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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追梦：奈何想说实现不容易
1998年9月13日，大连现代影视艺术学校门前，闪现出一对衣着寒酸的父子。望着神往已久的艺术殿堂，18岁的儿子莫名兴奋，他抹了一把额头汗珠，迫不及待地扯拉着父亲的手：“爸，咱们赶紧进去报名。”
这对父子，就是崔守杰和父亲崔效莲，来自遥远天山下的新疆吐鲁番市大河沿镇。
崔守杰兄妹四人，他是老三，高中文化的父母靠种地为生。因家中人口多，劳力少，他不满周岁便被父母送往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外公家抚养，直到8岁才回疆读书。为弥补内心歉疚，父母格外疼爱他，可他对他们先前的“偏心”和疏淡一直无法释怀，也显得很不合群，喜欢独自守在电视机前，看《黄飞鸿》、《雪山飞狐》之类的影片。在电视机前，他获得了童年的快乐，同时也萌生了一个美丽的梦想：长大后，自己也要当一个会“飞”的演员！
父母却认为他异想天开。他们觉得儿子出生在农村，相貌平平，当演员远没当医生现实。1998年5月，崔效莲自作主张地为即将参加中考的儿子填报了吐鲁番市地区卫生学校，但崔守杰却背着父亲，填报了一年制的大连现代影视艺术学校。
8月中旬，卫校和艺校的录取书几乎同时飞临崔家，崔效莲和妻子震惊之余，赶紧劝说：“你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再说这一万多元的学费，咱家哪拿得出？”
可崔守杰实在无法割舍缤纷的演员梦，倔强地与父母对峙着。父母又发动所有亲朋好友，展开“车轮劝”。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后，一连几个晚上，父亲不停地抽着闷烟。
离艺校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一天清晨，他起床后听不到猪羊鸡鸭的叫声，跑出去一看，圈都空了。父母卖掉了家畜和粮食，连同借贷，总算把上艺校的学费凑齐了。
崔效莲放心不下儿子，执意陪他去报名。经过六天六夜的舟车劳顿，他们终于在开学13天后，来到了位于大连的艺校。
崔守杰成了校内来得最晚学得最勤的学生，表演的小品经常获满分。一年后，他毕业了，却举目茫然：自己去哪找工作？到哪儿接戏？不久，授课的张老师又介绍他去读大连连海艺术学校（一年制），因为该校承诺能介绍学生去剧组实习。崔守杰打电话把这个“喜讯”告诉了父亲，父亲叹息良久，说：“好吧，爸想法筹学费。”
然而，崔守杰在那里学习半年后，学校就因内部管理问题濒临倒闭。他和另15名同学被提前介绍到北京，在陈家林执导的《康熙王朝》剧组实习。三个多月后，该剧杀青，他仅参演过几次太监、侍卫之类“衬场面”的小角色。
梦想渐行渐远，崔守杰十分苦闷，他不甘血液中沸腾的激情被现实冷却，便说服了三个男同学成立了一个舞蹈组合，去当地的紫金夜总会，驻场表演歌舞。这是一个令崔守杰悔恨终生的决定。
舍命托梦：痛失母亲浪子终觉醒
夜场里，妖娆魅惑的女子，抛媚送吻的暧昧，无不撩拨着崔守杰年轻的欲望。曲终人散时，醉生梦死的他偶尔会愧疚地想起父母，但总又为自己的堕落辩解：“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我无能为力……”
不久，崔守杰喜欢上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可人家哪看得上每晚演出收入只有六七十元的他呢。为充阔，他频频打电话让父母寄钱，购买了西装、皮鞋和项链来武装自己，还蓄了一头长发……隔三岔五，他还让父母寄来成箱的葡萄干、干果等，去讨此女欢心。当然，他向父母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境遇，每次都谎称在大连拍戏，需要用钱、物来“贿赂导演，搞好关系”。
因为之前崔守杰在《康熙王朝》里露过脸，崔效莲和妻子张桂荣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为了儿子将来有个好前程，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向七里八乡借钱满足他。
那两年，为供崔守杰读书，父母吃尽了苦头。最初，父亲在镇上的大河沿火车站搭了个简易帐篷，四处拣废品，而母亲张桂荣则在家中不分昼夜地纳鞋底换钱。后来，崔守杰花钱越来越厉害，母亲又奔赴石河子的农场采棉花。烈日当空，叶面残留的农药在高温中蒸发，一点点沁入她扩张的毛孔，一天天侵蚀着她的健康，她很快全身浮肿，返家后到医院一检查，体内农药竟严重超标。为让崔守杰心无旁鹜地演戏，她让几个子女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一直瞒到2002年7月。7月11日晚，正在歌厅花天酒地给女友过生日的崔守杰，突然接到哥哥电话：“你马上回来，咱娘走了……”
崔守杰顿时愣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半晌，他撕心裂肺般哭号道：“咱娘不好好的吗？怎么突然走了？绝不可能！”哥哥哽咽着告诉他：“她其实病了两年了，寄给你的那些钱，是咱爸求村长，动员乡亲们募捐的救命钱。”
“娘，是三儿害了你呀！”崔守杰眼泪狂涌而出，“咚”的一声昏倒在地。醒来后，崔守杰痛心疾首地从哥哥那儿问清了事情经过：当时，母亲双脚已浮肿得连鞋都穿不上了，却一分不留地拿出那笔救命钱，使劲推崔效莲去邮局：“三儿急着用钱，不能耽误了他。”随着病情恶化，她自感时日无多，可能没机会在电视上看到儿子了，就决定去大连亲眼看一下儿子拍戏的情景。7月9日，她带着为崔守杰赶制的布鞋，在崔效莲搀扶下从吐鲁番坐火车往大连赶，结果刚过甘肃武威站，就不行了。弥留之际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三儿”……车到兰州后，崔效莲用一位民工提供的被单裹背着尸体，走向了兰州殡仪馆……
母亲在寄出钱的时候，也让出了生命啊！崔守杰后悔、内疚、自责，哭得捶胸顿足。7月13日，天空大雨如注，他推开院门，几个兄妹正在旁边哭得死去活来。他心如刀绞，跌跌撞撞地走过去，跪在半尺深的泥水里重重磕起响头，然后抱着棺头的骨灰盒，如雕塑般长跪不起。父亲红着眼圈告诉他：才50岁的母亲走时，手里还攥着那双鞋，眼睛也没合上……
母亲下葬后，他一连几天守在坟头，流着泪与母亲进行心灵交流：“妈，我再也不当寄生虫了，这就去北京，一定重新做人，将来要带着自己的影片来祭拜您！”
启程前晚，他撕碎了自己以前出没夜总会时常穿的白西服，又拿起剪刀，对着镜子，狠狠剪掉自己的满头长发，他要找回当初那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崔守杰！
北京圆梦：影祭爹娘我已脱胎换骨
到北京后，崔守杰四处联系剧组毛遂自荐：“有没有小角色，我一定会演好！”“我不要任何报酬，还免费打杂，请给我一次机会。”在北京，像他这样半路出家的表演爱好者至少有10万，谁会垂青他这个愣头小伙儿呢？
接二连三地吃闭门羹后，崔守杰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前，每天与守候在那里的数百名群众演员为争演同一个角色而挤得头破血流……
当群众演员收入极低，上镜机会极少，他常食不果腹。这种生活苦痛入髓，他没有丝毫气馁。月夜里，他时常摩挲着那双布鞋，仰望天上最亮的星辰，那是母亲守望的眼睛：“母亲为了托起我的电影梦，把命都搭上了，我还有什么苦难不能承受！”
于是，每次演小角色的间隙，崔守杰都会主动帮剧组人员干些扛器材、背道具之类的苦力活，久而久之，一些导演和监制都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好久无戏可接的他，冒昧地打电话向导演李明求援，当时李明正在俄罗斯拍戏，仍热情地介绍他去昌平某剧组找张导，边打杂边等配戏。
有时候，剧组需人临时演小角色，崔守杰总抢上前，接过剧本，只扫了几眼，就称背下了台词。张导半信半疑，一开拍果然半字不差。之后再有此类角色，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记忆力超群”的崔守杰。其实崔守杰早将剧本复印在手，拍摄通告头天下午一出来，他当晚就把第二天所有小角色的台词熟记于心。
半年后，崔守杰由杂工正式转为场务，但收入仍很微薄。在电话中，父亲得知了他的窘境，隔三岔五就寄几百块钱帮他渡过难关。
2002年除夕那天，雨雪纷飞。崔守杰独自登顶门头沟的一座无名山，眺望山下，家家户户贴对联、挂灯笼，喜庆祥和，他忽然想起了那句诗：“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顷刻泪流满面：“母亲永远去了，自己却和父亲不能相聚，生活是多么无奈啊。”他终于理解了父母当初把自己送往河南的苦衷……百感交集中，他开始抽时间撰写剧本《再喊一声妈妈》，剧情完全依据自身经历铺展。
在创作剧本的同时，崔守杰一直在剧组卑微地追寻着自己的梦想。2005年9月的一天，在《大敦煌》剧组当群众演员的崔守杰，突然听说一位大牌演员要赶下午的飞机，急于拍摄，他顾不得卸下一身笨重的铠甲，扛起一百多斤的“升降头”向片场跑去。这一幕恰巧被大导演陈家林和制片主任蒋晓群遇见，好奇地问：“这是谁，跑这么快干嘛？”“慢点，急什么！”崔守杰边跑边说：“人家大腕要赶飞机，怕来不及了。”
感动于他的“拼命三郎”精神，当天下午，蒋晓群找到他：“从明天开始，你做剧务，管理整个剧组的伙食和群众演员挑选。”这话对崔守杰来说就是天籁，让困顿中的崔守杰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收工后，他高兴地到小餐馆点了一瓶白酒，自斟自饮，竟喝得大醉。
第一个月，崔守杰领到了两千元酬劳，全寄给了新疆的父亲。当上剧务后，他工作勤恳、细心，获得了剧组的广泛赞誉，同时被李红副导演安排在《大清风云》、《夜沉沉》、《51号兵站》中饰演重要角色。接着，他又陆续升为制片、现场导演、执行导演……
事业渐入佳境，崔守杰更忙了，自然减少了给父亲寄钱寄物、向父亲嘘寒问暖的次数。他下定决心：能挣到钱了，就在北京买房，将父亲接来颐养天年，带他去登天安门、看毛主席纪念堂……
然而，世上唯有尽孝不可等待。2007年年初，哥哥打电话说，父亲患了肾结石，需要做手术。崔守杰抽不开身，连忙寄回去三四万块钱。可父亲知道他挣钱辛苦，根本舍不得花，一直拖而不治。2007年10月7日，父亲病情复发，被送到乌鲁木齐市医院紧急抢救。10月17日，悲痛得无以复加的崔守杰俯在已昏迷数日的父亲耳边，不停“责怪”他：“您为什么不早点治病？母亲走了，您为什么又狠心抛下我们？”父子连心，崔效莲竟奇迹般动了动手指，脸上艰难地绽出一丝笑容，随即两行冰泪从眼角滑落———55岁的他，带着对子女的眷恋，离开了人世……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崔守杰发现了一沓父亲卖血的收据，还有一张存折———自己寄的钱，父亲竟分文未花！多伟大的父亲啊，自己还未及尽孝，他就像母亲一样，永远地走了！他找出已反复修改了五次的剧本，郑重地将剧名改为《我和父母》。
他一边流着泪，一边重新修改。七易其稿后，崔守杰决定将剧本拍成电影，由自己亲自来执导、主演――他要用镜头和画面造一座墓碑，献给天下无数像自己父母一样的父亲母亲。
然而，真正开始筹拍后，资金、场地、器材、演员等难题俱向他压来。这时，有导演愿出巨资购买剧本，都被他婉言谢绝。最后，他索性决定倾尽30万身家，拍成公益电影。
这真实的故事，质朴的主题，打动了著名导演姚晓峰、楼健、孙文学，金马影帝刘烨，知名演员柯蓝、马捷、包美美、李树生、郭慧等，他们以零片酬的方式加盟义演，大连的辽宁民族艺术学校校长白玉民听说后，被他的孝心所感动，无偿提供拍摄场地和车辆供应。
2009年9月1日，《我和父母》在大连开机。有一场戏，崔守杰背起累倒在工地的“父亲”，紧锁着眉头，嘶哑、心痛地叫喊，仿佛是对十年前往事的真情流露，感动得现场每一个人都直抹眼泪……
2010年4月11日，经过紧张拍摄和后期制作，《我和父母》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现场观众无不经受了一场孝心洗礼。片终，当银幕上敲出崔守杰泣血写就的文字：“世上唯有孝顺不可等待，趁父母还健在”的时候，许多观众忍不住失声抽泣。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崔守杰哽咽着说：“我要带着这部影片回河南，朝着我父母的坟头方向挂上银幕放映，这是忏悔，更是心灵救赎，希望他们能含笑九泉……”
编辑钟健 12497681@163.com
1998年9月13日，大连现代影视艺术学校门前，闪现出一对衣着寒酸的父子。望着神往已久的艺术殿堂，18岁的儿子莫名兴奋，他抹了一把额头汗珠，迫不及待地扯拉着父亲的手：“爸，咱们赶紧进去报名。”
这对父子，就是崔守杰和父亲崔效莲，来自遥远天山下的新疆吐鲁番市大河沿镇。
崔守杰兄妹四人，他是老三，高中文化的父母靠种地为生。因家中人口多，劳力少，他不满周岁便被父母送往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外公家抚养，直到8岁才回疆读书。为弥补内心歉疚，父母格外疼爱他，可他对他们先前的“偏心”和疏淡一直无法释怀，也显得很不合群，喜欢独自守在电视机前，看《黄飞鸿》、《雪山飞狐》之类的影片。在电视机前，他获得了童年的快乐，同时也萌生了一个美丽的梦想：长大后，自己也要当一个会“飞”的演员！
父母却认为他异想天开。他们觉得儿子出生在农村，相貌平平，当演员远没当医生现实。1998年5月，崔效莲自作主张地为即将参加中考的儿子填报了吐鲁番市地区卫生学校，但崔守杰却背着父亲，填报了一年制的大连现代影视艺术学校。
8月中旬，卫校和艺校的录取书几乎同时飞临崔家，崔效莲和妻子震惊之余，赶紧劝说：“你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再说这一万多元的学费，咱家哪拿得出？”
可崔守杰实在无法割舍缤纷的演员梦，倔强地与父母对峙着。父母又发动所有亲朋好友，展开“车轮劝”。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后，一连几个晚上，父亲不停地抽着闷烟。
离艺校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一天清晨，他起床后听不到猪羊鸡鸭的叫声，跑出去一看，圈都空了。父母卖掉了家畜和粮食，连同借贷，总算把上艺校的学费凑齐了。
崔效莲放心不下儿子，执意陪他去报名。经过六天六夜的舟车劳顿，他们终于在开学13天后，来到了位于大连的艺校。
崔守杰成了校内来得最晚学得最勤的学生，表演的小品经常获满分。一年后，他毕业了，却举目茫然：自己去哪找工作？到哪儿接戏？不久，授课的张老师又介绍他去读大连连海艺术学校（一年制），因为该校承诺能介绍学生去剧组实习。崔守杰打电话把这个“喜讯”告诉了父亲，父亲叹息良久，说：“好吧，爸想法筹学费。”
然而，崔守杰在那里学习半年后，学校就因内部管理问题濒临倒闭。他和另15名同学被提前介绍到北京，在陈家林执导的《康熙王朝》剧组实习。三个多月后，该剧杀青，他仅参演过几次太监、侍卫之类“衬场面”的小角色。
梦想渐行渐远，崔守杰十分苦闷，他不甘血液中沸腾的激情被现实冷却，便说服了三个男同学成立了一个舞蹈组合，去当地的紫金夜总会，驻场表演歌舞。这是一个令崔守杰悔恨终生的决定。
舍命托梦：痛失母亲浪子终觉醒
夜场里，妖娆魅惑的女子，抛媚送吻的暧昧，无不撩拨着崔守杰年轻的欲望。曲终人散时，醉生梦死的他偶尔会愧疚地想起父母，但总又为自己的堕落辩解：“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我无能为力……”
不久，崔守杰喜欢上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可人家哪看得上每晚演出收入只有六七十元的他呢。为充阔，他频频打电话让父母寄钱，购买了西装、皮鞋和项链来武装自己，还蓄了一头长发……隔三岔五，他还让父母寄来成箱的葡萄干、干果等，去讨此女欢心。当然，他向父母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境遇，每次都谎称在大连拍戏，需要用钱、物来“贿赂导演，搞好关系”。
因为之前崔守杰在《康熙王朝》里露过脸，崔效莲和妻子张桂荣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为了儿子将来有个好前程，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向七里八乡借钱满足他。
那两年，为供崔守杰读书，父母吃尽了苦头。最初，父亲在镇上的大河沿火车站搭了个简易帐篷，四处拣废品，而母亲张桂荣则在家中不分昼夜地纳鞋底换钱。后来，崔守杰花钱越来越厉害，母亲又奔赴石河子的农场采棉花。烈日当空，叶面残留的农药在高温中蒸发，一点点沁入她扩张的毛孔，一天天侵蚀着她的健康，她很快全身浮肿，返家后到医院一检查，体内农药竟严重超标。为让崔守杰心无旁鹜地演戏，她让几个子女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一直瞒到2002年7月。7月11日晚，正在歌厅花天酒地给女友过生日的崔守杰，突然接到哥哥电话：“你马上回来，咱娘走了……”
崔守杰顿时愣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半晌，他撕心裂肺般哭号道：“咱娘不好好的吗？怎么突然走了？绝不可能！”哥哥哽咽着告诉他：“她其实病了两年了，寄给你的那些钱，是咱爸求村长，动员乡亲们募捐的救命钱。”
“娘，是三儿害了你呀！”崔守杰眼泪狂涌而出，“咚”的一声昏倒在地。醒来后，崔守杰痛心疾首地从哥哥那儿问清了事情经过：当时，母亲双脚已浮肿得连鞋都穿不上了，却一分不留地拿出那笔救命钱，使劲推崔效莲去邮局：“三儿急着用钱，不能耽误了他。”随着病情恶化，她自感时日无多，可能没机会在电视上看到儿子了，就决定去大连亲眼看一下儿子拍戏的情景。7月9日，她带着为崔守杰赶制的布鞋，在崔效莲搀扶下从吐鲁番坐火车往大连赶，结果刚过甘肃武威站，就不行了。弥留之际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三儿”……车到兰州后，崔效莲用一位民工提供的被单裹背着尸体，走向了兰州殡仪馆……
母亲在寄出钱的时候，也让出了生命啊！崔守杰后悔、内疚、自责，哭得捶胸顿足。7月13日，天空大雨如注，他推开院门，几个兄妹正在旁边哭得死去活来。他心如刀绞，跌跌撞撞地走过去，跪在半尺深的泥水里重重磕起响头，然后抱着棺头的骨灰盒，如雕塑般长跪不起。父亲红着眼圈告诉他：才50岁的母亲走时，手里还攥着那双鞋，眼睛也没合上……
母亲下葬后，他一连几天守在坟头，流着泪与母亲进行心灵交流：“妈，我再也不当寄生虫了，这就去北京，一定重新做人，将来要带着自己的影片来祭拜您！”
启程前晚，他撕碎了自己以前出没夜总会时常穿的白西服，又拿起剪刀，对着镜子，狠狠剪掉自己的满头长发，他要找回当初那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崔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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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后，崔守杰四处联系剧组毛遂自荐：“有没有小角色，我一定会演好！”“我不要任何报酬，还免费打杂，请给我一次机会。”在北京，像他这样半路出家的表演爱好者至少有10万，谁会垂青他这个愣头小伙儿呢？
接二连三地吃闭门羹后，崔守杰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前，每天与守候在那里的数百名群众演员为争演同一个角色而挤得头破血流……
当群众演员收入极低，上镜机会极少，他常食不果腹。这种生活苦痛入髓，他没有丝毫气馁。月夜里，他时常摩挲着那双布鞋，仰望天上最亮的星辰，那是母亲守望的眼睛：“母亲为了托起我的电影梦，把命都搭上了，我还有什么苦难不能承受！”
于是，每次演小角色的间隙，崔守杰都会主动帮剧组人员干些扛器材、背道具之类的苦力活，久而久之，一些导演和监制都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好久无戏可接的他，冒昧地打电话向导演李明求援，当时李明正在俄罗斯拍戏，仍热情地介绍他去昌平某剧组找张导，边打杂边等配戏。
有时候，剧组需人临时演小角色，崔守杰总抢上前，接过剧本，只扫了几眼，就称背下了台词。张导半信半疑，一开拍果然半字不差。之后再有此类角色，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记忆力超群”的崔守杰。其实崔守杰早将剧本复印在手，拍摄通告头天下午一出来，他当晚就把第二天所有小角色的台词熟记于心。
半年后，崔守杰由杂工正式转为场务，但收入仍很微薄。在电话中，父亲得知了他的窘境，隔三岔五就寄几百块钱帮他渡过难关。
2002年除夕那天，雨雪纷飞。崔守杰独自登顶门头沟的一座无名山，眺望山下，家家户户贴对联、挂灯笼，喜庆祥和，他忽然想起了那句诗：“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顷刻泪流满面：“母亲永远去了，自己却和父亲不能相聚，生活是多么无奈啊。”他终于理解了父母当初把自己送往河南的苦衷……百感交集中，他开始抽时间撰写剧本《再喊一声妈妈》，剧情完全依据自身经历铺展。
在创作剧本的同时，崔守杰一直在剧组卑微地追寻着自己的梦想。2005年9月的一天，在《大敦煌》剧组当群众演员的崔守杰，突然听说一位大牌演员要赶下午的飞机，急于拍摄，他顾不得卸下一身笨重的铠甲，扛起一百多斤的“升降头”向片场跑去。这一幕恰巧被大导演陈家林和制片主任蒋晓群遇见，好奇地问：“这是谁，跑这么快干嘛？”“慢点，急什么！”崔守杰边跑边说：“人家大腕要赶飞机，怕来不及了。”
感动于他的“拼命三郎”精神，当天下午，蒋晓群找到他：“从明天开始，你做剧务，管理整个剧组的伙食和群众演员挑选。”这话对崔守杰来说就是天籁，让困顿中的崔守杰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收工后，他高兴地到小餐馆点了一瓶白酒，自斟自饮，竟喝得大醉。
第一个月，崔守杰领到了两千元酬劳，全寄给了新疆的父亲。当上剧务后，他工作勤恳、细心，获得了剧组的广泛赞誉，同时被李红副导演安排在《大清风云》、《夜沉沉》、《51号兵站》中饰演重要角色。接着，他又陆续升为制片、现场导演、执行导演……
事业渐入佳境，崔守杰更忙了，自然减少了给父亲寄钱寄物、向父亲嘘寒问暖的次数。他下定决心：能挣到钱了，就在北京买房，将父亲接来颐养天年，带他去登天安门、看毛主席纪念堂……
然而，世上唯有尽孝不可等待。2007年年初，哥哥打电话说，父亲患了肾结石，需要做手术。崔守杰抽不开身，连忙寄回去三四万块钱。可父亲知道他挣钱辛苦，根本舍不得花，一直拖而不治。2007年10月7日，父亲病情复发，被送到乌鲁木齐市医院紧急抢救。10月17日，悲痛得无以复加的崔守杰俯在已昏迷数日的父亲耳边，不停“责怪”他：“您为什么不早点治病？母亲走了，您为什么又狠心抛下我们？”父子连心，崔效莲竟奇迹般动了动手指，脸上艰难地绽出一丝笑容，随即两行冰泪从眼角滑落———55岁的他，带着对子女的眷恋，离开了人世……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崔守杰发现了一沓父亲卖血的收据，还有一张存折———自己寄的钱，父亲竟分文未花！多伟大的父亲啊，自己还未及尽孝，他就像母亲一样，永远地走了！他找出已反复修改了五次的剧本，郑重地将剧名改为《我和父母》。
他一边流着泪，一边重新修改。七易其稿后，崔守杰决定将剧本拍成电影，由自己亲自来执导、主演――他要用镜头和画面造一座墓碑，献给天下无数像自己父母一样的父亲母亲。
然而，真正开始筹拍后，资金、场地、器材、演员等难题俱向他压来。这时，有导演愿出巨资购买剧本，都被他婉言谢绝。最后，他索性决定倾尽30万身家，拍成公益电影。
这真实的故事，质朴的主题，打动了著名导演姚晓峰、楼健、孙文学，金马影帝刘烨，知名演员柯蓝、马捷、包美美、李树生、郭慧等，他们以零片酬的方式加盟义演，大连的辽宁民族艺术学校校长白玉民听说后，被他的孝心所感动，无偿提供拍摄场地和车辆供应。
2009年9月1日，《我和父母》在大连开机。有一场戏，崔守杰背起累倒在工地的“父亲”，紧锁着眉头，嘶哑、心痛地叫喊，仿佛是对十年前往事的真情流露，感动得现场每一个人都直抹眼泪……
2010年4月11日，经过紧张拍摄和后期制作，《我和父母》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现场观众无不经受了一场孝心洗礼。片终，当银幕上敲出崔守杰泣血写就的文字：“世上唯有孝顺不可等待，趁父母还健在”的时候，许多观众忍不住失声抽泣。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崔守杰哽咽着说：“我要带着这部影片回河南，朝着我父母的坟头方向挂上银幕放映，这是忏悔，更是心灵救赎，希望他们能含笑九泉……”
编辑钟健 124976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