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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于观察中国，却始终隔着层玻璃幕墙。”这是所有老外写中国的作品共同的一种状态。其实，书写现代中国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无解的命题
近日，当美籍华人女作家张彤禾的《打工女孩》被引进并出版中文版以后，再一次激起了国内讨论打工群体的风潮。
“马克思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悲哀，疏远了工人与他们所制造的产品。与传统的鞋匠或者木匠不同，工人在工厂没有控制权，在他所做的工作中，没有快乐、没有真正的满足或理解。但同许多‘马克思’坐在英国图书馆的阅读室里想出来的理论一样，这一点，他错了。”2012年6月，张彤禾在爱丁堡举行的全球TED（美国一家召集社会各领域杰出人物演讲的组织）大会上表达了她对“中国工人与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一個工厂制造出什么不是重点，工人们也不在乎谁买了他们制造的产品。用赚的钱去做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技能以及如何被改变，这才是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们最关心的。
张彤禾拥有与中国打工女孩贴身相处两年的采访经历，这是她认为自己与“坐在阅读室里的马克思”的不同之处。2008年，她的第一本著作《打工女孩》在西方出版后，引起轰动，被《纽约时报》选为“2008年百本应读书”。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前驻京记者伊安·约翰逊看后评价说：“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是关于中国的必读书。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我是第一次在这本书中真正认识到中国工人的样子，身临其境。她给予他们一种力量和活力。他们不是牺牲品。”
没有花的花城
1992年的一个冬日，当一对中国夫妇拖着箱子在泥泞的人行道旁用普通话向“长得像中国人”的张彤禾问路时，她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勉强能流利地说中文”的层面。直到后来她成为《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才开始阅读中国历史的书籍，记录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从此打开了她书写的视野。
那时她还没有跟何伟（彼得·海勒斯）结婚，何伟却已经凭借书写“中国三部曲”而闻名，何伟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以及他在《纽约客》杂志发表的一些文章给了张彤禾很大的启示——如何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间发掘出戏剧性。
与何伟的视角不同，张彤禾觉得，在《寻路中国》中，何伟写了浙江的一个小工厂，关注的是工厂的运作和老板们、技工们反映出的中国的变迁，而在工厂中辛勤劳作的打工者们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概念化。很长一段时间，外媒对于很多中国打工者的报道几乎都侧重于极端事件，放大了一些“画面”，就好像所有的中国工厂都是“血汗工厂（sweatshop）”一样，公众的视野因为舆论的导向，也变得有失偏颇。
但张彤禾却不这么想，她首先问自己：“如果都像新闻上写的那样，中国怎么会有一亿五千万人愿意离开家乡进城务工呢？”
“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的最多，也许失去的也最多。东莞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城市之一，年轻而又没什么技能的人奔向这里的流水线，据估计，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女性。看起来这是写作开始的好地方。”
就这样，2004年2月，张彤禾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后，跟随着从车厢奔涌而出的人流，只身来到广州。
“欢迎来到美丽的花城！”一家巴士公司正在招揽乘客。坐在去东莞的巴士上，张彤禾看到高架桥下方的一座又一座的工厂，这些工厂贴着白色的瓷砖一排排站立，仿佛巨型的公共厕所，在这些建筑物的阳台上，随风飘荡着工人们花花绿绿的衣裳。
她在心里想：这座城市看起来既不美，也没有什么花。
抱着挖掘“另一种真相”的角度开始调查
吕清敏加入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在2003年，那一年她才16岁，中专毕业。也就在那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综合文件，宣布人口流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文件禁止歧视农民工，呼吁给他们更好的工作条件，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于是，吕清敏村子里的砖墙上，也很顺应潮流地出现了“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的口号。
离开家，坐火车，去工厂，找工作，这让还是孩子的吕清敏很是兴奋。那时候的她懵懂单纯，对工厂没什么概念，隐约觉得那可能是一个可以容纳很多人的公共场所，大家能够一起在流水线上劳作，还能聊天玩耍，很自由的样子。后来她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张彤禾第一次遇到吕清敏是在她来到东莞三个星期后的事情。这之前的三个星期时间里，她一直都在努力寻找合适的交谈对象，但情况却不乐观。张彤禾发现，与打工者们交谈虽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但最难的是和他们保持联系，这些打工者经常更换手机号码和工作地点。
而与此同时，吕清敏已经跨过了干脑力活和干体力活之间的鸿沟，“从车间里出来了”。经过了在几家工厂里的磨炼和辗转，吕清敏在张彤禾的眼里，有着一股“不耐烦地盼着长大”的劲儿。张彤禾还记得，第一次见面吕清敏就迫不及待地跟她谈她的人生规划，这让做记者的张彤禾很是激动，她敏感地发现吕清敏与她接触的大部分中国人不一样，说话都遮遮掩掩的，相反，吕清敏十分健谈，并喜欢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且很有想法。
之后，在和吕清敏相处的过程中，张彤禾开始惊讶于吕清敏生活里的戏剧性，也为自己的调查对象为自己展开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而庆幸。吕清敏先是从普通工人跳到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又因为无法忍受白领世界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而选择辞职。一个循环过后，她又回到人才市场重新寻找新的工作，在这个螺旋一样的过程中，吕清敏一次次为自己定高目标，并一次次寻求到了更好的待遇。
“快乐无法让一个人成长，快乐让人浅薄。只有吃苦才能让人成长，改变，并且更懂得生活。”吕清敏在给张彤禾的信中，曾经这样说道，“如果我只是上学，出来打几年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孩子，那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这些话都让张彤禾感动，她很欣慰地看到，在并不令人满意的工作环境中，吕清敏的身上闪耀着的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光芒，这就是她要寻找的“新的内容”，这可能就是与外媒舆论环境相悖的“另一种真相”。 随后，伍春明的出现再次印证了张彤禾的发现。同吕清敏一样，伍春明也是从流水线做起，在东莞的厂子里跳来跳去，以寻求更好的发展和待遇。只是伍春明比吕清敏更加激进，当吕清敏在为找到下一份工作而挑战自我的时候，伍春明已经跳出了打工世界的计划，要通过她自己拟定的自我提升方案进军更高的阶层和境界：读书、练书法、学语言表达、学英语……
伍春明规定自己，必须将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在日记本上，这样她就能看到自己上升的轨迹。日记本纸页间到处流露出励志、奋斗的言辞，时刻鼓励着伍春明。
伍春明经历的跌宕起伏与华南的繁荣与萧条息息相关，跟随着她故事的演进，张彤禾用全程式记录绘制出属于伍春明的东莞地图。一路走来她拥有各种身份，从工厂文员到部门主任，从直销人员到擅长弄虚作假的记者，然后自己开公司。她从来没有停下来，并且永远不会安于现状。
“我们还没有挣大钱。”伍春明说。“但是即便我挣到很多钱，也不会满意。挣钱，不代表生活全部的意义。”东莞的生活环境让她深谙生存之道，但她却仍旧在寻找一种不可描摹的生命意义。
以吕清敏和伍春明二人的生活经历为主线，张彤禾走遍了东莞打工者的天下，在她的《打工女孩》中，从人才市场到工业流水线，从集体宿舍到春运火车站，从城市到女孩们的故乡，从“八分钟约会”到“流水线英语”，每个女孩都在为逐步改善生活境遇而努力着，她们很少有时间抱怨，她们同老板发难的时候则意味着为个体的独立发出声音的时候；她们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设法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她们逐渐成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她们挑战了传统婚姻的要求；她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回归原来农村的生活方式。
“在工厂工作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不是一个对贫困的孤注一掷的回应。”张彤禾在书中说，“可以承认中国的工厂体制有巨大的问题，但同时也得承认这种制度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和利益。也许，中国工人应该得到的是我们的关注和兴趣而不是怜悯。”
然而，当这样的结论被张彤禾通过书写《打工女孩》公布于众时，质疑的声音随之而来。
批评声音纷至沓来
4月9日，在北京单向街书店，《打工女孩》中文版新书沙龙的现场，围绕《打工女孩》中所选取的调查对象“是否具有代表所有中国打工者的典型性”这个话题，引发了一场小型辩论，可以看做是质疑声音的汇总。
《方圆》记者还记得，前一天在北大未名讲坛举办的“张彤禾VS范立欣：中国打工者的困境与希望”交流会上，一个来自深圳的作为一家公司的HR（人力资源管理）的女士说过的话。
那位女士在深圳有着两年工厂的从业经验，她是作为一个招聘者去跟这些打工者接触的。在她看来，对于张彤禾在书中表达出的打工者乐观向上的整体趋势，是由张彤禾挑选的调查对象决定的，也是张彤禾本人的立场决定的。也就是说张彤禾的调查并不全面。
该女士对于打工者的生存处境持悲观的态度，她认为目前社会对打工者的关怀还是很少，并没有真正帮助打工者们解决什么问题。她任职的那家公司还在要求打工者们买社保，但是打工者们买了社保之后，待他们离开深圳回老家那天，也没法把钱带走——白白掏了血汗钱。
“虽然在不同经济环境下他们的处境也许会有些不一样，但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看，他们的生存还是艰难，有一些个体或许会在‘夹缝中’改变他们的生存境遇，但那也是少数。”那位女士说。
在新书沙龙的交流现场，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苏里也认为，张彤禾在书中得出的结论同他本人的观察和经验有很大区别。“中国的复杂，在于每一个人眼里可能都有一个不相同的中国。我刚才在听张女士谈她的创作的时候，发现她最初的观察与最后的结论其实是相互矛盾的。”
刘苏里非常欣赏何伟写中国的立场，他不只是在观察变化发展中的中国，而且还看到了发展背后的隐忧，但他却选择不做评价。就算是这些隐忧是他在无意中揭露出来的，但也能证明何伟具备像艺术家一样毒辣的眼光。而通过张彤禾的写作，刘苏里发现书中有个关于“左”与“右”相互拉扯的现象。“比如，你说工厂给这些女孩带来命运的改变——这是一个很“右”的结论；但你同时又指出，你在伍春明她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这明显有“左”的倾向在里面。”
《天南》杂志主编欧宁对张彤禾所写打工女孩的境遇有切身体会。因为自己就是广东人，并且在珠三角那边生活了差不多十几年，而她的妹妹大概在1988年的时候就从广东农村跑出来到深圳、宝安那一带打工。像书中的伍春明们一样，她妹妹在那里打工打了20多年，她们也热衷于自己选择恋爱对象、参加职业培训，不断地跳槽，寻求提高自己的方式。但在欧宁看来，那些培训机构、那些自我提高的方法，并没有帮助到她们多少，能够给她们社会升迁的空间还是很有限。
“所以说，书里的春明可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欧宁认为，今天中国的那种“利用廉价劳动力在这边加工，再返还到世界市场上去”的经济模式从2004年开始就已经看到衰退的端倪。深圳就是例子，它已经开始转型。现在要考虑的是，到了城市化的时代，怎样让这些打工者老有所归，“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农村的大后方建设好。”欧宁说。
“这本书就欠缺这样一个思考，而这思考的缺席是致命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涌入世界工厂，不仅仅因为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给他们带来了貌似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物质收入，其重要根源在于农村问题的无解。”网友“万物空转”在一篇评论《打工女孩》的文章《你只是没察觉出自己有多么主观》中提出了和欧宁类似的观点。
终究是“老外写中国”？
既然是质疑的声音，肯定还会有言辞更激烈的。张彤禾记得她在TED演讲完之后，看到网上有人指责她在与科技行业合伙企图永远奴役中国工人。“你努力让人聽起来像是工人想要这样的，来消减对中国工人的负面观点，令我作呕！”网上有人这样写道。
“的确，中国工厂条件苛刻艰苦。但是，中国工厂也使大批人改善了生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事实。这些相同的矛盾的事实也是一百多年前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特征。坚持黑白分明地看待中国反映了对于历史的无知和毫无想象力！”张彤禾回应。
这或许是《方圆》记者看到的到目前为止她最激烈的一次回应。从中可以看出，来中国之前，她已经做好了迎接质疑的准备。而这两天，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她则始终保持着温柔的语气娓娓道来。她总能用自己的实践来解释“为何那样书写”的原因。
当《方圆》记者问到，我们中国的打工群体，真的具备像吕清敏或伍春明那样的精神自觉吗？难道不需要靠引导吗？
“我最不喜欢别人说这个群体需要引导。”张彤禾拿出了实践者的口气，“她们完全了解自己的状况，知道自己要如何走下去，就算我跟她们相处两年，我也不能站在她们的位置上替她们决定。”
相似的话，写《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吕途也曾经说过。而张彤禾希望通过此书表达出的“她们也在追求很多东西”，或许就是著名学者汪晖所说过的，关于底层群体的“主体意识崛起的可能性”。
“敏于观察中国，却始终隔着层玻璃幕墙。”这是所有老外写中国的作品共同的一种状态“其实，书写现代中国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无解的命题。好多次，可能快要触及到事物的核心问题了，却因为种种局限，做了一个凑热闹的挠痒人。”
“我不是企图说通过伍春明等人的身上能看到所有，而是希望把她的概念通过这个故事讲出来。”最后，张彤禾说。
近日，当美籍华人女作家张彤禾的《打工女孩》被引进并出版中文版以后，再一次激起了国内讨论打工群体的风潮。
“马克思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悲哀，疏远了工人与他们所制造的产品。与传统的鞋匠或者木匠不同，工人在工厂没有控制权，在他所做的工作中，没有快乐、没有真正的满足或理解。但同许多‘马克思’坐在英国图书馆的阅读室里想出来的理论一样，这一点，他错了。”2012年6月，张彤禾在爱丁堡举行的全球TED（美国一家召集社会各领域杰出人物演讲的组织）大会上表达了她对“中国工人与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一個工厂制造出什么不是重点，工人们也不在乎谁买了他们制造的产品。用赚的钱去做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技能以及如何被改变，这才是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们最关心的。
张彤禾拥有与中国打工女孩贴身相处两年的采访经历，这是她认为自己与“坐在阅读室里的马克思”的不同之处。2008年，她的第一本著作《打工女孩》在西方出版后，引起轰动，被《纽约时报》选为“2008年百本应读书”。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前驻京记者伊安·约翰逊看后评价说：“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是关于中国的必读书。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我是第一次在这本书中真正认识到中国工人的样子，身临其境。她给予他们一种力量和活力。他们不是牺牲品。”
没有花的花城
1992年的一个冬日，当一对中国夫妇拖着箱子在泥泞的人行道旁用普通话向“长得像中国人”的张彤禾问路时，她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勉强能流利地说中文”的层面。直到后来她成为《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才开始阅读中国历史的书籍，记录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从此打开了她书写的视野。
那时她还没有跟何伟（彼得·海勒斯）结婚，何伟却已经凭借书写“中国三部曲”而闻名，何伟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以及他在《纽约客》杂志发表的一些文章给了张彤禾很大的启示——如何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间发掘出戏剧性。
与何伟的视角不同，张彤禾觉得，在《寻路中国》中，何伟写了浙江的一个小工厂，关注的是工厂的运作和老板们、技工们反映出的中国的变迁，而在工厂中辛勤劳作的打工者们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概念化。很长一段时间，外媒对于很多中国打工者的报道几乎都侧重于极端事件，放大了一些“画面”，就好像所有的中国工厂都是“血汗工厂（sweatshop）”一样，公众的视野因为舆论的导向，也变得有失偏颇。
但张彤禾却不这么想，她首先问自己：“如果都像新闻上写的那样，中国怎么会有一亿五千万人愿意离开家乡进城务工呢？”
“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的最多，也许失去的也最多。东莞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城市之一，年轻而又没什么技能的人奔向这里的流水线，据估计，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女性。看起来这是写作开始的好地方。”
就这样，2004年2月，张彤禾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后，跟随着从车厢奔涌而出的人流，只身来到广州。
“欢迎来到美丽的花城！”一家巴士公司正在招揽乘客。坐在去东莞的巴士上，张彤禾看到高架桥下方的一座又一座的工厂，这些工厂贴着白色的瓷砖一排排站立，仿佛巨型的公共厕所，在这些建筑物的阳台上，随风飘荡着工人们花花绿绿的衣裳。
她在心里想：这座城市看起来既不美，也没有什么花。
抱着挖掘“另一种真相”的角度开始调查
吕清敏加入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在2003年，那一年她才16岁，中专毕业。也就在那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综合文件，宣布人口流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文件禁止歧视农民工，呼吁给他们更好的工作条件，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于是，吕清敏村子里的砖墙上，也很顺应潮流地出现了“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的口号。
离开家，坐火车，去工厂，找工作，这让还是孩子的吕清敏很是兴奋。那时候的她懵懂单纯，对工厂没什么概念，隐约觉得那可能是一个可以容纳很多人的公共场所，大家能够一起在流水线上劳作，还能聊天玩耍，很自由的样子。后来她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张彤禾第一次遇到吕清敏是在她来到东莞三个星期后的事情。这之前的三个星期时间里，她一直都在努力寻找合适的交谈对象，但情况却不乐观。张彤禾发现，与打工者们交谈虽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但最难的是和他们保持联系，这些打工者经常更换手机号码和工作地点。
而与此同时，吕清敏已经跨过了干脑力活和干体力活之间的鸿沟，“从车间里出来了”。经过了在几家工厂里的磨炼和辗转，吕清敏在张彤禾的眼里，有着一股“不耐烦地盼着长大”的劲儿。张彤禾还记得，第一次见面吕清敏就迫不及待地跟她谈她的人生规划，这让做记者的张彤禾很是激动，她敏感地发现吕清敏与她接触的大部分中国人不一样，说话都遮遮掩掩的，相反，吕清敏十分健谈，并喜欢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且很有想法。
之后，在和吕清敏相处的过程中，张彤禾开始惊讶于吕清敏生活里的戏剧性，也为自己的调查对象为自己展开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而庆幸。吕清敏先是从普通工人跳到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又因为无法忍受白领世界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而选择辞职。一个循环过后，她又回到人才市场重新寻找新的工作，在这个螺旋一样的过程中，吕清敏一次次为自己定高目标，并一次次寻求到了更好的待遇。
“快乐无法让一个人成长，快乐让人浅薄。只有吃苦才能让人成长，改变，并且更懂得生活。”吕清敏在给张彤禾的信中，曾经这样说道，“如果我只是上学，出来打几年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孩子，那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这些话都让张彤禾感动，她很欣慰地看到，在并不令人满意的工作环境中，吕清敏的身上闪耀着的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光芒，这就是她要寻找的“新的内容”，这可能就是与外媒舆论环境相悖的“另一种真相”。 随后，伍春明的出现再次印证了张彤禾的发现。同吕清敏一样，伍春明也是从流水线做起，在东莞的厂子里跳来跳去，以寻求更好的发展和待遇。只是伍春明比吕清敏更加激进，当吕清敏在为找到下一份工作而挑战自我的时候，伍春明已经跳出了打工世界的计划，要通过她自己拟定的自我提升方案进军更高的阶层和境界：读书、练书法、学语言表达、学英语……
伍春明规定自己，必须将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在日记本上，这样她就能看到自己上升的轨迹。日记本纸页间到处流露出励志、奋斗的言辞，时刻鼓励着伍春明。
伍春明经历的跌宕起伏与华南的繁荣与萧条息息相关，跟随着她故事的演进，张彤禾用全程式记录绘制出属于伍春明的东莞地图。一路走来她拥有各种身份，从工厂文员到部门主任，从直销人员到擅长弄虚作假的记者，然后自己开公司。她从来没有停下来，并且永远不会安于现状。
“我们还没有挣大钱。”伍春明说。“但是即便我挣到很多钱，也不会满意。挣钱，不代表生活全部的意义。”东莞的生活环境让她深谙生存之道，但她却仍旧在寻找一种不可描摹的生命意义。
以吕清敏和伍春明二人的生活经历为主线，张彤禾走遍了东莞打工者的天下，在她的《打工女孩》中，从人才市场到工业流水线，从集体宿舍到春运火车站，从城市到女孩们的故乡，从“八分钟约会”到“流水线英语”，每个女孩都在为逐步改善生活境遇而努力着，她们很少有时间抱怨，她们同老板发难的时候则意味着为个体的独立发出声音的时候；她们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设法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她们逐渐成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她们挑战了传统婚姻的要求；她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回归原来农村的生活方式。
“在工厂工作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不是一个对贫困的孤注一掷的回应。”张彤禾在书中说，“可以承认中国的工厂体制有巨大的问题，但同时也得承认这种制度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和利益。也许，中国工人应该得到的是我们的关注和兴趣而不是怜悯。”
然而，当这样的结论被张彤禾通过书写《打工女孩》公布于众时，质疑的声音随之而来。
批评声音纷至沓来
4月9日，在北京单向街书店，《打工女孩》中文版新书沙龙的现场，围绕《打工女孩》中所选取的调查对象“是否具有代表所有中国打工者的典型性”这个话题，引发了一场小型辩论，可以看做是质疑声音的汇总。
《方圆》记者还记得，前一天在北大未名讲坛举办的“张彤禾VS范立欣：中国打工者的困境与希望”交流会上，一个来自深圳的作为一家公司的HR（人力资源管理）的女士说过的话。
那位女士在深圳有着两年工厂的从业经验，她是作为一个招聘者去跟这些打工者接触的。在她看来，对于张彤禾在书中表达出的打工者乐观向上的整体趋势，是由张彤禾挑选的调查对象决定的，也是张彤禾本人的立场决定的。也就是说张彤禾的调查并不全面。
该女士对于打工者的生存处境持悲观的态度，她认为目前社会对打工者的关怀还是很少，并没有真正帮助打工者们解决什么问题。她任职的那家公司还在要求打工者们买社保，但是打工者们买了社保之后，待他们离开深圳回老家那天，也没法把钱带走——白白掏了血汗钱。
“虽然在不同经济环境下他们的处境也许会有些不一样，但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看，他们的生存还是艰难，有一些个体或许会在‘夹缝中’改变他们的生存境遇，但那也是少数。”那位女士说。
在新书沙龙的交流现场，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苏里也认为，张彤禾在书中得出的结论同他本人的观察和经验有很大区别。“中国的复杂，在于每一个人眼里可能都有一个不相同的中国。我刚才在听张女士谈她的创作的时候，发现她最初的观察与最后的结论其实是相互矛盾的。”
刘苏里非常欣赏何伟写中国的立场，他不只是在观察变化发展中的中国，而且还看到了发展背后的隐忧，但他却选择不做评价。就算是这些隐忧是他在无意中揭露出来的，但也能证明何伟具备像艺术家一样毒辣的眼光。而通过张彤禾的写作，刘苏里发现书中有个关于“左”与“右”相互拉扯的现象。“比如，你说工厂给这些女孩带来命运的改变——这是一个很“右”的结论；但你同时又指出，你在伍春明她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这明显有“左”的倾向在里面。”
《天南》杂志主编欧宁对张彤禾所写打工女孩的境遇有切身体会。因为自己就是广东人，并且在珠三角那边生活了差不多十几年，而她的妹妹大概在1988年的时候就从广东农村跑出来到深圳、宝安那一带打工。像书中的伍春明们一样，她妹妹在那里打工打了20多年，她们也热衷于自己选择恋爱对象、参加职业培训，不断地跳槽，寻求提高自己的方式。但在欧宁看来，那些培训机构、那些自我提高的方法，并没有帮助到她们多少，能够给她们社会升迁的空间还是很有限。
“所以说，书里的春明可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欧宁认为，今天中国的那种“利用廉价劳动力在这边加工，再返还到世界市场上去”的经济模式从2004年开始就已经看到衰退的端倪。深圳就是例子，它已经开始转型。现在要考虑的是，到了城市化的时代，怎样让这些打工者老有所归，“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农村的大后方建设好。”欧宁说。
“这本书就欠缺这样一个思考，而这思考的缺席是致命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涌入世界工厂，不仅仅因为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给他们带来了貌似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物质收入，其重要根源在于农村问题的无解。”网友“万物空转”在一篇评论《打工女孩》的文章《你只是没察觉出自己有多么主观》中提出了和欧宁类似的观点。
终究是“老外写中国”？
既然是质疑的声音，肯定还会有言辞更激烈的。张彤禾记得她在TED演讲完之后，看到网上有人指责她在与科技行业合伙企图永远奴役中国工人。“你努力让人聽起来像是工人想要这样的，来消减对中国工人的负面观点，令我作呕！”网上有人这样写道。
“的确，中国工厂条件苛刻艰苦。但是，中国工厂也使大批人改善了生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事实。这些相同的矛盾的事实也是一百多年前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特征。坚持黑白分明地看待中国反映了对于历史的无知和毫无想象力！”张彤禾回应。
这或许是《方圆》记者看到的到目前为止她最激烈的一次回应。从中可以看出，来中国之前，她已经做好了迎接质疑的准备。而这两天，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她则始终保持着温柔的语气娓娓道来。她总能用自己的实践来解释“为何那样书写”的原因。
当《方圆》记者问到，我们中国的打工群体，真的具备像吕清敏或伍春明那样的精神自觉吗？难道不需要靠引导吗？
“我最不喜欢别人说这个群体需要引导。”张彤禾拿出了实践者的口气，“她们完全了解自己的状况，知道自己要如何走下去，就算我跟她们相处两年，我也不能站在她们的位置上替她们决定。”
相似的话，写《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吕途也曾经说过。而张彤禾希望通过此书表达出的“她们也在追求很多东西”，或许就是著名学者汪晖所说过的，关于底层群体的“主体意识崛起的可能性”。
“敏于观察中国，却始终隔着层玻璃幕墙。”这是所有老外写中国的作品共同的一种状态“其实，书写现代中国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无解的命题。好多次，可能快要触及到事物的核心问题了，却因为种种局限，做了一个凑热闹的挠痒人。”
“我不是企图说通过伍春明等人的身上能看到所有，而是希望把她的概念通过这个故事讲出来。”最后，张彤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