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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请愿游行。在群情振奋的游行队伍中,同是清华大学学子的钱伟长与孔祥瑛相识了。钱伟长学的是物理,孔祥瑛则是中文系高材生。
孔祥瑛祖籍山东滕县,是孔子第75代孙。1934年,她考取清华大学文学院,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周刊》文艺部编辑,是朱自清先生比较钟爱的弟子。孔祥瑛的多才多艺让钱伟长非常欣赏,他们相互鼓励,经常一起到图书馆看书。学习之余,两人还在学校的林阴小道上谈古论今,时间一长,爱情在这对年轻人心中潜滋暗长。
但此时“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大学被迫南迁昆明。孔祥瑛跟随学校一路南行,钱伟长却因为没有盘缠,只得到天津市耀华中学当了名物理教师。一年后,钱伟长与孔祥瑛才在昆明西南联大会合。
1939年8月1日,在钱伟长的导师吴有训先生的主持下,钱伟长、孔祥瑛喜结连理,拉开了他们长达61载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涯。
1940年夏,钱伟长告别身怀六甲的妻子,从上海启航,开始了公费留学生活。
钱伟长在国外争分夺秒潜心求学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国内的妻儿。孔祥瑛在接到丈夫饱含深情富有文采的家信的同时,也总能收到他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外汇。
由于钱伟长的出色成果,多伦多大学于1942年授予他博士学位。同年,他来到美国,在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员。
抗战胜利后,钱伟长以探亲为由回国,孔祥瑛带着6岁的儿子元凯来接丈夫,一家人紧紧相拥。孔祥瑛当晚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久别七年重相聚,自有一番凄苦与欢乐。”
新中國成立后,钱伟长和孔祥瑛怀着满腔热情,一起参与了清华大学的复兴。钱伟长进入了他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孔祥瑛也担任了清华大学附中的校长。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钱伟长雄心勃勃地攀登新高峰的时候,一场历时二十余年的苦难落到了他的头上。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极不合理的待遇。孔祥瑛因为不能与当清华大学校长的“右派”丈夫划清界限,不能再担任附中校长,只是担任地理老师。对此,她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地关心呵护着丈夫。看到钱伟长情绪有些低落,她就柔声鼓励丈夫,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国家将在不久之后走向正轨。
在妻子的激励下,每天改造回来,钱伟长都把窗户蒙上,一个人埋头苦学,孔祥瑛默默地做着家务,还不忘给丈夫添茶续水。忙完杂事儿,她也会埋首书卷。静静的家里,外边的喧嚣与他们无关,钱伟长很陶醉这种“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意境。
在这样的环境下,钱伟长以非凡的毅力,推导了一万二千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其中不少很有实用价值,也是前人所未知的。
1966年“文革”风云初起,孔祥瑛也受到了红卫兵的猛烈冲击,她甚至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面对人身侮辱,孔祥瑛痛不欲生,自身难保的钱伟长怕妻子出意外,除了对妻子的行动格外留心外,还经常和妻子谈心:“别跟那些学生娃娃计较,他们受人愚弄了,横行霸道的人没有好下场的!”
可到了后来,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钱伟长受到了更大冲击,终日受到批斗谩骂、进行劳动改造。在外边批斗了一天,钱伟长只剩下一个温暖的“港湾”——他那个虽历经风雨却坚如磐石的家。
但是,很快他们一家五口被勒令搬出原来的住所,搬进了两个阴暗潮湿的房间。为了给大批书籍留下安身之地,他们被迫变卖了一些家具。
不久,红卫兵的两派打起了“内战”,钱伟长一家所居住的照澜院16号成了造反派的“武斗战场”,不时传来枪弹的呼啸声。邻居纷纷搬离,但红卫兵却不允许钱家搬走。
在如此恐怖的氛围中,钱伟长和妻子相互安慰,在人生的逆境中,他俩就像失去了泉水的两条鱼,用各自有限的唾沫润泽着对方。
“文革”结束后,年近七旬的钱伟长感到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到来了。他更加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工作。
此时,孔祥瑛已经退休,她几乎承担起全部家务。为了不打扰丈夫的工作,她连电视机都没有买。
每当钱老工作累了,孔祥瑛就拉着他到外边散步,打打羽毛球,锻炼一下四肢的灵活度。钱老空闲时,二人还就文学、历史、艺术作深入的探讨。
钱老是个资深足球迷,只要赶上世界杯,他不但场场必看,而且对各国主力球员的位置、打法了如指掌,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记得一清二楚。孔祥瑛没有阻止钱老半夜爬起来看球,只是提醒他白天一定要把觉补过来,还买来各种营养补品,让钱老保持旺盛精力。
1982年底,钱老以70岁高龄出任上海大学校长,孔祥瑛成了钱老的生活秘书,随时照料他的饮食起居。钱老在家也经常伏案工作,柴米油盐一概不管,甚至不大会花钱。
在孔祥瑛眼里,钱老性情率真得像个孩子,时时需要她的呵护。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上世纪90年代,没想到孔祥瑛身体先出了状况,需要长住医院治疗,钱老以九旬高龄之身,依然忙于学校的公务。
有一次,钱老赴京开会,突患小中风,被送进一家医院治疗。哪知他闹着要回上海治疗,医院无奈,派医生护送钱老坐飞机回到上海,并入住华东医院。他的主治医生责怪道:“你这么大年龄,还敢坐飞机回来,真是不要命了!”
这时,钱老才说出了他的“小算盘”,他不想在北京治病的原因,是放不下正在住院的白发老妻。钱老的病稍有减轻,他便坚持去看望病榻上的老伴。一对相伴60载的白发老人执手相看,互相叮咛,那种场面感人至深。
然而,上苍无情,钱老的一腔深情没能挽留住妻子,她还是先他而去了。整整三年,钱老没有从丧妻之痛中恢复过来,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如今,钱老也驾鹤西去,到另一个世界和爱妻相聚。
(责编:辛娅)
孔祥瑛祖籍山东滕县,是孔子第75代孙。1934年,她考取清华大学文学院,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周刊》文艺部编辑,是朱自清先生比较钟爱的弟子。孔祥瑛的多才多艺让钱伟长非常欣赏,他们相互鼓励,经常一起到图书馆看书。学习之余,两人还在学校的林阴小道上谈古论今,时间一长,爱情在这对年轻人心中潜滋暗长。
但此时“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大学被迫南迁昆明。孔祥瑛跟随学校一路南行,钱伟长却因为没有盘缠,只得到天津市耀华中学当了名物理教师。一年后,钱伟长与孔祥瑛才在昆明西南联大会合。
1939年8月1日,在钱伟长的导师吴有训先生的主持下,钱伟长、孔祥瑛喜结连理,拉开了他们长达61载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涯。
1940年夏,钱伟长告别身怀六甲的妻子,从上海启航,开始了公费留学生活。
钱伟长在国外争分夺秒潜心求学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国内的妻儿。孔祥瑛在接到丈夫饱含深情富有文采的家信的同时,也总能收到他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外汇。
由于钱伟长的出色成果,多伦多大学于1942年授予他博士学位。同年,他来到美国,在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员。
抗战胜利后,钱伟长以探亲为由回国,孔祥瑛带着6岁的儿子元凯来接丈夫,一家人紧紧相拥。孔祥瑛当晚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久别七年重相聚,自有一番凄苦与欢乐。”
新中國成立后,钱伟长和孔祥瑛怀着满腔热情,一起参与了清华大学的复兴。钱伟长进入了他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孔祥瑛也担任了清华大学附中的校长。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钱伟长雄心勃勃地攀登新高峰的时候,一场历时二十余年的苦难落到了他的头上。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极不合理的待遇。孔祥瑛因为不能与当清华大学校长的“右派”丈夫划清界限,不能再担任附中校长,只是担任地理老师。对此,她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地关心呵护着丈夫。看到钱伟长情绪有些低落,她就柔声鼓励丈夫,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国家将在不久之后走向正轨。
在妻子的激励下,每天改造回来,钱伟长都把窗户蒙上,一个人埋头苦学,孔祥瑛默默地做着家务,还不忘给丈夫添茶续水。忙完杂事儿,她也会埋首书卷。静静的家里,外边的喧嚣与他们无关,钱伟长很陶醉这种“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意境。
在这样的环境下,钱伟长以非凡的毅力,推导了一万二千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其中不少很有实用价值,也是前人所未知的。
1966年“文革”风云初起,孔祥瑛也受到了红卫兵的猛烈冲击,她甚至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面对人身侮辱,孔祥瑛痛不欲生,自身难保的钱伟长怕妻子出意外,除了对妻子的行动格外留心外,还经常和妻子谈心:“别跟那些学生娃娃计较,他们受人愚弄了,横行霸道的人没有好下场的!”
可到了后来,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钱伟长受到了更大冲击,终日受到批斗谩骂、进行劳动改造。在外边批斗了一天,钱伟长只剩下一个温暖的“港湾”——他那个虽历经风雨却坚如磐石的家。
但是,很快他们一家五口被勒令搬出原来的住所,搬进了两个阴暗潮湿的房间。为了给大批书籍留下安身之地,他们被迫变卖了一些家具。
不久,红卫兵的两派打起了“内战”,钱伟长一家所居住的照澜院16号成了造反派的“武斗战场”,不时传来枪弹的呼啸声。邻居纷纷搬离,但红卫兵却不允许钱家搬走。
在如此恐怖的氛围中,钱伟长和妻子相互安慰,在人生的逆境中,他俩就像失去了泉水的两条鱼,用各自有限的唾沫润泽着对方。
“文革”结束后,年近七旬的钱伟长感到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到来了。他更加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工作。
此时,孔祥瑛已经退休,她几乎承担起全部家务。为了不打扰丈夫的工作,她连电视机都没有买。
每当钱老工作累了,孔祥瑛就拉着他到外边散步,打打羽毛球,锻炼一下四肢的灵活度。钱老空闲时,二人还就文学、历史、艺术作深入的探讨。
钱老是个资深足球迷,只要赶上世界杯,他不但场场必看,而且对各国主力球员的位置、打法了如指掌,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记得一清二楚。孔祥瑛没有阻止钱老半夜爬起来看球,只是提醒他白天一定要把觉补过来,还买来各种营养补品,让钱老保持旺盛精力。
1982年底,钱老以70岁高龄出任上海大学校长,孔祥瑛成了钱老的生活秘书,随时照料他的饮食起居。钱老在家也经常伏案工作,柴米油盐一概不管,甚至不大会花钱。
在孔祥瑛眼里,钱老性情率真得像个孩子,时时需要她的呵护。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上世纪90年代,没想到孔祥瑛身体先出了状况,需要长住医院治疗,钱老以九旬高龄之身,依然忙于学校的公务。
有一次,钱老赴京开会,突患小中风,被送进一家医院治疗。哪知他闹着要回上海治疗,医院无奈,派医生护送钱老坐飞机回到上海,并入住华东医院。他的主治医生责怪道:“你这么大年龄,还敢坐飞机回来,真是不要命了!”
这时,钱老才说出了他的“小算盘”,他不想在北京治病的原因,是放不下正在住院的白发老妻。钱老的病稍有减轻,他便坚持去看望病榻上的老伴。一对相伴60载的白发老人执手相看,互相叮咛,那种场面感人至深。
然而,上苍无情,钱老的一腔深情没能挽留住妻子,她还是先他而去了。整整三年,钱老没有从丧妻之痛中恢复过来,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如今,钱老也驾鹤西去,到另一个世界和爱妻相聚。
(责编:辛娅)