“较大的规模和靠前的排名”是现阶段民营企业主提高社会地位的首选途径，求大求快求排名成为许多企业主的优先选项，“面子害死人”的悲剧由此而来。
经验主义和机遇导向下的非理性决策
在困境企业中，未经成功改造的初级家族企业比例较高。家族化或类家族化企业股东往往是创业企业家的家族成员、朋友或关系较深的商业伙伴，可以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密切监控，以保证企业对股东的利益负责。因为缺乏对异质性资源的文化兼容性，这些股东享有“文化优先权”；华人企业普遍存在的信任不足或限于特定对象的信任，使得“外人”很难有效融入。导致这些企业对“知本”(职业经理人等人才资本)等异质性资源产生排异性。
虽然法人组织形式已经从当初的个体经营演变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因为家族化弊端没有伴随企业发育而同步过滤和剔除，职业经理人缺乏分解决策风险的动力和机制(责权利对等)，企业内外都缺乏对实际控制人的制约和及时校正错误的机会。这些障碍的存在不利于集体智慧发挥作用，决策质量建立在老板的经验认识、机遇把握甚至主观偏好上，加大了决策风险。
比如，机遇导向而不是战略导向是民营企业的主要发展路径之一，这些“机遇”本质上属于一种信息，但往往表现为不充分的信息片断或信息点。因为决策主体的经验值决定认知水平，即通常说的凭感觉拍板。
僵化的心智模式即惯性思维又叫“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行业危机来临时，因为经验依赖根深蒂固，“锚”的位置很难搬动和解除，因此“锚定效应”往往带来错误判断。这一轮典型危机中浙商的决策和风险的产生都具有这样的特征。
“民企病”危害更甚更难治愈
我们熟悉的“企业病”，主要是“国企病”和“大企业病”。对于“民企病”，我们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和重视。
典型的“民企病”集合了国有企业、家族企业和个体户三种企业组织类型的常见病症，其症状大致可以定义为“官僚主义、家长制和个人英雄”。
官僚主义：老板开始学会“规范管理”；轻易不再到生产或经营一线；其“重要讲话”需要层层传达贯彻学习；公司里部门林立党政工团一个不少；制度健全，讲流程审批监督绩效考核；发文行文批转等文牍盛行。形式主义开始流行，干得好不如混得好的人开始出现，大家相信潜规则比公开倡导的企业文化更有用。
家长制：因为“老是拍板”而且一贯的正确，老板愈加一言九鼎而且说一不二；决策效率很高，基本不再遭遇反对意见；因为“班子成员”已经同质化，懒于提出理性意见，或者干脆分道扬镳。
个人英雄：不管大小没有一个公司觉得人才够用，但有同样多的人才徘徊在外不得其门而入，或者在围城里想逃出来。真正能做到“放手又放心”的老板太少，职业经理人通常只是他们手脚的延伸而不是心脑的共享。
一旦患上“民企病”，因为缺乏诊断和治疗的合法机制和内在动力，危害比“国企病”更甚。国有企业领导人官僚主义不作为，还有来自上级主管机关的矫正和补救的机会。民营企业只有寄托于实际控制人的省悟和自我革命。
“民企病”正在日益成为流行病。在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市，除了金融、电信、石化、电力等垂直管理的垄断性行业，已经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企业和民营企业几乎可以划等号。在新的阶段和环境下，民营企业的先天优势和先发优势正弱化，而其先天不足开始凸显。“民企病”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老板的职业化与浙商转型
在新的发展阶段，浙商向何处去?企业要转型，前提是企业家要转身。“老板”不仅是身份和地位，更是一个职业，只有老板的职业化，才可能有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企业家与组织能力的配比关系，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个人能力大于组织能力阶段；个人能力与组织能力匹配阶段；个人能力小于组织要求阶段”。因此，提高浙商的企业家能力已经成为转型升级是否成功的关键。
在市场竞争进入到体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浙商模式优势开始削弱。提高学历不一定有助于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但必须提高我们的“学力”，即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决定着商人能否从老板向企业家的蝶变，决定着我们的董事长是“业余”水平还是“职业”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