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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中国经济周刊》从2008年就反复提及的。为什么那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这源自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美国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它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不断弱化,而在整个危机发展过程中,能够幸免于难的经济体,无不拥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
从更大的视角看,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性因素:实业资本规模增速过低,金融资本规模增速过高,以至于制造业所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支撑金融资本分配财富的胃口,金融危机就不远了。而在整个过程中,过大的金融资本规模加上风险厌恶本能,必然导致一个金融现象:短期化 空转套利。
为此,《中国经济周刊》多年来旗帜鲜明地反对“金融短期化 空转套利”,力主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职,并反复呼吁。中国经济论坛从设立之初就明确定位——将中国经济论坛打造成中国实体经济的舆论场。
时至今日,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已经成为中国上上下下的共识,但是不是因为共识就很容易达成目标?恐怕没那么简单。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关键在于机制建设,需要在推进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逻辑机理,让市场在运行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倾斜于“长期资本的生成”。
第十七届中国经济论坛明确提出,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是一篇“大文章”,其中就有对中国金融改革未来的期许,以及对优化金融机制的期许。为了做好这篇“大文章”,本届论坛专门邀请了金融政策的研究制定者、金融机构负责人等,探讨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作为本场高端对话的主持人,我也想借此谈谈对中国金融问题的看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做出了重要论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12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經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是基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经济周刊》率先提出: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必须有高质量金融发展与之匹配。
什么是高质量的金融?资本金融为主,货币金融为辅;股权资本为主,债务资本为辅。我认为,具备这种特征的金融体系就是高质量的金融。为什么?
第一,作为长期资本供给之源,资本金融才是真正为实体经济提供资本的资金,而短期的货币金融仅仅是资金短期调剂金融,不应成为金融主体。一个国家的金融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货币金融规模过大,势必挤压资本金融规模,这将导致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扭曲。更重要的是,短期资金不适宜实体经济需求,例如规模过大将导致货币套利交易日益繁盛,这是金融空转的典型特征。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国金融的发展趋势恰恰就是货币金融膨胀、资本金融压缩,从而使整个中国金融和经济“脱实向虚”,这是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因此,如果说货币金融膨胀、资本金融萎缩属于金融劣质化特征,那压缩货币金融、扩张资本金融的措施将是金融走向高质量的基本要求。
第二,“股权资本为主,债务资本为辅”的原因是:一、股权资本规模制约债务资本规模,股权资本规模过小、债务资本规模过大,这就是杠杆过高,属于重大的经济风险;二、股权资本才是支持实体经济创新的资本,没有足够的股权资本,一个国家就很难有强大的财富未来,就会长期处于落后地位。
因此,中国必须强化股权资本规模,也只有股权资本雄厚,资本金融才会有足够的拓展空间,高质量的经济才可能变成现实。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随着金融短期化、劣质化,中国股市跌跌不休,企业股权资本实力不断弱化,严重推高中国的金融和经济杠杆,并形成一定的金融和经济风险。这需要立即改变。通过股权资本规模扩张和强化,降低经济整体资产负债比例——杠杆率,这当然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素。
要做到“资本金融为主,货币金融为辅;股权资本为主,债务资本为辅”,中国金融改革必须注重建设全新的金融机制。比如,央行货币调控必须保持价格、数量“两条腿走路”,而发达国家单一价格调控方式,将导致货币市场因利率定价需求而占用过多自然资源,并推动金融短期化;再比如,必须尽快实现“利率双轨合一”,避免货币市场基金大量抢夺银行稳定而长期的居民储蓄存款,并导致中国金融短期化。
此外,中国需要改革外汇储备管理方式,避免外汇储备干扰央行货币政策,让真实有效的基础货币数量得以正确表现,并通过合理投放有效基础货币,使基础货币真正发挥国家资本金作用,降低中国经济杠杆等等。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也必须采用强有力的手段,纠正和消除不正规的金融或准金融机构在市场上恶意争抢金融资源的现象。过去,个别金融主管部门以“扶持小微金融,服务小微企业”为名,纵容各类小微金融和准金融机构野蛮生长,导致有限的金融资源被哄抢得又贵又短。
所以,中国要建立高质量的金融必须强化金融监管,让金融发展有序、稳定、可持续。建设高质量金融的关键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机制。这是当下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