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如何看待孔子及儒家学说是中国现代思想转型的核心命题。这一问题发端于康有为，而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之前的诋孔，到陈独秀《新青年》时期发起的反孔反传统运动，则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进程的主线。章太炎初刻本《訄书·尊荀》一文建立起损益的历史发展观，在这一历史观内，其复刻本《訄书·订孔》与日本讲学时期的《论诸子学》两文，开启了现代批孔的滥觞。陈独秀是在继承章氏诋孔言论的基础上，站在进化论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普世化立场，指出孔教与现代生活的冲突之处。两人的批孔构成了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微妙关系，能为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章太炎；陈独秀；孔子；历史；现代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6）01005906
一、前言
对以孔子为代表的文化传统的批判，是现代中国思想转型的核心问题，而这一问题是由康有为引出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意味着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在短短三十年间实现了政治、军事、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举击败大清帝国，从一个东亚岛国一跃变为亚洲第一强国。这时中国先进士大夫才真正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单是学习西方的器物并不能扭转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像日本那样，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学习西方，中国才能救亡图存。
康有为所领导的维新变法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君主的支持，康有为不得不将这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披上传统的外衣，以此获得强大的保守势力的谅解，这件外衣便是孔子。康氏在1893年就曾上书光绪帝，希望清廷模仿西方基督教，在全国设立孔教会。康氏意图通过经学的创新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他在学术上属于今文经派，该学派不如古文经派擅长考据，与宋儒专攻心性之学亦不相同，此派擅长根据时代的需要，阐发孔子及六经学说的“微言大义”以附会政治，康有为便是今文经精神的集大成者。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他指斥古文经乃是刘歆为支持王莽变法而伪造的，今文经才是孔子所传真经。而在《孔子改制考》中他又提出六经皆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六经所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则需要存疑。他还以儒家典籍《公羊传》“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以及《礼记·礼运篇》“乱国、小康、大同”的说法，来比附阐释西方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历史阶段。在上述经学新论的掩饰下，康有为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实现“保国、保种、保教”的政治目的。他的这些言说不仅神话了孔子，使孔子成为教主，而且还有虚无文化传统、历史的危险。
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提出设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他的孔教言论实际上对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阻力，因而遭到众多现代知识分子的反驳与攻击。而章太炎与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前后，批判康有为孔教论的最有力者。两人对于孔子、孔教以及传统的批判有前后承继的关系。章太炎的诋孔言论最早出现在《訄书·订孔》一文，1906年东渡日本之后所演讲的《论诸子学》对孔子及儒家做了全面的批判。章氏作为革命派的精神领袖，深受留日革命青年的拥戴，其诋孔言论对于现代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健将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吴虞此时皆在日本，此辈正是在章氏论说的基础上对孔子及传统之现代价值做出彻底否定的。本文拟对章、陈二人的批孔言论做一番梳理，并对两人批孔言论相似性背后的不同立场做出阐释，以突显中国现代思想变革的一条线索。
二、章太炎对现代“订孔”思潮的开启
1890—1896年，章太炎一直在杭州诂经精舍追随俞樾、孙诒让等诸位朴学大师专攻古文经学，清代朴学的考据训练使章氏的学术具备极强的实事求是精神。1896年底，章太炎接受汪康年与梁启超之约，到上海《时务报》担任编辑。虽然与康氏党徒“论及学派，辙如冰炭”，但因为同属维新阵营，他在学术上做出了妥协，章氏试图融合古、今文经说，也谈“法后王”与“三世说”，不过相比于康有为，他的解释更接近历史实情一些。这期间，他较少提到孔子，而是推崇荀子。在结集于1899年的《訄书》初刻本中，章氏将《尊荀》列为首篇。在该篇中，章氏认为荀子真正发扬了孔子“法后王”的精神：
仲尼有言：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之作，以黑绿不足代苍黄，故反夏政于鲁，为新王制，非为汉制也。其所规摹，则政令粲然示于禘矣。故荀子所谓后王者，则素王是；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春秋》作新法，而讥上变古易常。……汉因于秦，唐因于周、隋，宋因于周，因之日以其法为金锡，而己形范之，或益而宜，或损而宜。损益曰变，因之曰不变。仲尼、荀卿之于周法，视此矣。其傃古也，禔以便新也。[1]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2月
第32卷第1期贾泉林：“订孔”的延续——从章太炎到陈独秀
在章氏看来，孔子作《春秋》是“傃古”“便新”之举，是立足于春秋末年的社会政治现实而为鲁国君主提出的改革方案，并非是为后世乃至万世立法。这体现出孔子、荀子的学说精义：社会变革要在因循古制的基础上根据现实需要予以损益，既不能完全虚化、割断历史传统去创新，也不能泥古不化。章氏此意针对的正是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之说。维新变法失败后不久，章氏便转向了革命，与康有为从朋友转成论敌，在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訄书》复刻本《原学第一》篇后，他加入《订孔》一文，丑诋孔子，以驳斥康有为。开篇不久章氏便说道：
凡说人事，固不当以禄胙应塞。惟孔氏闻望之过情有故。曰六艺者，道、墨所周闻。……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2]
章氏认为六经本是周室“太史中秘书”，道家、墨家等诸子皆通六经。秦始皇焚书，只有孔子删定的六经流传下来，因此孔子的威望骤然提高，先秦其他诸子，不能与其争锋。紧接着，章氏抬高孟子与荀子，并认为两者“踊绝”孔氏：“夫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惟才美弗能与等比，故终身无鲁相之政，三千之化。”荀、孟时运不济，没有建立功业，“而流俗多视是崇堕之”。然后章氏又立论：“虽然，孔氏，古良史也……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孔子由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成为一名“良史”，经学等同于史学，孔学于是成为考据之学，地位大大降低。章太炎又引用白河次郎的话，指责孔子的学术本身打着“合意干系”即符合人民意愿的名义，却是想攫取权力，替“奸雄利器”愚昧百姓。 1906年9月，章太炎在日本演讲《论诸子学》，这是他第一篇系统论述诸子学的文章。他延续《订孔》的观点，指斥“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得出儒家之士道德不高的判断：“然则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他还举例直斥孔子“污邪诈伪”，是为“国愿”。章氏将儒家不讲鬼神的传统追溯到老子，且认为孔子的学说皆是“诈取”于老子：
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尊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老子胆怯，……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3]
孔子的“诈伪”之性在他与老子的关系中被章氏鲜明地刻画出来，但章氏并未一味抹杀孔子，除了肯定孔子是一位“良史”外，章氏还表彰孔子“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敻绝千古”。即肯定孔子不言鬼神、不立宗教、自贵其心、专务人事的独立精神，也即章氏所言“依自不依他”的精神。
章氏诋孔的另一大原因是，发现孔子及儒家的富贵利禄之心导致了道德败坏，而革命者之道德则是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
呜呼！吾于是知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今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4]285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康有为力倡把孔教作为国教写入宪法。章太炎作《驳建立孔教议》一文予以驳斥。他指出不言鬼神是由民族性决定的：
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嫁。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视彼佞谀上帝，拜谒法皇，举全国而宗事一尊，且著之典常者，其智愚相去远矣！[4]200
孔子的学说正是根据这一民族特性而发展出来的，这亦是孔子及儒家能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据主流的根本原因，在章太炎看来，孔子对中国的贡献共有四点：
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4]202
“制历史”是指孔子删订《尚书》与《春秋》，确立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原型；“布文籍”是指孔子删订六经并将其从贵族家传中流布出来；“振学术”是指孔子赞《周易》，哲思妙语被集成《论语》，高深之思被后代大师继承下来；“平阶级”是指孔子散布文籍，四处游历、讲学收徒，普通百姓可以凭借学术获取官位，打破贵族垄断。章太炎对孔子的这些评价可谓客观中正，这亦是孔子与现代精神相契合的地方。
三、陈独秀对章太炎“订孔”思想的扬弃
陈独秀是在章太炎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他流亡日本，与章士钊一起编辑政治性刊物《甲寅》。1915年回国后，他决心要创办一份新文化刊物，以实现国人的根本觉悟，便是《青年杂志》。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祭天祭孔，1917年张勋、康有为扶植溥仪复辟，深深刺痛了陈独秀，于是他把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作为攻击的标靶，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映照下，使孔子学说、孔教与现代生活冲突的一面暴露出来。
陈独秀继承章太炎的论说角度，即把孔子放在历史中，还原其本来的面目：
儒以道得民，以六艺为教。孔子，儒者也。孔子以前之儒，孔子以后之儒，均以孔子为中心。其为教也，文行忠信，不论生死，不语鬼神。其称儒行于鲁君也，皆立身行己之事，无一言近于今世之所谓宗教者。[5]278
在章、陈二人眼里，孔子不但不为教主，而且其言行皆与宗教精神相悖，康有为以孔子为教主、设立孔教，显然违背了孔子不言鬼神的求是精神。既然孔子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什么继承孔子学说的儒家却导致中国在近代走向衰败呢？章太炎在日本讲学期间认为是孔子与儒家不脱富贵利禄之心，导致道德衰败而造成的。但在辛亥革命后所重订的《检论·订孔》篇里，他将孔子与后世儒家分开，认为是后者的附会遮蔽了孔子的真面目与真精神：
夫神化之道，与时宜之，故五帝不同礼，三王不沿乐。布六籍者，要以识前事，非谓旧章可永循也。汉初古文既不远布，而仲尼名实已高严矣。诸儒观秦余弊法，欲有更易，持之未有其故，由是破碎六籍，定以己意，参之天官、历象、五行、神仙诸家，一切假名孔氏，以为魁柄，则六籍为巫书。[6]
章太炎仍是持早年在《訄书·尊荀》篇里的历史观，后人要根据时代需要损益前人的学说思想，不能凭空附会传统，然后根据附会之说指导现实。在他看来，中国文明的衰落正是因为孔子真义遭到遮蔽，一直未真正传承下来的缘故。章氏的这一观点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逐渐成为保守势力维护孔子的重要论据，陈独秀对此进行了反驳：
鄙意以为佛耶二教，后师所说，虽与原始教主不必尽同，且较为完美繁琐。而根本教义，则与原始教主之说不殊。如佛之无生，耶之一神创造是也。其功罪皆应归之原始教主圣人。后之继者，绝非向壁虚造。自无而之有。孔子之道，亦复如是。[5]273
在陈独秀看来，后儒之所以附会孔子，不断创造、丰富儒家学说，皆是因为孔子学说本身便具备此种因子，他们只不过是将孔子的这些因子继续发扬扩大罢了。所以，仍可将责任追究至孔子。与现代文明最不相容的纲常礼教便是发端于孔子，这一点亦是陈独秀攻击孔子最猛烈之处：
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5]251
与章太炎始终将孔子与孔教区别看待不同，陈独秀在此处已经将孔子、儒家与孔教三者混同起来，其目的是要将孔子及儒家传统完全与现代对立起来，全部推倒。他将纲常礼教看作封建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并非中国才有，各国之间只是具体内容不同罢了，在中国封建时代具体为三纲五常。而纲常礼教作为一种吃人的奴隶道德，竟然占据在共和时代： 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泉。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5]305
现代社会文明的核心是天赋人权，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个人的权利是不容侵犯的。与章太炎一样，陈独秀也把儒家富贵利禄之心与人格诈伪，看作中国道德堕落的根源，所以，孔子及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的文明是格格不入的，根本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中国独有之文明也。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尊，未可自矜特异，独标一宗者也”[5]251。如此看来，孔子及儒家学说于现代社会不但毫无价值，还是最大的阻力，“打倒孔家店”便成为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的核心命题：
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且其说已成完全之系统，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斥之。盖以其伦理学说，与现代思想及生活，绝无牵就调和之余地也。[5]344
孔子学说的精华便是提供一套系统的伦理制度，即纲常礼教。这些学说在封建宗法社会能够发挥组织社会、稳定秩序的功能。但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价值不具有普世性与恒久性。而现代社会文明与封建社会根本不同，所以，不能因其枝节可观便要去改良它，应是竭力铲除它，因为它与现代思想及生活价值相反，两者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一言说，始终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孔反传统的核心论点。
四、章、陈两人“订孔”思想之比较
在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与陈独秀皆是民族革命者，而且，两人都具有尼采超人的气质，当革命团体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两人坚决维护个人权利，其行为本身便是对儒家伦理的反抗。两人批评孔子及儒家学说，皆是从维护人之自心出发的。章太炎在《复仇是非论》里曾不无悲愤地说道：
今日牺牲有者，以利无者，此其语亦大谬矣。若曰后生必有，则彗星拂地之期，安知不在俄顷，宁能虚计百年，以待裸虫之滋长者？纵无斯惧，然人类之相爱利，本乎感情。感情所由生，在乎形色天性而已。损见在有相之人，以利未来无相之人，人情果若是乎？故知一言利益，非特染其纯白之心，而于义亦不成立矣。[4]281
在章太炎看来，所有的公理、学说，皆是从人心之外进行的规定，束缚了人的自然感情。而感情是人的本质属性，它产生于“形色天性”，是一种自然、合理的存在，它是不可被规定的。为了不可见之未来而损害当下人之感情，以无损有，显然是愚蠢之举。所有的外在规定皆是从利益出发，一言利益，感情便受到压抑，纯白之心受到污染，人性的健康发展就受到损害。这是章氏批驳孔子及儒家富贵利禄之心的学理依据。陈独秀则明确指出，民初以降的帝制论者则借儒家的纲常礼教来束缚个人，阻碍国民的个人自觉：
国民毫无自觉自动之意识，政界有力者与在野之旧党相结合，方以尊孔教复帝制复八股为志，视欧洲文明及留学生如蛇蝎。[5]361
如果儒家纲常礼教随着清廷的被推翻与民国的建立而消失，就不必讨论。但是这些思想还广泛地残存于人心之中，而且袁世凯、张勋等军阀都试图复活这一伦理制度统制人心，以维护帝制。所以，陈独秀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5]239，阻碍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输入、传播，如此下去，中国百姓将永无伦理自觉。
民国成立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康有为主张立孔教为国教以维持旧道德，章太炎与陈独秀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回应：章太炎将孔子与孔教、儒家二分，继而肯定孔子思想在今天的价值，在《检论·订孔》篇里，他认为孔子的“忠恕”之道便是庄子的“齐物”，此说可以解决现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陈独秀在批判孔子之后，进而批判包括儒、释、道在内的整个传统，走上了“整体性的反传统”道路。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在于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不同。章太炎继承并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将历史上一切文化典籍都看作历史，取消了经学的价值恒常性，使其成为某一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历史取代经学，在章氏那里确立起崇高的地位。在他看来，历史就是后人根据自身时代的需要不断对前人文化进行损益的过程，对于前人传统，后人不能完全断绝，亦不能机械照搬，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正是中国历史传统容纳西方文明——而非断裂自身——的过程。而民族自觉心是民族国家得以生成的根本，民族自觉心则靠历史来凝聚、加强：
国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觉心，有是心，所以异于动物。余固致命于国粹者，……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5]383384
在章氏的言说里，国粹便是历史。历史是民族维持自心、自性、国性的根本，有自觉心，民族才不会被他族凌轹；有自觉心，即使被他族奴役，也有实现民族独立的一天。章太炎的文学复古并非是要复原某一时代的礼教文化制度，而是复活这一民族自觉心。所以说，章太炎的批孔始终是文化传统内部的自我调整，他在被袁世凯囚禁期间，对孔子有了重新的认识，将孔子的忠恕之道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法门，便是在传统内部寻找资源的结果。与陈独秀将民初政治混乱归因于传统不同，章太炎认为这是因为传统的自我调整没有完成，国民自觉心与道德心没有养成的结果。
陈独秀尊奉的则是历史进化论，他是站在外部审视文化传统的。章太炎要从传统中找出建设现代中国的积极因素，实现古与今的沟通；陈独秀把古与今转换成中与西的对立，中国的文化传统完全成为过去的历史，西方的现代文明则是普世的未来。现代社会与过去的历史有着本质的不同，历史于今天并无价值。在章太炎那里，历史犹如一条河流，过去与未来是一种延续。在陈独秀看来，历史就是不断的断裂，是旧的死去、新的产生的过程。《一九一六年》一文，鲜明地体现出陈氏进化史观的内涵：
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以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5]198 这一颇具陈氏特色的进化论的形成，除了西方学说自身因素之外，更与陈独秀近乎绝望的、迫切改变现实的心情有关：“仆误陷悲观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实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然多数国人犹在梦中，而自以为是，……”[5]253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对于陈独秀而言，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建立起西方现代性质的民主共和国，所以，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应该随之而变，即转变为个人主义社会。而现实却与之相反，袁世凯不断加紧专制，于1915年底称帝，1917年张勋拥护溥仪复辟；康有为、严复、刘师培等早期的思想先行者则成为复古的中坚，宣传孔教，维护儒家纲常伦理，攻击新文化。传统再一次证明自身的惰性与负面性，显现为中国向前发展的巨大阻力。而西方诸强及日本这些已经步入现代文明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恰好证明西方现代文明的普遍有效性。所以，只有与传统断裂，才能彻底摆脱它的纠缠，西方的现代文明才会在中国生长起来。
陈独秀这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对西方文明产生全面的认同，除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政治局势的败坏之外，还与梁启超、严复这一代人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宣传有关，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章太炎对传统的批判，使他们放弃了以复古救国的理想。章氏不仅在文章中批判孔子及儒家，在给留日学生讲学的课堂上还随意臧否、戏谑历史文化人物，致使传统的权威尽失，鲁迅后来所著的《故事新编》便是得自此时的启发。而且，章氏本人极强的个性形象也在留日青年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可以说，正是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这一辈知识分子的影响，才使陈独秀这一代新文化人更容易在心理上亲近西学，走上反孔反传统之路。这一点章太炎自然深知，他在1922年回复柳翼谋的信中如是说道：
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斠论，深知孔子之道，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而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7]
新文化运动时期，章太炎已经“粹然成为儒宗”。在这封信中，他将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浪潮全部归罪于康有为与自己，并表示自责。章氏并未意识到，他的诋孔以及新文化时期的反孔运动，皆是中西文明碰撞后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他与康有为关于孔子问题的言说皆是对晚清政治社会局势的反应，而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吴虞发起的反孔运动则是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反击。章太炎与新文化运动参与者有思想传承的关系，他们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发展进程的积极因子。
五、结语
章太炎对于民族自觉心的追求，与陈独秀对于西方现代民主、科学的希冀，属于两种不同的启蒙思路，许纪霖教授将前者称为“特殊主义的文化自觉”，将后者称为“普遍主义的文明自觉”。这两种思路也同样并存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构成启蒙的内在张力。章太炎与陈独秀在批孔问题上的相联，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两种思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微妙关系，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种思路一直遭到第二种思路的压抑。今天距离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已经有100年了，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诸贤相比，当代人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已经有很大不同。晚清以至“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直处于“亡国灭种”的危局之中，僵化保守的文化传统不但无法“救亡图存”，反而成为时代发展的最大的阻力，所以，抨击乃至否定文化传统，全面引入西方现代文化是当时一种必然的选择。21世纪已走过15个年头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代化的目标指日可见。与经济上的迅速发展相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最紧迫的任务，而西方现代文化的弊端日益显现的事实证明，它无法给国人的心灵提供安慰，也无法解决当今世界的发展问题。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不在别处，恰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通过发掘传统，解决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所遇到的文化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回归传统，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全部接受，更不是对“五四”新文化的全面否定，而是在现代语境中选择性地吸纳传统。如果我们将目光再次回到晚清至“五四”时期就会发现，许多曾经被目为保守的知识分子早已进行过类似的思考，章太炎便是显著的一位，他对孔子的评价即是如此。章氏提倡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等民族文化来保持民族自性、国性的意见，以及他在《齐物论释》一书中以庄子齐物论来解决世界不同文明冲突的思考，对今天的中国以及世界都具十分有益的启示。所以，我们要实现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全球化的结合这一目标，不应无视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过程、随意择取先秦诸子或是宋明理学等某一时期的文化，而是首先要回到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相遇的那一刻，即晚清至“五四”时期，去寻找那些被启蒙与现代性所压抑的声音，在这些声音中，或许有更多被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1]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6.
[2]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32.
[3] 章太炎.章太炎演讲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041.
[4]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5]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检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31.
[7] 章太炎.章太炎书信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741.
责任编辑：夏畅兰
关键词： 章太炎；陈独秀；孔子；历史；现代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6）01005906
一、前言
对以孔子为代表的文化传统的批判，是现代中国思想转型的核心问题，而这一问题是由康有为引出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意味着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在短短三十年间实现了政治、军事、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举击败大清帝国，从一个东亚岛国一跃变为亚洲第一强国。这时中国先进士大夫才真正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单是学习西方的器物并不能扭转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像日本那样，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学习西方，中国才能救亡图存。
康有为所领导的维新变法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君主的支持，康有为不得不将这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披上传统的外衣，以此获得强大的保守势力的谅解，这件外衣便是孔子。康氏在1893年就曾上书光绪帝，希望清廷模仿西方基督教，在全国设立孔教会。康氏意图通过经学的创新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他在学术上属于今文经派，该学派不如古文经派擅长考据，与宋儒专攻心性之学亦不相同，此派擅长根据时代的需要，阐发孔子及六经学说的“微言大义”以附会政治，康有为便是今文经精神的集大成者。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他指斥古文经乃是刘歆为支持王莽变法而伪造的，今文经才是孔子所传真经。而在《孔子改制考》中他又提出六经皆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六经所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则需要存疑。他还以儒家典籍《公羊传》“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以及《礼记·礼运篇》“乱国、小康、大同”的说法，来比附阐释西方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历史阶段。在上述经学新论的掩饰下，康有为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实现“保国、保种、保教”的政治目的。他的这些言说不仅神话了孔子，使孔子成为教主，而且还有虚无文化传统、历史的危险。
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提出设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他的孔教言论实际上对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阻力，因而遭到众多现代知识分子的反驳与攻击。而章太炎与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前后，批判康有为孔教论的最有力者。两人对于孔子、孔教以及传统的批判有前后承继的关系。章太炎的诋孔言论最早出现在《訄书·订孔》一文，1906年东渡日本之后所演讲的《论诸子学》对孔子及儒家做了全面的批判。章氏作为革命派的精神领袖，深受留日革命青年的拥戴，其诋孔言论对于现代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健将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吴虞此时皆在日本，此辈正是在章氏论说的基础上对孔子及传统之现代价值做出彻底否定的。本文拟对章、陈二人的批孔言论做一番梳理，并对两人批孔言论相似性背后的不同立场做出阐释，以突显中国现代思想变革的一条线索。
二、章太炎对现代“订孔”思潮的开启
1890—1896年，章太炎一直在杭州诂经精舍追随俞樾、孙诒让等诸位朴学大师专攻古文经学，清代朴学的考据训练使章氏的学术具备极强的实事求是精神。1896年底，章太炎接受汪康年与梁启超之约，到上海《时务报》担任编辑。虽然与康氏党徒“论及学派，辙如冰炭”，但因为同属维新阵营，他在学术上做出了妥协，章氏试图融合古、今文经说，也谈“法后王”与“三世说”，不过相比于康有为，他的解释更接近历史实情一些。这期间，他较少提到孔子，而是推崇荀子。在结集于1899年的《訄书》初刻本中，章氏将《尊荀》列为首篇。在该篇中，章氏认为荀子真正发扬了孔子“法后王”的精神：
仲尼有言：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之作，以黑绿不足代苍黄，故反夏政于鲁，为新王制，非为汉制也。其所规摹，则政令粲然示于禘矣。故荀子所谓后王者，则素王是；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春秋》作新法，而讥上变古易常。……汉因于秦，唐因于周、隋，宋因于周，因之日以其法为金锡，而己形范之，或益而宜，或损而宜。损益曰变，因之曰不变。仲尼、荀卿之于周法，视此矣。其傃古也，禔以便新也。[1]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2月
第32卷第1期贾泉林：“订孔”的延续——从章太炎到陈独秀
在章氏看来，孔子作《春秋》是“傃古”“便新”之举，是立足于春秋末年的社会政治现实而为鲁国君主提出的改革方案，并非是为后世乃至万世立法。这体现出孔子、荀子的学说精义：社会变革要在因循古制的基础上根据现实需要予以损益，既不能完全虚化、割断历史传统去创新，也不能泥古不化。章氏此意针对的正是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之说。维新变法失败后不久，章氏便转向了革命，与康有为从朋友转成论敌，在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訄书》复刻本《原学第一》篇后，他加入《订孔》一文，丑诋孔子，以驳斥康有为。开篇不久章氏便说道：
凡说人事，固不当以禄胙应塞。惟孔氏闻望之过情有故。曰六艺者，道、墨所周闻。……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2]
章氏认为六经本是周室“太史中秘书”，道家、墨家等诸子皆通六经。秦始皇焚书，只有孔子删定的六经流传下来，因此孔子的威望骤然提高，先秦其他诸子，不能与其争锋。紧接着，章氏抬高孟子与荀子，并认为两者“踊绝”孔氏：“夫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惟才美弗能与等比，故终身无鲁相之政，三千之化。”荀、孟时运不济，没有建立功业，“而流俗多视是崇堕之”。然后章氏又立论：“虽然，孔氏，古良史也……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孔子由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成为一名“良史”，经学等同于史学，孔学于是成为考据之学，地位大大降低。章太炎又引用白河次郎的话，指责孔子的学术本身打着“合意干系”即符合人民意愿的名义，却是想攫取权力，替“奸雄利器”愚昧百姓。 1906年9月，章太炎在日本演讲《论诸子学》，这是他第一篇系统论述诸子学的文章。他延续《订孔》的观点，指斥“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得出儒家之士道德不高的判断：“然则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他还举例直斥孔子“污邪诈伪”，是为“国愿”。章氏将儒家不讲鬼神的传统追溯到老子，且认为孔子的学说皆是“诈取”于老子：
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尊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老子胆怯，……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3]
孔子的“诈伪”之性在他与老子的关系中被章氏鲜明地刻画出来，但章氏并未一味抹杀孔子，除了肯定孔子是一位“良史”外，章氏还表彰孔子“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敻绝千古”。即肯定孔子不言鬼神、不立宗教、自贵其心、专务人事的独立精神，也即章氏所言“依自不依他”的精神。
章氏诋孔的另一大原因是，发现孔子及儒家的富贵利禄之心导致了道德败坏，而革命者之道德则是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
呜呼！吾于是知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今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4]285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康有为力倡把孔教作为国教写入宪法。章太炎作《驳建立孔教议》一文予以驳斥。他指出不言鬼神是由民族性决定的：
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嫁。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视彼佞谀上帝，拜谒法皇，举全国而宗事一尊，且著之典常者，其智愚相去远矣！[4]200
孔子的学说正是根据这一民族特性而发展出来的，这亦是孔子及儒家能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据主流的根本原因，在章太炎看来，孔子对中国的贡献共有四点：
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4]202
“制历史”是指孔子删订《尚书》与《春秋》，确立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原型；“布文籍”是指孔子删订六经并将其从贵族家传中流布出来；“振学术”是指孔子赞《周易》，哲思妙语被集成《论语》，高深之思被后代大师继承下来；“平阶级”是指孔子散布文籍，四处游历、讲学收徒，普通百姓可以凭借学术获取官位，打破贵族垄断。章太炎对孔子的这些评价可谓客观中正，这亦是孔子与现代精神相契合的地方。
三、陈独秀对章太炎“订孔”思想的扬弃
陈独秀是在章太炎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他流亡日本，与章士钊一起编辑政治性刊物《甲寅》。1915年回国后，他决心要创办一份新文化刊物，以实现国人的根本觉悟，便是《青年杂志》。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祭天祭孔，1917年张勋、康有为扶植溥仪复辟，深深刺痛了陈独秀，于是他把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作为攻击的标靶，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映照下，使孔子学说、孔教与现代生活冲突的一面暴露出来。
陈独秀继承章太炎的论说角度，即把孔子放在历史中，还原其本来的面目：
儒以道得民，以六艺为教。孔子，儒者也。孔子以前之儒，孔子以后之儒，均以孔子为中心。其为教也，文行忠信，不论生死，不语鬼神。其称儒行于鲁君也，皆立身行己之事，无一言近于今世之所谓宗教者。[5]278
在章、陈二人眼里，孔子不但不为教主，而且其言行皆与宗教精神相悖，康有为以孔子为教主、设立孔教，显然违背了孔子不言鬼神的求是精神。既然孔子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什么继承孔子学说的儒家却导致中国在近代走向衰败呢？章太炎在日本讲学期间认为是孔子与儒家不脱富贵利禄之心，导致道德衰败而造成的。但在辛亥革命后所重订的《检论·订孔》篇里，他将孔子与后世儒家分开，认为是后者的附会遮蔽了孔子的真面目与真精神：
夫神化之道，与时宜之，故五帝不同礼，三王不沿乐。布六籍者，要以识前事，非谓旧章可永循也。汉初古文既不远布，而仲尼名实已高严矣。诸儒观秦余弊法，欲有更易，持之未有其故，由是破碎六籍，定以己意，参之天官、历象、五行、神仙诸家，一切假名孔氏，以为魁柄，则六籍为巫书。[6]
章太炎仍是持早年在《訄书·尊荀》篇里的历史观，后人要根据时代需要损益前人的学说思想，不能凭空附会传统，然后根据附会之说指导现实。在他看来，中国文明的衰落正是因为孔子真义遭到遮蔽，一直未真正传承下来的缘故。章氏的这一观点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逐渐成为保守势力维护孔子的重要论据，陈独秀对此进行了反驳：
鄙意以为佛耶二教，后师所说，虽与原始教主不必尽同，且较为完美繁琐。而根本教义，则与原始教主之说不殊。如佛之无生，耶之一神创造是也。其功罪皆应归之原始教主圣人。后之继者，绝非向壁虚造。自无而之有。孔子之道，亦复如是。[5]273
在陈独秀看来，后儒之所以附会孔子，不断创造、丰富儒家学说，皆是因为孔子学说本身便具备此种因子，他们只不过是将孔子的这些因子继续发扬扩大罢了。所以，仍可将责任追究至孔子。与现代文明最不相容的纲常礼教便是发端于孔子，这一点亦是陈独秀攻击孔子最猛烈之处：
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5]251
与章太炎始终将孔子与孔教区别看待不同，陈独秀在此处已经将孔子、儒家与孔教三者混同起来，其目的是要将孔子及儒家传统完全与现代对立起来，全部推倒。他将纲常礼教看作封建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并非中国才有，各国之间只是具体内容不同罢了，在中国封建时代具体为三纲五常。而纲常礼教作为一种吃人的奴隶道德，竟然占据在共和时代： 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泉。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5]305
现代社会文明的核心是天赋人权，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个人的权利是不容侵犯的。与章太炎一样，陈独秀也把儒家富贵利禄之心与人格诈伪，看作中国道德堕落的根源，所以，孔子及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的文明是格格不入的，根本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中国独有之文明也。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尊，未可自矜特异，独标一宗者也”[5]251。如此看来，孔子及儒家学说于现代社会不但毫无价值，还是最大的阻力，“打倒孔家店”便成为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的核心命题：
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且其说已成完全之系统，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斥之。盖以其伦理学说，与现代思想及生活，绝无牵就调和之余地也。[5]344
孔子学说的精华便是提供一套系统的伦理制度，即纲常礼教。这些学说在封建宗法社会能够发挥组织社会、稳定秩序的功能。但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价值不具有普世性与恒久性。而现代社会文明与封建社会根本不同，所以，不能因其枝节可观便要去改良它，应是竭力铲除它，因为它与现代思想及生活价值相反，两者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一言说，始终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孔反传统的核心论点。
四、章、陈两人“订孔”思想之比较
在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与陈独秀皆是民族革命者，而且，两人都具有尼采超人的气质，当革命团体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两人坚决维护个人权利，其行为本身便是对儒家伦理的反抗。两人批评孔子及儒家学说，皆是从维护人之自心出发的。章太炎在《复仇是非论》里曾不无悲愤地说道：
今日牺牲有者，以利无者，此其语亦大谬矣。若曰后生必有，则彗星拂地之期，安知不在俄顷，宁能虚计百年，以待裸虫之滋长者？纵无斯惧，然人类之相爱利，本乎感情。感情所由生，在乎形色天性而已。损见在有相之人，以利未来无相之人，人情果若是乎？故知一言利益，非特染其纯白之心，而于义亦不成立矣。[4]281
在章太炎看来，所有的公理、学说，皆是从人心之外进行的规定，束缚了人的自然感情。而感情是人的本质属性，它产生于“形色天性”，是一种自然、合理的存在，它是不可被规定的。为了不可见之未来而损害当下人之感情，以无损有，显然是愚蠢之举。所有的外在规定皆是从利益出发，一言利益，感情便受到压抑，纯白之心受到污染，人性的健康发展就受到损害。这是章氏批驳孔子及儒家富贵利禄之心的学理依据。陈独秀则明确指出，民初以降的帝制论者则借儒家的纲常礼教来束缚个人，阻碍国民的个人自觉：
国民毫无自觉自动之意识，政界有力者与在野之旧党相结合，方以尊孔教复帝制复八股为志，视欧洲文明及留学生如蛇蝎。[5]361
如果儒家纲常礼教随着清廷的被推翻与民国的建立而消失，就不必讨论。但是这些思想还广泛地残存于人心之中，而且袁世凯、张勋等军阀都试图复活这一伦理制度统制人心，以维护帝制。所以，陈独秀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5]239，阻碍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输入、传播，如此下去，中国百姓将永无伦理自觉。
民国成立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康有为主张立孔教为国教以维持旧道德，章太炎与陈独秀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回应：章太炎将孔子与孔教、儒家二分，继而肯定孔子思想在今天的价值，在《检论·订孔》篇里，他认为孔子的“忠恕”之道便是庄子的“齐物”，此说可以解决现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陈独秀在批判孔子之后，进而批判包括儒、释、道在内的整个传统，走上了“整体性的反传统”道路。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在于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不同。章太炎继承并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将历史上一切文化典籍都看作历史，取消了经学的价值恒常性，使其成为某一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历史取代经学，在章氏那里确立起崇高的地位。在他看来，历史就是后人根据自身时代的需要不断对前人文化进行损益的过程，对于前人传统，后人不能完全断绝，亦不能机械照搬，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正是中国历史传统容纳西方文明——而非断裂自身——的过程。而民族自觉心是民族国家得以生成的根本，民族自觉心则靠历史来凝聚、加强：
国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觉心，有是心，所以异于动物。余固致命于国粹者，……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5]383384
在章氏的言说里，国粹便是历史。历史是民族维持自心、自性、国性的根本，有自觉心，民族才不会被他族凌轹；有自觉心，即使被他族奴役，也有实现民族独立的一天。章太炎的文学复古并非是要复原某一时代的礼教文化制度，而是复活这一民族自觉心。所以说，章太炎的批孔始终是文化传统内部的自我调整，他在被袁世凯囚禁期间，对孔子有了重新的认识，将孔子的忠恕之道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法门，便是在传统内部寻找资源的结果。与陈独秀将民初政治混乱归因于传统不同，章太炎认为这是因为传统的自我调整没有完成，国民自觉心与道德心没有养成的结果。
陈独秀尊奉的则是历史进化论，他是站在外部审视文化传统的。章太炎要从传统中找出建设现代中国的积极因素，实现古与今的沟通；陈独秀把古与今转换成中与西的对立，中国的文化传统完全成为过去的历史，西方的现代文明则是普世的未来。现代社会与过去的历史有着本质的不同，历史于今天并无价值。在章太炎那里，历史犹如一条河流，过去与未来是一种延续。在陈独秀看来，历史就是不断的断裂，是旧的死去、新的产生的过程。《一九一六年》一文，鲜明地体现出陈氏进化史观的内涵：
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以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5]198 这一颇具陈氏特色的进化论的形成，除了西方学说自身因素之外，更与陈独秀近乎绝望的、迫切改变现实的心情有关：“仆误陷悲观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实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然多数国人犹在梦中，而自以为是，……”[5]253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对于陈独秀而言，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建立起西方现代性质的民主共和国，所以，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应该随之而变，即转变为个人主义社会。而现实却与之相反，袁世凯不断加紧专制，于1915年底称帝，1917年张勋拥护溥仪复辟；康有为、严复、刘师培等早期的思想先行者则成为复古的中坚，宣传孔教，维护儒家纲常伦理，攻击新文化。传统再一次证明自身的惰性与负面性，显现为中国向前发展的巨大阻力。而西方诸强及日本这些已经步入现代文明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恰好证明西方现代文明的普遍有效性。所以，只有与传统断裂，才能彻底摆脱它的纠缠，西方的现代文明才会在中国生长起来。
陈独秀这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对西方文明产生全面的认同，除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政治局势的败坏之外，还与梁启超、严复这一代人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宣传有关，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章太炎对传统的批判，使他们放弃了以复古救国的理想。章氏不仅在文章中批判孔子及儒家，在给留日学生讲学的课堂上还随意臧否、戏谑历史文化人物，致使传统的权威尽失，鲁迅后来所著的《故事新编》便是得自此时的启发。而且，章氏本人极强的个性形象也在留日青年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可以说，正是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这一辈知识分子的影响，才使陈独秀这一代新文化人更容易在心理上亲近西学，走上反孔反传统之路。这一点章太炎自然深知，他在1922年回复柳翼谋的信中如是说道：
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斠论，深知孔子之道，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而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7]
新文化运动时期，章太炎已经“粹然成为儒宗”。在这封信中，他将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浪潮全部归罪于康有为与自己，并表示自责。章氏并未意识到，他的诋孔以及新文化时期的反孔运动，皆是中西文明碰撞后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他与康有为关于孔子问题的言说皆是对晚清政治社会局势的反应，而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吴虞发起的反孔运动则是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反击。章太炎与新文化运动参与者有思想传承的关系，他们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发展进程的积极因子。
五、结语
章太炎对于民族自觉心的追求，与陈独秀对于西方现代民主、科学的希冀，属于两种不同的启蒙思路，许纪霖教授将前者称为“特殊主义的文化自觉”，将后者称为“普遍主义的文明自觉”。这两种思路也同样并存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构成启蒙的内在张力。章太炎与陈独秀在批孔问题上的相联，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两种思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微妙关系，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种思路一直遭到第二种思路的压抑。今天距离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已经有100年了，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诸贤相比，当代人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已经有很大不同。晚清以至“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直处于“亡国灭种”的危局之中，僵化保守的文化传统不但无法“救亡图存”，反而成为时代发展的最大的阻力，所以，抨击乃至否定文化传统，全面引入西方现代文化是当时一种必然的选择。21世纪已走过15个年头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代化的目标指日可见。与经济上的迅速发展相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最紧迫的任务，而西方现代文化的弊端日益显现的事实证明，它无法给国人的心灵提供安慰，也无法解决当今世界的发展问题。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不在别处，恰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通过发掘传统，解决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所遇到的文化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回归传统，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全部接受，更不是对“五四”新文化的全面否定，而是在现代语境中选择性地吸纳传统。如果我们将目光再次回到晚清至“五四”时期就会发现，许多曾经被目为保守的知识分子早已进行过类似的思考，章太炎便是显著的一位，他对孔子的评价即是如此。章氏提倡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等民族文化来保持民族自性、国性的意见，以及他在《齐物论释》一书中以庄子齐物论来解决世界不同文明冲突的思考，对今天的中国以及世界都具十分有益的启示。所以，我们要实现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全球化的结合这一目标，不应无视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过程、随意择取先秦诸子或是宋明理学等某一时期的文化，而是首先要回到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相遇的那一刻，即晚清至“五四”时期，去寻找那些被启蒙与现代性所压抑的声音，在这些声音中，或许有更多被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1]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6.
[2]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32.
[3] 章太炎.章太炎演讲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041.
[4]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5]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检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31.
[7] 章太炎.章太炎书信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741.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