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生殖带来的相对剩余人口让有组织的暴力和暴力支撑的政治统治成为可能，平等就成为一个退出历史的东西。如果平等有起源，那是社会群体成员的彼此需要，而且这个彼此需要的程度是要相仿的，虽然人们之间交换“供给物”的社会价格并不是体现彼此需要程度的唯一衡量途径。
　　对于北欧、英国和欧洲其他已经走出剩余人口阶段的国家，虽然平等已经是文明的必然内涵，但现在沉没于全球化的商品生产和纳入全球交换体系的巨大剩余劳动人口中，代表人类已经实现的最高文明之一的欧洲文明退回到和其他区域一样的野蛮状态的可能性，与进入全球交换体系的剩余劳动人口的增长受到控制或者人口压缩，进而文明得以不倒退的可能性，大概是一半对一半。
　　这里没有应然问题。在不平等和阶级统治秩序的历史中，如果大多数的下层劳动人口有过朋友，马尔萨斯恐怕是最真诚的一个。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如日中天的时候，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则》中对斯密提出了严肃的疑问，指出斯密所讲的国家财富的增长过程，并不代表劳动者的收入财富得到增长，而斯密有时则把这两个过程弄混。我不打算质疑斯密，因为古典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和今天自诩自由主义者的保守主义者们是完全不同的。斯密对工资的表述，就要求工资不仅要覆盖生活必需品开支，在今天就是住、穿、吃、用，而且还应够支付那些社会上普遍认为应该有的消费品。还不用讲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喜欢斯密就已经是很自然的了。
　　马尔萨斯认为斯密追问了一国财富的起源和起因，但是还有一个更加有意思的追问，就是那些能让占社会大多数人口的下等阶级和阶层的人群提升舒适和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在哪里。而靠出卖劳动为生的劳动人口相对需求剩余量太大，显然是穷人的最大敌人。马尔萨斯追问的不仅仅是经济视角。对于这样一位罕见的穷人的朋友，他自己在《人口原则》中的原话大概最能表达他自己，只要读到的人能够理解里面的关怀：“既然劳动（力）是劳动者阶级的唯一财产（产权），所有稀释这种财产（产权）价值的东西一定会稀释社会中这一群体的 （社会）占有”；“强迫人口增长，这看起来更像是，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和一个国家中的富人，于是可以降低劳动（力）的价格，进而降低舰船和军队的开支，以及对外出口的制造成本。但是任何这种试图都应该被穷人的朋友谨慎地监察和勤力地抵制，尤其是当它披着带有欺骗性的慈善外衣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欺骗很可能被普通众人高兴和热忱地接受”。
　　经济学中还有一个理论，生育行为不改变的话，工会对于提高劳动者福利最终是无效的，因为任何工资的增长将只带来劳动者的更多生育，直到劳动（力）的过度供给再把工资拉回只勉强能提供基本必需品的悲惨境地。而对于中国，陈志武先生所揭露出的众多父母生育或养育子女是个投资关系，只能代表这个国度的文明进化程度还让人不敢恭维。
　　对于除了要靠出卖劳动没有其他途径能维持独立生存和尊严的大多数人而言，爱穷人的朋友马尔萨斯，大概就是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